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管見

　　妙善

　　江澤民同志在1993年11月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創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宗教無小事”的科學論斷，並就宗教問題提出了叁點要求：“一是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叁是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爲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供了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證。

　　在這一新的曆史條件下，作爲我國五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我就此談幾點認識和體會。

　　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集中到一點，就是遵紀守法，愛國愛教。這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政治條件。

　　1995年第7期《求是》雜志發表的李瑞懷同志《關于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的若幹問題》的重要文章，對“相適應”一詞的內涵作了精辟的說明：“所謂“相適應”就是說宗教必須遵守社會主義社會現階段的國家法律、法規及方針政策。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活動，按照國家的方針政策辦事”。這就是說，佛教界大到團體，小到個人，一切的一切，必須在“遵紀守法”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國家的認可與保護。反之，它便失去了作爲合法團體或合法公民的起碼資格，走到了社會的對立面。政教分離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基本原則，任何宗教都不能淩駕于國法之上，形勢要求我們必須學法律、懂政策，其目的，一是爲了自覺嚴格地遵守黨的政策和國家法令，二是爲了充分扞衛自身的權益。

　　愛國是公民的本份，愛教是信徒的義務，兩者密不可分。佛教界幹余年來形成的、寶貴的愛國主義傳統，應該在今天得到繼承和發揚。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深入持久地學習貫徹《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覺地與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從某種意義上講，工農熱愛生産，軍人熱愛國防，都是一種最樸素、最直接的愛國表現。同樣，我們出家僧團熱愛本職，完善自我，也是一種愛國的具體體現。

　　從佛教自身建設上說，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嚴持淨戒，開創道風建設新局面。所謂“淨戒”，包含了“佛製”與“祖規”兩方面內容。可是，當前的佛教，在寺院修建、經忏香火日益紅火的背後，卻隱藏著嚴重的憂患。趙樸老在中國佛協六屆一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指出的“信仰淡薄，道風不正，戒律松弛，學修不講，追逐名利”，決非是駭人聽聞。宋代宗頤禅師有詩自檢：“天生叁武禍吾宗，釋子回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若幹年後，如果我們僧團連最起碼的“獨身、素食、僧裝”都不能維護，漢傳佛教的前景將會是怎麼樣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爲宗教事業提供了建國以來最爲良好的外部環境，面對“黃金時代”，—我們許多人都在“報叁寶恩，報國土恩”上盡心竭力；但也有許多投機份子見利眼紅，“僞作沙門，心非沙門，破用常住，欺诳白衣”，嚴重侵蝕了佛門風氣，玷汙了僧伽形象。黨風不正會禍國，道風不正會禍教。

　　佛法興亡，佛子有責。明因果，持淨戒，整逆風，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2、重視佛教文化，拓展弘揚正法新途徑。佛教文化曾是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根頂梁柱，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載體和紐帶。在其本身價值重新受到世人矚目的今天，佛教界更應責無旁貸地擔起“重視文化，拓展弘揚正法新途徑”的重任。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佛教的研究與弘揚，離不開文化人的參與。我們必須營造一種尊重知識、尊重人材的氛圍，積極鼓勵知識分子，尤其是僧界知識分子，著書立說，講經說法。隨著條件的不斷成熟，可以爲他們創建研究所、圖書館、講演堂，爲他們組織考察團、學術會，甚至設立佛教出版基金、佛教傳道獎勵基金。協助他們正當合法地運用書刊、錄音、錄像等媒體，傳播佛教文化，促進對外交流。

　　當然，本著佛教正信正行的的原則立場，在研究、弘揚佛教文化的過程中，應嚴格履行四個反對：①反對一切有違現行政策、法令，有損國家、民族利益的錯誤言論；②反對把佛法單純當作一門學術來研究，忽略其信仰、實踐的核心成份；③反對片面信從今人考據，如或明或暗地宣揚傷害中國佛教根本的說法，如“大乘非佛說”；④反對以法謗法，自贊毀他。

　　3、擴大辦學，培養名副其實新僧材。本世紀初葉，我國的佛教僧校從無到有，並很快湧現出像漢藏教理院、閩南佛學院、觀宗弘法社等一批師資優良、桃李芬芳的名牌院校，有力地推動了近代佛教的良性發展。

　　十年浩劫雖然早已過去，但對佛教界造成的人材斷層，卻在一段時間內難以填補，並深深地製約著現代佛教的順利複蘇。在新形勢下，黨對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之一，就是“有計劃地培養年輕一代的愛國宗教職業人員”。只有擴大辦學，才能續佛慧命，除此別無選擇。但對缺乏師資、缺乏設備的地區，甯缺勿濫，不搞遍地開花。

　　爲了實現“爲教求賢”的目的，我們在思想上高度重視的同時，不能忘卻對基礎建設的投入，盡快結束“叁級”佛學院沒有教學大綱，沒有統編教材的曆史。積極倡導“學院生活叢林化”，培養既能講能寫，又願幹願修，“道念第一，學問第二”的合格學僧。對個別學僧畢業後的自甘墮落行爲，也決不能因此而否定辦學的主流，喪失辦學的信念。只要在數以百計的畢業僧中能出一位像印光、太虛那樣的高僧，就足以證明辦學是成功的。

　　4、發揚六度精神，不斷改善僧俗福利條件。中國是北傳大乘佛教的發祥地。發揚中國佛教的特色，離不開對大乘六度精神的發揚。所謂布施對治悭貪，持戒對治惡業，忍辱對治嗔恚，精進對治懈怠，禅定對治妄想，智慧對冶愚癡，通過針對性的踏實鍛煉，最終達到“慧風掃蕩障雲盡，心月孤圓朗中天”。這是佛門祖祖輩輩所追求的崇高理想，我們自然也不例外。

　　六度的發揚，需要信仰，需要理念，更需要代價的付出。僅以“布施”爲例，多少年來，一些人熱衷于信徒在寺院“廣行布施，廣種福田”。但他們在平時有沒有“行布施”

　　父母師長的“敬田”，孤苦病困的“悲田”，該不該種

　　我想，只有“社會支持佛教，佛教回報社會”，才是合乎六度精神的良性循環。世界上發達地區的宗教界，都無不把“慈善公益事業”看成是宗教事業的一部份。去年，我們在自身經濟並不十分寬裕的情況下，在國內名山道場中率先發起興建現代化“普濟醫院”，也說明了我們“回報社會”的信念又一次轉化成了行動。

　　此外，每當我們要求僧衆“愛寺如家”的時候，我們這些寺院的上層領導則應該想一想：有沒有真正把“寺”建設得像一個“家”了

　　在寺院經濟得到發展的情況下，僧衆的住宿條件有沒有得到改進

　　膳食有沒有得到改善

　　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有沒有得到落實

　　執事與清衆間在待遇上、感情上的距離是拉大了，還是縮小了

　　這些，都屬“布施”的範疇，必須努力做好。

　　5、抵製濁流，維護清淨佛教新面貌。佛教是千千萬萬佛子的信仰所宗，寄托所在，本該是清淨的，容不得半點混濁的東西。遺憾的是，當前有些人在金錢欲的引誘下，“敢想敢幹”，不惜把濁流引向佛門。表現之一，無視宗教政策，惡意傷害佛教的尊嚴與信徒感情，胡編瞎造故事，散布不實之詞。之二，非宗教人士發起宗教活動，建寺造佛，所謂是“宗教搭臺，經濟唱戲”，反客爲主，搞得不倫不類。之叁，某些部門或個人利欲薰心，與僧爭廟，與寺爭利，盯住“唐僧肉”不放。之四，部份青年僧人，不是悉心學佛，爲教爭光，而是追逐名利，企圖把僧團引向歧途。之五，一些小寺院廣招“遊僧”，濫趕經忏，不顧儀規，只圖掙錢……。凡此種種，內憂外患，不勝枚舉。如果我們熟視無睹，不據理力爭，豈不就是對濁流的縱容和對信仰的背叛!

　　好在我們的社會，正向著法製化的社會邁進。只要我們愛憎分明，方法得當，中國佛教的清淨面貌，必將得到有力的維護。

　　6、團結務實，完善叢林秩序機製。佛教工作能否在今後健康有序地開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內部的團結與機製的完善。常言道“家和萬事興”。當前在我們一些寺院出現的拉山頭、結派系、任人唯親、賞罰不公的苗頭，都是破壞團結的禍根，應嚴肅對待。要堅持僧團應有的“六和精神”，做到身和同居，口和無诤，意和同悅，身心安定，相見歡顔。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紮實工作，紮實學修，形成團結務實的良好局面。

　　叢林製度經受了一千多年風風雨雨的考驗，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完善和提高。百丈禅師《叢林要則二十條》，今天讀來仍是字字珠玑，擲地有聲!叢林製度是中國古來大德們的心血結晶，是中國佛教製度史上的豐碑。時至今日，形式或可商榷，精神不容變更。我認爲，叢林製度中的兩序製度、請職製度、課誦製度、鍾板製度、禮儀製度等，都是佛教的優良傳統，佛教組織賴以生存的瑰寶，值得後人去珍惜，去傳承。在國務院頒布的《宗教活動管理條例》和中國佛教協會頒布的《漢傳佛教寺院共住規約》的原則精神指導下，充分吸取叢林傳統製度的精華，結合現代管理經驗和各地實際情況，就一定能建立和健全新的佛教叢林機製，從而收到“常住興隆，海衆安和”的理想效果。

　　新中國的佛教事業，是積極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事業，是一個自我完善、綜合發展的漫長旅程。曆史告訴我們，國家的繁榮穩定，與佛教的興盛發達，有著許多必然的聯系。讓我們在“建設祖國，建設佛教”的積極愉快工作過程中，和各兄弟宗教界一道，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偉大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