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密教胎藏界曼荼罗中台八叶院四隅四菩萨所代表之四行，即：(一)东南之普贤菩萨，表示净菩提心。(二)西南之文殊菩萨，表示智慧。(三)东北之弥勒菩萨，表示慈悲。(四)西北之观自在菩萨，表示愿行圆满之菩提果。此四行皆表四方四佛之“因德”。此外，亦有以菩提、福德、智慧、羯磨四者分别表示四菩萨之四行。大日经疏卷五（大三九·六三一下）：“正方四叶是如来四智，隅角四叶是如来四行。”［瑜伽大教王经、大日经疏卷十七、卷二十］（参阅“四行菩萨”1691）
(二)指五戒中除去“不饮酒”之其他四项。中阿含经卷二十六（大一·五九四中）：“有一沙门梵志行四行：不杀生、不教杀、不同杀，不偷、不教偷、不同偷，不取他女、不教取他女、不同取他女，不妄言、不教妄言、不同妄言。”
(三)通达四谛而趣向涅槃之无漏圣道有苦迟、苦速、乐迟、乐速等四种途径，称为四通行。［集异门足论卷七］（参阅“四通行”1766）
(四)乃菩提达磨所说修证佛道之四种具体行法，即：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参阅“二入四行”167）
婆罗门教规定教徒修行与生活之四重历程。即：(一)梵行期（梵brahmaca^rin ），又称学生期。儿童成长至一定年龄，则离家从师，学习吠陀，熟悉祭祀仪式。(二)家住期（梵gr!hastha ），此时期以经营世俗生活为主，如结婚、就业等。(三)林栖期（梵va^naprastha ），年事渐长，弃家隐居森林，从事各种苦行，锻炼身心，为灵魂解脱作准备。(四)遁世期（梵sannya^sin ），舍弃一切财富，云游四方，乞食为生，严守五戒（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忍耐、离欲），置生死于度外，以期获得解脱。
指苦、空、无常、无我等有漏果报之四种行相。乃四谛十六行相中“苦谛”之四种行相。俱舍论卷二十六（大二九·一三七上）：“苦圣谛有四相：一非常、二苦、三空、四非我。待缘故非常，逼迫性故苦，违我所见故空，违我见故非我。”（参阅“十六行相”387）
即理入与行入之二入道要旨，及行入之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等四行。景德传灯录卷三十载菩提达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以入道之途，不出理入与行入二种：(一)理入，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舍妄归真，凝住壁观，则无自无他，圣凡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称为理入。(二)行入，即谓四行，(1)报冤行，谓修道之人，若受苦时，当念“此系我宿殃恶业果熟，所以甘心忍受，都无冤诉”。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而进道，故称报冤行。(2)随缘行，谓众生无我，皆由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皆是过去宿因所感，缘尽还无。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故称随缘行。(3)无所求行，谓世人长迷，处处贪着，称之为求。智者悟真，安心无为，万有皆空，无所愿乐，是真无求，顺道而行，故称无所求行。(4)称法行，性净之理，称之为法。此理众相皆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智者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吝惜，达解三空，自利利他，庄严菩提之道，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故名称法行。
又据其弟子昙琳所作序载，菩提达摩感于道育、慧可二沙门之精诚，乃诲以真道（大五一·四五八中）：“令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者壁观，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着。”故知二入四行相当于安心（理入）与发行（行入）。二入之说颇类似金刚三昧经入实际品所说，四行说类似旧华严经卷十一之十行说，故有人推测其为二入四行说之根据。宋代契嵩于传法正宗记卷五即指出称四行为达摩说之可疑，然一般仍深信为达摩之说无疑。［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九章（汤用彤）、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说与金刚三昧经（水野弘元着，达和译，佛光学报第四期）］
指善导之观经玄义分卷首所题五言十四行之归敬偈。又称归三宝偈。偈文前以“先劝大众发愿归三宝”九字总显偈意，最初二行（八句）发愿，后十二行归三宝。此偈常用于净土宗之法会。［观经玄义要义释观门义钞卷一、观经玄义分传通记卷一］
指分别住于密教胎藏界中台八叶院四隅之四位菩萨。于胎藏界曼荼罗中央，有八叶之莲花，与大日如来所住之花台合为中台八叶院，八叶之中，东南西北等四方依次为宝幢佛、开敷华王佛、无量寿佛、天鼓雷音佛等四方四佛，其余四隅则分别为普贤（东南）、文殊（西南）、观自在（西北）、弥勒（东北）等四菩萨所住；此四隅四菩萨各具一行，表示四方四佛之“因德”，故并称为四行菩萨。其中，普贤表示净菩提心，此系一切诸佛证成果德之妙因；文殊表示菩提行中之智慧；弥勒表示菩提行中之慈悲；观音表示证得菩提而愿行圆满之菩提果。［大日经漫荼罗位品、摄大仪轨卷三、大日经疏卷十七、卷二十］（参阅“中台八叶院”1034）
全一卷。乃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之语录。本书于近代始被发现，尚无定本，目前所有之原本计有：(一)朝鲜本菩提达摩四行论二种，即天顺八年（1464）及隆熙二年（1908）刊行之二种版本，后者收录于禅门撮要中。(二)北京图书馆所藏（宿九九号）敦煌写本。(三)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史坦因二七一五号及三三七五号）敦煌写本。其中史坦因二七一五号及北京本乃铃木大拙于敦煌资料中发现并与朝鲜本校对后，收在禅思想史研究第二者。(四)法国国民图书馆所藏（伯希和三○一八号及四六三四号）敦煌写本，此二本与史坦因三三七五号皆为近年所发现之中间部分之断片而已。上列敦煌写本之卷首均有阙损，故其原名无法确知。本书乃由最初论及二入四行之部分，与书简及其他杂录所成，而楞伽师资记及景德传灯录所收之二入四行说，其卷首均已题有“菩提达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序”，然于敦煌写本发现以前，被疑为非达摩所说，至日本学者水野弘元之“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说与金刚三昧经”论文问世以后，其价值始告确立，亦被推想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中达摩传、慧可传之直接资料。前记之敦煌写本等，包括杂录部，总称为“二入四行论”，成为今日唯一之达摩语录。所谓二入即理入与行入，四行即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达摩の语录（柳田圣山）、禅宗史研究（宇井伯寿）、达摩の研究（关口真大）、四行论长卷子と菩提达摩论（田中良昭）］（参阅“二入四行”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