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导源于印度工巧明业。自原始佛教至部派佛教时期，由于戒律中（沙弥十戒）有“远离观听歌舞”之明文规定，故未能建立艺术发展之基础，而仅限于佛足、金刚座、菩提树等之雕画，以为佛陀之象征。约至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之时，雕刻、建筑、绘画、工艺等艺术活动始随印度都市工商业与部分进步派僧侣之革新精神而兴起，打破以往小乘时代不敢模拟佛像之观念，而普遍塑造佛像供养礼拜，佛教艺术乃藉造像而大兴。
印度佛教艺术可大别为兼具希腊、印度、大夏、安息等艺术素质之犍驮罗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至笈多王朝（302），以摩揭陀为中心，统一印度，印度本身之艺术乃与犍驮罗艺术先后依附于佛教而东传我国。至隋唐之世，无论佛教义理或艺术均已与我国人性情精神相结合，并融入我国特有之情操与气度，使佛教艺术衍为纯中国之型态。
就佛教艺术发展之广大范围与源流而言，可略分为三大系统：(一)小乘佛教艺术，其艺术主体系以根据初期佛教遗物崇拜为基础之佛塔建筑，另于绘画雕刻方面则多以本生谭、譬喻故事为主题，直至后来佛像制作普及后仍持续此一倾向。此系统包括锡兰与东南亚等南传佛教诸国。(二)以尊像之制作与崇拜为中心之大乘佛教艺术，源于印度，经中亚而开展至中国、日本。然于中亚与我国之初期，小乘佛教艺术之色彩甚浓。 (三)密教艺术，约始于七八世纪之印度，其中一流系经中国而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平安、镰仓时代之艺术主流；另一流系经尼泊尔传入西藏而展开喇嘛教特有之艺术风格，其后亦扩及蒙吉、东北等地。
若纯粹就大小乘佛教艺术之特性而言，则小乘佛教艺术多指印度之初期艺术与锡兰等南传佛教诸国之艺术。如前所言，其艺术主体多以佛塔为中心，其时亦有部分佛像之制作，然佛像所呈现之风貌样态乃历史性之佛陀形像；与之相对者，为呈现多样化风貌之大乘佛教艺术，其佛像制作则以呈现理想化之佛菩萨诸尊等尊像崇拜之雕像、画像为主。又随大乘佛教各宗派思想之发展，而有净土宗艺术、法华经艺术、禅宗艺术、密教艺术等各具特色之宗派艺术产生。以密教艺术而言，最大特点在于其宗教仪礼与艺术密不可分之性质，如密教修法中之本尊像、诸尊图像等，实乃密教艺术最重要之主题。此类尊像多为印度教之诸神转变而来，入于密教后，复扩增其尊像种类，并变化其形像（如多面、多臂之异型尊像，与怒发忿颜、手持武器之忿怒像）。上记之外，密教随修法所需之曼荼罗而依准经典、仪轨之记载，描绘出各种曼荼罗图像，如两界曼荼罗、尊胜曼荼罗、北斗曼荼罗等，此类曼荼罗图像普遍流行于西藏、中国、日本。又各类密教修法之法器，如金刚杵、铃、幢、铎、铙钹、炉、宝珠、花鬘、真言符印、摩尼轮等，亦为密教艺术不可少之一环。要言之，密教艺术各种复杂变
化之特色，使之于整体佛教艺术中占有重要之角色。
若就一般艺术之分类而言，约可将佛教艺术分别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等数种，兹分述如次：
(一)建筑：据传世尊在世时已有具备本殿、寮舍、仓库、客室、火屋（厨房）、经行堂、温室（浴室）、前堂、莲池、病室等设施之祇园精舍，惟事实不详。当时遗留下来之建筑主要有塔（梵stu^pa ）、塔院（梵caitya -gr!ha ，制多堂）、僧院（梵viha^ra ）、尖塔（梵s/ikhara ）等，通常组合三、四种即可构成一个伽蓝，主要建材为砖、石材。
就建筑型态而别，大抵佛教建筑有塔、石窟、僧院、玉垣、门、石柱、幢、曼荼罗等类型：(1)塔，意译坟、庙、高显处，营建源于对佛陀舍利之崇奉，故具有佛教崇拜之独特风格，为佛教特有之建筑，通常皆为佛教建筑群（伽蓝、寺院）之中心。样式有自然之圆形，半球形覆钵式（始于阿育王时）、方形等。材料则印度古塔多内部积累土石，外部蔽以板石或泥灰。半球形覆钵式即印度之古塔，最重要之遗构可见于山琦遗迹，塔之最中心处埋藏舍利容器，四周围以栏楯，塔门敞开。通常古塔平面之直径比
塔之高度大，此系其最大特色，其后始逐渐增高。如犍驮罗式建筑于数重基坛上之覆钵式塔，其圆筒高度已显见增高，且基坛呈方形，凡此皆由纯粹古塔形制变化而来。此一形制传入我国后，可见于砖造或石造之雁塔、喇嘛塔等。另如我国、日本所遗存之木造塔婆（通常有三重塔、五重塔）亦为此一塔制之变化型态。此外，密教、日本之木造多宝塔、石造五轮塔、宝箧印塔等则为塔制之新形式。(2)石窟，于小乘石窟中，以跋阇（Bhaja）、康打哩（Komdane）为最古；我国则以大同云冈石窟最奇伟，系北魏、隋朝之遗迹，此外尚有河南洛阳龙门、巩县、南京栖霞山、山西太原天龙山等处。石窟内部，遗存有丰富的尊像雕刻、装饰、壁画等，充分显现出佛教艺术之综合风貌。(3)僧院，梵语viha^ra，又称僧坊。有单独僧房、单
层僧院、平地僧院、重层僧院等四型。岩窟中亦有遗存之遗例，较常见者有三面围成之正方形，中央为空间广阔之中庭，与我国、日本三面僧坊之形制极为接近。另有由四面配置整然、围绕中庭之四面僧坊，此一形制系由犍驮罗逐渐普及于中印度。印度之僧院初时为木造，后渐采用石造，我国与日本则一般为木造。于僧院中，另有祠堂、讲堂等大众生活所必需之建筑，通常由此等堂塔组为一伽蓝而形成一寺院。然在我国，多以七组堂塔为一单位，乃所谓七堂伽蓝之制，其后亦传入日本。一般而言，七堂之种类与配置并无定规，常依宗派之别而累增，或改变用途、名称、型态式样等。(4)玉垣，又作周垣，凡伽蓝、塔、僧房等建筑物周围均有石质玉垣围绕，通常由石格、贯及地覆构成，上施以极细微之浮雕，构图多取狮、象、牛、马等动物及法轮、菩提树、本生谭等。(5) 石柱，阿育王曾刻诏书、法敕立于国境。柱端钟形，上载象、狮、轮宝等。(6)幢，梵语dhvaja，意译旗、标志。于印度，幢之样式类别有三种：1.形状如旗，2.塔盖左右各树一斜竿，3.塔前左右各树一石（如我国长方形碑）。(7)曼荼罗，形像曼荼罗有以金、银建造者，形制则有圆坛、方坛、莲华坛、三角坛等。
各国之佛教建筑常因各地人文及地理因素而各显特色。锡兰之遗存建筑与印度大多相同，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则杂有木造建筑，爪哇之婆罗浮图（Boro-Budurl ）为一表现密教九层曼荼罗之大规模石造建筑。西藏之大寺院，多建于山麓斜坡上，配置有多种建筑，连接在一起，呈现一种欧洲风格之市街景观，特色为塔身下部尚有一细小之喇嘛塔。我国之佛教建筑多仿皇宫式之建筑，其典型设计多以主要建筑物整齐、对称地配列左右两方，山门与天王殿、大雄殿、法堂、方丈等呈一直线并列，其左右分别设置钟楼与鼓楼、伽蓝殿与祖师殿、客室与云水堂等。塔为多层，建于伽蓝外。材料以木、砖为主，屋瓦大多加上彩色涂绘。我国著名的佛教建筑中，如建于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之永宁寺，被誉为“此寺精丽，阎浮所无”。又我国之佛教建筑，可谓为中国佛教艺术之大观，盖因印度亦无如此诸堂整齐、蔚然壮观之佛教建筑。其他诸国，如韩国、越南之佛教建筑，可说系承袭我国之样式；满蒙则杂有西藏与中国之风格。日本之佛教建筑亦模仿我国之样式，且多采用木造，初期建筑呈现左右整齐对称之配列，塔多半配置于伽蓝内。平安朝以后，除禅宗寺院外，伽蓝之配置则多倾向自由化。至于细部之式样，平安朝以前为和式，镰仓时代以后则有唐式、和式、天竺式三种，后来为和式与唐式混合之普通样式。昭和以后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
(二)雕刻：于世尊涅槃后，佛徒多以金刚座、菩提叶、法轮、佛足、伞盖等为膜拜对象，直至西元一世纪中叶，始渐流行佛像之塑造。迨四、五世纪阿摩罗婆提（梵Amaravati ）之大塔，其栏楯有佛形像全具之佛传图。于印度，雕刻艺术之遗品最著名者为旁遮普之阿旃多石窟（梵Ajanta^ ）之雕像，阿旃多素有“东方艺术之宫”的美称，石窟内部多壁画，外部则多雕刻，其人物表情均极庄严生动，富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又印度以北之佛教造像则具犍驮罗艺术风格。此外，阿富汗喀什米尔之巴米羊（ Bamian）遗迹，保存世界著名之崖壁大佛像，高达五十二公尺余。其他如柬埔寨之安哥窟、爪哇之婆罗浮图等，皆有雕造精湛之石雕艺术。于我国，历朝所凿造之石窟，内中多含大量造像。而我国石窟之造像艺术，初时甚受犍驮罗与印度之影响，至唐宋即完全表现中国风格之特色。此外，东晋戴逵父子，由泥塑而发明夹纻；北朝李雅、张岫先后塑造嵩山少林寺佛像与安阳万佛沟石窟造像；唐时杨惠之的塑像传神，凡此皆为后世塑佛树立良好规范。
(三)绘画：印度自古即有以画为业者。如阿旃多石窟之初期作品，即为佛教壁画之最早制作。例如第十窟之六牙白象本生图，可追溯为纪元前之作品。此外，残留于阿旃多第二期（五、六世纪间）、第三期（七世纪）等诸窟之绘画极多，其特色系由明暗之对比产生立体效果。另于锡兰悉耆利耶石窟（巴Si^giriya ）之供养天人图，可推定为五世纪所传留下来之壁画，其手法系属于阿旃多石窟绘画之技巧，此一风格系经由西北印度输入之希腊文化，与佛教文化相混合而产生之特殊艺术型态，故阿旃多石窟不仅成为印度艺术之宝库，亦成为远及中亚、中国、日本的佛教艺术之源流。如阿旃多石窟中之龙女传说图、飞天图等，甚至远如日本亦受其风格影响，如法隆寺之壁画、日野法界寺阿弥陀
堂之飞天图等。
关于佛画方面，最初约有本生谭、佛传图、帧像、壁画等四类。帧像之画法，系先于中央画好佛像，次于像下书写三归依之文，再次书写五学处、十二因缘，最后于像上书写二颂。通常佛画有三种用途：庄严、供作本尊、法具。大抵而言，一切佛像从其形体容貌之相好而言，均是相同，故区别各各不同之佛，主要由“手印”分辨。除相好与手印外，尚须注意度量，如全身长一二○分，肉髻高四分，面长十二分，颈长四分等。
我国历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画，尤于唐代，当时画家若被任命绘制寺院壁画，必引为一生中之殊遇。著名之画家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袁子昂、吴道子、李公麟等。惜以佛寺多为砖木所造，每易毁于兵燹水火，独西陲之敦煌、吐鲁番等地之石窟壁画得以幸免灾厄，灿然存在。西域出身之尉迟乙僧被誉为初唐第一位佛画家，常以独特之“远近法”绘制西域风之变相图。此外，我国禅僧之水墨画至今仍被画界所重，此类仅藉着上墨色来表现宇宙风貌精神之画风，可视为禅宗特有之风格，亦为中国艺术之奇葩。自宋以后，大型壁画之独特画风逐渐衰微，代之以禅宗祖师像、罗汉像，又在禅僧指导下，墨绘与书法因而发达，著名之禅画代表者有牧溪、梁楷、石涛、八大山人、渐江、玉涧等，彼等绘画技巧之特出、气慨之壮大，予画界极大之影响。其中尤以石涛最具代表性，其“一笔画”之绝创，为我国禅画最佳之写照。日本十五世纪室町时代即集我国宋代墨绘之大成，中心人物有如拙、周文、雪舟等。
(四)工艺：佛教历史中最古之工艺品为舍利容器，材料有金属（金、银、铜）、玉、石、木等，通常埋于佛塔之中；于印度，最早之遗品约为西元前四世纪之作品。我国与日本之塔婆，中间多埋有舍利容器。一般佛教所用之器具类，统称为佛具或道具，其种类样式繁多，以下略分七类统括之：(1)尊像之庄严具，如天盖、幡、花鬘、缨络等。(2)供养具，如香炉、烛台、花瓶、花笼、盘等。(3)乐器类，梵钟、金鼓、磬、铜锣、铃、木鱼等。(4)容器，如经箱、袈裟箱等。(5)僧侣之法服及所持物，如袈裟、锡杖、念珠、如意等。(6)密教之修法具，如金刚杵、金刚铃、羯磨杵、礼盘等。(7)与雕刻、建筑有关之作品，如橱子、佛龛、佛坛、灯笼等。
我国唐代前后，佛教与民间生活相结合，工艺方面固然大量制作法器与供具，一般生活器具亦皆渗入佛教艺术之成份。宋代因之，直至目前，即或略有变易，而佛教影响之因素仍不难判知。［佛教艺术论集（现代佛教学术丛刊(20)）、中国佛教艺术（国立历史博物馆）］
印度佛教音乐，约起源于西元前二千年至一千五百年左右，记述梨俱吠陀歌咏方法之娑摩吠陀（梵Sa^ma -veda ）即为其肇始，依此而奠定声明、梵呗之基础。佛教继承此方法而产生伽陀（梵ga^tha^ ，意译孤起颂）之方式，释尊即以此方式传予跋提比丘、优婆利尊者、目连、阿难、难陀、婆耆舍等。其后，马鸣则作释尊一代事迹之歌（赖吒和罗伎）。此外，据传龙树开启南天铁塔，受金刚萨埵之灌顶，诵持秘密最上漫荼罗时，亦作金刚歌咏之赞。
至阿育王时代，佛教音乐之种类已甚丰富。至二世纪中叶迦腻色迦王之际，印度之佛教音乐隆盛异常，并盛传到中亚细亚之于阗、疏勒等地。六、七世纪戒日王（梵S/i^la^ditya ）治世之时，印度佛教音乐发展至全盛期，越过葱岭、中亚细亚，一支通过天山南麓，以龟兹（库车）为中心；一支经过天山北麓，以高昌（吐鲁番）为中心而昌盛发达。其后，印度佛教音乐经过西域诸国，大举流传于唐室宫廷，促成唐朝舞乐之高度发展。
佛教音乐所用之乐器有：弦乐器（梵vi^n!a^ ）、管乐器（梵vam!s/i^ ）、打乐器（梵dundubhi ）。二世纪以后亦使用在下部雕有舟形共鸣胴之五弦琵琶。传云，释尊在灵鹫山说法时，因怜悯盲目之弟子岩窟尊者，而用弦乐器伴奏，唱颂地神陀罗尼经。此种盲僧琵琶，直至阿育王之子鸠那罗（梵Kun!a^la ）失明之际，始被推广使用，后亦随佛教传至中、日等地。
部派佛教在严格之戒律中，音乐、歌舞、演剧乃被禁绝，故于僧侣之间，佛教音乐并不发达。然至大乘佛教兴起后，每于盛大之供养会上采用歌舞以庄严之，佛教音乐至此遂急遽发展。大规模之佛教歌剧，始于七世纪戒日王所作之“龙王之喜”（梵Na^ga^nanda ）。
七世纪末因佛教没落，佛教音乐亦随之衰微，故佛教音乐转移至缅甸、泰国、柬埔寨（高棉）、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在缅甸，与印度同样使用七音阶之法，佛教之声明在此盛行。乐器方面则使用印度二世纪顷所用之舟形胴付弓形之庄恩（tsaun，古代为七弦，后来改为十三弦），此外则是该国之传统乐器鳄琴（magyun）与传自泰国之打乐器基旺（kyiwain）。在泰国，传统音乐并非印度式之音乐，系以东南半岛南部吉蔑族之独特民族音乐为基调，再使用由我国传入之乐器，而形成其特殊之佛教音乐。然以佛教立场而言，除梵呗外，并无其他大规模之佛教音乐出现。在柬埔寨林邑国地方，盛行印度佛教舞乐，例如西元七三六年于日本传播印度舞乐之林邑国僧佛哲（ Fattriet），为极负盛名之舞乐研究者。此外，从十二世纪之安哥寺雕刻观之，古印度乐器较少，反而主要使用南洋系统之乐器，由是可知，泰国、柬埔寨之佛教音乐乃异于印度之独自型态。
于印尼，随着佛教王国之建立，佛教音乐亦行传入，然因以南传佛教为中心，故甚少举行大规模之佛教歌舞，而爪哇岛东面之巴黎岛则遗存印度教舞蹈遗迹，其舞姿具有强烈之印度色彩。
在西藏方面，喇嘛左手持铃、右手执锡杖以作为礼拜音乐之主体，其他作为仪式音乐者，有单旋律之齐唱与乐器之伴奏。较为常用之乐器有长型喇叭、属于敲打乐器之铃、钹等，另外有遗自棒教以人头骨作成二面鼓及以人类之大腿骨所作成之纵笛。
在我国，虽自东汉以来即开始有汉译经典，然却无法采用由佛教传来之梵呗唱法来歌诵之。此一情形，自梁高僧传中可见一二。至三国时代，康居（Samarkand）之僧来蜀，因而传来伊朗式之歌唱法。直至魏武帝第四子曹植（陈思王），素有音乐天才之美称，对梵曲饶有兴趣，传说曾于山东省东阿县之鱼山，创制中国所独有之梵呗法，中国之声明于是时始奠定基础。与印度式七音阶之歌唱法对照，中国系采用五音阶之法。
至唐代八世纪顷，中印度之佛教学者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来我国朝觐，印度式之梵呗始渐流行。据专家考证，我国之梵呗与民间歌曲共通之点甚多，与近代日本声明之性质则迥然不同。［宗教音乐（田边尚龙）、佛教音乐と声明（大山公淳）、佛教音乐之研究（日本东洋音乐学会编）］
Fojiaoyinyi
解释佛教典籍中难读难解的字音、字义专用书的通称。唐代以前注释佛经音义通常采用夹注的方法，即在经籍本文中，对梵文音译词语注释语义，或对难读字语注以反切。这种夹注音义的方法，自佛典汉译以来，历代沿袭。据《高僧传·慧睿传》载，慧睿曾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开元释教录》卷八也有北齐道慧著《一切经音》的记载。今两书皆佚。
西藏于藏王赤德松赞在位时，曾请印藏译师多人编定《大分解辞汇》一书，罗列佛教专用名词及常用语万余条，皆梵藏对照，为校订旧译及进行新译之依据。又在丹珠尔中译收印度声明著作37种，其中有长寿帅子所著《长寿藏》及广注，为解释字源及辞义之作。
现存佛教音义专著主要有：①《一切经音义》。又称《众经音义》、《玄应音义》。唐玄应著。25卷。该书注释大、小乘的经、律、论458部，为现存最早的佛教音义的著作。仿照《经典释文》体例，分经注释，每卷前先列经目，然后逐卷注释。摘取词语，先注反切，后释义。此书除引用佛经外，还保存现已失传的《苍颉篇》、《三苍》、《凡将篇》、《劝学篇》、《通俗文》、《埤苍》、《古今字诂》、《古文官书》、《字林》、《古文奇字》、《字指》、《字苑》、《小学篇》、《韵集》、《纂文》、《字略》、《广仓》、《字统》、《声类》、《韵略》、《字书》、《字体》等100多种古籍的片断。
②《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又称《新译华严经音义》、《华严经音义》、《慧苑音义》。唐慧苑著。2卷。该书对唐实叉难陀译的《华严经》（八十卷本》加以音义注释，以区别于东晋佛陀跋陀罗旧译《华严经》（六十卷本），故称新译。本书体例亦仿《玄应音义》，将经文难字录出，注音训于其下，引证古字书甚多。
③《一切经音义》。又称《慧琳音义》。唐慧琳著。100卷。成书于元和二年（807）。据本书序云：注释佛经“总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而希麟书序称“五千四十八卷”，实际上为1225部，5314卷。凡《开元释教录》入藏的经论全部加以注释。慧琳在汉至唐代诸家字韵的基础上，删补玄应、慧苑、云公、窥基所撰音义，内容增多，注释加详，所引古音韵典籍更为广泛。注音不仅区别吴音、秦音，而且辨明清音、浊音。
④《续一切经音义》。又称《希麟音义》，为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续作。辽希麟著。10卷。约成书于北宋雍熙四年（987）。该书拾遗注释圆照《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入藏全部经论，及不空、义净、彦琮等译经266卷（现存本缺8卷），体例仿《慧琳音义》。
此外，还有后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30卷；南宋处观《绍兴重雕大藏音》3卷等。
20世纪20～30年代，又有音义索引之书多种行世，如陈作霖《一切经音义通检》2卷（1923年金陵丛书外编），日本山田孝雄《一切经音义索引》1册（1925年西东书房初版），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编《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目索引》（1936年刊行）。此外，王少樵有《玄应书引〈说文〉校异》5卷、《慧琳书引〈说文〉校异》12卷等。
佛教音义之书，广征博引，搜罗甚富。它不仅对佛家经典字音字义的阐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由于它保存了大量久已失传的古代字韵和其他文史典籍，又为古籍的辑佚、校勘、训诂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清代学者曾用它来整治古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为当时的显学。（姚长寿）
广义而言，为原始佛教之同义语；狭义而言，指佛陀在世时之佛教，亦指佛陀所觉悟之内容与所说之教法。佛教自古即有大小二乘之别，乃谓小乘之修行目的仅限于声闻、缘觉，系属权门方便之教，为佛教之初门。近代于佛教研究法及教理史之界说上则改变基准，避免使用小乘佛教一词，而称最早期之佛教为根本佛教或原始佛教，其时所奉之教义即释尊直接之言教，而大乘佛教则以此类言教敷演而成。现今之斯里兰卡（原称锡兰）、缅甸、泰国等即属前者，而尼泊尔、西藏、蒙古、中国、韩国、日本等则属大乘，或大小兼习者。（参阅“原始佛教”4061）
佛教东传朝鲜半岛，据三国史记卷十八等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 372），中国前秦苻坚遣使者及僧顺道赍来佛像、经论；又二年，秦僧阿道来朝。翌年，敕为二僧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是为韩国有佛寺之始。又十年（384），印度沙门摩罗难陀至百济宣教，新罗则迟至五二八年始见佛教兴隆。
佛教初传朝鲜半岛时，与当时半岛上原有之 习俗相融合，目的仅在祈福，此为初传时之相容时期。至六世纪初，名师辈出，如百济僧谦益求法印度，携回梵本阿毗昙藏及五部律，译出律部七十二卷，是为百济律宗之祖；时昙旭、惠仁等并着律疏三十六卷，皆奉藏于台耀殿。高句丽僧惠慈于推古天皇三年（595）至日本，后与百济僧惠聪同至飞鸟法兴寺，并同为圣德太子之师；惠聪后被推许为佛教栋梁。
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之中，以新罗佛教最盛，入中、印求法者最多，高僧亦辈出如云，其中，圆光于南朝陈时来中国游学，精通涅槃、成实、摄论等学。元晓来唐未果，曾注释佛经八十一部，阐扬一乘圆教。义湘亦来唐参谒中国华严宗二祖智俨，返国后大力弘传华严宗。又慈藏曾与弟子僧实等十余人来唐，归国后，携回大藏经一部及诸幡幢、花盖等，王曾命于芬皇寺讲大乘论，其思想以律学及华严为主，曾建通度寺戒坛及大和寺塔。圆测于十五岁来唐，曾参学各处高僧讲筵，专学唯识学，曾蒙唐太宗颁赐度牒。惠通弘传密法，为真言宗祖师。至新罗统一时期（668～935），佛教已渐脱离中国，树立朝鲜佛教独特之教学。
诸宗之中，以禅宗传入较晚，却后来居上。最早将禅宗传入韩国者为法朗及其门人信行（704～779，一名神行），信行所传者为中国北宗神秀之法脉。信行之后，有道义者，曾来唐参谒智藏，并嗣其法，归国（821）后，欲兴南宗禅法而不果，遂于雪岳山隐居，后由再传弟子普照大兴其宗风。道义之同门洪陟，于智异山创建实相寺，大兴禅法，是为朝鲜佛教“禅门九山”之滥觞。
禅门九山无不源于中国曹溪六祖慧能，然与中国禅宗五派（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并无关连。九山者，实相山派、迦智山派、阇崛山派、桐里山派、圣住山派、师子山派、曦阳山派、凤林山派、须弥山派。此外，净土信仰亦颇盛行。西元九三五年，新罗为高丽所败，佛教亦出现另一崭新之面貌。
于高丽时代（935～1392），教宗与禅宗盛行，尤以禅宗，继新罗末期之教势而盛于高丽时代全期；华严宗与法相宗亦各形成其宗派，而持续教脉。自大觉国师义天以后，成立天台宗，给予教禅两宗影响甚钜。高丽时代之佛教，正值外敌侵入与国家混乱之难局，欲以佛德或神力克服此一情势，而有诸种法会、法席、道场、设斋等佛事之设置，此乃“祈福禳灾，镇护邦国”之国家思想的形成。据东国通鉴等载，太祖即位（918）时，即设八关会、燃灯会；翌年将都城迁往开城，于建宫殿之同时，于京内创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等十寺。光宗（950～976 在位）于城南建大报恩寺为太祖追福。并设僧阶，定国师、王师之制；时毗卢遮那忏悔法、无遮水陆会、斋僧等佛事频繁。显宗（1010～1031 在位）时，为攘斥契丹之兵，而发愿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藏之初雕版。于高宗（1214～1259 在位）时，因蒙古兵入侵，藏于符仁寺之初雕版全毁于战火。至西元一二五一年，经过多年之努力，再雕版大藏经始告完成，总计六五二九卷八一二五八版，收藏于江华城西门外大藏经板堂，后移至海印寺收藏迄今。
高丽时代之高僧辈出，如早期之道诜、广学、大缘、法印、利严、庆甫、利让、璨幽、允多等，其中，利严为太祖之师，璨幽曾来唐，依投子山大同修学，并得其心印，归国后，曾受太祖、惠宗、定宗、光宗等四代帝王皈依，光宗特赐“证真大师”之号，并封为国师。此外，如智宗、道峰等，均曾来宋参学，受永明延寿之心印，归国后，活跃一时。举扬华严学之均如，颇受光宗崇信，尝致力于南岳智异山、北岳浮石寺等二派华严学之融合会通。
开立天台宗之大觉义天，为文宗之第四王子，十一岁出家，于灵通寺烂圆处得度，并修学华严教观。于宣宗二年（1085）来宋，归国时携回章疏等三千余卷，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三卷，并著有“新集圆宗文类”等十余部三百余卷。
高丽时代之佛教，自天台宗立宗后，原来兴盛之禅宗（曹溪宗）逐渐衰颓，虽有坦然等高僧极力挽回禅宗之颓势，却一蹶不振，直至普照知讷时，始中兴禅宗，形成一新局面。
高丽时代之佛教，于王室及为政者之保护下得以成长兴盛，至西元一三九二年高丽灭亡，佛教亦随之呈现衰势。李朝建国后，强烈的兴儒排佛思潮，令佛教趋于抑压受难之时代。睿宗（1469 在位）曾订定度牒之制，员额为禅宗、教宗各三十名；此外又禁止寺刹之创建。其后之成宗（1470～1494 在位）、燕山君（1495～1505 在位）、中宗（1506～1544 在位）等诸帝皆采排佛政策。至明宗（1546～1567 在位）之初年，太后摄政，欲复兴佛教，故佛教一度显现再兴之机，然其后因明宗亲政，恢复兴儒排佛政策，佛教遂再陷颓败之势。惟此时期仍见高僧大德，如无准己和（1376～1433）撰“显正论”以驳斥排佛论；西山休静（1520～1604）大振禅风，今韩国僧徒多属此法系。与休静法系抗礼者，有浮休善修（1543～1649）与碧岩觉性（1575～1660）之法系。另有晦庵定慧（1685～1741）著「华严经疏隐科”、“禅源集都序着柄”，与镜严应允（1703～1804）二人并称教禅两宗之大宗师。李朝末期，因诸师之努力，终于一八九五年解除僧侣不得入京之禁令，四年后，于京师创建元兴寺，并设置“朝鲜佛教总宗务所”，朝鲜佛教乃得复苏。
一九一○年，日本并吞朝鲜，翌年发布“朝鲜总督府寺刹令”及“寺刹令施行规则”，而将教团分为三十本山（一九二四年加华严寺成为三十一本山），形成三十个教区。一九一二年将朝鲜佛教称“禅教两宗”，并以觉皇寺为中央教堂，而设置三十本山会议所。三十本山则各制定寺法，后因反对教团被总督府监督，乃于一九二一年召开全国僧侣大会，决议于觉皇寺设置“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总务院”，以统辖全国寺刹；翌年反对派亦于觉皇寺设置“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教务院”。一九二五年两院达成协议，合并组织“财团法人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以为中央统一之宗务机构，统辖全国三十一本山。其后将宗名改为“曹溪宗”，并建立太古寺作为其总本山。
此外，圆佛教为新兴于本世纪初之佛教宗派，创教者少太山（1891～1943）以修行门（真空妙有）与信仰门（因果报应）为基本教义，立精神修养、事理研究、作业取舍等三学，以教化信徒，并创立圆光大学培育人才，教势颇盛。
于佛教教育方面，一九○六年于元兴寺创建“明进学校”以为僧侣之教育机构，该校后来改组为“佛教师范学校”。一九一六年中央总务院于汉城设立“佛教中央学林”，为培养教界人才之学林，以修身、宗乘、余乘、宗教学、布教法，及哲学、理、数、史、地等一般学科教育青年僧侣。同时在地方亦以寺院为中心而成立地方学林。然因中央学林曾为韩国独立运动之根据地，故于一九二二年遭废止。其后屡经变迁，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东国大学。
佛教之教育机构除上述之外，尚有中央僧伽大学，及附设于寺院之讲院等。其中，东国大学及圆光大学成为韩国佛教研究之二大中心，并产生诸多杰出学者。佛教期刊、学报方面，自一九一○年发行佛教杂志“圆宗”后，陆续有朝鲜佛教月报、海东佛报、佛教振兴会月报、朝鲜佛教界、佛教、佛教学报、韩国佛教学、韩国宗教、圆佛教思想等刊行。
现代韩国佛教分为十八宗派，其中，以曹溪宗与太古宗为二大主流，兹据韩国寺刹资料丛书４（1983）所载，将主要宗派之僧侣数（总数二○七五五）及信徒数（总数一一一三○○○○）列表如下。
韩国之宗教，尚有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天道教等宗教。天主教约于二百年前传入韩国，战后基督教甚盛，其教势几有凌驾佛教之势，至一九八三年，教徒人数已逾九十四万。［日韩佛教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2)）、朝鲜佛教通史（李能和）、韩国佛教史（爱宕显昌）、韩国佛教史（金煐泰）］
指佛教之在家信众，于世俗生活中所从事之信仰活动。于印度，自佛陀住世以来，佛教徒中，除比丘、比丘尼之出家教团外，并有优婆塞（男）与优婆夷（女）之在家信徒。依据巴利文如是语经一○七所说，出家众由在家众供给衣、食、住等资具，在家众则依出家众接受教法与梵行，两者互相支持，共同修行正法。
由于出家、在家之生活型态不同，行为之限制亦随之有异，即出家众有二五○戒或五○○戒等，在家众有五戒、八关斋戒等。初时在家居士以其居处附近之出家教团为中心，从事宗教活动，惜当时有关组织之状况今已不详，然依其演变可推知，教权由出家教团掌握。大乘佛教勃兴的原因之一，即在家居士意欲起而排拒出家教团，乃著书立说，开创新局势。
在诸经典之中，以在家居士为主脑人物者，如维摩诘经中之维摩居士，胜鬘经中之胜鬘夫人，皆以居士为主而宣说佛法。此外，如华严经中在家之善财童子，以婆罗门、船师、香商等为善知识而受其教示，听闻此经之大迦叶、舍利弗等大弟子则如聋若哑，其他诸大乘经中，亦强调在家菩萨之存在。于造像时，比丘皆为出家形像，菩萨则多为在家形像，此乃积极显现在家众之信仰意识。
然在锡兰、缅甸、泰国等地，出家教团之教权颇高；另如西藏之喇嘛教团，迄今仍由僧团之代表人物掌握政权，在家信众不得参与。
我国之情况异于他处。初期译经之重要人物，如后汉之安玄、三国之吴支谦、西晋之聂承远等皆为居士。后秦之鸠摩罗什，晚年受君主逼迫，遂行在家生活。其后，刘宋之谢灵运、萧齐之萧子良、梁之武帝、唐代之王维及白居易、吴越之忠懿王等为王侯、贵族、文人等之代表人物，于建斋、造寺或教学、文学等方面皆颇有贡献。
有关居士教团方面，以东晋庐山慧远所创立之僧俗同修团体“白莲社”最为重要，计有刘遗民、周续之、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建斋立誓，发愿往生西方。此类念佛结社至唐代依然十分普遍，如会稽之九品往生社；而以宋代最盛行，社名尚流传于今者有二十余社。其中，灵照之净业社拥有僧俗两万人，若观之结社则拥有十万人，领导者近半数为居士。又宋代之朱熹、陆九渊等儒者，亦博通佛学，另如道教之全真教教祖王□极其推崇禅学，佛教僧侣亦起而呼应，故渐产生儒释道三教合一之思想与风习。
至明朝，居士对于佛教教学之研究大有进展，如注释佛典、编集禅宗语录等。更有以心泰之佛法金汤编一书为始，陆续完成居士分灯录、居士传等多种在家教徒之传记。清末以降，佛教步入衰颓之势。后以彭绍升、杨文会等居士刊行佛典、开办佛学院、设立居士林等，方得延续居士佛教之命脉。
日本之佛教以圣德太子为其发展端绪，其后皇室、贵族大力推动佛教建筑、美术、文学、行事等，特别值得注意者，即以半僧半俗之身分活跃于其间；如古代山岳教先驱之修验道开祖，亦为优婆塞。平安朝中期以后，所撰诸种往生传及法华验记中，即收录“教信沙弥”（信奉佛教却不满既有之教团，遂自称沙弥而毕生过在家生活者），或类此而称为“圣”、“持经者”的一群修行者之传记。
在镰仓时代之新佛教中，真宗、时宗、日莲宗等所呈现之强烈半僧半俗色彩，推测系受到上记之教信沙弥等的影响。至于禅宗，初时尚保持严格之出家生活，其后渐耽溺于文学，临济宗山城天龙寺之开山祖梦窗疏石（1275～1351）讥评彼等为剃头俗人。近代，一般人之佛教信仰活动中，作为社交组织的各“讲”，如“法华八讲”等，极为发达。明治维新后，以新兴教学等为目的之居士佛教运动，日益盛行。
寮国（Laos）为中南半岛内陆国，古称老挝。北接云南，东邻越南，南连高棉，西南临缅甸，并依湄公河与泰国为界。种族繁多，主要有寮、卡（Khas）、苗三族。寮族源出我国西南边区，自唐代至元代，其间六百余年，颇受中、印文化影响，曾盛行信奉佛教，惟重祭鬼神，兼含浓厚之民族色彩；其后渐南移而在寮国定居，占人口的三分之二。
寮国史上明确记载有佛教信仰，系始于法昂王（Fia Ngoun, 1353～1373 在位）创建南掌国（Lang Chang）之后。法昂王幼年曾随父流亡高棉，受摩诃波沙曼多长老（ Maha^pasamanta）教养；王后为高棉王之女，系虔诚之佛教徒，法昂王受其影响，遂恭请高僧、铸造佛像、建立波沙曼寺（Pasamanarama），寮民亦渐转信佛教。明永乐二年（1404），南掌获中国承认，封为“老挝宣慰司”，时值拍耶三成泰王在位，曾建立摩那兰寺（Wat Manorom），并提倡佛学。维苏王（Visoun, 1501～1520 在位）时，建立有名之维苏寺以供奉佛舍利。至悉达提拉王（Sethathirath），更于都城永珍北边创建寮国最伟大之建筑物“大舍利塔”（Dha^tu Luang，寮语谓之塔銮）。
十七世纪中叶，寮国成为东南亚佛教中心。其后，陷入长期分裂状况，十九世纪初，永珍甚且成为泰国之一省。至中叶，以泰、越对立，寮国方得安定，惟以后法人势力入侵，一八九三年终成法国之保护国。
法属时期，佛教失去传统之国家保护与支持，甚难发展，所幸人民绝大多数仍虔信佛教。过去之旧式教育系以佛寺为中心，法国统领下虽曾将教育权收归政府，然由于国民教育不普及，佛寺仍为高深知识与佛法研究之重镇，法人无法强加禁止。二十世纪初，佛教施行分层级之机构组织，国家之下为州县，次为乡村，乡村各佛寺均有僧人专职管理。与泰、缅、高棉相同，寮国亦盛行男子一度出家之俗，至于时间长短或系终生为之，则随个人意愿。
独立后（1954）至内战爆发前（1960），佛教蓬勃发展，古都琅勃拉邦市郊之富士寺寪佛教中心，寺中供有铸于十五世纪，重达四百余公斤之金佛像。古都北面二十公里处有北墟洞，洞中佛像不计其数，故有万佛洞之称。僧侣教育获国家完全支持，分小学、中学、佛教高级教育（相当于高中）三级，后者由教育部负责，毕业者加“摩诃”（梵Maha^ ）之尊称。华侨佛教徒于永珍创有“中寮佛教社”，越侨亦多信大乘佛教，建有“邦廊寺”（Wat Banglong），弘扬佛法。
关于寮国所信奉之佛教，与缅甸、泰国等相同，皆属南传巴利佛教，如王家图书馆中即藏有贝叶本巴利文、泰文等各种佛教经典。然与其他南传国家不同者，如佛教教育及僧团戒律等，不及他国严格，比丘得与在家人共同进食饮酒，可直接自妇女手中接受供物，且可与妇女共事。又比丘受人民之恭敬供养则与他国无异，人民多行布施，喜入寺听僧众说法及受持斋戒。［寮国佛教史（净海）、ERE.vol. 7 Laos; M. Bode： The PaliLiterature of Burma, London1909］
琉球，又作流求，岛人自称冲绳。明代有中山、山南、山北三国，太祖洪武五年（1375）曾受明册封。十七世纪初，为日本岛津氏攻占，惟琉球仍向清朝贡，引起日后中日两国琉球问题。光绪初，日本兼并之，置冲绳县，我国则仍称琉球。据传，冲绳乃天神阿摩美久所创，以其地蜿蜒，有若虬浮水中，故称流虬，后改称流求。
此地佛教，始于英祖王于浦添建极乐寺（1265～1274）。未久，有日僧赖重法印于那霸波上山开创护国寺。宣宗宣德五年（1430），宦官柴山建大安禅寺，八年，创千佛灵阁。尚泰久王（1454～1460）更先后敕建广严、普门、天龙三寺，请日僧芥隐承琥为开山住持，又于各地建寺院，并造梵钟送报恩、大圣等诸名刹，故史称奉佛名君。英宗天顺二年（1458），王更遣日僧道安赴朝鲜乞藏经。六年，尚德王亦遣普须古等，自朝鲜请回大藏经一部及金刚经、法华经、天台四教仪、心经、大悲心经、楞严经、起信论、翻译名义集等。其后，与朝鲜佛教界时相往来。万历三十一年（1603），由日本净土宗僧人袋中传入佛经文句，开始念佛之法。袋中并撰琉球神道记五卷，详载琉球各寺概况及其沿革。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护国寺住持赖昌诉请官改禅宗之神应、万寿、圣现三寺为真言宗。同治七年（1868）明治维新变革之际，禅宗等诸派之僧皆告祷佛神，停止狱所之审问及杀生。明治维新之顷，琉球寺院分为公寺与胁寺。至维新后，寺院失王室保护，遂急速衰颓，加以二次大战战火侵袭，已不复十七世纪时之盛况。
琉球佛教分为日本真言宗与临济宗二大法系。八月农闲期民间所举办之念佛踊，可谓为净土宗袋中之遗风。明治以后，禅院多属临济宗妙心寺派，真言宗寺院则属真言宗东寺派，惟那霸有真言宗大谷派之真教寺。［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明史卷二一一外国列传、中山世鉴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第一○○、琉球の宗教（秋山谦藏）］
满洲，即今东北九省，古名辽东。四世纪初，佛教即已传至此地区。东晋孝武帝太元（376～396）末年，关中之释昙始复携带经律数十部并至高句丽宣化佛教，而于安帝义熙（405～417）初年返回关中。前燕慕容皝十二年（345，即东晋永和元年），于首都龙城（热河朝阳）附近之龙山，设一和龙宫；又于山上建立龙翔佛寺，此为满洲佛教寺院最古之记录。
其后，北魏将前燕故地收于治下，并继云岗、龙门石窟之开凿后，于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在今辽宁义县城外西北之大凌河左岸，开建万佛堂石窟。至唐代，佛教于满洲更为兴盛，如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即载有玄宗、宪宗时代，渤海国曾贡献佛像之事迹等；此外，于京城中亦发现有佛寺、佛物之遗迹等。又辽、金之佛教，可由历代诸帝之热心信仰，屡建佛寺、佛塔，而令佛教普及民间等，窥见一二。元朝时，蒙古入侵满洲，建立大帝国，并将喇嘛教带入，予满洲佛教若干影响。至于满洲喇嘛教之基础，于清朝时始见巩固，故各地均建有喇嘛教之寺庙、塔，如承德之溥仁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普佑寺、须弥福寿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罗汉堂等，均甚著名。此类巨大之寺庙，与普通中国式建筑迥异，而呈现其特殊之景观。
又清朝与喇嘛教间之密切关系，据近代学者之说，系与清太祖被视为文殊菩萨有直接关系；并谓清朝肇兴地之满洲，其名称即来自文殊菩萨之梵名Man~jus/ri^ （音译曼殊师利）。另据满洲源流考部族章之记载，亦谓清初西藏献清室之国书，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此类考据，学界迄今虽未能有全然一致之结论，然大抵咸认满洲一地与佛教之渊源极深，此一渊源亦为清朝信奉喇嘛教之一大关键。［钦定盛京通志、辽东志卷一、G.N. Roerich: The Blue Annals, 2vols.; S. C. Das: Pag Sam JonZang； Ch. Bell: The Religion ofTibet］
佛教在美国为一新兴宗教。一八八九年，由日僧曜日苍龙传入夏威夷，再辗转传入美国。最早的佛教组织为美国佛教会，系一日美佛教团体，日本名称为“真宗西本愿寺派”，拥有六十余寺、百多位圣职人员。一八九三年，美国邀请各国宗教领袖，在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会议，日僧宗演出席会议之后，即派铃木大拙赴美，出版英文佛教书籍。一八九九年，日本净土宗在美建立美式佛教堂，但迄今仍限于日侨之活动。一九三○年，宗演在家弟子佐佐木指月，创建美国第一禅堂（First Zen Institute of America）。一九四五年后，许多美国人前往日本，接触日本佛教，正式修行者日增。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八年间，铃木大拙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讲禅学，影响深远。亦有不少美国人从日本学禅，回美传授禅之修行。由此影响五十年代末期出现之披头族（Beat Generation），许多作家、画家、音乐家不满西方传统，而对禅产生兴趣，形成披头禅（BeatZen）之狂潮。一九六五年又有嬉皮禅（Hippis Zen ），崇拜寒山之自然风光。此二派均与正统之禅有别，惟许多嬉皮后来成了正统禅之修行者。六十年代，日本临济与曹洞合流之安谷白云禅师，数度至美教禅，一九六六年其弟子卡普留（Philip Kapleau）创立禅中心于纽约州之罗契斯特城（Rochester ）。另一日僧前济太善于一九五六年创立洛杉矶禅中心，其犹太籍弟子亦在纽约市成立禅团契。目前日本禅人数最多者为加州之 ZenMountain Center 及 TassajaraHot Springs ，乃铃木生隆所创。临济宗之岛野荣道，一九六四年到纽约主持纽约禅堂（铃木大拙所创），一九六八年又创立大本山金刚寺于纽约州。
一八五三年中国佛教初到美国，美国人初对中国之天台及禅有兴趣。一九二九年太虚大师抵美弘法，其后有陈有道、邓燮荣居士等。迄今中国僧尼到美国者日益增多，分布于加州及纽约等地，对象多为华侨，其中能深入美国社会者有：(一)宣化法师，一九五九年成立中美佛教会，一九七五年于万佛城创办法界大学。(二)星云法师，一九七七年于加州洛杉矶哈西安达创立西来寺，每周定期举行聚会共修及其他讲经弘法活动。(三)圣严法师，一九七七年于纽约创立禅中心，接引中美知识青年，出版英文禅杂志。此外以在家身分在美宏法者有沈家桢、应金玉堂等居士。
越南佛教于一九六六年由天恩法师传到美国，一九七○年成立禅中心，一九七三年创立东方大学。一九七○年，南韩禅僧崇山行愿到美国，对象以美国人为主，现有五个中心分布于美加各地。
南传上座部佛教，一九六六年有锡兰比丘，于华盛顿创立 Vihara Society of Washington D.C. ，目前在加州及纽约等地，有数座小规模之泰国寺院。另有缅甸之 U Genka 及 UBakhin，向美国人传授止观法门。
西藏佛教，自一九五九年中共统治西藏后，高僧及喇嘛纷纷逃亡印度及欧美各地。把佛教传到美国之喇嘛，主要有三位：(一)川巴（ChogyanTrungpa）一九七○年到美国，于佛蒙特州（Vermont）之 Barnet成立 Tail of the Tiger，于科罗拉多（Colorado ）之 Boulder 创立Karmadyong Meditation Center，目前已有数十个分支中心，为发展最快之一派，除了传授佛法，并设有教育及社会福利机构。(二)土库尔库（Tarthang Tulka）一九六八年到美国，翌年于加州创立第一所供美国人修行之西藏佛教道场。一九七三年成立非宗教性之学院，提供西藏文化艺术及医术等研究服务。一九七五年开办 Odiyan Tibetan Nyingma Culture Center，拥有九百英亩土地，提供西藏难民住处，并供美国人修行，亦为一生产农场。(二)噶玛巴（Kamapa），乃白教之领袖，一九七四年率弟子到美国，后由数位喇嘛在纽约市建立道场，并在加拿大创办一所学院。西藏佛教之设施，对象多为美国人。目前西藏密宗发展迅速，而中国和日本之禅则深富潜力。加州柏克莱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均有佛学科系。
今日广泛的为美国人所研读之佛学书刊有：Warren 之佛法译丛、Edwin Arnold 之亚洲之光、Paul Carus 之佛陀的教说、Irving Babbit之法句经、Christmas Humphrey之佛教、Burtt 之大悲佛陀之教义，以及铃木大拙各类有关禅学之著作。［美洲佛教（圣严）、欧美佛教之发展（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4)）］
佛教传入蒙古最迟在元宪宗蒙哥之世（1251～1259 在位），成为普遍信仰则始于忽必烈时代，在此以前，蒙人仍多信仰萨满教，且有基督教活动之迹象。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命八思巴等参对勘定汉、藏两种藏经，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元成宗信佛极笃，故有必兰纳识里代帝出家，且奉敕翻译梵经为蒙文。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西藏高僧法光入蒙，增订蒙古新字，又有中国、回鹘学者译西藏藏经为蒙文。嗣后历仁宗、英宗、晋宗、明宗、文宗、顺帝，历代皆崇信西藏佛教。明太祖兴起（1368），元顺帝北退后，蒙古佛教一时衰落，经百数十年，始有西藏黄教传入蒙古，蒙古佛教遂再复兴。
明代万历五年（1577），内蒙古俺答汗遣使入西藏，迎请第三世达赖喇嘛巡锡蒙古，并于绥远归化城，为达赖建寺，此即黄教盛行内蒙之始。而外蒙古开始有黄教，则为阿巴岱汗之功。阿氏尝延请三世达赖之大弟子大慈迈达里呼图克图于喀尔喀图拉河边一寺宣扬佛法，颇受蒙人之崇仰。而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藏Rje-btsundam-pa, 1635～1723）之出现，益使外蒙佛教光大。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世哲布尊丹巴（1724～1757）于库伦创办札尼特高等宗教学院，僧侣云集，库伦遂成外蒙政教中心、蒙古喇嘛教育圣地。此后，清代诸帝对历世哲布尊丹巴均厚加礼遇，光绪四年（1878）情况骤变，库伦满洲大臣志刚，强要八世哲布尊丹巴（1870～1924）对办事大臣起立相迎，此后，清蒙关系恶化，清朝大肆破坏蒙古佛教势力，迨清朝覆亡，外蒙遂宣布独立（1912）。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则于库伦自称皇帝，成立大蒙古国。
与哲布尊丹巴同时之内蒙宗教领袖为章嘉呼图克图（藏Lcan%-skya ），即为应内蒙各部之请而自藏入蒙之五世达赖弟子章嘉呼图克图。章嘉历世内附清朝、民国政府，常驻锡多伦、北京、五台山三地。雍正帝更尝自言其于禅之造诣即得力于章嘉。民国四十六年示寂于台北之十九世章嘉，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蒙旗宣化使、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要职。
蒙古佛教最盛时期，喇嘛约占住民人口三分之一（二十世纪初），其重镇则系距乌兰贝多（Ulan Bator）二百五十哩处，建于一五八四年之厄丹尼珠寺（Erdeni^ Dzu）。由于蒙古佛教传自西藏，故其宗教仪式、寺院组织、活佛转世等，多同于西藏。［世界佛教通史上册（圣严）］
（故事）蒙古库腾汉，于岁次巳未，有疾，多人诊视不能痊。术穷。因议及西边地方有奇异通晓五识名萨斯嘉恭噶嘉勒灿喇斯，延请医治，庶几有益。遂令韦玛郭特之道尔达达尔罕为首。往请怕克巴巴喇密特。系是戍子年以来纪三千三百七十五年岁次壬寅降生。至戊辰年二十七岁，往额讷特珂克与左道六师之异端讲论辩难，穷其词。获班第达之号而归。其叔父扎克巴嘉勒灿喇嘛曾告之云：日后有东方帽若柄鹰，靴似猪鼻，屋似木网，娓娓长音，语须三四译者，系蒙古国君博第萨多之化身，名库腾汉。遣使名道尔达者请汝，汝必往行。当于后彼处大兴佛教。（中略）丁未年六十六岁与汉相见，造成狮吼观音，收服龙王，仍与汉灌顶，顷刻病愈。众皆欢喜。即遵萨斯喜班第达之言而行。所有边界蒙古地方，创兴禅教。岁次辛亥，怕克巴巴喇密特年七十岁圆寂。见蒙古源流。
缅甸（Burma）东北接我国康、滇，西邻印、巴，东毗泰、寮，南滨孟加拉湾；其巴利语Ma=ramma（音译摩罗摩），系转讹自梵语 Brahma（意译梵摩、梵天），“缅甸”音近 Maramma-desa（梵天之国土）。最早入居者为得楞族（T=alaing），次为缅族（Burman）、掸族（Shan）等。此国信史始于十一世纪，其前多系传闻。据锡兰岛史载，西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曾遣须那（巴Son!a ）及郁多罗（巴Uttara ）至金地国（巴Suvan!n!a-bhu^mi ）传教，或谓金地国即今下缅甸打端一带，五世纪中叶之注释家佛音（巴Buddha=ghos!a ），更由缅人一再强调彼乃出身打端；此外，佛陀成道时，最初布施食物之二位商人，相传为缅甸人，又盛传佛陀曾亲临蒲甘（Pagan）布教，凡此皆待考证。根据地下挖掘物，约可推定上缅甸为北印度文化系统，下缅甸文化则系自南印度移来。有关缅甸之宗教，首先传入者为印度之婆罗门教，稍后佛教亦由孟加拉、奥立沙（Orissa）等地传入。佛教传入缅甸，从出土之重要文献证明，最初传入者为上座部佛教，西元十世纪以后，大乘佛教及密教始渐传入。在十一世纪以前，缅甸有一种大乘阿利僧派（Ari）存在，此派僧众着蓝色法服，蓄发，生活放荡，谓若造恶，仅须念诵救护咒，即可不受因果报应，复分为林住与村住二支。此派较印度性力派更极端，或以之乃是混合了大乘佛教，属于堕落形式之喇嘛密教。此一教派在阿奴律陀王（Anuruddha）之前，为蒲甘一带教派中势力最盛者，其中心地为沙摩底（Samati）。待蒲甘王朝（1044～1287）兴起后，缅甸早期佛教各派及阿利僧派先后衰亡。
西元一○四四年，阿奴律陀王统一全国，建都蒲甘，一○五七年，征服打端，请入比丘、三藏圣典、佛舍利、宝物等，又由高僧阿罗汉（Arhan）领导改革僧团，虔信上座部佛教，原先之上座部、大乘佛教、密教、婆罗门教逐渐消失。未久，于蒲甘修建瑞德宫佛塔（Shwe Dagon），历两代始竣工。锡兰国王毗舍耶婆诃一世（Vijayaba^hu I）曾遣使至缅，求赐三藏，请派僧团，一时，缅甸成为南传佛教中心。在蒲甘佛教之全盛时期，上缅甸共有一万三千座塔与僧院。其后，锡兰佛教大盛，大寺派势力最强，缅甸遂有留学锡兰者，车波多即于大寺受戒，留学十年（1170～1180），始伴四名比丘返国。十二世纪时，僧团分裂为锡兰宗派（Si^hala-sa=m!gha）与原有之缅甸宗派（Maram=ma-sam!gha）。前者不久更分为尸婆利、多摩陵陀、阿难陀三个僧团。惟虽分裂，各派仍极努力弘扬佛法，故佛教仍颇兴盛。
西元一二七七年，蒙古人南侵，蒲甘王朝没落，十年后政权转移掸族手中，此后缅甸不再出现一统王国，直至十六世纪中叶。其间二百余年，不论北方阿瓦王朝（Ava）或南方庇古王朝（Pegu），均重视并发扬佛教，名义明灯（Abhidha^nappadipika^）、声韵精义（Saddasa^ratthaja^lini^）、迦旃延文法注等多为此时期作品。十五世纪中叶，南方计分六个宗派，受比丘戒者有一万五千余人，其后经达磨悉提王（Dhammazedi, 1472～1492）之改革，僧团又告统一。
代掸族而起者仍是缅人，建立东固王朝（Toungoo, 1531～1752）。编成达磨他憍（Dhammathatkyaw）、拘僧殊（Kosaungchok）两部律典，营造摩诃摩尼佛塔（Maha^mani）、耶舍摩尼须罗佛塔（Yasama=nisula）、加多奇佛塔（Ngatakyi），摩尼珠论、法王七事论、阿毗达磨颂、律庄严疏、誉增论等亦于此期完成。高僧则有毗陀罗毗那婆斯（Bada=ravanava^si^）、雅利安楞伽罗（Ari=ya^lan%ka^ra）、最胜法（Aggadham=ma^lan%ka^ra）、智愿（N~a^n!avara）等。十八世纪，佛教发生着衣论争，形成对立之偏袒派（巴Ekam!sika ）与通肩派（巴Pa^rupana ），百年后始由主张着衣时覆盖双肩之通肩派获胜，是时，东固王朝已亡，贡榜王朝（Konbaung, 1752～1885）代兴。百余年间，佛教仍受王室保护，陆续有缅文经典之翻译。西方势力亦因此时仰光辟为通商口岸而不断入侵，一八八六年，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至一九四七年宣告独立，其间六十余年，英人并未以政治干涉宗教，故有“缅甸佛教青年会”成立（1906），号召缅甸独立之事，此后僧人参与独立运动者甚多。
今缅甸佛教僧团主要有哆达磨（Thudhamma）、瑞景（Shwegyin）、达婆罗（Dvara）三派。此三派在教学上，对于三藏圣典所遵奉者皆一致，惟于戒律上，特别是所持用物、着衣法及生活仪节有些许差别。前二者为传统之宗派，组织庞大，僧众较多；达婆罗派成立最晚，于十九世纪末，对旧哆达磨派加以改革而成，戒律上主张严格实践，僧众最少。又缅甸佛教僧众仅有比丘、沙弥、信士男、信士女，及少数比丘尼，而无沙弥尼、正学尼。一般习俗，男子于十四、五岁时须入寺短期出家。佛教各国中，以缅甸之测试制最严，通过律藏试者称持律者（Vinayadhara），三藏全部通过者称三藏师（Tipit!aka=dhara），系最高荣誉。今缅甸于南传佛教中占有极重要之地位。［J. George Scott: Burmese Buddhi=sm; Mabel Bode: The Pali Lite=rature of Burma, London, 1909; G.E. Harvey: History of Burma, London, 1925; Sir Ch.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London, 1921 vol. III, P. 47ff］
又称南方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源于印度，其后向外传播，分成两大主流，流传于东南亚一带，包括锡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高棉、寮国等，即是南传佛教。所谓南传佛教，主要指盛行于上述五国，而以锡兰大寺派为传承之上座部佛教而言。另一主流，经中亚传至中国、韩国、日本，属北传大乘佛教。两大主流最大不同处，在于：南传佛教之三藏经典以律藏为主，用巴利文书写，盖南传佛教徒重实践，故强调戒律至上，藏经泛称声闻藏；北传佛教之三藏经典以经藏为先，用梵文书写，藏经泛称菩萨藏。
西元前三世纪中叶，阿育王之子摩哂陀长老往锡兰传教，佛教迅速发展，经二百年，以大寺为统一教团之中心。至西元前一世纪，分裂为大寺派与无畏山派，前者坚持保守传统上座部佛教，后者容纳大乘佛教，二派对立达千年。同时（西元前一世纪），大寺派长老并举行上座部佛教第四次结集，首次用巴利文将上座部佛教三藏记录成册。西元五世纪，佛音论师于大寺注释三藏，奠立大寺派基础，并形成南传佛教。
至于佛教传入东南亚地区，除阿育王遣僧传教金地国（或谓即今下缅甸以迄马来半岛）一说外，根据出土之古物，最早或在今泰国中部。古代东南亚佛教，大乘、小乘交替兴废，然以南传上座部势力为大，影响最钜。大约至十四世纪，缅甸、泰国、高棉、寮国等，已完全变成以锡兰为传承之上座部佛教。十九世纪，上座部佛教在锡兰分裂为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及罗曼那派等派别；在缅甸分裂为善法派、瑞琴派及门派等派别；在泰国、高棉、寮国则分裂为法相应部与大部等派别。
南传佛教之特色，就部派、典籍、学说、实践等四方面略述如下：(一)就部派言，保有上座系统中和法藏部相类之面目。惟其上座部学说实非纯粹正宗，印度佛教史家遂视之为上座部之别传，常以“分别说”一称加以区别。从南方七部毗昙中“论事”一书，可知南传佛教主张：(1)过去未来法无体，(2)并非一切都实有，(3)四谛可以顿得现观，(4)一定没有“中有”，(5)阿罗汉不退，(6)无真实之补特伽罗。(二)就典籍言，有七部论书，依序即指：法集、分别、界、人施设、双、发趣、论事。除论事之外，余皆相传为佛说。又此等论书大体即由“舍利弗毗昙”各分发展变化而成。(三)就学说言，有：(1)心性本净说，主张从离染心得解脱。(2)佛道不共说，声闻等始于厌离，佛始于悲，故其发展不同。(3)佛陀观，系以历史上之释迦牟尼佛为主，并非如大众部叙述理想化之佛陀。然佛陀为超越之存在，故不止于今生，早已于过去历劫积集菩萨行，具足三十二相、十八种不共法，教化一切众生。(四)就实践言，南传佛教有一套组织完备之说法，其有关之论书，先有优波底沙注释之解脱道论，继有觉音尊者之清净道论。清净道依戒定慧三学之次序，而以定学为中心，从十遍处（特别是从地遍处）入手，能达到四种禅定。十遍处以外，尚有十不净观、十随念、四梵住、四无色、食厌观和界差别观，合为四十种业处，随学者性格不同，业处各有所适。此等学法实与北方以遍处等作禅定之功德看待者大异其趣。［略论南方上座部佛学（吕澄）、南传佛教史序（净海）］
（术语）北方佛教之对，阿育王以后，传播印度南部，锡仑，暹罗，缅甸等地之佛教也。现存此等地之经典，皆为巴利语，小乘教也。其由北印度存在于西藏支那等之经典殆为原文，大乘教也。如斯南北异其趣，故以地理区分称为南方佛教。
欧美佛教最初以研究佛教文献为始，法国以大乘佛教研究、考古学研究入手；德国、英国以巴利语佛教文献翻译研究、考古学研究等为主流。较具代表性之著作有：拉森（C. Lassen）与布尔诺夫（E. Bu=rnouf）合著之巴利语论（Essai de Pa^li, 1826），荷吉森（B.H. Hodg=son）着尼泊尔与西藏之语言、文学、宗教介绍（Notices of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 1826 ），布尔诺夫之印度佛教史序说（Introduction a I”histoire de Bouddhisme Indie`n, 1845）等，梵文法华经之法文翻译（Lotus de la Bonne Loi）亦于西元一八五二年由布尔诺夫出版，由此遂奠定佛教研究之基础。其后，以麦克斯穆勒（Max Mu|ller）编辑之“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为始，有多数巴利语经典、大乘佛教经典陆续译出，乃使佛教之学术价值与哲学意义备受重视。其中，影响欧洲较巨者，首推阿诺德（Ed=win Arnold）之赞佛诗“亚洲之光”（Light of Asia），及奥尔高特（Olcott）领导之灵智学会（The 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之活动。英国于西元一九○六年成立英国佛教协会（The Buddhist Society of England），两年后更名为大英佛教协会（The 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England），并由大卫斯（Rhys Davids）出任会长，刊行“佛教评论”（Buddhist Re=view），致力于佛教之弘扬。此会之推展工作于西元一九二五年由洪飞瑞斯（Christmas Humphreys）继承，并刊行“英国佛教”（Buddhist in England）。西元一九四三年伦敦佛教教会（Buddhist Society, Lo=ndon）发行“中道”杂志（The Mi=ddle Way），直至今日，仍继续出版。法国则在美国伦丝贝利女士（Miss Constant Lounsbery）之协助下，由太虚大师创立巴黎佛教友谊会（创于一九二九年），并于一九三九年刊行“佛教思想季刊”（La Pense/e Bouddhique）。此外，其他国家亦有不少刊物发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本铃木大拙博士之著述及演讲，引起欧美人士对禅学之浓厚兴趣。美国由于受到欧洲学者之影响，佛教经典之语言学研究相当盛行。又美国思想界之广泛涉猎东方思想亦值得重视，东西哲学家会议于西元一九三九年在夏威夷召开。同时，以日本移民之佛教信仰（主要为净土真宗）为中心之活动亦逐渐展开。至于我国佛教徒之在美弘法者，有应金玉堂于纽约创办美东佛教总会，沈家桢居士创办世界宗教研究院及大觉寺，以及度轮（宣化）法师于旧金山创办金山寺、法界大学，佛光山星云大师于洛杉矶创办西来寺、国际佛教促进会，圣严法师于纽约创立禅中心等。大抵而言，华语系之大乘佛教，颇有逐渐在美国生根之趋势。［欧米の佛教（渡边海旭）］（参阅“美国佛教”3928）
西元六世纪中叶，佛教东传日本，时为日本钦明帝朝，朝廷分为以苏我为首之尊佛派与以物部为首之排佛系，前者获胜后，创建向原寺，是为日本有佛寺之始。至圣德太子时代（593～622）大力弘扬，佛教基础得以奠立。此后，佛教与日人原有之思想、文化、生活等融汇，形成独特之日本佛教。自飞鸟时代（五世纪中叶）至明治维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佛教教理始终承袭我国，如密宗之即身成佛论、天台之圆顿戒、净土真宗之信念主义、禅宗之生活即佛法、日莲宗之唱念法华等，其思想渊源无一不源自我国，至于修行实践方面，亦多采用我国佛教之修行方法，并加以组织与发展；所异者，即在社会活动（即教化）方面之普化，乃日本佛教最大之特色，此特色绵亘千五百年而巍然独存。
(一)飞鸟、奈良时代（552～781）：初传时期之佛教，其信仰对象为释迦、药师、观音、弥勒、四天王等，其崇拜目的概为延命、消灾等现世利益。此等贵族化之佛教至圣德太子时，制定十七条宪法，以佛教为国教，而转变为国家化之佛教，此特色维持至明治维新时期。推古天皇（593～627）以后，宗派渐明，最兴隆者为三论宗、法相宗，次为律、华严，再次为俱舍、成实，总称南都六宗。其中，三论宗成佛论重视根机利钝之说，法相宗讲究“性相相待”、“理事差别”、“五性各别”等，均获得当时知识分子与官僚之接受，故特盛一时；华严宗之世界观亦能契合以国民为官吏化身之思想。此时期之学佛者常一人或一寺兼习数宗之学，有别于后代之执于一宗一家之说。此时期之日本佛教，蒙受国家之保护，致无真正之宗教信念，在僧尼激增且日趋腐化之下，空海、最澄二师乃于新京平安另创新宗派（密宗、天台宗）。
(二)平安时代（约四百年）：于八世纪中，密教大兴于我国，寻即影响日本。空海（774～835）以显教为佛所说法，而佛所证法则为秘密庄严之境界，将“即心是佛”之思想，直转为即身成佛论，而成“即事而真”之现实具体论，此种教义颇适合当时人心之需求。至如最澄（767～822），则以天台为经宗，法相为论宗；经宗为本，论宗为末。有关戒律之传授，则设立大乘戒坛，应此而有“山家学生式”之制定。天台宗一乘主义传至安然（九世纪末）时，更提倡“现世成佛”、“即身作佛”，将宗教理想现实化；同时，四种三昧之修养道场亦落为形式化之法会道场。此时期后半，密教事相极盛，比睿山完全密教化，致有东密、台密之分。此外，由于社会扰攘不安，教界堕落，遂有末法思想与本地垂迹说（神、佛结合）之抬头，民众之宗教意识逐渐昂扬。
(三)镰仓、室町时代（约四百余年）：净土、禅、日莲宗之振兴期，亦为日本佛教史上最活泼、辉煌之时代。以平安朝末法思想为背景，应时而生之净土宗，原是形式性、彼岸性与深奥性的，至此时期，则转为现实性、此岸性与浅现性。法然（1133～1212）提倡专称名号，以称名为往生之本愿，其他杂行仅为助行；其高足亲鸾（1173～1262）更以信心为往生极乐之首要条件，一念之信为纯真且最清净之宇宙实相。信念主义之净土宗为易行化、社会化、民众化之佛教，故渐产生放弃修道、破除戒律之弊端，应运而生者即修道性、戒律性之禅宗。临济宗以棒喝禅、学人禅为特色，机锋激烈，为求证悟，不择手段；曹洞宗以默照禅、达人禅为特色，认为临济宗不但妥协且又公式化，道元（1200～1253）并著「正法眼藏”，阐扬曹洞禅之正法主义。值此禅净并盛之际，旧宗派如法相、真言、天台、华严等亦各自将教义易行化、民众化，天台宗甚至染上净土色彩以应时需。日莲（1222～1282）主张信仰久远实成之释尊，一心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经题即可成佛，成就无作之圆顿戒，更以“念佛无间、禅天魔、律国贼、真言亡国”之口号，破斥他宗之偏见。新兴宗派力求民众化之同时，南北八宗亦藉着民众化以维系命脉，旧宗派虽亦尝藉政治势力以阻止新宗派之发展，如正中二年（1325）之正中宗论、文明元年（1469）之决议放逐日莲宗徒等，然因禅、净诸宗所具有普遍化与生活化之特性，反浸透旧宗派。
(四)江户时代（1600～1867）：此时期幕府以法令制定各宗派寺院之本末关系，末寺须服从本寺之命令与支配，各宗派内纠纷因此顿减。此外，与朝廷或皇室有关之寺院，如门迹、院家、院室等，亦被剥夺实力，一扫向以俗权影响宗教之弊。先此，基督教已传入（1549），幕府乃利用佛教建立寺檀制度，使全民皆为佛教徒，各择一宗一寺而自为檀越，负责维持寺院所需，虽因而肃清基督教余势，佛教亦丧失朝气。此时，我国隐元（1592～1673）东渡，开创日本黄檗宗，与临济、曹洞鼎足而立，宗风大抵同临济，惟以唐音讽诵经文、法式亦悉用明风。其时，在寺院法令中，奖励学问为要项之一，故各宗纷纷兴办檀林、学寮等教育机构，由于教学兴隆，各宗学者辈出，天台宗有妙立（1637～1690）、灵空（1652～1698），日莲宗有日奥（1565～1630）、日讲（1626～1698），真言宗有运敞（1613～1693）、亮汰（1621～1680），禅宗有泽庵（1573～1645）、愚堂（1579～1661），净土宗有满誉（1562～1620）等。虽然人才辈出，却由于生活有保障而思想逐渐沉滞，复以儒学、国学抬头，佛教遂面临危机，此即明治时代神佛分离政策之执行。
(五)明治维新以后：明治元年（1868），颁行神佛判然令，禁用以佛语称呼神号、供佛菩萨形貌之神像、用木鱼梵钟等佛具，神社遂脱离佛教而独立。同时，受“毁释排佛”舆论之影响，朝廷以佛教在伦理实践方面不及儒家，经济建设方面不及西洋科学文明，政治目的方面不及神道等为由，迫令僧侣用俗姓，解除僧侣食肉带发娶妻之制。幸有福田行诫、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驱之屡次抗辩，并赴欧美考察，以世界宗教大势评驳政府之宗教政策，使佛教得以渡过困厄而进入新时代。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学之新风气普遍展开，在佛教原典方面，有南条文雄、荻原云来、高楠顺次郎等梵文学者，河口慧海、寺本婉雅等西藏文学者，长井真琴、高楠等巴利文学者；佛教史方面，有村上专精、境野黄洋。大正年间，复有织田得能、姊崎正治、望月信亨等人。同时，佛教大学如真宗本愿寺派之龙谷大学、大谷派之大谷大学、日莲宗之立正大学、真言宗之高野山大学、曹洞宗之驹泽大学亦纷纷建立。经典之整理，如缩刷大藏经、卍字正藏、续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等亦陆续刊行。又辞书之编行，日本佛家人名辞书（鹫尾顺）、佛教大辞汇（龙谷）、佛教大辞典（望月）、佛书解说大辞典等之问世，更充实了日本现代佛教学之内容。信仰方面，在基督教与西洋哲学影响下，已逐渐脱离中国佛教之形态与观念，凡普及于民间者，方得发展；同时，民主思想之抬头，僧人亦获参政机会。除佛教专门著作外，一般刊物亦多不胜数，如大法轮、世界佛教、女性佛教、东方佛教徒（英文）等近四百种。
盖佛教自印度兴起，经中国、朝鲜而传至日本，然为适应日本人之思想、文化、生活等而浸入其中给予影响，其后，则由于同化之结果，而产生一种独特之日本佛教。总结其特色有下列诸点：(一)日本佛教被视为镇护国家之道具。佛教徒亦以协助者自居，故佛教成为与皇室有密切关系之国家佛教。(二)日本佛教为镇护国家，而特重密教之咒术祈祷。故咒术祈祷深深浸透日本民众生活之中，成为追求现世利益之具。(三)日本初期佛教，僧人并不参与死者之丧葬。至中世，禅宗传入以后，中国葬礼法亦随之传入，僧人始担当死者之葬礼。其后，由于净土信仰普及，故葬式成为僧人之重要职务。(四)以江户时代之檀家制度，致使佛教成为“家之宗教”，而个人信仰方面之培养，反致薄弱。(五)日本佛教因与其古来神道思想同化、融合，而有所谓本地垂迹思想之产生。其中由于避免思想对立，而有神佛妥协之浓厚色彩，故佛教徒之信仰富有强烈之诸教混淆（syncretism）性质，惟此点仅为日本佛教性质之一。若将日本佛教与他国此较，则有下列几点特色：(一)日本佛教之致力于社会救济与慈善福利者甚多。(二)日本佛教从事深具意义而持续不断之民众教化工作。(三)日本佛教在思想方面，倾向于纯粹化，至中世以来尤为显著，如源空、亲鸾、道元、日莲等人辈出，于佛教思想发展上各有千秋，此诚为不可忽视者，亦为日本佛教特出之处。要言之，日本佛教之特质是国家化、社会化、信仰化、家庭化、宗派分明与现代学术化。此外，他国虽亦可举出类似之特色，但日本佛教与国民之间，具有密切之联结，确已形成日本佛教之特质。［日韩佛教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2)、中日佛教关系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1)）、日本佛教史上世篇（■善之助）、东洋人の思惟方法（中村元）］
（故事）日本慧若所着释迦传曰：“佛教之入日本也，始于钦明天皇十三年，百济供佛像及经论之役。其后佛教殷兴，计分十数宗派：若俱舍，成实，律，法相，三论，华严，南都之六宗，则上古之宗派也。天台真言之二种，则中古之宗派也。日本之天台，与中国之天台异。相承圆密禅戒四者之法门，以智者大师同之遗教，加入密禅，为一和合宗者也。真言宗与中国之宗旨虽同，而有出蓝之妙。禅宗流派颇多，大别为临济曹洞之二种。净土宗及真宗，各异其宗义，至于所传道绰善导之宗义则一也。日莲宗据天台之圆密戒三者，别于教海出一头地，其他一遍上人之时宗，良忍上人之融通念佛宗，则近古之宗派也。”三国佛教略史总论曰：“先是西洋纪元后第四世期，佛教始入朝鲜。后百余年，乃再东渐传入日本。又后五十年，厩户皇子出，渐趋隆盛之运。南都七帝崇奉最笃，所谓古京之六宗（六宗者，曰三论，曰成实，曰法相，曰俱舍，曰律，曰华严），皆此际传来也。桓武之朝，天台真言二宗起。加前六宗，为日本佛教八宗。（中略）自高仓帝已后，净土禅宗等之诸宗，始勃然兴，是称日本之新宗。就中北条足利等诸氏奉禅宗，织田尚日莲宗，德川大兴净土宗，而最浃洽民心者，为真宗日莲二宗。若就地方举其最盛者，禅净二宗播布东国，真宗蔓延北国。而镇西三都，诸宗皆盛。四国多弘法之古迹，而安艺概属真宗，备前多扫日莲宗。俗之安艺门徒，则谓备前为法华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