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對精神危機的解釋

　　中國曆史上有叁次大的外來文化輸入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佛教的傳入。佛學傳入中國的時間與基督教誕生時間差不多，約在公元前一世紀初，正是我國漢朝時期。佛學在中國經過叁百年並沒有興旺，當時宗教思想以道教爲主，而儒家學說才是支撐人們精神的支柱。兩晉時期，文化中心向南遷移，佛教才開始受到人們的歡迎。到隋唐時期，佛教達到鼎盛，禅宗則成爲佛教的一個重要宗派，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至唐後期，禅宗幾乎取代了其他宗派，禅學成爲佛學的同義詞，影響及于宋明理學。

　　第二次浪潮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傳入。基督教最早在唐朝傳入中國，經過元明清，頑強地在中國輸入了1000多年，但不斷受到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的阻擊。近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殖民運動也與基督教的傳入有關，對其傳播産生了一定的作用。

　　第叁次浪潮是現代西方思想的傳入。這是由五四時期開始的，“打倒孔家店”，實際上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新文化運動改變著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對當時青年人影響尤其深遠。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反對封建主義。內容上提倡新文學，即人的文學，反對舊文學，反對“文以載道”和“代聖賢立言”；形式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白話文對傳統文化的打擊是致命的，它使參加運動的前後兩代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使用著不同的語言，從而斷絕了新一代與傳統的聯系。這種浪潮延續至今，現在的心理學也是西方傳入的學科。

　　禅由印度輸入中國，再從中國輸出至國外。禅在梵文中意思爲靜思、靜慮。坐禅的曆史比佛教曆史更爲久遠。坐禅的由來源于欲求不滿，心理的追求無法實現。印度屬于熱帶國家，因而許多人喜歡靜思冥想，解除酷熱，強身健體。而禅發展到中國，不僅是一門強身健體的技術，更重要的是禅詩成爲了一種思想文化。

　　釋迦牟尼曾說過“人生在世，享受越多就越害怕”“人赤裸裸地來赤裸裸地去”等哲語，他認爲生活越好，死時就越痛苦。而人在世界上究竟是痛苦的還是快樂的呢？想到這種問題時，印度人就去靜坐，借以消除內心的不滿和欲求。

　　禅有何益處呢？回答是可以“暫抛煩惱”。釋迦牟尼關心人類終極關懷的觀念，希望悟透天地真理。在印度教中存在輪回說，提出人、神等不同的境界，提出了人如何修煉、解脫，如何能不受束縛，到什麼樣的境界可以看透一切等。

　　適應境界，順其自然，是自我解脫之道，也是一種原始的自我解脫之道。佛教中提出“四谛八正道”，認爲世上的一切現象都很痛苦，快樂是對痛苦的錯誤理解或痛苦的表現形式。痛苦的最大理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自我，“我是誰？我有什麼樣的地位”等。總之，人無法脫離自我的欲求，因而會産生痛苦。

　　真正成爲東方文化支柱的禅，大致始于六世紀的中國。當時，中國一個有名的學者神光，由于他不滿足已有的理論說教，特別是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理論，求教于嵩山少林寺中從印度來中國傳播印度宗教文化的禅師—達摩。從心理咨詢的角度講，神光相當于“求詢者”，達摩相當于“咨詢師”。達摩乃印度高僧，在寺中面壁修煉九年。初始神光來咨詢時，達摩並未理睬神光。神光感到深深的不安和苦惱，于是他再次拜訪。一天夜裏天降大雪，神光站在門前，雪蓋住了膝蓋，達摩深受感動，問其何以如此。神光眼含淚水，要求這位高僧爲其解決精神中的苦惱、不安以及生命中的困擾。達摩說：“你要解決苦惱和困擾，追求智慧之路是非常艱難的，這是沒有毅力和決心的人所達不到的。”神光聽了撥出利刃，斬斷左臂，置于達摩面前。這就是有名的“慧可斷臂”(慧可即神光)的故事。神光的行爲表示了他的決心，此時達摩才收其爲學生，取名“慧可”。後來，達摩被人稱爲“始祖”，慧可被稱爲“二祖”。

　　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看來，人的矛盾沖突在于人的內部存在著欲求不滿，意識和潛意識發生了沖突，本我和超我發生了矛盾。精神分析學從人的主體內心來分析，它認爲，意識和潛意識、本我和超我和諧的時候，個體就處于適應狀態，即達摩所說的安心的狀態。禅認爲，人在痛苦和不安時，主體的自我和客觀環境在內心産生矛盾沖突，于是就導致了不適應。只有解決這一沖突之後才能達到適應，因爲禅的目標就是解決主客體的不協調、分離或沖突。禅要人認識自我是什麼，客觀的世界是什麼，即“調整自我”，使自我內心適應這個客觀的世界。

　　禅與精神分析相同的地方在于指明了要解決人的心理危機，首先要深入到人的內省去。

　　慧能是達摩之後中國最偉大的禅師，他把禅和頓悟發揮得淋漓盡致。一天，一挂單的和尚向慧能求詢：“如何能擺脫精神的痛苦，找到真理。”慧能一語中的地說：“來的是什麼東西？”這句話使這個和尚費了八年的時間才得到答案：要解脫痛苦，先要把自己的主體拿來。又有一次，慧能問求詢者：“父母未生你之前的面目是什麼？”即：你向我要求擺脫自己的痛苦，在你的自我意識中，當自我還沒有區分主客體之前，你是什麼？你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和諧、適應。因此，順應自然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