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传入台湾，据史料所载，大约在明朝末年荷兰统治时，随汉族之移民，自福州传入。然现代学者亦有主张，若以史实推论之，则自三国时代以降，隋炀帝、唐昭宗、北宋末期、南宋孝宗等，皆曾派兵或因战乱而移民至台湾、金门等地，故佛教信仰亦势必随之而传播至台湾。至郑成功经营台湾，佛教渐受重视。其子郑经尤为虔信，尝建弥陀寺于东安坊，且延请僧侣主持之。
至清代，闽粤僧侣来台者渐多，寺院亦渐次兴起，较著名者有弥陀寺、竹溪寺、海会寺、法华寺、开元寺、超峰寺、凌云寺、灵泉寺、龙湖岩等，迄今皆为二、三百年之古刹。同时，大陆传来之在家佛教斋教，如龙华派、先天派、金幢派等亦先后传来，其中以龙华派传来最早，时约乾隆（1736～1796）末年。当时之佛教活动已不得而知，惟缁衣大德中，以澄声、照明、志愿三人声名最着。而在家居士之较著者多为明末遗臣，以沈光文、李茂春、林英、张士栯、鲁王女、郑哲飞等人知名于世，开台湾佛教在家学佛之先河。
日据时代，日本佛教亦挟其威势相继来台，以临济宗、曹洞宗、天台宗、净土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最盛；日本佛教徒视斋教为同调，颇加奖掖。据林衡道所著“台北市的寺庙”载，日据时代，仅就台北而言，所建佛寺中，绝大多数皆属斋教系统。而当时大陆传来之出家佛教，则以与大陆隔离而呈现衰落现象，加上日本政府谨慎而缓慢的施行台湾佛教日本化之计划，遂使台湾佛教渐受日本佛教同化，以比丘而娶妻茹荤者大有人在。民国五年（1916），善慧、德融等人在日本曹洞宗势力之扶植下，创办台湾佛教中学与台湾佛教青年会。民国十一年，善慧与本愿组织南瀛佛教会（为台湾省佛教会之前身），并发行南瀛佛教月刊，刊行至台湾光复为止。此一刊物自创刊之后，皆采用中文，自民国十九年后，逐渐加入日文，又经若干时日，则已变成全部日文，此即日本欲将台湾佛教日本化之一大例证。此外，觉力、本圆皆为当时知名之僧。
民国三十四年，台湾光复以后，善慧鉴于正是弘扬正法之机，乃组织台湾佛教会，推举本圆为第一届理事长。民国三十八年，大批僧侣随政府迁台，致使台湾佛教起一大变化。首先，将台湾佛教会改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受中国佛教会之督导。自此，有关佛教之行政、文化慈善事业、佛教僧伽教育及社会教育、佛教之布教、寺院之兴建，与国际佛教之联系等，均陆续开展。如妙果，首聘慈航来台创办台湾佛学院。大醒继之，于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设佛学讲习会。其后有印顺兴办佛学院。同时台湾佛教、海潮音、中国佛教、佛教青年、今日佛教、菩提树、法音、狮子吼、觉世、慈明、普门等杂志亦相继发行。至七十七年春止，登记发行之佛教杂志，近百余种。此外，翻印经典和译介佛学名著之风渐盛，早期有东初发起影印日本大正藏之正续两编。此外，四十四年自日本迎奉玄奘大师灵骨返台，亦为台湾佛教界之一大盛事。其他如出国弘法、与泰国、缅甸等法典文物之交流、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密教修持之提倡、念佛法门之倡导、僧尼戒律之弘传、禅宗奥旨之阐扬，以至佛教图书馆、出版社、幼稚园、育幼院、养老院、诊疗所之设立、佛教新兴道场之创建等，在在皆显示台湾佛教正在蓬勃发展中。
近十余年来，星云主持之佛光山尤为台湾新兴佛教道场中之最著者，其分院遍布全省各处及海外。他如台湾中部有圣印之慈明寺及万佛寺，弘法事业亦绩效斐然。台北松山寺、华严莲社、善导寺等名刹，法务亦皆甚盛。佛学院方面，北部之中国内学院、华严专宗学院、能仁佛学院、莲华学佛园、菩提佛学院、法藏佛学院、海明佛学院、福严佛学院、佛光山台北女子佛学院、圆光佛学院，中部之中华佛教学院、佛光山福山佛学院、人乘学佛院，南部之香光尼众佛学院、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东方佛教学院、开元禅学院、千佛山女子佛学院、净觉佛学院等校，皆颇见成果。
在大专学佛运动方面，由于周宣德等慧炬杂志社同仁之热心倡导，亦已普及各大专院校。如大专院校之佛学社团，自四十九年四月台湾大学创设“晨曦学社”以来，其他六十余所院校亦纷纷设立佛学社团。另如暑期大专学生学佛之集会，有李炳南之佛学讲座、忏云之斋戒学会、佛光山之夏令营等，亦皆收效颇大。此外，高深之佛学研究单位，有中华佛学研究所、华梵佛学研究所、阳明山华冈之佛学研究所及佛教文化研究所、印度文化研究所、佛光山之佛学研究部等。华冈方面分别出版华冈佛学学报及佛教文化学报，佛光山则出版佛光学报，中华佛学研究所出版中华佛学学报，皆为专门性之佛学研究刊物。大体而言，自一九七○年以来，台湾佛教信徒之知识水准已有显著之提高，弘法方式逐渐革新，佛教信仰亦日渐普及，颇有一番新兴气象。［中国佛教史略（印顺、妙钦）、中国佛教之近况（道安，海潮音第三十八卷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中国佛教之过去及现在（青松，海潮音第四十二卷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中国佛教史论集台湾佛教篇（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7)）、中国佛教发展史第四篇第二章（中村元）］
泰国（Thailand）位于中南半岛中央，古称堕罗钵底（梵Dva^rapati ），又称社和钵底、堕和罗。居民为傣族（Thai），原住我国云南省西南部，以受汉人压迫，渐迁至湄南河、湄公河沿岸，西元七世纪左右，征服近邻，建立王国之基础。十三世纪中叶，于湄南河（Menam）上、中游分别建立兰那泰王朝（Lanna-thai）与素可泰王朝（Sukho-thai,1257～1436），至十四世纪中叶，两王朝合并定立国都，正式统一，建立阿踰陀王朝（Auodhya^ 1350～1766，又称大城王朝），我国称之为暹罗。统一之前，佛教信仰已甚兴盛，造佛建寺之风气亦极普遍，据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所载，则义净之时佛法已极盛行。大约傣族人立国前之佛教可分上座部佛教之传入（西元前三世纪）、大乘佛教之传入（西元八世纪）、蒲甘佛教之传入（十一世纪）、锡兰佛教之传入（十三世纪）等四个时期，至于信史，则始自素可泰王朝。
素可泰王朝初期之佛教兼扬上座部与大乘，第五代立泰王（Thammaraja Luthai, 1347～1370）在位通内外典，着三界论，详述佛教之宇宙观与人生观，又领导铸造佛像，今供于彭世洛府大舍利寺之清那叻铜佛与曼谷善见寺之大铜佛即是。十四世纪中叶，大城王朝（1350～1766）取代素可泰，曾兴建佛陀最胜寺、巴考寺；怛莱洛迦王（ Boroma Trailokana^tha, 1448～1488）更将旧王宫改为佛寺，定名最胜遍知寺；拉玛铁波底二世（Ramadhipati Ⅱ, 1491～1529）更敕造十六公尺高之大佛；颂昙王（Songtham, 1610～1628）少年时曾出家，法名净法，曾命建佛寺于苏槃那山，改名佛足山。一七六七年，皇室倾轧，内乱频仍，缅甸乘机入侵，后由汉人郑昭光复，建立吞武里王朝，郑昭即现今泰国王室之祖拉玛一世（Rama Ⅰ）。拉玛一世曾校订三藏（1788），改革僧团；拉玛三世谕令翻译三藏及特别论典为泰文；其弟即四世，曾出家，法号金刚智，提倡严格戒律，创法宗派（Dhammayuttika-nika^ya），原有僧人众多，称大宗派（Maha^-nika^ya），泰国僧团自此分成两派，流传至今；五世朱拉隆功王（Chulalongkorn, 1868～1901）以泰文刊行巴利语圣典，创建大舍利寺学院为高级巴利文研究中心，皇冕学院为高级佛学研究中心，后者并发行“法眼”杂志迄今，为泰国佛教最久之刊物；拉玛六世（1910～1925）著有“佛陀觉悟什么”、“东方犹太”等书； 拉玛七世（1925～1934）改编巴利三藏；拉玛八世（1934～1946）时，佛教僧伽组织曾仿国会形式，除僧王为最高领袖外，设有僧伽部长、僧伽议会、僧伽法庭。又拉玛四世至六世期间，修建佛统大塔，高约一二○余公尺，周围二四○公尺，为泰国最大佛塔。
今日，佛教为泰国国教，僧侣备受敬重，王室仪式、国民教育及生活种种，概以佛教为其规范，且规定男子二十岁时须一度出家，其僧众于社会各阶层有极大之发言权。与锡兰佛教相同，俱为使用巴利语三藏，近代亦曾刊行泰文三藏，后更续刊三藏注及藏外圣典。［大唐西域记卷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第一○一、东西交涉史の研究南海篇、泰国佛教简史（演培）、南传佛教史第三篇（净海）］
唐代佛教脱离了南北朝输入期之领域，而独自创立许多新宗派。唐室维护宗教，高僧硕学辈出，译经事业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画推陈出新，十宗并弘，文物灿然大备，为中国佛教传播之辉煌时代。
净土宗因道绰、善导而盛。道绰前后讲经二百回，日日称名七万遍，尽力社会教化，提倡小豆念佛法，著有安乐集二卷。善导于长安吾真寺、实际寺、光明寺等大弘念佛法门，曾写阿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图三百幅，又任龙门石窟奉先寺大石佛造立之检校，其声名广受唐室上下之尊崇，着观经疏、往生礼赞等五部九卷书。其他净土高僧尚有迦才、怀感、法照、飞锡、少康、慧日等，晚唐之际，尚有道镜等。
律宗为依五部律中之四分律以弘通戒律之一派，有道宣之南山律宗、法励之相部宗、怀素之东塔宗。道宣钻研律学，修行定慧，广求诸律之异传，为律宗之集大成者，住于终南山丰德寺，被誉为南山律师。所著总有三十五部，一八八卷。其中，四分律行事钞、戒疏、羯磨疏、拾毗尼义钞、比丘尼钞等称南山五大部，为律学必读之书。法励学律于静洪、洪渊，又往江南学十诵律，前后讲四分律四十余遍，着四分律疏、羯磨疏等，有弟子满意、怀素等。怀素为东塔宗开祖，有四分律开宗记一书，补法励说之不足。
法相宗为论究诸法之体性相状，明万法唯识之妙理。自世亲立说以来，经南北朝地论宗、陈时摄论宗之所传，到唐代玄奘、窥基，终于成立法相宗。玄奘求法天竺，从戒贤学瑜伽唯识，巡历印度各地，携回六五七部经，奉诏于长安弘福寺译经，译出六百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以及显扬圣教论、佛地经、瑜伽师地论等。在译经史上与鸠摩罗什前后辉映，当时长安以玄奘为中心之法相宗，风靡一世。
华严宗依大方广佛华严经，谈法界缘起，事事无碍之妙旨，为唐代新兴宗派。初祖杜顺、二祖智俨、三祖法藏。杜顺著有法界观门；智俨着华严经搜玄记、华严经孔目章、华严五十要问答，为华严宗成立之基础。法藏为华严宗实际上之开祖，曾于太原寺讲华严经，武后赐号“贤首大师”；师对五教十宗之教判中，以华严经为最圆满，而以一乘圆教之思想，开华严一宗，又着探玄记、五教章、华严经旨归等六十余部。
天台宗依妙法莲华经倡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与华严宗共为中国佛学之双璧。自隋代智顗开宗，灌顶相承，入唐后，沉寂一时，后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继之。湛然为六祖，乃天台中兴大师，大张教纲，开阐智顗之微旨，对抗诸宗之学说。有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止观辅行传弘决等著作。会昌法难后，此宗渐衰。
禅宗自梁时菩提达磨东来传法，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次第相承，至唐代神秀、慧能出，确立禅宗，其间高僧辈出，盛极一时，唐末以后他宗渐衰，而禅宗犹盛，中国佛教遂渐以禅宗为代表，且几以慧能一派为宗。唐代禅宗除慧能、神秀南北二宗外，尚有牛头禅，为四祖道信之弟子法融之一派。神秀一系传法于长安、洛阳，以北方为中心；慧能一系初在韶州，更及于湖南、江西。南北二宗因教义不同而有南顿北渐之分。唐代北宗势力大，但其后渐衰。慧能门下英才群集，最著名者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永嘉玄觉、南阳慧忠等。中唐以后，大为兴盛，其中青原、南岳二系更盛，传法于江西、湖南等地，后来所称之禅宗五家：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等均属此二系之下。
密宗即瑜伽密教，依真言陀罗尼之法门，修五相三密妙行，期即身成佛。虽西晋已开其端绪，而唐玄宗时天竺之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先后至长安，密宗始盛。善无畏为印度那烂陀寺学者，开元年间来中土，译出密教经典无数，其中与弟子一行共译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为密教所依之根本圣典。
初唐、中唐佛教之隆盛，大致如上，晚唐由于武宗废佛，除禅宗外，诸宗因受摧残，渐次式微。
一般俗称西藏之佛教为喇嘛教。西藏（梵Bhot!a ，藏Bod,Bod- yul, Gan%s-can-yul ），又称吐蕃、土蕃、土伯特、西番、乌斯藏、雪有国、雪谷国、赤面。位于亚洲大陆中部昆仑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东接四川、云南二省，西邻拉达卡（La^dak），北接新疆、青海二省，南邻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及印度。地势高峻，气候严寒。此地自汉代以来即以西羌、吐蕃等名称之，唐代以后更受我国及印度文化之薰陶，特以佛教为甚。唐代以前之西藏仅属部落性质，至七世纪中叶，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即位，藏族始因武力强盛而大有作为，甚至常寇唐域，唐太宗终以联婚方式争取西陲和平，于贞观十五年（641）将宗女文成公主下嫁藏王，先此，藏王已娶尼泊尔公主波利库姬，两位公主均系虔诚佛教徒，藏王因受劝导，而自中印请僧伽入藏弘法，并遣端美三菩提（藏Thon-mi-sambhot!a ）等十六人赴印留学，返藏后即以梵文为基础，造藏文字母，翻译百拜忏悔经，是为西藏译经之嚆矢。
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又以崇信佛法之金城公主下嫁弃隶蹜赞。金城公主所生之王子，乃此后大兴佛法之吃栗双提赞王（藏Khri-sron%-lde-btsan ）。
至朗达磨（836～841 在位）继为赞普（藏王）时，因信奉原始棒教，遂大事摧灭佛法，故至乞离胡为藏王（842）时，佛法已被摧灭殆尽。
至蒙古帝国建立，西藏成为其领土之一部分，忽必烈以藏人所信之佛教羁縻之，又恩遇萨迦派四祖大喇嘛文殊萨迦班禅（藏Sa-skya pan!-chen ）。班禅遣侄八思巴（1239～1280）入元，元朝尊之为国师，后继为五祖，而开西藏政教合一之局势。
西藏佛教史一般均以朗达磨法难为界，其前称为前传期，其后称为后传期。西藏之译经肇始于弃宗弄赞，彼尝颁订十善、十六要律；且以拉萨为中心，建布达拉宫；又各为两妃建寺，即大昭寺与小昭寺，各供奉释迦佛像、阿■佛像。此为西藏佛教之初兴时期。
弃宗弄赞以后四世，即大兴佛法之吃栗双提赞，礼聘二唐僧及迦湿弥罗之阿难陀翻译经典，并遣巴沙（藏Pahsa ）赴尼泊尔。巴沙于西元七四七年遇传承中观清辨学派之善海大师寂护（梵S/a^nta -raks!ita ），即延请入藏。寂护为西藏带来中观派论书，又著「二谛分别释”，宣扬中观教法；尝建议藏王延请乌耆延那（梵Udya^na ，乌仗那）之密教莲华生大师（梵Padma -sambhava ）至西藏。莲华生所携入之陀罗尼及真言仪轨，恰合西藏原有信仰符咒巫术、鬼神崇拜之棒教，故益使民众自然产生对佛教之信仰，此为西藏密教之嚆矢，一般即以莲华生大师为西藏古派密教，即红教宁玛派（藏Gsan%-sn%ags-gn~in%-ma ）之初祖。同时，寂护弟子迦摩罗什（梵Kamalas/i^la ，莲华戒）、毗卢遮那罗怯怛（梵Vairooana -raks!ita ）等亦应聘入藏从事译经，宣扬中观思想。但却与在西藏讲学时间较久，颇负盛名之唐僧（时称大乘和尚 Maha^ya^na hoa-san）发生论诤，大乘和尚虽在论场上败阵，然禅宗予西藏之影响并未因此中断。此后西藏佛教即以印度晚期主知派佛教为主流，论理色彩极强，因明论书之翻译多达六十六种。此时期为西藏佛教之建树时期。
至吃栗徕巴赡（藏Khri-ral pa-can, 815～836 在位）时代，更规定“七户养僧”，僧人参与国政，凡侮辱三宝者处以重刑。此时为西藏前传佛教之颠峰时期。于此时期，藏土群贤云集，印度学者有胜友、戒帝觉、施戒、觉友等，西藏学者有宝护、法性戒等，知名者达三十人以上。彼等采严格组织之译场制度，编成翻译名义大集（梵Maha^vyutpatti ），更以此校补经部各种旧译本，论部则增译大乘要籍，如龙树、提婆、马鸣、慈氏、无著、世亲诸大师之论著。现存西藏大藏经中之显乘要籍，多于此时译出。此后继位者，即虔信棒教而毁灭佛教之朗达磨，彼禁止翻译经论，拆毁寺院，令僧众还俗，焚毁经典；故当时僧众多避难邻国。朗达磨之后，西藏佛教进入后传时期。
后传时期，佛教之复兴，初为密乘，继为显乘。十一世纪末，密乘第一位学者林亲桑坡（藏Rin-chen-bzan%-po ）入印，归藏时，请回印度学者息达罗卡罗梵孟（梵S/raddha -kara-varman ）、巴迪摩卡罗笈多（梵Padma -kara-gupta ）等，携回论部及四部怛特罗。密乘中从前未曾译出之典籍，此时亦补译甚多，如吉祥上乐本续王略要、现说无上本续、瑜伽大教王经等。西藏僧众奉行之教义原为以中观为主之显乘，密典翻译完成后，西藏佛教遂分显、密二门。此时期译出之密典异于前传莲华生大师以来所译者，故称新派密乘，合新旧二派，总名宁玛派（藏Rn~in%-ma-pa ），或称大究竟派（藏Rdsogs-chen-pa ）。
后传佛教之颠峰时期为阿提沙（梵Atis/a ）入藏（于 1035 或 1038）以后。其所著之菩提道灯论、十不善业道经、行集灯等存于西藏大藏经中者达三十余种，其中以菩提道灯论为代表作，快择显密之大要，辨别邪正之界限，力扬大乘教法。其后宗喀巴（1417～1478）所进行之宗教改革，其主要思想即受阿提沙理论之启导。
自阿提沙入藏后，西藏佛教始分派流，共计七系二十一派，除阿提沙以前所传总称为宁玛派外，迦当、迦尔居、希解、萨迦、爵南、格鲁等派均与阿提沙有关。以上各派，除迦当派专事教化外，余均尝与土豪勾结，干涉政治，萨迦派与政治关系尤为密切。僧众倚势骄纵，流弊至深，宗喀巴革新西藏佛教之举乃应运而生。
宗喀巴提倡宗教改革，为别于旧教，乃将衣帽染黄，即一般所称之黄教，又称格鲁派（额尔德派）。而宗喀巴以前之各派西藏佛教僧侣均着红衣帽，故均可纳入红教之下。宗喀巴所创之黄教，尊经教，尚戒律，采撷各派之所长，将显密二宗加以整理，阐明佛法之真义，建立修行之程序，使西藏教风为之丕变。此派后产生达赖、班禅二喇嘛，次第开宗教政治之端绪，而皆号称宗喀巴弟子之转生。达赖相承迄今为第十四世，班禅则为第十世。
与宗喀巴之黄教约同一时期，有白教流行于后藏，此派严净戒法，显密兼宏，而以密乘为其指归。然黄教大盛后，白教便趋衰微。此外，另有黑教，本为棒教外道，其所著衣冠皆黑，故称黑教。以诅咒禳祓为事，崇尚巫术，以降神为大祭。
民国四十八年（1959）三月，因西藏全面抗暴，中共以暴力毁坏寺院，迫害喇嘛，至五十四年，短短七年之间，拉萨三大寺僧侣由二万三千人减至三百名，此实为西藏佛教继朗达磨法难后之最大浩劫。
近代西藏佛教广受重视，英、法、德、俄、日、印等国学者对于西藏之王统、语言、经书典籍及喇嘛教之教理、沿革等，皆作广泛深入之探讨，而有丰硕成果。一九八六年一月，于西藏有“西藏佛教”杂志创刊号出版。［释迦方志卷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唐书列传第一四一、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二、宋史列传第二五一、元史列传第八十九、印度宗教史考、古龟玆国洞窟壁文とシャムブハラ国佛教（寺本婉雅，佛教研究第三之四）、西藏の佛教（多田等观，宗教研究新第三之二）、唐蕃会盟碑文（寺本婉雅，大谷学报第十之三）、W.W. Rockhill: Life of theBuddha； P.E. Foucaux: Le Bouddhisme au Tibet; J. Fergusson：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Architecture, vol. 1; W. J. G.Van Meurs： Tibetan TemplePaintings、西藏佛教史（圣严）］（参阅“宗喀巴”3164、“阿提沙”3661、“班禅喇嘛”4185、“喇嘛教”4905、“达赖喇嘛”5675、“额尔德派”6648）
（故事）西藏新志中曰：“周赧王二年岁在戊申，额纳特克（中印度）有乌迪雅纳汗者，为邻国所败。自印度逃至雪山，住雅赞塘，遂呼谓雅尔隆氏。其季子生有异表，众人推为汗（王之意），寻为土伯图国之王。其后七世，有奸臣隆纳木者纂其位。不半载，前汗之子某汗恢复故位。又传七世，至多里隆赞汗，得百拜忏悔经、多宝经、及金塔宝，敬慎供养，是为佛教入藏之始。时西历四百七年，东晋安帝义熙丁未三年也。八世特勒德苏隆赞年十六袭汗位，曾派大臣至中印度习音学，回国后使译百拜忏悔经与三宝云经，以为治国之助。又尚唐文成公主，当文成公主之至西藏也，携带经卷佛像。于是汗又聘中印度之桑吉刺必满师及巴勒布国之锡拉满祖师，及鄂斯达师，唐僧之玛唅德斡等，使译经卷，宣布国中。西藏佛教之盛自此始。”
历史上所指之西域，并无一定之范围，且西域诸国之名称亦随时代转换而屡有改变。佛教史上之西域，系指从印度兴起佛教后，由陆路东传中国所经之地区，大抵即西元前三世纪大月氏统领下之大夏及阿富汗斯坦一部分、迦湿弥罗、今旁遮普一部分、安息国势力范围下之波斯北部、康居国势力范围下之下底栗弋（Sagdiana）等。而诸国中，与佛教有关者，葱岭以西有月氏（今俄属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北印度）、安息、康居（今土耳其斯坦北部、西伯利亚南部）、犍陀罗（今阿富汗之干达马克）、罽宾（即迦湿弥罗，今北印度喀什米尔），葱岭以东则有于阗、斫句迦（今莎车东南）、龟玆（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噶尔）、高昌（今吐鲁番）等。其中以犍陀罗与罽宾两国最重要。
西域佛教之兴盛始于西元前二六○年顷，阿育王曾派遣摩诃勒弃多（梵Maha^rakkhita ）、末阐提（梵Majjha^ntika ）至此地传教。摩诃勒弃多主要布道于印度西北之希腊殖民地臾那国（Yona），复扩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阐提则在犍陀罗、迦湿弥罗等地布教。佛教于西域迅速流布，至西元四世纪，高昌甚至奉为国教，彼时即西域佛教之鼎盛期。
在此之前，佛教已经由西域东传我国，而西域诸国古德名僧亦入我国传译经典，如安息之安世高、昙无谛、安法贤、安法钦，月支之支娄迦谶、支曜、支谦、法护、支法度、昙摩难提、支道根，康居之康巨、康孟详、康僧铠、康僧会、昙谛，龟玆之帛延、帛尸梨密、帛法炬、佛图澄、莲华精进，罽宾之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僧伽罗叉、昙摩耶舍、弗若多罗、卑摩罗叉、佛陀耶舍、求那跋摩等。
自西元二世纪至五世纪，西域教派多属小乘，彼时盛行小乘者有疏勒、罽宾、犍陀罗；大小乘思想混合，而仍以小乘为主流者有安息、康居、龟玆，惟信大乘者为子合（即大唐西域记所载斫句迦，当今葱岭以东瓦罕山谷一带），盛行大乘者另有高昌、于阗等。五世纪以后，犍陀罗因无著（梵Asam!ga ）、世亲（梵Vasubandhu ）二大乘学僧之出世，大乘佛教遂有流行北印度之趋势。随着佛教之流布，佛塔、雕刻、绘画等佛教艺术亦因而发达，佛像多以泥土、漆灰为原料，佛画以壁画为主，样式则多为融合希腊、罗马、印度三种精神之犍陀罗系统，此外亦有回鹘式（多于吐鲁番附近）、喇嘛式。七世纪以后，中国美术色彩渐浓，遗物多在吐鲁番一带。
至于其取材范围，则佛像主要有佛陀及观音、文殊等菩萨，绘画以贤愚经、六度集经等之故事为对象。经典之编纂、书写、翻译亦极盛行，仅高昌、于阗二地，即有中阿含（优婆利经）、小部经藏（法句经数叶）、般若（大品般若十数叶、金刚般若）、秘密（无量门陀罗尼、大白伞盖咒）、大积（月藏分、宝幢、日藏分、贤护分）等二十余种为后人发现。
隋唐之际（七世纪），穆罕默德创回教于大食，以兵力行教，马蹄所至，佛教尽为所灭，安息、大月氏、康居、迦湿弥罗、犍陀罗、疏勒、于阗、龟玆、高昌等国佛教，先后于佛入灭后七百年至二千一百年（三国至明代）间，为祆教、回教浸淫吞并，西域佛教从此绝迹。
近代各国学者至东土耳其斯坦探险考古之风甚盛，经多次至库车、和阗、吐鲁番、喀喇沙尔、敦煌千佛洞、乌鲁木齐、罗布诺尔等地挖掘，遂有佛像、佛画、经典及其他文化遗物之出土，使西域文物之研究有长足进步。［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唐书西域列传第一四六、汉西域图考、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第四十三至第七十三、西域之佛教、中央亚细亚探检の经过とその成果、西域佛教の研究（羽溪了谛，宗教研究特辑号）、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 1］（参阅“迦湿弥罗国”3978、“犍驮罗国”5522）
锡金，古称哲孟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北界西藏，东南邻不丹，南接印度，西接尼泊尔，面积七千余平方公里。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并入印度共和国，成为联邦政府之第二十二州。锡金本为西藏人居住之地，故亦属喇嘛教文化圈。喇嘛教黄帽派于西元十五世纪经宗喀巴改革后，教运隆盛。至十七世纪，有红帽派左克当派之僧在此活动，创建许多寺院，目前此派在锡金势力颇大。
锡金之喇嘛寺院，形式单一，皆供奉三尊佛像，中间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左为莲华生上师，右为观世音菩萨。均以金黄佛像及错综的壁画严饰寺壁，喇嘛法座敷以深红色法衣，祈祷时之法器有铙、钹、鼓、号角、法螺等，所诵经咒多为“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大明王咒。大喇嘛所用祈祷轮重达四百磅，周围刻教条。喇嘛寺中专有物为装满圣水之壶桶与念佛珠，在佛前则供有三杯供水、四种花、五种香、六种灯、七种食品等，乃沿袭古代印度家庭招待来宾与敬奉神祇之风尚。
寺院多建于距市镇颇远之山旁、湖边，通常附设颇具规模之图书馆，藏书丰富，吸引各地之学者前往参阅。著名之寺院如大龙寺（The Talung Monastery）为锡金最神圣佛寺之一，藏有珍贵之佛物，皆系十九世纪初，由全国各寺搜集而来。最富裕之寺庙则为普满溪寺（Pomiongchi）。［东南亚佛教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3)）］
锡兰系位于印度半岛东南海外约三十二公里之岛国，梵名Sim!hala ，音译僧伽罗，意译执师（狮）子、师子胤、师子，我国古代称之为师子国。又称铜掌岛、楞伽岛。欧洲人则称之为锡兰（Ceylon）。一九七二年改称斯里兰卡（Sri Lanka）。为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根据地之一，属部派佛教上座部“分别说系”之铜牒部。
其有关佛教之巴利文文献有：(一)岛史（巴Di^pavam!sa ），以诗歌体叙述佛教兴起之事迹，约编辑于三二五年至三五二年间。(二)大史（巴Maha^=vam!sa ），大名王（巴Maha^na^ma ，音译摩诃那摩，409～431 在位）着。(三)小史（巴Cu^lavam!sa ），编写至十八世纪末英人入侵为止。(四)佛音论师（巴Buddhaghosa ）于五世纪顷注释之三藏圣典，及其所著之清净道论（巴Visuddhi-magga ）等。
依岛史及大史前篇记载，西元前五四三年顷，毗舍耶王（巴Vijaya ）建国，至西元前三世纪，天爱帝须王（巴Deva^nampiyatissa, 247 B.C.～207 B.C.在位）时，印度阿育王之子摩哂陀（梵Mahendra ）率四比丘、一居士及其妹僧伽蜜多（梵Sam!g=hamitra^ ）等首次将佛教引入本岛。
摩哂陀先于王城阿■罗陀补罗（梵Anura^dhapura ，巴同）之东眉沙迦山（巴Missaka ）为王说象迹喻小经（巴Cu^l!a-hatthipadopama^-suttan=ta ，又称咒罗诃象譬经），并于七日间度化八千五百人。王乃于王城之南大眉伽林营造大寺（巴Maha^-viha^=ra ），又于支提山（巴Cetiya-pabb=ata ）建六十八石窟寺，并迎请佛舍利，奉置于塔园寺（巴Thu^pa^ra^ma ），王妃阿■罗（巴Anula^ ）且从僧伽蜜多出家。
其后两百年，诸王皆敬信佛教，佛教发展迅速，以大寺为统一教团之中心。木叉伽摩尼王（巴Dut!t!haga^ma=ni^, 101 B.C.～77 B.C.在位）深信佛法，于大寺之西建摩利遮婆提精舍（巴Maricavat!t!i-viha^ra ，即蕃椒寺），又于大眉伽林建铜殿（巴Lo=hapa^sa^da ），于其北建金鬘大塔（巴Suvan!n!ama^li^ ）。西元前一世纪，婆他伽马尼王（巴Vat!t!aga^man!i, 43 B.C.～17 B.C.在位）建无畏山寺（巴Abhayagiri-viha^ra ），摩诃帝须长老（巴Maha^tissa ）即迁此寺。
锡兰佛教因而分裂为大寺派与无畏山寺派，两派常为争取佛教之领导权而相互倾轧。大寺派以正统自居，首先将口口相传之经典以巴利文书写于贝叶，以便长期保存，并开始编修岛史；无畏山寺派则主张革新，指责传统佛教已趋于腐败，故于大乘佛教传入（三世纪）后，成为大乘重镇。
三世纪顷，印度大乘佛教支派方等部（梵Vaitulyava^da ，巴Vedalla=va^da ，又称方广部）传入锡兰，宣扬印度大乘系之性空思想，遭到大寺派之反对，终为瞿他婆耶王（梵Go=t!ha^bhaya, 309～322 在位）所平服。
四世纪中叶，无畏山寺派部分比丘因不满本派引用方等部之言说，乃迁往南山寺（巴Dakkhin!a^giriviha^ra ），因僧众中有一上座比丘名为“海”（巴Sa^gala ），故南山寺又称海部（巴Sa^galiya ）或南山寺派。此即锡兰佛教第二度之分裂。
至摩诃斯那王（巴Maha^sena, 334～362 在位）时，大乘佛教势力颇为兴盛。其前，印度正盛行无著、世亲之瑜伽思想，王迎奉印度大乘系上座比丘僧友（梵San%ghamitra ）住于无畏山寺。僧友因鼓动大寺派僧众转信大乘教说失败，即向王建议，下令禁止百姓供养大寺派僧众，大寺派比丘即南移至南部摩罗耶（梵Malaya ）等地方。僧友进而将大寺夷为平地。王于大寺故址附近另建一座祇园寺（巴Jetavana-viha^ra ），供养海部上座比丘帝须（巴Tissa ）。然一般臣民对大寺已深具信仰，大寺僧乃联合臣民迫使帝须还俗；祇园寺其余之海部僧众，则渐渐发展为一支信仰方等部之独立宗派，称为祇园寺派（巴Je=tavaniya ）。
吉祥云色王（巴Siri-Meghavan!=n!a, 362～409 在位）继摩诃斯那王登位之后，拥护大寺派，修复大寺，塑造摩哂陀金像，并每年举行盛大纪念会。时又适逢印度羯陵伽国（梵Ka=lin%ga ）佛牙城（梵Dantapura ，巴同）王子陀多（梵Danta -Kuma^ra ，巴同）与王妃稀摩梨（巴Hamma^li^ ）携佛牙一颗至本岛，供奉于阿■罗陀补罗城之塔园寺，且每年定期在无畏山寺展出，供人膜拜。此后大寺、无畏山寺、祇园寺等三派长期鼎立。
五世纪初，即大名王时代，约于东晋义熙六年（410），法显由印度返国途中，尝住于无畏山寺，称彼时三大寺有比丘一万。其时，上座部最伟大之论师佛音亦来锡兰传教，住于大寺，首先完成清净道论一书，内容分戒、定、慧三纲，多方引证早期之佛教圣典，形成佛教百科全书式之钜着。继而领导大寺派将锡兰文三藏翻译为巴利文，并以巴利文注释之，奠定上座部大寺派兴盛之基础。继佛音之后，佛授论师（巴Buddhadatta ）为三藏注释作纲要，护法论师（巴Dham=mapa^la ）则完成佛音未完成之注释工作。
六至十一世纪，由于锡兰内部之政治倾轧及塔米尔人（Tamils）之入侵，佛教一直无法振作。三大寺受到严重破坏。十一世纪后半毗舍耶婆诃一世（巴Vijayaba^hu I, 1059～1114 在位）曾遣使赴缅甸，请缅甸僧至锡兰传授戒律，重新建立僧团。其后又经数十年之扰乱，至波洛罗摩婆诃一世（巴Parakkamaba^hu I, 1153～1186 在位）始统一全岛，改善僧团制度，建立堂塔僧园，并举行一次以大迦叶（巴Maha^kassapa ）为首之经典结集，对巴利文三藏之注疏再加疏解。
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叶，历经印度婆罗门教、葡萄牙天主教、英国基督教等之入侵，佛教更形衰微。如葡人统治期间（1505～1658），毁坏寺院、迫害僧众，以致受具足戒之比丘不超过五人。又英国统治期间（1796～1948），鼓励人民信仰基督教，并谓佛教崇拜偶像是荒谬之表现，处处限制佛教活动，致令锡兰多次由暹罗（泰国）、缅甸请戒师，重建僧团及传戒。故近代之锡兰佛教深受暹、缅二国之影响。
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三年间，沙弥瞿那难陀（Mrgertwvatti Gunana=nda）以笔舌之力反击基督教，主张恢复佛教之光荣，全岛皆为之振奋，随即成立佛教灵智学会（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今日著名之阿难陀学院、法王学院、摩哂陀学院亦多创于此时。一八九一年，居士达摩波罗（梵Dharmapa^la ，后亦出家为僧）创立摩诃菩提会（Maha^=bodhi Society），训练青年至海外弘法，并在锡兰创办佛教学校。
现今锡兰佛教分为三大派：(一)暹罗派（Siam-nika^ya），又称泰国派，一七五三年由泰国传入，属保守派，僧数最多，信徒多为上层阶级人士。其下有阿斯羯利（Asgiri-nika^ya）、摩尔伐多（Malwatta-nika^ya）等小派。(二)阿摩罗普罗派（Amarapu=ra-nika^ya），又称上缅甸派，一八○二年由缅甸传入，信徒多为中、下阶级人士。其下有乌梵（Uva-nika^=ya）、那梵罗庵利耶（Nuwaraeliya-nika^ya）等小派。(三)蓝曼匿派（Ra^=man~n~a-nika^ya），又称下缅甸派，一八六五年亦由缅甸传入，为少数之革新派。其下有阿古勒沙（Akures=sa-nika^ya）、庵尔羯利瓦（Elgiri=va-nika^yaㄦ）等小派。此三派之根本教理并无差别，均属南传上座部，所异者为生活习惯与修行方式。
岛内佛教遗迹颇多，古都阿■罗陀补罗附近有无畏山寺、祇园寺、塔园寺、楞伽寺（巴Lan%ka^ra^ma ）、大寺、蕃椒塔、金粉塔（Ruwanweli Da=goba）、岩石寺（巴Gal-viha^ra ）、铜殿、摩哂陀墓、大菩提树等。坎底市（Kandy）则有佛牙寺等古迹。此外亦陆续发掘出阿难陀巨像、释迦佛像等具有历史价值之雕像。
我国与锡兰之交通约始于东晋时代，亦即其大名王前后。梁高僧传卷六道融传载，后秦姚兴（394～416 在位
）时，师子国有一婆罗门闻鸠摩罗什（344～413）在关中弘法，遂至长安伺机论难，时有道融者，挺身而出破斥其谬。同书卷十三慧力传及梁书列传第四十八载，师子国国王闻东晋孝
武帝信奉佛教，特遣沙门昙摩抑进献玉佛一尊，高约一公尺余，经十余年，至安帝义熙二年（406）始达我国。另据高僧法显传载，法显于义熙六年到锡兰，二年参学期间，亲访诸寺，并携返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杂阿含等经典。又宋书列传第五十七载，刘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师子国刹利摩诃南王，曾遣使进献牙台像；所记之“刹利摩诃南王”即指前记之大名王。又据开元释教录卷五载，刘宋时有师子国沙门僧伽跋摩来华，译出弥沙塞律抄一卷。另于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所载，萧齐永明六年（488），曾有三藏法师（或谓即佛音论师）携带佛音所注释律藏之作善见律毗婆沙至广州，后由其弟子僧伽跋陀罗与沙门僧猗共同译出。此外，梁书列传第四十八亦载，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师子国伽叶伽罗诃梨邪王曾向武帝上表，誓言弘扬三宝，度化众生。
唐代与锡兰之往来更见频繁。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载，玄奘（602～664）大师虽因故未至该岛国，然知其时盛行大乘及上座部佛教。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武后垂拱元年（685），新罗僧慧轮与唐僧无行皆曾游历该岛。又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载，印度金刚智三藏（671？～741）曾至岛上参礼佛牙、佛迹，后于开元八年（720）至洛阳，携来师子国国王进献之大般若经梵夹本；册府元龟则载，阿目伽跋折罗（即不空三藏）于天宝五年（746），携来师子国尸罗迷迦王进献之贝叶梵字大般若经一部。然不空携经之说恐系后人将金刚智携经一事混讹而成者。另据明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附记载，明永乐三年（1405），三宝太监郑和曾至该岛夺取佛牙。故知中、锡二国虽历经各朝政治之递嬗，仍能维系佛法之交流不断。
锡兰自佛教入传至今两千多年中，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建筑、雕刻、绘画、文学、音乐等各方面，皆深受佛教影响。一九四八年独立以来，更以佛教为国教，以传统佛教之代言人自居，致力于种种弘扬佛法之事业；国内普遍设置佛教组织，全国性者如全锡兰佛教会议（All Ceylon Bud=dhist Congress）、全锡兰妇女佛教会（All Ceylon Womans/ Buddhist Association）、公职人员佛教徒协会（Goverment and Local Gover=ment Buddhist Association）等，国际性者如世界佛教徒友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摩诃菩提会等，分别进行各项佛教活动，佛教杂志与出版社亦热烈投入弘法行列，其中以锡兰政府出版之英文佛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Buddhism），尤为世人所重，迄今仍在陆续出版中。此外，又于国外设立佛教使节团，如伦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华府佛教寺院（Washington Buddhist Vih=ara）等，直接在当地宣教，接引外国人士皈依佛法。因知锡兰之佛教仍不断朝着现代化、组织化等方向进展。
目前，锡兰有关佛教之节庆有：(一)新年，锡兰人之新年有阳历一月一日、四月十三日、八月三十日等三种。其中以四月十三最重要，称为僧迦罗底（梵Sam!kra^nti ），一连庆祝五天，佛教信徒至佛寺礼佛、拜塔、拜菩提树、供僧、受持五戒及听法，并祭拜大自在天等诸神；又以米与牛乳煮成乳饭（巴khi^rabhatta ），供养僧众。(二)卫塞日（巴Vesa^khapu^ja^ ），为锡兰最伟大之节庆。于五月月圆日庆祝佛陀之诞生、正觉、涅槃。人民往佛寺礼敬、供养三宝，持戒听法；政府则禁止杀生、卖酒，间或释放囚犯。(三)佛牙节，佛牙本置于塔园寺，然至十六世纪初，西人势力伸入锡兰后，锡兰王朝即迁都至中部山地之坎底，佛牙亦移至此，新建佛牙寺供养，并订每年八月一日起，举行隆重之佛牙游行祭典，故又称坎底游行盛会（Kandian Perahera），为驰名世界之重要节庆。(四)庄严寺（巴Kaly=a^n!i^viha^ra ）佛舍利游行盛会，本寺距可伦坡约八公里，据传佛陀曾驻锡于此，盛会自二月十三日起，一连举行数天。(五)摩哂陀纪念日，锡兰历七月十五日，系以昔时摩哂陀至锡兰传教之首日为节日。(六)摩醯耶伽那塔（巴Mahiyan%gan!acetiya ）纪念日，此古塔距坎底约八十公里，据传佛陀亦曾在此驻锡，故每年锡兰历九月，即有纪念游行。(七)僧伽蜜多上座尼纪念日。
至于日常之佛教仪式，部分依经律而行，部分则依风俗而行。一般仪式有：(一)佛日，每月有四日，类似我国之斋戒日，信徒于此日即入佛寺礼佛；僧人为信众说三皈五戒等，皆以巴利文念诵。(二)说法，传统之方式为人民自建说法堂，请僧人说法；佛寺则于日落后以击钟为信号，即开始说法。较隆重之说法仪式则由三位法师日夜轮流说法。(三)敬佛，以食品供养佛陀。(四)施僧（巴San%ghada^na ），供养僧人。(五)念诵守护经，信徒请僧人念诵三宝经（巴Ratanasutta ）、五蕴护经（巴Khandha Paritta ）等守护经，以消灾祈福。［宋书太祖本纪第五、比丘尼传卷二僧果传、梁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传、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大唐西域记卷八、南传佛教史（净海）、世界佛教的现状（李添春）、E. Tennent: 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H. Parker : An=cient Ceylon］（参阅“佛音”2643、“阿■罗陀补罗”3659）
香港原属广东新安县，唐代时为南海贸易、交通必经之地，古称屯门。一八四二年，清廷割让予英国，始为英属地。迄今，已为国际知名之东方港口。此地最早之佛教史迹为唐代杯度禅师驻锡之道场，有杯度庵与灵渡寺，今仍有杯度洞、杯度井等遗迹。当地几乎与广州同时有佛教之存在，惟不甚发达。
民国以来，佛教才正式传入香港。民国五年（1916）先有佛学会之组织，次有卢家昌等人之设极乐院，茂峰法师之弘扬天台教义，其次有九年太虚大师之讲经法会，影响渐广。十四年，成立以宣扬密教为主之“居士林”。其后更有藉开设素菜馆以传扬中国佛教者，如蟠桃天、卫乐园、小只园等素食处，形成香港佛教发展中之特色。同时，新界各地原有之佛教寺院，亦逐渐恢复。无论僧侣、居士皆积极推动发展佛教，有“哆哆佛学社”专弘净土，另有竹林禅院、鹿野苑之创建。又有张莲觉居士之建东莲觉苑与创办女子佛学院等。一时素食、讲经、弘法之风颇盛，遂有香港佛学会、香港佛教青年会之成立与“人海灯”月刊之发行。
民国二十五年，东华医院举办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之“万善众缘水陆大会”，由禅宗泰斗虚云和尚主持。至此，天台、净土、禅宗、密宗，乃至法相等宗，皆于此地次第展开，不论弘法、修持、文化，或佛教学院之教育上，均奠定相当之基础，呈现多样性发展之佛教。此种现象一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
二次大战结束后，香港渐恢复原来之繁华景象。旋以大陆赤化，遂有甚多僧侣流亡此地。其中定居下来者，多自创小型寺院或精舍以安居，乃形成颇多公寓式之寺院与精舍，此亦为香港佛教特色之一。目前香港佛教之僧伽教育及一般社会事业方兴未艾。能仁书院，为佛教界所创办之大学，另有宝觉中学、大光中学等普通中学，又有佛教图书馆、“内明”、“香港佛教”等杂志，及慈幼院、安老院、佛教墓园、佛教医院等事业均在日益发展中。此外，居士佛教方面，也有法相学会、金刚乘学会、法住学会等团体。
大体而言，由于香港居民多为广东人，故香港佛教在本质上是广东佛教之延伸。然近数十年来，由于社会型态之变易，乃逐渐发展出一种与旧日广东佛教不全相同之型态。［香港佛教（张曼涛，佛光学报第二期）］
梵名Hi^naya^naBuddhism 。原指部派佛教。西元前后，以救度众生为宗旨之大乘佛教兴起后，大乘佛教徒认为部派佛教仅系以个人修行为目的，乃贬之为低劣之教法，故称之为小乘佛教。惟现代世界各佛教团体均改称为上座部佛教（巴Thera-va^da-buddhism ）。
自佛陀教化至入灭之四十五年中，其间教徒所应遵行之基本教法与戒律制度，大体上已经确立。然佛陀入灭百余年，小乘佛教先因律学，后因义学主张之不同而分裂成保守（上座）、革新（大众）两大部派，至佛陀入灭三百年顷，此二大部派复分裂为二十个部派，每一部派均是以烦琐、形式、学问体系之阿毗达磨（梵Abhidharma ）论书为中心之比丘教团。
我国华严宗曾就教理之深浅，将二十个部派类分为下列六宗：(一)法我俱有宗（主张法、我皆为实在），如犊子部。(二)法有我无宗（否定人我，仅承认法为实在），如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三)法无去来宗（主张惟有现在之法为实在），如大众部。(四)现通假实宗（主张在现在之法中，有实在之五蕴与假存之十二处、十八界），如说假部。(五)俗妄真实宗（主张在五蕴之中，只有出世间法为实在，世俗之法乃虚妄），如说出世部。(六)诸法但名宗（主张并无所谓之实在，一切皆为虚妄假名现象而已），如一说部。（参阅“小乘”925、“部派佛教”4814）
自佛陀以来，至部派佛教、大乘中观、瑜伽派等次第衍出，印度佛教之概况，分述如次：
(一)原始佛教：瞿昙佛陀于西元前四六三年在迦毗罗卫城（梵Kapilavastu ，巴Kapilavatthu ，即今尼泊尔边境）诞生，自三十五岁悟道，至西元前三八三年入灭，其间对弟子之教示，于灭度之后，由弟子们结集之；这一段时期之佛教，即称为“原始佛教”或“根本佛教”。
佛陀的说法，最初乃以记忆或诵读互相传授，其后始以巴利语撰写，经（巴sutta ）中最古老的要数经集（巴Sutta-nipa^ta ）、法句经（巴Dhamma-pada ）、如是语经（巴Iti-vuttaka ）、无问自说经（巴Uda^na ）等，以上诸经及律（巴vinaya ），皆被承认为佛陀所说之法，至于是否杂有弟子的言论在内，则无法判别，故一概冠以“原始佛教”之名称。
原始佛教之思想立场，乃在现实生活中认识“苦”，了解苦之根源为无常变迁，主张一切存在之物并无一主宰的我存在，而树立“无我”之观点。无我的现象世界即由“缘起”而生，“十二因缘”则在说明缘起的道理，总括以上所说，而有“四谛八正道”之教说。其他尚有戒定慧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及四神足、五分法身、五根、五力、七觉支等教义。系以出家之比丘、比丘尼为中心，再加上在家之信士、信女而构成之僧伽（梵sam!gha ，巴同），于戒律中皆有制定。教团不承认造成印度社会弊端之种姓制度，虽是贱民出身之比丘，其出家受戒之戒腊（年资）高，一样位于帝王出身的比丘之上首。此外，教团亦经常为在家居士解说布施、五戒、生天论等法。
(二)部派佛教：佛陀入灭一百年顷，即西元前二八三年以后，佛教教团分裂成革新之大众部及保守之上座部两个部派。据北传佛教资料记载，分裂原因系由于大天（梵Maha^deva ）的提倡五事新说；据南传佛教资料锡兰岛史（岛王统史，巴Di^pavam!sa ）、大王统史（巴Maha^vam!sa ）记载，则谓由于跋耆族（巴Vajjiputtaka ）之比丘倡导十事新说而造成分裂。大天为摩偷罗国（梵Mathura^ ）出身之比丘，于华氏城（梵Pa^t!aliputra ）宣扬佛教。在阿育王所建之鸡园寺（梵Kukkut!a^ra^ma ，巴同）提倡五事新说，为保守派长老斥为妄语，僧团因此分裂为二。所谓五事即指：(1)余所诱（余人污染衣），阿罗汉仍抵制不了天魔之诱惑，而偶有梦遗之现象。(2)无知（无明），阿罗汉等四果犹有“不染污无知”。(3)犹豫（疑），证四果之圣者，对于佛法诸谛尚有疑惑处，并非完全彻悟无疑。(4)他令入（他度），若干阿罗汉证果时，必须由他人（如佛陀）印证、提醒，才能对圣道真正悟入。(5)道因声故起（圣道言所显），修行者若修习出世智慧之圣道，必须至诚唱念“苦哉”之语，才能使圣道现起。
跋耆族比丘所提倡之十事乃指：(1)角盐净，可以蓄盐于角器中。(2)二指净，如未吃饱，可以于规定时间后经二指量（日影）之时间内，继续进食。(3)他聚落净，即在一食之后，仍可至另一聚落复食。(4)住处净，同一教区内之各群比丘，可以在各居处举行布萨。(5)赞同净，于众议处决之时，若得应到比丘之同意，则虽应出席之总人数仍然不足，仍可举行羯磨。(6)所习净，可以随顺和尚阿阇黎之常习。(7)生和合（不攒摇）净，可以饮食未经搅拌去脂之牛乳。(8)饮阇楼□净，可以饮用末发酵或半发酵之椰子汁（即阇楼□）。(9)无缘座具净，缝制坐具可以不贴边，大小随意。(10)金银净，可以接受金银。倡导十事新说时，耶舍比丘得到离婆多长老（梵Revata ，巴同）之援助，在毗舍离城举行大集会，一致决议此新说不合法，故称之为“十事非法”。此次之集会，同时亦为律典之结集大会，参加比丘共七百人，故称七百结集。
又所谓“大天五事”之说，或系后来从大众部分派独立出来之一位同样叫大天者，所扩大影射大天之言行思想附会而成者，故若论佛教根本分裂之因，当以十事非法较为恰当。当然，根本分裂并非当时立即发生，而系稍后才逐渐形成者。思想前进之比丘所主张之十事新说，对于保守派之长老而言，一时无法接受，因此乃有十事非法之说，而造成教团中保守派及革新派壁垒分明之对峙。西元前二八○至二三○年顷，革新派之比丘成立另一派系，可谓分裂由此开始。因为加入此派者多，故又称为大众部（梵Maha^sam!ghika ，巴同）；相对而言，长老上座们之保守派即称上座部（巴Therava^da ）。
(一)上座部：此一部派认为阿罗汉即佛，亦即持有“由于修行而证得罗汉果者如佛一般”之看法。此派于佛陀入灭后三世纪，亦即西元前一八三至八三年顷，分裂为本上座部与说一切有部（略称有部）两个部派。本上座部派迁往喜马拉雅山，被称为雪山部（梵Haimavata ，巴Hemavatika ）。说一切有部以迦湿弥罗为根据地，发展成一大势力。有部之下又分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出法上、贤胄、正量、密林山住四部。其次，佛陀入灭后三世纪，有部又分裂出化地部，再从化地部分出法藏部；佛陀入灭三世纪末自有部又分出饮光部（善岁部）；佛陀入灭四世纪又自有部分出经量部（说转部）。故原来的有部即称为根本说一切有部，而上座部本末一共成立十一个部派。
根本说一切有部之特征，不同于根本上座部之重视经与律，而特别重视论部。曾编辑大毗婆沙论、发智论、六足论等庞大论书，主张我空法有、三世实有、法体恒有，强调一切存在之物皆为实在，故被称为“说一切有”。
(二)大众部：此部派认为佛陀乃是一种人格之超越者，而加以崇拜。主张佛的肉身异于常人，常人即使修行而证得阿罗汉果，于现世亦无法与佛相等。大众部于佛陀入灭后二世纪又分出一说、说世出及鸡胤等三部。陆续又分出多闻部、说假部二派。继之，又分制多山、西山住、北山住三个部派，本末一共成立九个部派。大众部革新之风气极盛，由于对佛陀怀有很深的敬意，故促使大乘佛教产生，并形成其势力范围。
(三)菩萨团：与部派佛教平行之大乘佛教，产生于西元以后。在此之前，即有在家信众组成之集团，亦即菩萨团。菩萨团于阿育王之治世（268 B.C.～232 B.C.）前后开始，即以印度各地之佛塔（梵stu^pa ，奉祀佛陀遗骨之塔）为中心而团结成者，由于礼拜佛塔，而对佛陀产生坚定之信仰，深得宗教之法乐。相对于比丘之僧伽而自称菩萨团（梵bodhisattva -gan!a ）。“团”本为商人之组织，因菩萨团中多数为都市之工商业者，故以团称名。此一佛塔信仰团体即发展成后来的大乘佛教教团。
(四)大乘佛教：佛塔信仰之菩萨团，除礼拜佛塔外，更进一步编集属于他们的经典，首先有完成于西元前后之般若经，其次有法华经、维摩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分别为菩萨团所辑成。此种大同团结之精神，成为大乘佛教之根本精神。大乘佛教之思想立场为“空”（梵s/u^nyata^ ）。所谓“空”，原指“什么都没有”或“什么都没有之状态”，亦即认为于此现象世界中，没有任何可以执着之物，所以除非能抓住能生存之东西，否则就不能说是真正存在。就存在本身而言，仍须透过眼前之事象方能把握，此外别无他途。故般若心经中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是此理。色（梵ru^pa ），即指有形之物质，意谓一般存在之现象。法华经中除主张“一佛乘”之说，另又举出“二乘作佛”之思想。所谓“二乘”乃声闻、缘觉，亦即指传统教团中之比丘。二乘作佛，概谓教团中之比丘们皆应归于菩萨道。
法华经又主张“久远实成之佛”（即指久远以前就存在，并且拥有无量寿命之佛），无量寿经则说“无量寿命之佛”。两者同样说明其存在之根本，源于有永远不灭之生命，即称为佛。般若经之空，乃就哲学立场而言，而此处所说之空则自宗教观点来看。维摩经以戏剧结构来强调菩萨道精神之伟大，远超过比丘之立场。华严经则出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大世界观。其中不论任何说法，皆以大乘之名而扩大人生观及宇宙观，此即其立论根据。大乘佛教之中、后期，大论师辈出，并有庞大论书著作出现，美术、建筑等方面亦大受影响。不久，传至西域、中国、日本，而产生独特之大乘佛教文化。后期之大乘佛教，由于受到印度教之密教性格，以及印度土著信仰之强烈影响，乃呈现显著之密教化，以致逐渐衰落，回教徒入侵印度后，佛教亦随之灭亡。
(一)中观派：中期之大乘佛教分为中观派（梵Ma^dhyamika ）与瑜伽派两大派。中观派以龙树“中论”为根柢宣扬般若空观。中论之说法为觉悟一切之存在皆源自缘起性（相互依存之关系），不主张“无”，亦不主张“有”，而主张真空中道之正观。龙树之门人提婆（梵A^ryadeva ）著「百论”等书以破斥外道，及小乘教义，罗侯罗跋陀罗（梵Ra^hulabhadra ）则注释中论中“八不”之意义。笈多王朝时代初期，则有梵志青目所撰“中论本颂”之注释、婆薮开士之“百论本颂”注泽本。其后，四至五世纪出现之佛护（梵Buddhapa^lita ）之系统称为具缘派（梵Pra^san%gika ），清辨（梵Bha^vaviveka ）之系统称为依自起派（梵Sva^tantrika ）。此即中观派分出之二大派系。此二人皆为僧护（梵Sam!gharaks!ita ）之弟子，此外又研习龙树之学。佛护主张缘起诸法之毕竟空，清辨强调自俗谛门观缘起法皆无自性不可得，若自真谛门看，则主张一切法皆有常住之本性存在。佛护的具缘派之派系中，于七世纪顷有月称论师（梵Candraki^rti ）出，著「中论注”，其教势遂盛。
(二)瑜伽派：系以弥勒（梵Maitreya ，270～350 顷）为开祖之学派。相传瑜伽师地论（梵Yoga^ca^ra -bhu^mi ）、大乘庄严经论颂、辩中边论颂、现观庄严论等书即为弥勒所撰。以般若空之思想为本，以瑜伽行（调息，摄心，令之与正理相应之修行）为基础，建立唯识说（一切存在皆由心识之变现，主张唯有心识才是实在的），一方面由于自性清净而有“如来藏缘起”之思想。无著（梵Asan%ga ，310～390 顷）为此派第二祖，着显扬圣教论颂、摄大乘论（梵Maha^ya^na -sam!graha ），及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梵Maha^ya^na^bhidharmasamuccaya ）等书，而确立瑜伽派。其弟世亲（梵Vasubandhu ）着唯识三十论颂（梵Trim!s/ika^ -ka^rika^ ）、唯识二十论颂（梵Vim!s/atika^ -ka^rika^ ）、摄大乘论释等书，宣扬瑜伽唯识之说。世亲学系分为陈那（梵Digna^ga ）与德慧（梵Gun!amati ）二大系统，陈那亦为印度论理学之集大成者。
至七世纪中叶，佛教急速印度教化而产生密教。因七世纪顷，在印度边境建立回教国家之阿拉伯人压迫印度人，对此，印度诸王及人民由于反抗意识而倾向民族宗教之印度教。佛教于此政治背景下，认为与印度教妥协乃保存佛教本身之最妥善方法，遂逐渐融合印度教而倾向密教化。至十二世纪末，回教徒侵入佛教中心地（即南部之比哈尔州一带）时，佛教已完全融入印度教中。同时，由于回教军队屡次入侵，彻底摧毁佛教寺院，僧徒亦多逃往国外，至此，佛教在印度乃告消声匿迹。（参阅“佛教” 2658、“佛教教理”2688）
（杂语）印度为佛陀之降诞地，占佛教史上最重要之地位。佛陀释迦牟尼开佛教，距今几何年，东西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其入灭时，则据众圣点记之说，可知为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六年。佛陀成道后四十五年间之行化，以摩揭陀，室罗伐悉底，为中心，而润泽憍赏弥，拘尸揭罗，吠舍厘等中印度一圆之地，其被教化之最厚者，为室罗伐底，与摩揭陀之二地域。据小乘之传说，释尊住室罗伐悉底时最多，据大乘之记录，则常住摩揭陀。此两国在释尊时代，为东西之两大国，在印度中，为最枢要之地域，及佛化之密被两国，其为事实，可断言也。释尊为迦毗罗城主净饭大王之太子，降诞于蓝毗尼园，成正觉于尼连禅河畔，以波罗奈国鹿野苑为初转法轮之地，其后游行各处，为人天洒甘露之法雨，遂以八十岁为一期，于拘尸那揭城边娑罗双树林间，寂然入于泥洹，是为佛教开立之初元。佛陀入灭后未几，摩诃迦叶与阿难等，共于摩揭陀国七叶树窟，行第一回之结集。阿阇世王厚遇之，使大法得合，此在原始之佛教史上，亦为重要之事实。自是以后，至阿育王出世之间，记传之说各异，南方传谓其中间年次为二百十余年，北方传谓为百余年。北方传明迦叶以下五师之传灯，南方传亦举优波离以下五师之相承。或有谓阿育王有达磨阿育与迦罗阿育之二人，欲调和南北所传之乖离者。或有谓阿育王之第三结集，与吠舍厘城之第二结集，实为一事复传者。此一段史乘，在佛教史上，最为黑闇不明，然阿育王出世，为西历纪元前第三世纪之中叶，可据泰西学者之考证而明之。佛教于此时代，始大发展。王派遣传道僧，亘东西两大陆，活动颇极盛观，彼末田地入迦湿弥罗，开萨婆多部之愿，当在此时，摩哂陀游锡于锡兰。或亦在此时。据北方所传谓育王时上座大众二部分裂，南方所传，无此记载。但无论如何，阿育王尽力于佛教之效绩，实为不可掩者，印度之佛教，以此时传播四方，且至开南北佛教之基。阿育王没后，约经三百年，至迦腻色迦王出世之间，为史家所谓小乘二十部分裂时代，阿育王时代分裂之上座大众两部，其兴废之迹，于此可考。大众部之佛教，似与阿育王统同其消长，大体自中印度涉南印度而流行，其盛时在阿育王时代并王殁后百余年间，上座部之佛教，以末田地之罽宾开教为始，其教线不在中印度。似常以北方迦湿弥罗为中坚。就时代言之，上座部于中印度大众部佛教亡灭时代，渐接兴隆之机运，阅百余年，至迦腻色迦王出现，于是见婆沙结集之盛事，迦腻色迦王之出现，在西历纪元第一世纪之末，王亦力图佛教兴隆。有名之大毗婆沙，编纂于此时代。胁，世友，法救，妙音，觉天，那迦斯那，马鸣等之杰僧，亦与此王前后辈出，教学上呈空前之伟观，迦腻色迦王观后之佛教，主传播于犍驮罗以北之中央亚细亚，西历纪元二三世纪顷，从此地大输入佛曲于支那。当时中印度地方全为他教徒所占。西历纪元第三世纪之初，龙树出现，复兴前已湮没之大众部佛教，于引正王保护下，以憍萨罗国为中心，宣布中观佛教，至其弟子提婆，更扩张教线于中印度，对抗外道，举破邪之实。同时又有鸠摩逻多，诃梨跋摩等诸论师，于咀叉始罗，朅盘陀，疏勒等地方，施教化。降及西纪第五世纪之初，笈多王统之毗讫罗摩阿迭多王时，有无着世亲兄弟出，专以阿踰陀国为中心，鼓次瑜伽佛教，同时迦湿弥罗国，有塞建地罗，僧伽跋陀罗等英才，相次而兴，宣提毗婆沙之教义，世亲以后，继承其教法者，有德慧，安慧，护法，难陀，亲胜，火辨，德光，无垢友等。其中护法于西纪第六世纪之中叶出世，以摩揭陀为中心，弘宣世亲之教系。得尸罗阿迭多王之归依，住那烂陀寺，亦大于中印度师子吼。后世称之为那烂陀寺隆盛时代。同时又有陈那，天主，清辩，智光之徒，鼓扬龙树之教系，又大发挥因明之精髓。于印度佛教史上，称为掉尾之隆运。尔后未机，佛教为印度教所蹂躏，至西历一千年回教又侵入印度，佛教遂殆绝迹。要之印度为佛教之发生地，故大小半满权实显密等各种教理，悉有其萌芽，固勿论，而佛灭五六年百年间，小乘教隆盛时代，既生本末二十部之分立，相次出发智，六足，婆沙等之绚烂作物，对于宇宙及人生之原始的考察，殆达于其极，及龙树提婆出世，始启大乘教勃兴之机运，中观佛教，为其丰富之著述所发挥，已无遗憾。寻而无着世亲，鼓吹瑜伽佛教，印度之大乘，于是生空有二宗之别，他日于支日本等，作一乘三乘两宗之基。其中龙树提婆所唱者，为大众部的，可认为说假部一说部等之发展。无着世亲主张者，为是座部的，可认为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之发展。亲光之佛地经论四，谓声闻藏于佛去世百年已后，即分多部，而菩萨藏千岁已前，清净一味，无有乖诤，千岁已后，乃兴空有二种之异论。又最胜子之瑜伽师地论释，谓佛涅槃后，魔事纷起，部执竞兴，多着有见。有龙猛菩萨，提婆菩萨，采集大乘无相空教，造中论百论等。以除彼之有见。然由是众生复着于空见，故无着菩萨，事大慈尊，请说瑜伽师地论，显遍计所执为情有理无，依他圆成为理有情无，观此可知印度之佛教，一方带理论的倾向，鹜深远之思索。又一方守戒律，立意实践修道，为上座部之一派，现今锡兰，缅甸，暹罗等流播之南方佛教即是，与支那日本等流布之北方教思索的，大异其趣。
佛教在印尼，为古老之宗教，亦为新兴之宗教。西元五世纪初，爪哇岛上已有少数佛教徒，法显访问该岛时（414），见婆罗门教盛行，而佛教则尚在肇始之阶段。其后二十余年，有比丘求罗弗文（梵Gun!avarman ）于此弘法、译经，佛教方正式传入，先后有王母后、国王及人民归依。至第七世纪，佛教已传入苏门答腊，时巴邻旁王为苏瓦嘉耶（s/ri^-vijaya）。当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自广州泛海南行，途经巴邻旁时，即称道该地佛教教育之兴隆，可媲美印度那烂陀寺，事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序文。义净其后又至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部）留止六个月，学习声明。后在印度留学十一年，至武后垂拱三年（687）仍循海路回国，重经室利佛逝，留止二年，于此期间，译出杂经论，着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而为我国第一位在印尼译述之人。
自七世纪至十一世纪之四百年间，为印尼佛教鼎盛时期。七世纪时，于那烂陀寺大学任教三十年之达摩普罗（梵Dharmapa^la ），自康居至苏门答腊弘法。又七世纪时，室利佛逝王国兴起，全国上下均虔诚信仰佛教。据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之译者小注载，其国有僧众千余人，皆以学问为要务，且多行托钵之法，其沙门仪轨与中印度大抵相同。八世纪中叶以后约百年间，著名的佛教建筑相继完成，如婆罗浮屠（Borobodur），系建于九世纪之赛朗度拉斯王朝，为目前全球大乘佛教最大最壮观之圣地。此外，另如曼达特（Mendut）、卡拉森（Kalasan）、萨垒（Sari）等皆为驰名宇内之佛教建筑，佛教隆兴之情形可以想知。其时，大乘佛教因世楞达罗王之赞助而得以宣扬，该王并曾于拿楞陀、拉迦普敦二地兴建甚多寺宇。同时，密宗亦传入。
本世纪以来，佛教居士林普遍设立，一九五三年第一个居士林成立于日惹，类此居士林，今全国约有四十余处。一九五七年，三宝垄之印尼佛学社、棉兰市之苏岛佛学社亦相继创立，一九五八年，印尼佛教菩提总会于佛陀伽耶寺召开第一次大会。一九八四年十月，印尼佛教各大宗派共同协力，于苏门答腊创立“印尼佛教大学”，已获印尼政府批准登记备案，为印尼唯一之佛教大学。［印尼之佛教（慧海）］
越南（Vietnam）地处中南半岛诸国之最东，为热带国家，面积约为台湾九倍，人口为台湾三倍，于东南亚诸国，仅有越南自古受中国文化薰陶，且传入大乘佛法，余如缅甸、高棉、泰国、寮国等，均系由锡兰（今斯里兰卡）传入之上座部佛教。越南，北接中国滇、粤，西邻高棉、寮国，东面与南面濒临南海，国土呈Ｓ状之狭长形。在中国秦代时，将越南之河内纳入版图，时称象郡，汉武帝改为交趾郡，西晋时越南称交州，唐代则设安南都护府，惟当时之越南，仅指今北越而言。
将佛教传入越南者，相传为二世纪末之道教徒牟子，惟考其年代，不无可疑。较可信者，为梁高僧传卷一所载，康僧会（三世纪）曾因父经商而移居交趾，彼时越南已有人出家，且有三藏教典。至第八世纪顷，越南受印度影响甚钜，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即载有明远、僧伽跋摩、昙润、慧命等经印度抵交趾之事迹；此外，同书亦载有交趾出身之僧人运期、解脱天、窥冲、慧琰等。西元二世纪至十世纪可谓为越南佛教之传入期，十世纪末至十四世纪末为发展期，其间有丁朝之丁先皇于西元九七一年定文武僧三道品阶。其后黎朝继起，帝黎桓遣使入宋乞请大藏经等。一○一○年，李朝王统继起后，越南佛教进入黄金时代，是时颇受宋朝影响，或迎三藏教典，或仿宋制，以考试百姓而度为僧，并设立戒场以传授戒法，李朝第三主圣宗（1054～1072 在位）甚且被形容为印度之阿育王。其后第四主仁宗、第六主英宗、第七主高宗皆为崇信佛法且大力护持佛教之君王。计李朝八主凡二百一十五年，先后兴建兴天御寺、五凤星楼、胜严寺、天王寺、崇度报天寺、永隆圣福寺、真教寺等诸多名刹，然至第八主惠宗（1211～1224 在位）时国势衰颓至极，帝乃退位出家，号“惠光大师”。代李朝者为陈朝（1225～1400），凡一百七十五年十二主，亦采保护佛教政策，惟至末期则渐有限制佛教之举，如规定僧人未满五十岁者一律参加考试。十五世纪以后，正值明代大兴儒学，越南亦大量传入儒学，宗教方面则道教、喇嘛教日盛，正统佛教遂渐衰颓，代之而起者为儒释道三教融合之新局面，大抵王室侧重儒学，民间则对佛教保有相当信仰。十九世纪末期，法国占有越南，由于法国殖民政府支持天主教，颁布各种限制佛教发展之法令，越南佛教因之极度衰颓；此一颓势，直至二十世纪越南佛教展开复兴运动之后始渐复苏。
大抵而言，越南佛教之特色，可谓是中国南方禅宗之支系，于义学方面，无何发展。约可归纳为毗尼多流支、无言通、草堂等禅宗三大法统。毗尼多流支为中国禅宗三祖僧璨之弟子，约六世纪末抵越弘法；无言通自谓得法于百丈怀海，约与沩山同时（九世纪前半）；草堂禅师为中国人，于李朝第三主圣宗时代，行化至占城之际，被视作囚兵俘至越南。至十七世纪时，越南禅宗一时绝迹，顿由净土宗取代，新成立竹林莲宗，以阿弥陀佛为信仰中心，乃至成为以后北越佛教之主流。越南古来盛行之佛典，除汉文经典外，有仿汉字而制之“字喃文字”（陈朝时代），字喃文字之佛典有金刚经国音、法华国语经、阿弥陀经演义等。今罗马拼音十分普及，字喃几不再使用。
二十世纪以来，越南佛教振兴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三一年，“南圻佛学研究会”首先创立于西贡，其后中越、北越相继成立佛学会。共同致力于复兴禅宗、培养佛教青年，倡用越语代替以往所用汉文，并陆续出版各种越文译本之佛教经典及杂志。第二次世界大战虽使此运动一度停顿，战后，越南独立，佛教复趋重振。一九四九年开始，于素莲、智海大师领导下，重修寺院、整顿制度、创办佛学院，并确立体制严格而全盘统筹之佛学院制度，此外又推动恢复翻译、著作、出版等佛教文化工作，并设立慈善机构等。一九五○年，中越、北越成立联合性之新佛学会，致力于统一佛教、普及教理等。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定将越南分裂为二，北越与南越佛教之统一发展因而被阻。于北越，以胡志明为首之共党政权下，宗教活动遭受全面扼杀。于南越，则为吴廷琰之共和政府，主张坚决反共、宗教自由、民主选举等，惟因吴廷琰及其家族逐渐专权，政府渐趋腐败，政策措施亦走向军事警察之体制，用以镇压民众日渐激烈之抗议行动。一九六三年，佛教徒挺身而出，抵抗无理之镇压，弹劾政府之独裁腐败，于军警镇压下，牺牲生命之佛教徒为数众多，其中甚而有当街自焚之僧侣，及其他表示强烈不满之惨烈行动，形成长达十个月之激烈斗争，导致当时业已时机成熟之军事政变爆发，推翻吴廷琰之独裁政权。未久，即为杨文明、阮高棋等军事集团之交互争权执政，其间，越南十一个佛教会在西贡舍利寺统合为一个“统一佛教教会”，对政府进行长期而严厉之批判，同时各宗派之新兴教团亦极力发展组织，推动弘法活动。
自二十世纪中叶至沦陷为止，越南人民约百分之八十为佛教徒，然部分旧信仰者未必为正信之佛弟子；至于新佛教运动者以中越、北越为多，而推动此一新兴佛教运动者，即为越南佛教总会。总会之下，包括南越僧伽教会、南越佛学会、越中僧伽教会、北越驻南部之僧伽教会、中部驻南部佛教会、越南佛教会（即北越驻南部者）。除继续以往之佛教事业外，并设立佛学堂，保送僧人出国，利用传播媒体，积极扩展会务，宣扬佛陀正法，对内教育训练，对外医济贫病。其中，南越佛学会所建之舍利寺，已成为当时越南佛教之领导中心。
一九六七年，军人出身之阮文绍被选为总统，其时越共对越南之攻势愈形扩大。一九七二年阮文绍宣布终止全国村庄对民意代表之选举权，民情哗然，局势混乱，加上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昂，一九七三年最后一批驻越之美军奉调回国，越共旋即倾其全力攻入南越。一九七五年西贡沦亡，整个越南佛教亦随之瓦解，越南僧侣逃亡世界各地，与数十万难民同其命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禅苑传灯辑录卷上、三祖实录、三教通考、古珠法云佛本行语录、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大南实录、越南佛教史略（圣严）、越南之佛教（慧海，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3)）、佛教史年表（望月信亨）、南方佛教四样态（龙山章正）］
(一)北传佛教中心。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印度佛教东传我国，惟流行不广，传化事迹闇昧难详。梵僧东来弘化之有显著事迹者，始于桓帝初年之安世高，游化江淮，译经三十余部，另有支娄迦谶于灵帝时译道行般若、般舟三昧等大乘佛典。即东汉桓、灵、献三帝七十年，佛教之译弘可分安世高之小乘禅定及毗昙学与支娄迦谶之大乘方等般若等两大系。三国时，昙柯迦罗、昙无谛传戒律，康僧铠译无量寿经，输入新规制、新信仰，佛学较盛者为东吴，支谦译孛经抄等三十余部，弘阐方等般若，康僧会注释安世高所译之安般守意经。至此，佛教渐与我国传统之伦理思想与宗教观念消融，发展为我国独特之宗教。
两晋一百五十余年之佛教，上承草创期大小兼弘之学，下启空有真妄之分。竺法护译经百余部，多为我国初期佛教要典，如渐备一切智德经为华严十地品初译，光赞般若经为大品初译，概皆初期性空大乘之经。东晋时，注解经文以道安（314～385）用力最勤，往复辩论有于法开、支道林论即色义，慧远、道恒争心无义，郗超、法汰辨本无义，研习既盛，义解或异，遂有本无（二宗）、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等六家七宗之分。迨鸠摩罗什入关（401），大事译弘，性空般若之学始文备义明。什公斥以中国思想解佛教格义之非，并正六家之偏，宗龙树提婆论以阐性空中道，大乘真义至此始闻于我国，不复为老庄玄学所蒙混。东晋百年法运，佛法随中原士族南迁而行于江南，北方则有佛图澄（232～348）以智术干政，弟子以道安为首。安公定僧尼轨范，创编经录，弟子慧远（334～416）更于庐山创莲社，推展佛教实践运动，我国佛教德学并重、解行相资之特质，于玆大体形成。
承道安、慧远之学而奠定南朝佛教之正统者为慧观，以华严为顿教，以阿含、般若、方等、法华、涅槃为渐教。复有道生（355～434）倡顿悟成佛。大抵，晋宋之间，涅槃继般若而兴，齐梁时，成实论合涅槃盛行，陈代三论特盛，陈隋之际，天台之学成为南朝佛教之主流。尤须注意者，南朝末年佛教学者对经典之精究已开隋唐宗派林立之先河。北朝佛教异于南朝，北人质朴而重实行，特色有四，即：(一)昙靖之“提谓教”，阐明五戒十善、人天因果。(二)昙鸾之净土，主张凡愚专持名号即得带业往生。 (三)信行之普法，效法华经常不轻菩萨之行。(四)达磨之禅，兼具“真常”、“唯心”二义。北朝各代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之举，但总括而言，在资助译经、修建寺院、开凿石窟等方面，仍极为突出。综观南北朝佛教之特质，在从空入中（妙有）。南方承性空之绪，以真常为归；北方多弘真常而说唯心。
隋唐三百余年为佛教史上之黄金时代，彼时佛学已非中国文化之附庸。译经方面有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般若三藏等传译家。其中，玄奘多译法相宗根本所依之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其门下以窥基最着，作唯识述记六十卷，弘阐唯识之学，又有普光作俱舍论记三十卷；义净译经论六十一卷，传有部律；菩提流志以大宝积经一二○卷为钜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则纯为传译密教经典，创立密宗。计流行于隋唐时代者有法相、华严、律、念佛、禅、密等诸宗派：(一)法相宗，玄奘以世亲之唯识论为主体而立，经窥基而极盛。(二)华严宗，贤首（643～712）集大成，以佛陀跋陀罗（359～429）之六十华严经为本，传者有慧观、法安、求那跋陀罗、刘虬乱等。初祖为杜顺（557～640），二祖智俨（602～668），贤首为三祖。(三)律宗，以四分律为本，有法砺（569～635）之相部宗、怀素（609～682）之东塔宗与道宣（596～667）之南山宗。其中，道宣并学唯识、华严、天台，贯彻大小律学精义，实为中国律学统一运动者。(四)念佛宗，隋代道绰（562～645）仰昙鸾高风，专修念佛净业；善导（613～681）着观无量寿经疏，专明念佛真义；慧日（680～748）着往生净土集，主张禅净合一。唐以后，念佛不复为一宗独有，即律、禅等亦兼念佛。(五)禅宗，至六祖慧能（638～713）始有宗风可言，其前有菩提达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五人。六祖慧能开顿悟南宗，其下有怀让、行思、神会；神秀另创渐悟北宗，唐中宗后渐衰。唐中叶以后，诸宗衰微，独禅宗得势，派别有五：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六)密教，传入我国最晚。正统传承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不空门下受密法灌顶者甚多，影响后世最钜者为青龙寺惠果，日本空海即嗣其法。(七)天台宗，禅宗盛时受其影响，至荆溪湛然（711～782）出，方斥禅宗，抗唯识、华严，慨然发挥天台一念三千圆融之玄理，著有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止观辅行传弘决等。唐代之佛教，除盛行于本土外，并弘传至日、韩等国，先后有道照、智通、玄昉、空海、最澄等入唐求法，返国开创法相、律、密、天台各宗。晚唐衰乱，复以武宗毁佛（845），佛教连遭困厄，已非中唐之比，逮宋代承五代后周之禅风，佛教始又复兴。
宋初至元末之四百余年间，佛教由繁入简，从纷歧趋向融会，从纯佛教转为融摄儒道。仁宗时代盛行梵语研究，来华梵僧八十余人，梵本经数一四二八卷，译出五六四卷。诸宗以天台最盛，净土、华严、律宗等亦相继兴起，各宗高僧辈出，而以禅宗人材最多。天台宗分山家山外二派，四明（960～1028）宣扬天台正统教义，是为山家派；孤山智圆（976～1022）以华严思想成就天台学，是为山外派。净土宗以永明延寿（904～975）为主，作宗镜录百卷，提倡庐山念佛、禅净兼修。华严宗自唐武宗毁佛后殆已不传，宋末虽有希迪、道亭等人弘传，然均限于教义章。律宗以元照（1048～1116）为中兴人物，著有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戒疏行宗记。禅宗以云门、临济二派特盛，前有雪窦重显（980～1052）、佛日契嵩（1011～1076），后有黄龙惠南（1002～1069）、杨岐方会（996～1049）。宋代知识分子援佛入儒，使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悬隔愈大，且有利地向世俗推进，然佛教虽深入社会，同时教团内部之腐化亦招致北宋末年之毁佛崇道（1116～1119）。综观两宋佛教，禅宗冠盖诸宗。逮蒙古入主，佛教更受尊护，然已渐趋衰微，特以西藏佛教（喇嘛教）被奉为国教后，王室佛事之赀占政费泰半，虽有发思巴作蒙古新字以译大藏经，而佛教已无原始面貌。
明清两代更是佛教式微时期，然法运虽衰，名僧不缺，如莲池（1532～1612）、真可（1544～1604）、蕅益（1593～1649）、憨山（1546～1623）等，更有隐元（1592～1654）东渡日本开创黄檗宗。大抵明代乃儒佛同维余绪而不坠，明末王学盛时，与其相近之禅宗亦兴。清初则以诸帝弘护，故佛教亦有起色，可称述者有道霈（1615～1684），着心经请益录，融禅教于一炉。惟清代二百多年，以清室崇信喇嘛教，乾隆废度牒，出家容易，参学方便，致僧伽日堕，佛教益颓。
民国缔造，佛教再遭继三武一宗之祸以后之法难，幸有杨仁山（1836～1911）挺身护法，月霞创我国第一所佛教大学（上海华严大学），太虚大师（1890～1947）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为新佛教运动开其先导。三十年代我国佛教之现象，禅宗日渐衰颓，净土一枝独秀，密宗方兴未艾，唯识学派专门研究，如南京支那内学院、北平三时学会、武昌佛学院等均采科学方法，将唯识应用于现代思潮上，复将现代思潮摄归佛法。此外，佛教刊物亦不胜枚举，如内学、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刊、佛学半月刊等数十种。自北宋开始，历代均刻印官版或私版大藏经，除多种汉文版外，尚有藏、蒙、满等文版本。宋藏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完成影印，清藏亦于同年刊行。中国佛教之传统，于民国三十八年为共产政权摧毁，顺此系统而生者即台湾佛教。
总结言之，佛教传来之初，系将佛陀与黄帝、老子并祀，视佛教之咒术与神仙道之神秘力量同。自四世纪左右，始有欲理解佛教之格义佛教产生，即以中国思想表现佛教，以老庄之“无”解释“空”。其时，佛教犹被视为异邦思想，同时就固有之伦理道德而言，曾对于佛教之舍弃家庭、否定现世等出世思想，给予种种批判，遂产生提倡孝道之佛教经典。直至十世纪左右为止，皆呈现活跃气象。
又佛教传来之时，在帝王庇护之下而日渐普及，历代皆任有教界统制官之僧，并逐次增建官寺，佛教遂与国家结合而日渐强大，甚至僧侣于国家权力之外，尚可拒绝否定王权；然以三武一宗为代表之法难，却出于皇帝之手。如此，佛教和传统思想、历史社会不断地对立、抗争、调和、融合之后，渐有佛教与中国思想两者调和之说产生，即儒道佛三教合一说。大致说来，宋代以后，佛教已与中国社会融为中国思想之核心部分。
又就中国佛教自身内部之发展而言，西元四百年，为佛教经典翻译，与以中国思想理解佛教之时代划分之年。鸠摩罗什之译经时期，为研究本来佛教之时期，同时，亦为学派发生之时代。从佛教的历史发展上观之，印度佛典系无系统、间歇的传来，故有整理佛典体系之教判时期产生，此为隋唐佛教之准备期。此期所成立之学派至隋代，多趋于折衷。一般而言，此期对佛教理解与实践，皆欲实现佛教之本来性，可视为中国佛教之形成时代，亦即佛教之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真言、律、禅、净土等宗派或法系之确立时期。
自唐末至今则为祖述与持续佛教之时代。佛教已融入中国思想中，而在学问上颇能深入，亦浸入民众生活中。此时为大藏经之开板印刷等佛教文化盛行之时。其后，形成教、禅二大主流，且有教禅一致之说。此外，较无派系分别之意识，不类日本佛教之别宗分派。［现代佛教学术丛刊(5)(6)(7)(13)(14)(15)(31)(39)］（参阅“台湾佛教”5902）
(二)刊物名。创刊于民国四十五年（1956），发行人白圣法师，采月刊形态，内容着重于佛教经论之疏证与宗教活动之报导。民国六十七年四月发行革新一号（二十二卷七期），除佛教、佛学外并刊载有关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之文章。
又作早期佛教、初期佛教。一般系指相对于后来发展的大乘佛教之初期佛教而言；即自佛陀创立教团弘扬教理开始，至佛陀入灭后一百年（或两百年）之间，教法一味、教团统一，尚未分裂为部派以前之时代。此一时期，教团较为统一，比丘持戒较严，基本上以乞食为生，传播地区主要在印度恒河中游一带。此一时代之经典，含有佛陀教说之最原始型态，为后来之大小乘佛教根本教理之基础。
然“原始佛教”一词及有关原始佛教之研究，系于近百年以前，西方学者自锡兰语，再由巴利语开始研究以南方佛教为主的巴利圣典，逐渐盛行于英、德、法等国，而于十九世纪末传入日本，并渐及于我国。于此之前，我国与日本之学者既不知有巴利圣典之存在，亦未了解其与汉译佛典历来被习称为“小乘经”之阿含经相类似。而自隋代智顗大师于“五时八教”之判教中，将阿含经典判释为教义最浅低之小乘三藏教以来，阿含经之价值乃被历来之学者、宗教家等所忽视。
自原始佛教之研究风潮传入日本与我国后，有关其名称与时代之界说，于学界中产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论争。最早，英国佛教学者大卫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着 Early Buddhism一书，日本学者木村泰贤遂于其在大正十三年（1924）所出版有关初期佛教之论著“原始佛教思想论”中，正式将 early buddhism 一词译为“原始佛教”。然原始佛教之英文应为 primitive buddhism，仅因 primitive一语，除初、早等意之外，亦含有原始、初期未开化等意，易被视为含有贬低价值意味之语意，故西方学者多避免之，而采用 early buddhism。另一日本学者姊崎正治则力主 earlybuddhism 若指最早期之佛教（即佛陀及其弟子之时代），则应译为“根本佛教”，而不宜以“原始佛教”统称之。其余学者，如我国之印顺、日本之宇井伯寿、赤沼智善、西义雄等，亦持类似看法，将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分别予以界说，惟对时间上与内容上之划分略有出入，玆略举之：
(一)以佛陀一代四十九年（或四十五年）之教化活动为“根本佛教”，系一切佛法之根源；佛陀入灭后至部派对立之时期为“原始佛教”；大众与上座之根本二部分裂之后即为“部派佛教”。此系印顺法师、赤沼智善等人之主张。(二)佛陀及其直传弟子（即佛陀入灭后三十年间）之时代为根本佛教；此后至阿育王即位顷、教团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为止，为原始佛教。此系宇井伯寿之主张。(三)根本佛教系指原始佛教资料之最古层中之世尊教法，原始佛教则指佛弟子及佛陀入灭后至根本分裂以前。此系西义雄之主张。
上述各学者虽主张区别根本佛教、原始佛教之时代，然对研究之资料范围，则一概同意以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之圣典为主，即汉译与巴利文之阿含经典及律藏之重要部分。盖自现存文献而言，于佛陀时代，律部仅有一部分之波罗提木叉而已，其时经部之四阿含（或五部）均未结集。故严格言之，由于根本佛教文献之阙如，若不从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之圣典来探求，则亦无法开启对根本佛教之研究门径。近数十年来，中、日学者多根据巴利、汉译、梵文、藏文等藏经从事此类研究，其中尤以日本学者成果殊多。西方学者则因缺乏汉文阅读能力，多从巴利语经典下手，致使研究结论间有偏颇之处，然彼等所据以治学之方法训练，及批判态度之研究倾向、语言学、考古学、思想史等之辅助学科基础，则为东方学者所亟须普遍效仿者。
无论根本佛教或原始佛教，其教法思想之核心乃缘起学说，此一教法系佛陀本人依据印度奥义书之“业论”、“解脱观”之思想，并采用耆那教之众生平等思想，复历经多年的求道证悟所独创者。缘起论包括：(一)三法印（或四法印），(二)十二因缘，(三) 四谛，(四)八正道。所有佛教之教法均以缘起论为依准，亦可谓缘起论即佛法之代表，缘起即“法”之同义词。盖印度自古虽盛行各种哲学思想，然缘起说则为印度哲学所无者，亦为世界其他各种宗教或哲学所无，而为佛教之独特思想；佛教异于其他宗教、哲学之根本特征，亦在于此一缘起论。自佛教逐渐发展之后，任何时代或任何地域之宗派，凡冠有佛教之名者，必以缘起论为其根本教理；反之，若缺乏此一根本教理，则不独失其特征，且因之亦难以“佛教”之名称谓之。［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印顺）、原始佛教（水野弘元）、原始佛教圣典の成立史研究（前田惠学）、根本佛教（金冈秀友）］
西藏名Bde-bar-gs/egs-pah!i bstan-pah!i gsal-byed,Chos-kyi h!byun%-gnas gsun%-rab-rin-po-cheh!i mdsod ces-bya-ba 。略作 Bde-gs/egs bstan-pah!ichos-h!byun%。意译作善逝教明法生宝藏史、善逝教法源流、善逝教法史。为藏文佛教史。著者布顿（藏Bu-ston, 1290～1364）生于西藏中部，系一通达显、密教理及历史、文献等之大学僧。对般若经中之现观庄严经论、入菩提行经，及宗喀巴之秘密道次第论尤为精熟。著书共百数十种，本书完成于一三二二年，即其较具代表性之著作。布顿精研译自梵本之西藏大藏经，并作成目录，附于本书之中，新奈塘版藏经目录可谓即以此目录为基础而编成。
本书可大别为二，一为佛教文献与教法概说，又分为：(一)教法（梵dharma ）之学习及教授之功德，(二)佛教文献概说，(三)学习及教授之规则方法。二为佛教史部分，又分为：(一)印度部分，详述十事非法，及第二、三次结集至分派为十八部之经过。(二)西藏部分。本书广泛叙述教法与佛教史，系作者佛教学体系化之著作，非单纯之佛教史书，以其为西藏最早之教史及教法文献，故为研究印度佛教及西藏佛教之重要史籍，亦深为后世所珍视。［Ober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Wassilijew: Der Buddhismus； Rockhill: The Life of theBuddha; Schiefner: Geschichtedes Buddhismus in Indien、タ─うナ─タ印度佛教史、西藏传印度佛教历史、西藏撰述佛典目录］
（故事）三国佛教略史曰：“世尊灭后一千三百余年，当西洋纪元后四百年代（佛教入汉三百余年），秦主苻坚遣沙门顺道送佛像经文于高勾丽。是为朝鲜佛教之始。时高丽王小兽林二年也。王受之。越三年，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是为佛寺之始。”又曰：“朝鲜之佛教，现所存者有二派：一渐派，又名教宗。持戒清净，诵经礼拜，以渐种佛因也。二顿派，又称心宗。昼夜不断，一心念佛，以顿生净土为期也。朝鲜僧徒于此二派之中必属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