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

　　 一九六四年是玄奘法師逝世一千叁百周年。我國佛教徒于各地名山道場舉行隆重法會來紀念這位一代人天師範。本刊自本期起，將陸續發表有關玄奘法師的慧業功德的文章，以志紀念，以勵同道。——編者

　　《大唐叁藏聖教序》上，稱贊玄奘法師求經、弘法的勞績，說他“周遊西宇十有七載，窮曆道邦，詢求正教，……爰自所曆之國，總將叁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這寥寥幾筆，足以槪括地勾出他一生事業的輪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大都驚震于法師“乘危遠邁，杖策孤征”，[附注1]“所經五萬余裏”，[附注2]那種堅苦卓絕的行爲，但對中國和世界的佛學來說，法師的真正不朽的成就，實在于他“截僞續真，開茲後學”[附注3]的譯經事業上。

　　玄奘法師結束西遊、回到祖國以後的主要事業，就是翻譯經論。他于回國那一年(六四五)的春間，就著手計劃征集名德，組織譯場，入夏開始從事翻譯，一直到他人寂(六六四)的前一個月爲止，前後曆時將近二十年，始終專志不懈地獻身于譯經工作。他所譯的叁藏要典，自從最初住弘福寺，創譯《大菩薩藏經》開始，中間經過移住慈恩寺、西明寺的翻經院，直到最後定住北山玉華宮，譯完《大般若經》爲止，前後所出大小乘經、律、論等，共七十五部，總計一千叁百叁十五卷(詳目見《開元釋教錄》卷八)。別撰《大唐西域記》一部十二卷。不但譯笈之富、譯筆之精、超過前後諸譯師，而且法師在這麼長的歲月內翻譯工作之進行，是有系統、有計劃的。從其前後所出諸重要經論的次第上，可以看出他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傳譯的用意，而分爲叁個段落[附注3]:

　　開頭一個階段，始于法師回國那一年到貞覌末葉的五年間(貞覌十九至二十叁年，即公元六四五——六四九年)。在這一階段內，法師首先以他發心赴印願切求取的《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爲中心，從事翻譯大乘瑜伽學系的“一本、十支”諸論書。計出瑜伽學的根本論典《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和要約瑜伽法義，明染淨以立教之旨的《顯揚聖教論》二十卷；發展瑜伽學說，特闡所知依，開創唯識學的《攝大乘論》叁卷，及此論的世親、無性的釋本各十卷；綜括瑜伽法門，以叁科爲宗，建立法相學的《阿毗達磨雜集論》十六卷；別廣唯識義理的《唯識叁十論(頌)》一卷；隨出略錄瑜伽本地分的名數、境事，分別明一切法無我和無我唯法義的《百法明門論》和《五蘊論》各一卷。瑜伽之學統攝叁乘，而歸趣所在乃在菩薩乘，法師爲宣揚勝業，故于開譯之初，特鄭重其事，首先譯出他西遊途中得之于中印吠舍厘國、吠多補羅城[附注4][附注5]，開示菩薩行綱領的《大菩薩藏經》二十卷(後菩提流志收編于《大寶積經》內，爲第十二會)，標出所宗。瑜伽之極果究竟于佛地，同時譯出《佛地經》一卷。接著複出代表那爛陀寺瑜伽學說，總結了發揮大覺地所依、所攝、所行境界諸義的《佛地經論》七卷。瑜伽學著重踐行，特出彌勒菩薩集菩薩諸學處而成的《菩薩戒本》及《菩薩戒羯磨文》各一卷，以示大乘戒之通軌。又重出瑜伽學抉擇境、行、果所據的《解深密經》完本五卷。還譯出和瑜伽學說立異的清辨論師的《掌珍論》二卷，以供參考。又出專明思辨真似、論議立破理則的《因明入正理論》和《因明正理門論》各一卷，爲因明學奠下基礎。

　　次一個階段是從高宗永徽元年到顯慶四年的十年間(六五○——六五九)。在這一階段內，法師以代表小乘毗昙最後結論的《俱舍論》爲中心，譯出世親菩薩的《阿毗達磨俱舍論》叁十卷，以及和《俱舍論》有關的有部諸重要論書。在《俱舍》以前的有部重要論書，有所謂“一身六足”，法師譯出了被尊爲“一身”的《阿毗達磨發智論》二十卷，和對《發智論》廣事解釋的《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二百卷，以及“六足”內的《阿毗達磨識身足論》十六卷，《法蘊足論》十二卷，《品類足論》十八卷。在《俱舍》以後的，譯出衆賢論師批評《俱舍》，爲有部辨護(因爲《俱舍》不滿于有部執實之說，采取經部義有所抑揚)的《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及略出《順正理論》正宗義的《阿毗達磨顯宗論》四十卷，以及代表後來有部思想趨于極端的《入阿毗達磨論》二卷。法師在這階段之初，先出無著菩薩結大乘毗昙之終的《阿毗達磨集論》七卷，最勝子論師造的《瑜伽師地論釋》的卷首一卷。中間還譯出大乘中覌學說的要典、即聖天(提婆)菩薩的《廣百論》(相當于《四百論》的後分)一卷，及對此論用瑜伽學說來解釋發揮的護法論師的《廣百論釋》十卷。另出世親菩薩成立愛非愛緣起說的《大乘成業論》一卷，陳那論師成立唯識相分唯在心內的《覌所緣緣論》一卷。最後，法師還以窮極發展瑜伽學說的用意，采納其高足窺基的建議，將印度注釋世親菩薩《唯識叁十論(頌)》的十家論書糅纂爲《成唯識論》十卷，而以護法論師之學折衷衆說，對于各項法義都作了抉擇的結論，以指示瑜伽學之究竟。

　　第叁個階段是在高宗顯慶五年到麟德元年(六六○——六六四)的最後四年間。在這末了一個階段內，法師以編譯《大般若經》爲中心，譯出《大般若經》四處、十六會，全部總六百卷。法師之出《大般若經》，蓋具有將瑜伽學說上通于般若的用意。他在這期間內，特重譯瑜伽學系分別中道義的《辨中邊論》叁卷。世親菩薩于論首解釋“虛妄分別有”二頌，即說“如是理趣妙契中道，亦善符順《般若》等經”，以表示他所信解的大乘中道義乃是一貫中覌、瑜伽兩系學說的看法。又出世親菩薩成立唯識無境義的《唯識二十論》二卷，以之和《唯識叁十論》相輔而行。還補譯“六足”中之《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二十卷，《界身足論》叁卷，法救論師解釋世友尊者《五事論》的《五事毗婆沙論》二卷。又重譯關于部派佛教的首要史料《異部宗輪論》一卷。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法師在整個譯經事業中，無論那一個階段，都注意到各家學說的來龍去脈，而作了完整的介紹。吾人可以在他的譯籍裏了解到印度佛學的全貌，而他一生積學，雖沒有專著遺留下來，也于此可見其深廣的造詣。這由于他在國內時，已遍訪名德，究通諸部，窮盡當時各家的學說，他之發願西行，完全出于切求《十七地論》，欲以解決他在國內參學中所遇到的疑難問題。加之他好學不倦，志切窮究，他在遊曆西域和五印期內，除在中印那爛陀寺停留五年，專從戒賢叁藏學習外，余時行迹所及，遇有高僧大德，他都逗留參學，廣事詢求。從《慈恩傳》的記載來看，他所從問學的名師之可考者達十四人之多，學習的成就也遠遠超過了印度一般學者的水平，對于印度的佛學，可說是全面通達的。因而他所計劃傳譯的經論，亦綜赅一切，具有極廣闊的規模，極豐富的內容。法師求法的本願，原想把學到的用來衡量舊傳諸異說，解決疑難，故在傳譯上還抱有糾正舊失和傳播新知的用意，所以他所譯的以論藏方面爲多，學術性特強，這可說是法師譯經事業最顯著的特征。

　　法師在那爛陀寺學習期內，曾特別騰出時間，專學婆羅門《聲明記論》，熟習雅詞，通其變化，和印人交談，“清典逾妙”[附注5][附注6]，在那爛陀寺叁千學僧中號稱智囊。每當講論，法衆“睹其唇吻，聽其詞義，皆彈指稱慶”[附注6]。法師在印時，曾用梵文撰成《會宗論》叁千頌，《製惡見論》一千六百頌，《叁身論》叁百頌，傳誦一時，鹹共嗟賞。法師對祖國文字原有很精湛的造詣，兼娴梵書，就更利于傳譯。法師所翻經論，特重文、義都切合于原典，譯筆精確透徹，竭盡信、達之能事。本來，中國之稱“翻譯”，意謂如翻錦繡，正背兩面都有同樣的花紋，只是左右異向而已。法師所翻經論，華、梵吻合無間，堪稱翻經極軌。又中國譯經通例，由執本者刊定文義，付之口譯、筆受，是稱譯主。古譯時期，主其事者多爲西域僧人或僑民，他們對于漢地語文大都隔閡，依靠傳語者爲之轉譯，自不免有不盡不實之處。舊譯時期，譯主雖仍多外人，但特出的譯師如鸠摩羅什、求那跋陀羅等，都娴漢語，所以翻譯能表達原意。接著漢僧亦有谙習梵文的，如法顯、寶雲等，或贊助譯事，或獨立翻譯，譯文質量隨之提高。到了法師，以久遊印度，洞曉原典，梵漢兼精，開始自任譯主，不再依靠外人。《續高僧傳》說，前代以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翻同漢言，然後譯人整理文句，中間不免有所增損，致違原意。只有玄奘法師所翻的，一切出于奘旨，意思獨運，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誦習。因而開創一種新的譯風，在中國譯經史上開辟了前無古人的新譯時期，法師在譯經事業上之空前卓越的成就，已是史有定論了。

　　法師對于譯經事業，很注意譯場組織之完備。他于回國之初，會見太宗于洛陽時，除表示專志譯經外，同時還要求羅致賢明，組織譯場。當時太宗認爲法師唐梵具贍，詞理通敏，將恐余人參與，徒揚仄陋，無補于譯事。而法師再叁要求，堅持集中人力，分工合作，認真從事，以示信于後代[附注6]。他于進住長安弘福寺之初，就根據所計劃的譯場組織，條疏所需證義、綴文、字學、證梵、筆受、書手等人數，申請征集各方大德。不久就召集到證義大德、谙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重的靈潤、文備等一十二人，綴文大德棲玄、明浚等九人，及字學大德玄應，證梵語大德玄暮等。其余筆受、書手等，並由所司供給，可以想象當時譯場的規模。這是法師吸取曆代譯場的經驗而定出來的製度，使工作程序、態度益臻謹嚴，是新舊譯時期的規模截然有別，也是法師在譯經事業上能取得偉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法師于譯出上述諸叁藏要典外，他還于回國之第二年(六四六)，編撰《大唐西域記》十二卷，這是應太宗的要求，就親曆見聞所及，組織材料，口授門人辯機綴文而成的。它雖以遊曆見聞爲主，而談及各國的疆域、史迹，多取材于西域和印度古笈，或就地訪問耆舊所得，仍屬編譯體裁。本書記述西域和印度的佛教古迹以及當時佛教的傳布情況，極爲詳盡。對于印度佛教曆代諸大論師，都備載其學行和諸重要論書的製作因緣，記述範圍上下涉及千余年，對印度佛學之史的發展，提供了極重要的資料。旁及舊史往事，以及民間傳說，土俗、博物等等，保留了豐富的古代史料。遺留到現在，成爲研究古西域和印度曆史、地志、交通的主要參考書，爲國際學術界所珍視。法師又于貞覌二十一年(六四七)，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將中國古笈《老子》譯成梵文，流傳于迦摩縷波一帶[附注7]。于貞覌二十二年(六四八)譯出印度外典屬于婆羅門正宗六論中之一系的《勝宗十句義論》一卷。又傳說西土諸僧以《大乘起信論》文出馬鳴，而印度未見其本，法師應其要求，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印，使法化之緣東西互舉[附注6]。這些都是對中印思想文化交流上有所貢獻的事業。

　　最後值得一提的，就是法師對于譯經事業之專勤不苟的精神。曾參加法師譯場，居綴文大德之一的道宣律師，在他所撰的《續高僧傳》上，稱贊法師“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慈恩寺傳》說法師回國後，當太宗在時，常應邀入宮，或陪遊息，譯事不免作辍。從貞覌二十叁年五月太宗死後，法師返慈恩寺翻經院起，即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天自立程課，若白天有事不夠分配(因法師當時兼知慈恩寺上座之任，還要處理僧事)，就連夜繼續工作，一定要完成預先劃定的文段，方才停筆。接著是禮佛行道，常到深夜叁更才暫息入睡，五更又起來讀誦梵本，用朱筆標點次第，劃定一天應翻的文段。法師長期這樣地堅持專勤不懈，一直到高宗龍朔叁年(六六叁)冬十月二十叁日，在玉華宮譯完《大般若經》六百卷之後，他還在那個年底以前，續譯出《寂照神變叁摩地經》一卷、《五事毗婆沙論》二卷，並譯完《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的未了部分。次年麟德元年(六六四)元旦，同住玉華宮譯場諸大德及寺衆，共同殷勤啓請，要求法師翻譯《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就應請開始翻譯。他打開《大寶積經》梵本，俯仰翻了幾行，便自覺體力不支，遂收了梵本，停止翻譯，告大衆說:此經梵本部軸與《大般若經》相等，玄奘自量氣力，不複辦此，死期將至，勢非賒遠。法衆相顧，莫不澘然。從此，法師才絕筆停譯，專精行道，到二月初五日夜半，遂入寂。

　　法師西行求法期內，路上備受寒暑侵襲，及曆諸艱險，影響他的身體，在六十歲前後的幾年間，時患病痛，以致未享高齡；他所帶回的叁藏梵本六百五十七部，僅譯出其一部分，可勝憾惜!但法師所留下的無比精確的譯籍，將永遠是漢譯佛典中最寶貴的遺産；而他一生認真不苟、窮源竟委的治學精神，尤其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加以發揚。

　　注釋：

　　①見《大唐叁藏聖教序》

　　②玄奘法師回國途經于阗時，因高昌商人人朝，托進《預陳還國表》，內謂“踐流沙之浩浩，陟雪嶺之巍巍，鐵門巉崄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萬余裏。”載《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省稱《慈恩傳》)卷五。

　　③見呂澄:《玄奘法師略傳》，載本刊一九五六年第叁期。

　　④見《慈恩傳》卷叁。

　　⑤同上書卷六。

　　⑥見《續高傳［卷四］玄奘傳》。

　　⑦見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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