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一部作品，在君王和學者眼中的有著不同的價值--在玄奘眼裏，《大唐西域記》是十幾年心血的整理；而在唐太宗眼裏，他看重的是整個西域的戰略價值，甚至是更加遙遠的中亞和印度，因此，作爲大唐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他必須讓玄奘腦子裏的資料變成對國家實實在在有用的戰略信息。因此，《大唐西域記》是作爲一項政治任務動筆，卻成就了其不可估量的學術和實用價值。

　　唐太宗與玄奘的第叁次"過招"因爲長孫無忌的出現而柳暗花明，最終在撰寫《大唐西域記》上達成一致，可以說再次打成平手--唐太宗能夠得到西域印度各國最鮮活的第一手資料，玄奘也能完成記錄西行旅程的心願。

　　計劃和准備是成功的前提，出色的臨場應對是成功的保障，這些玄奘都具備了，也做得很好，但事實的走向卻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變化和變故時刻都在發生，玄奘就遇到了這樣的難題。

　　謀事易，謀人難；讓人去做一件事容易，找到一個好的人才去執行很難。

　　作爲大唐帝國第一個盛世的締造者，唐太宗深知人才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也具備了鑒別人才的眼光。雖然只是第一次見面，但站在面前的這位中年僧人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知識淵博、談吐得當，不卑不亢、氣度不凡，而且有著崇高的威望。這樣的人，如果僅僅用來寫一部書、一輩子都耗在寺院中做學問、當一名不問世事的高僧，簡直太可惜了！

　　愛才如命，而且機不可失，所以唐太宗當即就提出了希望玄奘還俗，留在自己身邊爲國效力效力的要求。唐太宗不是不知道讓僧人還俗的難度，但是第一，唐太宗愛才，玄奘確實有才華，唐太宗不想放過任何一個人才爲自己效力；第二，貞觀後期，跟隨唐太宗打天下的謀臣猛將很多都已去世，國家急需補充高端人才；第叁，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唐太宗是個傑出的帝王，但在親情上處理得並不好，先是玄武門兄弟相殘留下陰影，繼而自己的兒子們，前期主要是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後期主要是吳王李恪對太子李治的潛在威脅。朝中大臣們又因爲皇子之爭而分成不同的派系，房玄齡很可能是魏王李泰的最大後臺，而長孫無忌則支持太子李治。爲了彌合朝中派系之爭，唐太宗迫切需要一位身家清白、能力出衆、威望很高的人作爲第叁方勢力來緩和朝臣的敵對態勢，而玄奘，正是最佳人選。

　　所以唐太宗還是決定試一試。

　　此時，長孫無忌並沒有再次站出來跟風說話，鼓勵玄奘還俗當官，而是選擇了觀望，首先，他一時還摸不准皇帝是真的想要玄奘還俗，還是只是對這位高僧客氣客氣，以顯示皇恩浩蕩；其次，有些招數用兩次就會不靈，這是一個當官技巧的把握；再者，從長遠看，他很清楚玄奘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自己身爲重臣，以後很可能還會跟玄奘打交道，如果爲了拍一時馬屁而給玄奘留下"弄臣"的印象，萬一將來玄奘在皇帝面前給自己下一個不怎麼樣的評價，這就對自己的仕途大爲不利；最後，此時附和，會給群臣留下君臣二人威逼玄奘的感覺，長孫無忌也是人精，早就看出來玄奘不是一個會輕易動搖信念和立場之人，一旦他決意不從，就會讓雙方都很難堪，下不了臺階。

　　所以，長孫無忌選擇觀望，他要看看玄奘如何面對皇帝的"盛情"。

　　退一步說，以玄奘的學識和才幹，如果想當官，年輕時就可以還俗，況且當時正是隋末亂世、群雄並起、李淵父子起兵爭天下最需要用人之時，就連少林寺的武僧都幫過唐太宗的大忙，玄奘以超然身份輔佐明主當然不是什麼難事。但是玄奘沒有這麼做，他一身最大的願望就是精研佛法，在佛學的道路上不斷進取、尋求大法，這才有了偷渡出關前往"西天"取經的舉動。

　　正如長孫無忌所判斷的，玄奘不是一個會輕易動搖信念和立場之人，十九年前是這樣，十九年後也是，因此，面對唐太宗的"盛情"，玄奘十分誠懇的說：

　　"玄奘少踐缁門，服膺佛道，玄宗是習，禮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棄水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單身行道，以報國恩，玄奘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