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態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虛無主義或取消主義的態度，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把它們統統歸之爲“封建、迷信、落後”，甚至把近代中國的貧弱和目前中國存在的困難歸咎于傳統文化；二是全盤肯定。這兩種表面上極端對立的態度，其後果則是一樣的，既曲解了我國的傳統文化，也妨礙了建設新文化。在目前的國情下，後面這種態度更爲有害，更值得我們注意。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來看，任何事物總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況是數百、數千年的文化遺産？我們在肯定古代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時，不能不承認其中有許多錯誤的東西，這不足爲怪，也不足爲諱。否認這些缺點就不是科學的態度了。把傳統文化封閉起來，無限拔高，拒絕批判與揚棄，拒絕吸收現代科技成就來改進，最後一定是斷送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繼承的基礎上才能創新。只有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才能繼承人類精華部分爲我們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東西，使之重現輝煌，再攀高峰，這才是真正熱愛祖國傳統文化遺産的正確做法。

　　任繼愈：我們的存在是一個奇迹。文化總是在一定地區、國家、民族繁衍出來的，文化本身是很難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須寄生在政治實體之上才能發展。中國自秦漢以後，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國，它能給文化以很好的保證，這是其他文明古國所不具備的。比如綜合國力保證，長江、黃河一直是華夏民族的棲息地，強大的綜合國力提供了一個固定的生存、活動與表演的舞臺。又比如當家的，有漢族也有非漢族，漢族當家，非漢族也參與政權，非漢族當家，漢族也參與政權，這種共同參與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強。中華民族正是緣于血緣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聰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混血兒。再者，封建經濟雖然是封閉的，但國家的統一，使得內部具有互補性。長江、黃河盡管曆史上災荒不斷，但在國家的統一治理調節下，人民遭受水災可以避荒自由流動，然後還可以再回來。統一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抵抗外來侵略。

　　記者：牽一發而動全身。

　　任繼愈：對。大國之大事實上是一個很珍貴的遺産，是一個優勢。統一的、多民族的大國，使得我們自秦漢以後長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繼承了春秋以來的文化傳統，不斷地發展，形成華夏文化，或者叫中華文化。古代傳統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這成爲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一直維護的核心價值觀。過去我們強調“敬天法祖”，商、周以來一直如此。中國人十分看重祭禮，認爲它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這在無形中也增強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

　　記者：“忠”“孝”文化對于古代社會的意義是什麼？

　　任繼愈：古代社會是小農經濟，倡導“忠”“孝”的價值觀是有必要的。對于一個家庭而言，家長是核心，是主要生産者，具有決定權，一家不能無主，必須要有“孝”的價值觀予以健全。但是進入現代社會，要以法治國，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這種家長製文化有時成了障礙。好比下棋，象棋有象棋的規則，圍棋有圍棋的規則，如果總是以一條標准來衡量現代事物，就搞成了一言堂，破壞了法治，現代的貪汙腐敗，往往跟家庭、家族有關。

　　記者：但是我們欣喜地看到，在現代製度的保證下，即便韓國當年在任總統金大中，也不能庇護他有貪汙問題的兩個兒子免遭牢獄。

　　任繼愈：這是現代化的一個標志。其實中國自林則徐開始，就意識到國家存亡必須現代化，此後百余年來幾代人一直在做這個事情。中國的趨勢是現代化。

　　記者：在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上，我們經曆了50年代的“大躍進”和後來的“文革”，您是否認同文化界有關“60年代斷代”的說法？如何去修補呢？

　　任繼愈：我不贊同“60年代斷代”這個說法，它不符合曆史。文化的發展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往往需要回過頭來才能看得比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續不斷地發展，不能一刀兩斷……中華民族走到今天，進進退退，但總的來說，是在前進，雖然走過了一些彎路，這也是在所難免的。

　　我打一個比方，一個小孩子從不會說話到五六歲時學會了撒謊，撒謊當然不是一件好事，但畢竟是從無知到有知。原始的淳樸並不可貴，原始社會沒有偷盜行爲，你不能因此說這種習慣就是道德高尚，一個人明白了金錢的好處而不偷，這才是道德高尚。舊的東西不破除，遺留下來，就容易變成“愚昧的外衣”。

　　歐洲的現代化經曆了叁四百年的曆史，我們付出了二叁十年的時間爲代價，並不太吃虧。中華民族的一大優點就在于及時自我糾錯，然後繼續前進。

　　研究宗教與哲學不再陷于盲目性 。

　　記者：作爲一位卓有成就的宗教學者，您認爲宗教在中國這個人文主義傳統十分濃厚的國度表現出了怎樣的特質？

　　任繼愈：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宗教。可以說，文化的起源來于宗教，一點都不過分。西方古典音樂是教堂音樂，達·芬奇的壁畫也是宗教畫。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們考慮生前死後的事情，于是就産生了宗教。我們發掘古墓，發現裏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鍋碗，也有生産工具，如弓箭、紡錘，這是古人想像中死後也要過現實的生活。

　　記者：那麼，中國的這種宗教精神與以孔子學說爲主幹的儒教有何關系？

　　任繼愈：儒教也是宗教，而且是中國式的宗教。曆史上天主教來中國好幾回都沒站住腳，它被儒教排斥了，因爲它唯一主張“敬天”，而儒教主張“敬天法祖”。後來基督教在中國站住了腳，是因爲鴉片戰爭後打進來的，有大炮保護它。

　　記者：宗教在今天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任繼愈：它具有安慰的作用。不過，它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人們不一定非靠宗教不可。

　　記者：宗教與哲學的關系呢？

　　任繼愈：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動物吃飽喝足之後就安靜了，人的好多問題卻是在吃飽喝足之後産生的。人需要關心最後的結果，渴望了解死後的生活，等等。解決這些問題有兩個途徑：一是宗教，另一個是哲學。宗教給人保證，保證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沒有任何懷疑；而哲學是理性思維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脫的道路，但不保證人人都可能最後解脫，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學關注生存群體的解脫，關心集體，關注弱勢群體，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情懷。

　　記者：哲學對于您自身的意義何在？

　　任繼愈：多想想別人，少想想自己，多幫助別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機遇和外部環境條件。我在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成績不是最拔尖的，不過也不是最差，算個中等。但是我有上學的機會而別人沒有，這是我的機遇。後來我考上大學，這也是我的機遇。別人將求學的機會讓給了我，我應該回報社會。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從裏面舀水，你還得往裏面加水，這桶水才不會枯竭。

　　記者：研究哲學對今天有何現實意義？

　　任繼愈：人類自從認識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獨特價值，就開始了對社會、對個人的作用進行探索。人類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萬年以上的曆史，而人類認識自己，探索社會成因，如何在群體中生活，建立人際關系的規範，最多不過幾千年。這就是說，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歲月中，哲學萌發得很遲，但它又是人類文化中最精華的部分，最有價值的部分。迄今爲止，世界上許多民族有文化、有藝術而沒有哲學。沒有文字就沒有哲學，因爲哲學是高度抽象思維的産物。至于人類發現曆史唯物主義的時間就更短了，那是馬克思主義的發明創造，使人們找到了一個有效的工具，用它來觀察曆史現象，分析社會現象，研究社會發展規律、曆史進程方向，從此不再陷于盲目性。

　　人生是萬米長跑，不要只看到100米

　　記者：90年彈指一揮間，回想起來卻不是那麼簡單，您對自己的人生有何評價？什麼事情會讓您刻骨銘心、耿耿于懷？

　　任繼愈：我的人生總的來說比較樂觀。以我的親身經曆來看，近百年來，中國始終是在進步的，至于其中我個人的一些挫折和得失，是不重要的……

　　我認爲，解除愚昧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要求，而現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趨勢。

　　不現代化，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從中世紀到現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很難，曆經磨難，但是值得。我現在不大放心的是，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迅猛發達，但是對人文科學重視不夠，對社會科學重視不夠，人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問題解決不好，邪教就會趁虛而入！

　　記者：今天的環境的確充滿了變數，作爲長者，您認爲中國青年應如何尋求自身定位，更好地生存？您對年輕一代的忠告是什麼？

　　任繼愈：我在教書的過程中深有感觸，現在的青年對實際利益看得過重，空想太少，不夠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輕人要經得起吃苦，培養獨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張年輕人在解決生活問題之後，眼光要放長遠一點，要有自己的個性。人生是萬米長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顧眼前利益。年輕人現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慮今後的發展，考慮自己是否能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爲社會做出貢獻。

　　年輕人要有一點理想，甚至有一點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現實了，一個青年太現實了，沒有出息。只顧眼前，缺乏理想，就沒有發展前途。這個地方工資待遇1000元，那個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換工作崗位，不考慮工作性質，缺乏敬業精神，這很不好。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要有遠大理想。沒有遠大理想的青年沒有發展前途；沒有遠大理想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會被淘汰。

　　記者：青年如何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任繼愈：一個民族的文學、史學、哲學、宗教最能體現這個民族的性格和風格。年輕人應多了解祖國的曆史，中國的曆史文化從古至今綿延不絕，只有我們中國人才有這個條件，美國人就沒有，寫到200多年以前，他們就寫到歐洲去了。不管你是學理的，還是學文的，都應該對民族的曆史有所了解，這樣才能知道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多麼優秀，真理本身是多麼樸素可愛。

《傳統文化該如何繼承和發展——任繼愈先生訪談》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