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敦煌學家高田時雄訪談

　　高田時雄，1980年獲得法國哲學博士，2005年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現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日本著名東方學家、敦煌學家，並擔任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幹事長，對于海外以及中國敦煌學的研究狀況及發展趨勢有深刻的洞見。

　　請您談談中國敦煌學目前的進展情況。

　　高田時雄：我個人的看法是，早期的敦煌學中，中國學者起的作用雖然很重要，不過還不能說是敦煌學的主幹力量。二戰結束以後，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中國的敦煌學發展得非常快。現在敦煌學者中，中國學者所占的比例相當高，差不多有70%到80%以上都是中國學者。我們搞國際敦煌學聯絡委員會，舉辦國際研討會，參會學者一大半都是中國學者。所以說，敦煌學現在可以說是中國的學問，而以前敦煌學是國際漢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除了人數衆多以外，中國學者研究的專業也非常廣泛。以前中國學者幾乎沒有從事胡語研究的，像古代回鹘語、古代藏語、和田文、粟特文、古敘利亞文等。最近這十年來，中國的年輕學者成長起來，他們留學國外歸來，加強了胡語的研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不過我想，對于胡語研究方面，目前中國學者的貢獻還很有限。在胡語研究方面，國外的學者水平還是要高一些。當然，再過十年、二十年，中國學者可能會取得相當可觀的成果。

　　另外一個特點是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因爲一些特殊的原因，1949年後的中國，很少人對佛教文獻進行研究，近二十年來有所改變。有一些很優秀的佛教學家，不僅對佛教文獻，而且對佛教思想、佛教目錄學等的研究都有很大的進展。現在在英國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從事佛教文獻殘片整理的大都是中國學者，比如方廣錩先生。而以前在英國、法國從事敦煌佛教文獻整理研究的，主要是日本學者。

　　日本的佛教研究有很長的傳統，不僅是漢文《大藏經》的研究，還研究其他語種的佛教文獻。日本的佛教研究門類非常大，中國在敦煌佛教文獻方面目前的研究水平還沒有達到日本的程度，這個我很坦白地說。不過，日本的佛教界現在很重視中國中青年學者的成果。日本在手抄本佛教文獻陸續有新發現，在跟敦煌佛教文獻的比較對勘研究方面有不少進展。這方面，中國的佛教學家也很感興趣，一起進行合作研究。

　　一個是胡語，一個是佛教文獻，這兩個方面，以前是中國敦煌學研究門類中所不足的，現在有了長足的進步。

　　原來我們比較重視社會經濟領域的研究。

　　高田時雄：早期的敦煌學，學者很注意文獻中發現的中原地區沒有的古逸書，所以很多人在用輯佚的方式進行研究。二戰以後，日本的學者藤枝晃先生認爲，這種研究方法不對，需要把敦煌文獻作爲一個整體來研究。現在的敦煌學研究，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都是在走這樣一條整體的路。敦煌文獻還是敦煌當地的地域文獻。現在甘肅那邊研究比較深的是將敦煌遺書作爲地方文獻的研究。當然，敦煌文獻是表現當時社會情況的一個重要材料，不過主要是敦煌地區的，並不是中原的，這是有差別的。現在中國國內的敦煌學還在用隋代的、唐代的、五代的、宋代的來這麼分，這樣並不能表現出當時敦煌的政治情況。至少九世紀以後的敦煌並不是由長安的中央政權控製的。

　　所以，敦煌文獻應該作爲當時敦煌國的文書來研究。在唐代前期，敦煌當然屬于長安的中央政權。不過，到八世紀時，吐蕃進入敦煌，敦煌在吐蕃的控製下，脫離了唐帝國的統治。

　　這時與唐政府就沒有關系了。

　　高田時雄：敦煌後來又曾脫離唐中央政府的統治，就是張議潮歸義軍時期。從十世紀初，又開始另一個歸義軍政權，姓曹的，有人說他是粟特人。所以敦煌有敦煌的曆史，不能與中原的曆史混爲一談。敦煌學的研究本質上是一個獨立的城市的發展脈絡，不能作爲中央王權的一個分支來看。

　　敦煌這麼龐大的文獻，肯定會有表現出中原文化影響的材料，當然也可以采用這樣的研究方式，但是敦煌學的研究還是作爲整體來看待比較好，這應該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

　　除了敦煌以外，中亞地區、吐魯番、和田地區都有文獻出土。敦煌文獻已經有了很好的圖錄，也有電子本可以查詢，研究的條件已經足夠了。現在我們除了敦煌文獻以外，還需要對其他地區的文獻進行研究。

　　敦煌文獻非常分散，目前整理、公布的情況怎麼樣？

　　高田時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除了英國倫敦的斯坦因搜集的文獻以外，其他的要看到都有一定困難，特別是法國的。伯希和帶回來的東西非常重要，因爲他在當地自己選擇了拿到法國，他選擇文獻中標有年代的，還選擇有胡語的。巴黎的敦煌文獻從數量上比不過倫敦的，但是質量非常高。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巴黎的東方文獻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文獻交換，開始陸陸續續地出版圖錄。後來還有俄藏的、英藏的，中國國內也基本出了圖錄。可以說學者基本能看到全世界的資料。

　　不過，這只是原始材料的基本條件。現在中國有一個計劃，就是把所有的敦煌文獻按照四庫分類、過錄出版。比如現在經部已經基本出版了，一共十一本。經部相對比較少，子部、集部就比較多了。這樣的工作國際上也曾做過，日本《大正藏》的古逸部用的就是敦煌文獻。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是一個國際項目，就是把所有敦煌卷子，拍成彩色的片子，在網上公布。做了將近十五年了，除了英國的，還包括德國、日本、俄國的。中國國家圖書館也積極參加這個項目。

　　敦煌學從開始就是一門國際性學術，目前在國際合作、交流方面的情況如何？

　　高田時雄：敦煌學原來是國際性的研究領域，以前因爲條件不成熟，很多國際間的研究很難具體地進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聯系陸續多起來。到了2000年，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的時候，各地都舉辦一百周年的紀念研討會。敦煌、北京、香港、臺灣、歐洲、美國都在舉辦紀念會，所以那時候敦煌學家都忙不過來。在臺灣舉辦敦煌研討會的時候，我們國外的、中國大陸的學者就商量，這樣開會受不了，要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控製舉辦研討會的計劃，促進國際敦煌學的協調。

　　我們主要的任務第一個是出版通訊，每一年的研究成果都進行報道，當作研究動態介紹，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憲展編輯幫忙出版。第二個就是舉辦研討會，這是我們聯絡委員會最重要的工作。2006年在南京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南京師大主辦的。現在准備今年9月在俄國聖彼得堡舉辦另一個研討會，由俄國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主辦。第叁個工作是建立一個很好的敦煌學的資料庫。IDP做的是圖像的資料庫，我們想做的是能夠檢索的資料庫，而且這個資料庫與論著系統的資料庫聯合起來，不過目前很難找到主辦單位，這個計劃還沒有實現。我們日本敦煌學界也做過比較新的嘗試，比如說將敦煌文獻的圖版與過錄的文字重疊起來對照，這樣的資料庫也可以作爲敦煌圖錄詞典。不過因爲版權的問題，未能公開。

　　資料整理、共享也是國際合作的，我想可以通過國際聯絡委員會來協調。資料電子化也是國際敦煌學最新的趨勢。不過漢字文本的電子化，相對還是比較落後。

　　敦煌學在資料完備的基礎上，進一步的研究發展應該從哪些方向突破？

　　高田時雄：今後的研究應該從新穎的角度出發。上世紀的敦煌學大都是從尋找寶貝的方式進行，沒有系統性研究。近來年輕學者往往是按照自己選擇的專題來進行，這樣的方法比較好，可以發揮敦煌文獻的特點。法國年鑒學派的方法在中國的年輕學者中也有采用，這是以往沒有運用到敦煌學中的。不過我想，敦煌學最基本的功用是保存中國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從這個角度來進行，敦煌學作爲基本學科最重要的還是文獻學。現在年輕的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很新，但是在敦煌文本的閱讀、釋讀上還有不少欠缺，需要克服這個缺點。

　　日本學界早期比較強調這點，現在也衰落了。爲了彌補這個缺點，我在日本舉辦讀書班，輪流主講，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把每個字吃透。以前法國的研究方式也是這樣的。

　　您覺得中國敦煌學在哪些方面比較欠缺，包括深度、理論、方法方法？

　　高田時雄：這個我不敢說，中國敦煌學的學者很多，不會都是一流學者。當然具體的人差異很大，人數多，但是水平參差不齊。當然，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中國敦煌學研究的水平比起以前已經相當高了。

　　以前有一個說法，“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現在能不能說敦煌學也在中國？

　　高田時雄：季羨林先生曾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我也同意。

　　請您介紹一下日本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情況。

　　高田時雄：這個方面我有點悲觀。日本搞敦煌學的越來越少，應該是與日本漢學的衰落趨勢有關。其他國家也差不多，英法就是，因爲他們的敦煌學主要是爲整理、編目的必要興起的，這個工作做完了就沒有了。歐洲幾個國家中只有德國還好。

　　日本敦煌學專業學者的人數不會超過十個人。利用敦煌文獻來進行研究的學者當然很多，但是稱得上敦煌學者的就很少了。以前有藤枝晃先生、池田溫先生算老一輩的敦煌學家，現在能稱得上敦煌學家的沒有幾個了。

　　除了敦煌文獻之外，還有一個方向，就是敦煌藝術史的研究。

　　高田時雄：我們今天主要談的就是敦煌文獻，我們國際聯絡委員會的宗旨就是文獻研究，考古、藝術方面基本不涉及。國際敦煌學的主要方向還是文獻。

　　胡語文獻研究的進展如何？

　　高田時雄：除了藏語文獻之外，胡語文獻並不多。現在粟特文、和田文有些沒有釋讀出來。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國際學者也不多。將來，我想敦煌胡語文獻中的焦點可能是吐火羅語。敦煌文獻中的胡語與漢語不能明顯地分開，一頁胡語文書往往背面是漢文。庫車地區、和田地區各民族都是使用雙語的，胡語文書，即便是沒有漢文的，背面也是中國唐代的行文方式。

　　敦煌學的研究與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有怎樣的互動？

　　高田時雄：敦煌是多民族社會，以前也有從這個方面來研究的，不過還不夠。敦煌原來是作爲漢朝的殖民地成長起來的，不過周圍都是異族。敦煌社會從漢代以後的發展過程中，胡族起的影響非常大。我以前寫過一本書，《敦煌文獻的漢語史研究》，提到漢族人不能用漢字書寫自己的語言，借藏文、吐蕃文寫的漢文材料。這些材料，除了佛經之外，還有契約、教義問答、佛教贊歌、往來書信等。吐蕃控製結束後的敦煌，也有一些漢族人繼續使用藏文書寫材料。除藏文以外，還有和田文書寫的。如果沒有多民族交流，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只是多民族交流的一個例子。從多民族的觀點出發，將來研究的空間很大。多民族文化的交彙別的地方也有，不過敦煌很集中、很具體。

　　關于敦煌藏經洞的性質，有不少說法，您的看法是什麼？

　　高田時雄：伯希和的說法是個圖書館，後來藤枝晃先生提出廢棄說，我想應該是有意識地保存下來的。敦煌除了藏經洞之外，又發現了性質接近的文獻。我想作爲圖書館還不確切，還是作爲保存庫比較合適，這些文書並不是經常用的，是作爲保存用的。

　　敦煌文書材料畢竟是有限的，一百多年來這些文獻基本公布了，那麼敦煌學會不會走到盡頭？

　　高田時雄：應該是有結束的時候。所以我說不能單獨研究敦煌文獻，而是要把其他文獻結合起來。我們的敦煌學聯絡委員會，雖然只用“敦煌學”叁個字，但是內涵還是包括其他文獻的，可以用中古時代的寫本學來概括。不限定敦煌這個具體的地點。敦煌是個象征性的標志，如果僅僅局限在敦煌一地，敦煌學就要結束了。(文:黃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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