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社會文化和普世價值——何光滬教授訪談

　　來源 中國民族報

　　何光滬，1950年生于貴陽，198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宗教學原理研究室主任。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宗教學、宗教哲學、基督教神學等領域的研究。

　　記者：您曾經在《中國宗教改革論綱》中提到，當下中國社會文化面臨兩大任務，一是針對無序化，要努力使之有序化，特別是要張揚價值理性；二是針對過度世俗化，要努力召回被逐的精神。我們社會的種種價值混亂、道德滑坡、過度世俗化，是否與宗教感的缺失有關系？

　　何光滬：是有關系。因爲你說的種種社會文化精神層面的問題，在宗教方面也很嚴重。10多年前我在《中國宗教改革論綱》裏說的情況，現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儒教而言，一方面有對祭祀黃陵活動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有對亂造炎帝陵寢的批評；一方面有對宗族組織複活的容忍，另一方面又有對大造祖墳風氣的擔憂；一方面有對儒學教化作用的宣揚，另一方面又有對儒學宗教性質的否認。就佛道而言，一方面有寺廟宮觀的複興，另一方面也有僞濫問題的重現；一方面有朝山進香的熱潮，另一方面也有拜金主義的暗流；一方面有對現代觀念的采納，另一方面也有對古老迷信的持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國真正的宗教信仰早就開始衰落，明清以後儒釋道已經相當衰落了。所以有《儒林外史》，有《叁言二拍》，有《官場現形記》，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還有不可避免的新文化運動！與此相關，世俗化當然由來已久。20世紀中期以後，我們又經曆了“文革”。在那個時期，僞秩序化的下一步就是無序化，僞神聖化的下一步就是世俗化。這對後來直到今天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如果把今天社會的道德秩序問題歸結爲市場經濟帶來的拜金主義，那是極其膚淺和簡單化的；如果主張回到過去的方針，那更是誤診了病根，開錯了藥方，必然誤國誤民。所以，唯一的出路，是進一步改革開放，在新聞、司法，尤其是政治體製方面推進改革開放。

　　傳統社會秩序靠禮俗維持，現代社會秩序靠法治維持。在禮俗統治消亡、法治觀念又尚未確立的地方或時候，就只有靠一條底線、最後的防線、最堅固的防線——天理良心。因爲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還有天理良心。天理良心其實就是宗教感的中國式表達。“天理”是超越的、在上的、宗教性的東西，是良心的根據和裁判，所以良心又叫“天良”。這個天理，是我們不能把握甚至不能完全認識的力量，只有對它的敬畏，才是道德感的堅強支柱。康德也論證過“意志自由、靈魂不朽、上帝存在”是道德生活的公設或前提。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召回精神”。至于價值理性，它涉及人生的根本價值，不光是生物性的價值和此生的價值，還要想得更遠、更寬：人從何而來、往何而去、來此何爲，人與他人、與世界、與本源是何關系，這些都涉及到宗教信仰。

　　記者：如何讓宗教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呢？

　　何光滬：30年來，中國宗教學界對宗教的認識總體上是從絕對批判走向客觀研究再走向正面評價。黨的宗教政策從文革時的破壞，到十七大報告說要“發揮信教群衆和宗教人士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確實是來之不易的發展。宗教在社會精神文化建設中，當然作用更加直接。馬克思說宗教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是沒有精神的製度的精神，甚至說是人民的鴉片，都含有宗教可以減緩社會矛盾，發揮潤滑劑作用的意思。

　　宗教的積極作用，在汶川大地震後也可以看到。國際國內的許多宗教團體和個人不但積極救災、赈災，最早出現在災區，而且發揮著其他團體無法替代的作用，即從心靈深處撫慰的作用。

　　但是，宗教的走向是可以隨著社會對它的態度而變化的。適應時代的做法會使它朝良性方向變化，反之也會産生負面結果。例如，西方國家有好些教派，它們的主張顯得很另類，同社會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我們以前稱之爲“邪教”，西方人稱爲“膜拜團體”，宗教學家稱之爲“新興宗教”。但後來發現，歐美許多原來所謂的“邪教”(如摩門教、統一教會等等)越來越正常化，是因爲它們處于開放和法治環境中，不必也不想自我封閉，同外界有很多正常交流，就必須適應社會主流文化，才能夠贏得更多的信衆。于是它們自然就把同社會不協調的教義和做法，盡量減少，這樣當然有利于朝良性方面發展，甚至積極參與了各種各樣的社會服務工作。

　　不同文化之間，不同宗教之間，應該平等並存、和平共處。當然，競爭是難免的，也是正常的，關鍵在于應該是良性的競爭。良性競爭以正常的真正的市場爲榜樣，是自由、平等、公正、有序的競爭，是以不侵犯彼此合法權利，尊重彼此存在和發展的權利爲基礎的。最好，還要采取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的態度。所以，政府在文化領域和宗教領域，正如在經濟領域一樣，主要的任務就是製定競爭規則或遊戲規則，維護公平正義，而不是直接幹預宗教內部事務。支持一派打擊一派更不行也不幸，所以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規定：國會永遠不能製定法律來支持任何宗教或者反對任何宗教。

　　記者：在諸多宗教中，異中求同，我們能共同認同的東西有哪些？

　　何光滬：在宗教哲學層面上，我歸納了5個大方面的共同點。在實用倫理層面上，在諸多宗教中找出的共同點，最後表達在各宗教6000多位代表通過的世界宗教議會《全球倫理宣言》中，一共有4條：一不要殺人，二不要偷盜，叁不要撒謊，四不要奸淫。這是佛教五戒、基督教十誡中都有的，所有文明傳統或文明社會都承認的。它們關系到人性和社會的根基，是最低限度的、無法取消的，因爲否認這幾條，人就不成其爲人，取消這幾條，社會就無法存在。

　　這4條可以正面表述爲：一不殺人，就是要和平、非暴力，不管是個人、家庭暴力，還是集團、政府暴力都不要，要和平解決各種爭端；二不偷盜，就是要建構公正的經濟秩序，無論國內國際的經濟製度都要公平，因爲不公正的經濟秩序導致貧富懸殊，實際上是對弱勢群體的偷盜；叁不撒謊，就是要誠信，媒體和政府有義務、有責任通報全部真相，維護人民的知情權；四不奸淫，就是要男女之間的夥伴關系，不要把對方當作性的利用對象，推廣開來就是不要把別人當成利用對象，就是人與人之間要保持夥伴關系。

　　地球村的現實和全球化的趨勢，使得全球倫理成了底線倫理，就是說，不守住這條線，人類社會會崩潰，人就會沒法過日子。同樣，地球村的居民必須就一種全村共同的價值觀形成共識，就是說，要有一種超越于各人各戶的價值觀，即“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不能隨意而定，而應是理性要求的、曆史形成的。所以，相應于上述既是理性要求又是曆史形成的全球倫理，可以總結出最基本或最低層次的普世價值：“和平、公正、誠信、夥伴關系”。

　　就曆史形成而言，這4項在幾千年人類生活的經驗教訓之後，確實成了公認具有基本價值的東西。就理性要求而言，這4項之間具有理性的邏輯關系：人的生命是已經存在的事實，人要繼續生活，然而，人生需要和平，因爲沒有和平就沒有人生(如果我可以打你殺你，你怎麼生活呢？)；和平需要公正，因爲沒有公正就沒有和平(“不平則鳴”、則鬥、則“拔刀”)；公正需要誠信，因爲沒有誠信就沒有公正(如果我可以隨便欺騙你，怎麼還有公正呢？)；誠信需要夥伴關系，因爲沒有夥伴關系就沒有誠信(你我形同路人毫不相幹，要什麼誠信呢？)。

　　所以，普世價值是存在的，至少這4項是基本的。較高層次的普世價值包括“自由、平等、人權、正義”，最高層次的普世價值包括“天下一家、衆生平等、萬物一體、敬天愛人”。一共12項，都是理性要求和曆史形成的，不過說來更複雜，在此就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