死若烏有，生又何歡？

　　林：當然，宗教了生死，涉及的是一個最根柢的超越性問題：“死若烏有，生又何歡？”死如果是斷滅的話，你跟某些人講“人死留名，雁過留聲”，對他是沒有說服力的。

　　孫：爲什麼呢？

　　林：死後留名，是別人印象中的，說穿了，跟你還是兩碼事，如同別人印象中的你跟你本人是兩碼事一樣。所以如果沒從這一點翻轉再進一層，儒家的觀念會面臨一個論理的困境。

　　孫：什麼樣的困境？

　　林：就是我既然死了，無感知了，別人看我怎樣也就無意義了，所以我盡可以任意而爲，最後不是落于享樂，就墮于虛無。《孟子》爲解決這個論理困境，就從一種純粹的體會入手，所謂“恻隱之心人皆有知”，以此來說明許多事仍有它的先天性，不是你想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的。這種說法固然有道理，有些生命的道理本就不是靠辯證推理而是靠觀照得來的，但問題是這個說法也有局限。因爲盜匪也可以覺得人性本惡，所以他這樣做也是生來就該如此的，你怎麼跟他強調善比起惡就有它的先驗性與根柢性，仍然會有論理的難題。而這也就是儒家的倫理面對社會變革時，常顯得蒼白無力的原因。

　　孫：但是難道不是在失序的社會，才會有儒家熱這一說嗎？大陸這邊正好在熱這個。

　　林：儒家的道理在你們這邊到處被人宣說，從我的角度，也不一定是儒家內在能量發揮了作用。它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個失序的社會對重建秩序的迫切心情一一因爲沒有傳統了，我們在尋找傳統。

　　孫：但一想到要建立秩序首先想到的是儒家，也能說明一些問題。

　　林：儒家的確是最強調社會秩序性的，更何況它在中國曆史上有根柢的重要性，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它，但也因此，我們對儒家的局限性就談得不多。這點要能跳出中國，從別的文化來看，就會看得更清楚一些。

　　孫：就是中國的文化中，宗教的部分還是弱？

　　林：诠釋中國文化，我的論點看來粗略直接，卻還是有效的。在這裏我們不能忽視儒釋道叁家的力量：儒家的社會性、道家的美學性以及佛家的宗教性。只有讓這叁者成爲叁角，才能構成完整的中國人格。佛家傳入中國後，曆史中許多偉大的生命都是兼具叁家的，只不過不是等邊叁角形就是了。你從徐複觀身上可以看到，他儒家的影子很大，佛道色彩一點點，淡薄，但也不是沒有；張大千，佛道的色彩濃一些，儒道的少一點；南懷瑾，以佛家爲本，叁角形比較平均，我自己，佛家的影響占大部，道家一些，與儒家的情性對應就少，從這裏，可以看出每人情性的偏重。由此，解讀文化特質與生命軌迹就容易上手。不過，有句話說：中國人，年輕時是儒家、中年時是道家，晚年時是佛家。這種軌迹，在許多文人、知識分子身上的確都看得到。王維、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爲什麼他們最終會成爲佛教徒？就是人到了必須面臨離去的時候，會意識到這個問題對他生命根柢性的重要。宗教的死生排序就是把這個重要性拈提出來。

　　孫：那再回到“死若烏有，生又何歡”這句話上。如果佛教是講輪回的，生生不滅，有這個信念的話，其實生是得到了很大延展的。但是不是又沒有終點了，人又如何警醒地活呢？

　　林：輪回是一個生死不滅的概念。“死若烏有，生又何歡”是說如果我們認可死了就都化爲烏有，其實什麼客觀價值都建立不起來。因爲你幹什麼不就白搭嗎？但我們爲什麼還要學習知識要求進步，即使是想建立現世價值的努力背後，都隱然存在著生命不會斷滅的信念。

　　孫：僅僅是信念？

　　林：我們設想著未來，才有今日的努力，假設一切的存在對我死後仍有意義，是把現在的感覺延伸至死後，這裏就存在著生命不滅的想法，也就是說你所有的努力都表明你信。否則你盡可以是完全的享樂主義者或徹底的虛無主義者。你還不是嘛，遇到不順，你會問“我爲什麼這麼倒黴？”別人打你一下，你還知道躲，說明你都有設想，只是一般人這點設想隱在裏面，宗教把它說開、把它诠釋了，甚至把它印證了。有了這種生命不斷滅的體會，你就更知道這一世該如何活，因爲所有的事情都不只是看眼前，它還有過去、未來，而這過去、現在、未來的輪轉有它的律則，有它的客觀性在，佛家把這叫法，這客觀性讓人生不能只是自己說了算，不能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你只能依法而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