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我的閱讀和寫作的範圍及其性質來看，好像非常龐雜。其實我在臺灣南部閱讀《大藏經》的階段，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思想路線。我必須承認，受到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兩人很大的影響。到了日本，撰寫論文期間，也受到蕅益大師的影響。我在前面已經講過，蕅益及太虛兩人，都有佛法一體化的所謂“圓融”的主張，那也就是中國本位佛教的特色。我是中國人，我對中國的佛教不能沒有感情，所以不僅能理解他們的用心，也很佩服他們的用心。中國佛教，應該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才對。至于印順法師，他是從印度佛教的基礎來看佛教的發展，所以他並不因爲自己是中國人而對中國的佛教做偏袒的理解。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是淵源于《阿含經》及《中觀論》，那就是以“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爲他的立足點，然後再去博涉印度的大小乘佛法以及中國的各宗派思想。

　　我在行持上，主張采用原始佛教的精神，也就是以戒、定、慧的叁學並重，所以我開始對佛學做比較深入的探索之時，就是從戒律的問題著手，然後研讀各種禅數之學的禅經禅籍，從印度的次第禅觀到中國禅宗的頓悟法門。事實上《阿含經》的本身就是在闡明慧學的同時，也在宣揚定學，而定學必須要有戒學的基礎和慧學的指導，否則，不落于魔境，便滯于世間禅定而不得解脫。

　　我在慧學方面，是從印度佛教的原始聖典《阿含經》入手，對于《阿含經》中所說“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的緣起緣滅的道理，印象非常深刻，故當我解釋或說明佛法根本義理的時候，一定會從這個立足點上出發又回到這個立足點來。就是我現在所弘傳的禅學，若以中國禅宗祖師們留下的文獻來看，是屬于如來藏系統的思想，可是我把佛法回歸到緣起性空的原點，不論在修行方法的指導和修行理念的疏通，我都會指出最基本的立場，那便是所謂叁法印：“無常、無我、寂靜。”如果偏離叁法印的原則，那就很容易跟外道的常見和斷見混淆不清了。

　　至于我自己的專攻，所花時間比較多的，用心比較深的，只有兩個項目：

　　第一，是大小乘戒律學的探究。我寫第一本比較學術性的著作，就是《戒律學綱要》，在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召開的第一、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中，我所發表的論文，也是戒律的範圍。我自從一九六五年出版《戒律學綱要》以來，繼續撰寫與戒律相關的文字，收于《學佛知津》中的有十六篇，集于《佛教製度與生活》中的有八篇，我的目的不在于複古泥古，乃在尊古而切合時代的實用。例如當我發現釋迦牟尼佛時代的叁皈五戒，是所有在家信衆共同必守的正確信念及生活軌範，到了中國，五戒竟成了很難遵守的條文。另有沙彌十戒及八關戒齋，應該是輕而易持的，到了中國竟會變得相當困難。比丘比丘尼戒在佛世的印度，不是那麼嚴格得無法實施的，到了中國，竟會讓人覺得沒有幾位僧尼能夠持戒清淨。菩薩戒的彈性很大，可是到了中國，被幾種菩薩戒經的不同要求，弄得徒有具文。如果能夠掌握了大小乘戒律的製戒原則及其持守精神，便不難將之實用到我們現代人的生活中來。這是我要研究戒律並撰寫戒律的動機。

　　第二，是跟我博士論文的主題相關，那就是明末的中國佛教，對于當時特定人物的研究，以及特定主題項目的研究，是曆史的，也是思想的。以現代化的治學方式來研究中國佛教，先進的日本及歐美學者們，已做得不少，但他們所著眼的，多是以中國古代的資料爲主。對近世的明清佛教迄于二十世紀的現代佛教，尚少有人探索。其實在明末清初的階段，中國佛教界出了許多大師級的僧俗學者，並且影響到現代中國佛教的成長延續。不論是義理之學及應用之學，包括禅、戒、淨土、天臺、華嚴等思潮，從傳統的立場，來看現代的中國佛教，多多少少都可以在明末的佛教思想中，得到消息。可是，正如我在《明末佛教研究》的〈自序〉中所說的那樣：“在我的學位論文問世之前，學界對于明末的佛教，尚是一塊等待開發的處女地。”目前雖在美國及我國內，已有幾位學者，把研究重點置于明清的佛教，但是明清佛教的資料非常豐富，尚有待于研究的項目很多，我僅抛磚引玉而已。

　　在對于宗教學的探索，那是我二十五歲至叁十七歲之間的興趣，到一九六八年之後，我就把它放下了。

　　有關于禅學，我沒有做多少學術性的研究，雖然我被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Kenneth Kraft博士邀請，爲他所編的Zen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禅的傳統和演變》)一書，寫過一篇名爲〈坐禅〉的論文，從曆史的觀點談坐禅的演變，由美國的Grove Press于一九八八年出版。我也寫過〈禅與禅宗〉、〈壇經的思想〉，發表于《中華佛學學報》，但我畢竟不是以禅學作爲研究題材的專家，我只是用禅宗的資料來傳播禅法的修行。雖然我已以中、英文出版了有關于禅的著作十多本，而那都是實用性的觀念指導和方法指導。

　　我也在《中華佛學學報》上發表過〈密教的考察〉及〈淨土思想之考察〉，在留學期間曾經寫過〈天臺思想的一念叁千〉等論文；近年以來，我也留心藏傳中觀應成派的佛學思想，故于一九九二年秋，出版了一冊《漢藏佛學同異答問》，卻多是我的副業，不是我的專門。

　　從整體思想而言，我不屬于任何宗派與學派，但當我講解某一部經、某一部論或某一部中國祖師們的著作之時，我不會用原始佛教的觀點來解釋他們，他們怎麼講，我也怎麼說，而是用他們自己的思想來介紹他們的思想。例如我講華嚴的“五教章”時，不會用《阿含經》或《中觀論》的觀點來批判它，我講《大乘起信論》、《圓覺經》時，也不會用唯識學的觀點來說明它們，而我在講《成唯識論》時，也不會用如來藏的思想跟它混淆。

　　直到現在爲止，我並沒有宗派，我並不一定說自己是禅宗的禅師，或是那一宗的法師。如果把佛法的源流弄得比較清楚，回歸佛陀時代的根本思想，那就可以把自己跟全體佛教融合在一起，能夠理解、同情，和承認各系各派的各種佛教思想，而不會受到他們之間彼此互異各執一是的影響。應該說：我是站在十字路口的街沿上，看風光宜人的各色街景，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