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順導師與玄奘大師

　　開仁法師：

　　請老師介紹兩位大師的曆史背景。

　　黃運喜教授：

　　玄奘大師生于公元七世紀，生平跨越隋、唐兩個朝代。其所出生的年代，政局剛結束了叁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佛教思想的傳播上，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方所翻譯或傳播的經典，各有所長，依湯用彤所言，南方擅長“般若”，北方擅長“禅”，這也反應出當時南方人“溫柔婉約”與北方人“質樸剛毅”的特色。由于中古時代政治上南北分立的結果，造成佛學學風的不同，故對同一問題的解說，往往是南轅北轍，尤其是在“佛性”的問題上，就有“衆生皆有佛性，均可成佛”與“一闡提(不具善根的人)不具佛性，不能成佛”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答案，回到長安後的玄奘，面對“既遍谒衆師，備飧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之適從。”的情境“乃誓由西方以問其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1即爲正本清源，在武德九年(626)在長安興善寺，拜訪來自印度那爛陀寺的高僧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時，可能因向他咨詢積疑，因知那爛陀寺講學盛況，與戒賢論師才學，而決定前往印度求法取經。

　　印順導師出生于二十世紀初的清朝末年，生長于世局紛亂的民國，前半生經曆北伐、抗戰及國共內戰等大型兵刀劫難，只有到臺灣來後，才有較爲安定的日子可過。導師成長時期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佛教最衰微的時代，此因佛教長期的積弱不振，又經清朝白蓮教之亂、太平天國之亂的打擊，以及清末廟産興學運動、北伐時破除迷信運動，以及長期的戰亂所造成。幸運的是，清末廟産興學也促進了佛教僧伽教育的興起，尤其是楊仁山在南京培育出太虛大師及歐陽竟無兩位佛學大師，讓僧俗兩界研究佛學有了起頭，日後南京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在佛學義理上的良性競爭與問難，以及太虛大師對于佛法的判攝，都提供了導師的問題意識，讓導師有深入研究的機緣。

　　開仁法師：

　　請老師分析兩位大師的思想特質。

　　黃運喜教授：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說明，我對佛教思想的研究並不在行，只能粗略的回答這個問題。

　　玄奘大師所處的時代，正當印度佛教史上唯識思想最發達的時代，唯識早期經典的翻譯，以真谛叁藏爲主，但因其所翻譯的經論不全，且譯文不如鸠摩羅什的翻譯來的順暢典雅，雖然如此，唯識思想的缜密，結構的嚴謹，且對心理細微的作用都有深刻的體認，對于禅修也很有幫助，故吸引當時佛教界的投入研究，玄奘大師雖然不排斥中觀理論，也翻譯了許多相關的經典，但其對唯識確實是情有獨鍾，所以在他的著作中，無論是“會宗論”(叁千頌)、“製惡見論”、“叁身論”等，都是弘揚唯識的著作，在其翻譯經典中，他最得意且用力最多的，也是一系列唯識的經論。

　　印公導師所處的時代，適逢中國佛教真常唯心系的思想最盛行，鬼神化、梵天化的信仰，已偏離佛教的本懷，導師期望正本清源，在其深觀廣行的一生中，對大乘佛法精華的性空唯名、虛妄唯識思想均大力闡發，對真常唯心系的思想則提出批判。雖然如此，導師並不以一宗一派自居，在深入經藏後，提出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思想。

　　開仁法師：

　　請老師談談兩位大師對佛教的影響與貢獻。

　　黃運喜教授：

　　玄奘大師的一生可分爲叁個階段：從出生、成長到出家、受戒、國內弘傳爲第一個階段；西行求法到學成歸國爲第二個階段；回國後專心翻譯經典到圓寂爲第叁個階段。對于佛教的貢獻與影響是在第二與第叁階段，第二階段的西行求法，除樹立艱毅卓絕的榜樣外，《大唐西域記》是中亞伊斯蘭教興起前一個世紀唯一的紀錄，新疆、中亞、中東、印度、巴基斯坦等許多國家因這本書而充實曆史，考古遺址因這本書而得以確定，同時也大量傳遞中亞、印度等異國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同時也造成唐代傳奇小說故事模彷的現象。第叁階段的貢獻在翻譯經典與培育後進，玄奘翻譯了75部1335卷的經典，譯作量多質精，可說無出其右者。與翻譯經典同步進行的是培育後進，因爲古代譯場本身就是學校，玄奘大師白天主持翻譯，晚上則爲助理、後學門生等講授新譯經典大義，致大乘瑜伽行派法門盛于一時，尤其是以窺基(大乘基)之學爲最，開創日後慈恩宗(法相宗)。其他門徒中有名于後世者亦多，如道宣、懷素之于四分律，分別開創南山、東塔二系傳承，道世撰有《法苑珠林》，玄應的音義學，彥琮、慧立均因著作留名。此外，新羅、日本入唐求法僧中在奘師門下受業者亦不乏其人，如新羅圓測、元曉；日本道昭、智通、智達等人。其中圓測學印度安慧系統之學，與窺基之護法、戒賢系統不同，道昭則在歸國後，開創日本法相宗。

　　印公導師出家後，或許也可分成叁個階段：從出家、受戒、參學、閉關閱藏爲第一階段；出關後親近太虛大師、在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法王佛學院、奉化雪窦寺，一直到避難香港爲第二階段；來臺定居著作講學，一直到圓寂爲第叁階段。對于佛教的貢獻與影響也是在第二與第叁階段，這兩個階段雖時局因緣不同，但導師著作與講學的兩大主軸，一直未改變，在其一生中，作品達600余萬字，量多質精，可媲美玄奘大師的翻譯功業。在思想上，無論是早期的大乘叁系，還是後來的人間佛教思想，都是引領風騷，對佛教界思想産生重大的改變，尤其是人間佛教，目前是佛教思想的主流，造就佛教的興盛與繁榮。

　　開仁法師：

　　拿兩位大師來作比較有何意義可言？

　　黃運喜教授：

　　之所以拿兩位大師作比較，除見賢思齊外，最主要的用意是檢驗常聽到的一句話：“導師是玄奘以來第一人”，這句話的原創人爲藍吉富教授，也符合一般學者的初步印象，但這句話到底可信度如何？還是需要加以檢測。在玄奘之後的曆代僧侶，大都爲一宗一派的祖師大德，無論著作、僧教育等方面，無法與導師相提並論，自不足稱他們是“玄奘以來第一人”。不過講到這裏，要先將太虛大師排除在外，因太虛大師與印公導師兩人還可再做進一步比較，檢測誰有資格被稱爲“玄奘以來第一人”。只有經過實際檢測所得的結論才能經得起各界的質疑，所以我們會拿這兩位大師來作比較。

　　開仁法師：

　　面對兩位大師的特長，我們還能做什麼？

　　黃運喜教授：

　　兩位大師雖然生長在不同的時代，但所面臨的都是一個“革故鼎新”時代，玄奘大師出家在隋朝末年，當時國家統一不久，原來南朝(南方)與北朝(北方)所留下來的佛學思想須要一段時間的沈澱與會通，才能放出燦爛的火花，開創更雍容璨麗的格局，玄奘大師在成都受戒後，曾下江陵、至吳會，經相州、定州等地，尋師問道，咨決所疑。他對當時佛教界，發現每位法師對佛法的見解不一，其中雖各有所專，仍不免與聖典有所出入；到底誰是誰非，孰正孰邪，實在難以取舍。再說佛陀說法四十幾年，所演經論何止百千，但由梵文譯成華語的畢竟不多；況且華梵翻譯之間，錯誤在所難免；加上中印交通不便，往返不易，中途散失或殘缺不全，以致産生經文不連接的所在多有，想要冰釋群疑，辨別真僞，使中國的佛法更加完善，奘師認爲只有精通梵文，親赴印度取經不可，于是便發願西遊取經，以釋疑惑。回國後，以翻譯代替著作，將印度佛教最新、最缜密的著作介紹給國人。

　　導師出生于清朝末年列強侵略中國，傳統士人欲奮發圖強的變法維新，不幸産生“廟産興學”的時代，此後中國佛教曆經民國初年的新思潮輸入，五四運動的反傳統，與日後的非宗教同盟、破除迷信運動等一連串的蹂躏，佛教已奄奄一息，到了民國二十六年開始的八年抗戰，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讓佛教連個喘息的機會都沒有。綜觀導師的前半生，幾乎是在時代的夾縫中喘息與生存，曆煉出動心忍性，增益不能的個性，並以一己的力量閱藏、講學、著書，蓄積日後佛教否極泰來，由剝轉複的能量。來臺定居後，導師經曆一段不爲人知的孤寂歲月，遭受思想上的迫害，然終有雲開霧散的一日。大約從民國五十年代的後期開始，在福慧僧團外的一些青年學子開始注意到導師的著作，親聆教誨，從而得到法味，成爲日後佛學研究的中堅。六十年代以後，導師的影響力日增，引導無數學子走向佛學研究的坦途。在同時期，因慈濟功德會的成就，觸發社會大衆的善根，在導師“爲佛教，爲衆生”的啓發下，重現中古時代佛教從事的許多社會福祉事業，也爲人間佛教理念的落實，提供很好的背景。

　　佛教重視緣起，深知時節因緣的重要性，曆史無法複製，因每段時期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們研究兩位大師的功業，除見賢思齊外，可以效法他們的深觀廣行，在悲苦的人世間，爲佛教、爲衆生的努力。現在臺灣佛教已累積相當的能量，但不知該往那一個方向走，尤其是在走過六、七十年代翻修寺廟，八十年代興辦大學風潮之後，九十年代的臺灣佛教出路在那裏？如以前佛陀在世時建立僧寺分離、六和共住的清淨僧團，後來因種種時節因緣，而有各種變通的製度，並由極力擺脫官署幹擾的叢林製度，走向以“剃統”爲主的子孫廟製度，以致到今日，有許多人認爲寺産壯大就是僧團發展。在傳法上，也從開悟後師父印證交付的象征物，改爲交付俗家族譜式的師承系統，而不再印證徒弟的悟境。目前臺灣的富裕與宗教自由的程度，爲亘古以來未曾有，正是檢討舊有製度，去蕪存菁，建立如律如法的各種製度時期，面對兩位大師的特長，我們還能做的事情可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