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当时为中国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贵霜王朝的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的，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全国造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其中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但今所保存，为世界之冠。

　　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的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迦腻色迦王远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发展。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来。而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无论造像绘画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佛画　　早在梁代，张僧繇即以善画佛像名世。他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纪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可见声望之隆。他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严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开创者和推动者。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因来自中亚的曹国，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后与吴道子结合中国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隋唐时期，佛画已经中国化。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们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随着佛教的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绘画理论也同时传入。南齐谢赫曾经总结绘画的艺术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两者解释都不很明确，不能肯定说“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雕塑　　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了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在新疆，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肃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　　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藏传佛教美术　　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在五屯，有制作佛画的传统技法，至今仍在发展。

　　影响　　在唐代，中国佛教美术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朝鲜南部庆州石窟庵释迦如来坐像，妙相庄严；一一面观音像、四菩萨像，姿态端庄，与中国盛唐时期佛教美术极为相似。日本奈良中宫寺的菩萨像、木造彩画，支颐微笑；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菩萨像，铜造镀金，修短合度；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萨像，塑敷彩；东大寺释迦如来像，铜造线刻镀金；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像，干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壁画，瑰丽庄严，也与中国敦煌壁画，千古同辉。

　　综观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常任侠）

”insight　　into　　things　　based　　on　　higher　　wisdom”,　　is　　one　　of　　the　　18　　chief　　kinds　　of　　insight　　(s.　　vipassana^).

　　s.　　dhutanga.

　　a^nen~ja^bhisankha^ra;　　s.　　sankha^ra.

”contemplation　　on　　disinterestedness　　regarding　　the　　whole　　world”,　　described　　in　　A.　　X.,　　60　　in　　the　　following　　words:　　"If,　　Ananda,　　the　　monk　　gives　　up　　his　　tenacious　　clinging　　to　　the　　world,　　his　　firm　　grasping　　and　　his　　biases　　and　　inclinations　　of　　the　　mind,　　and　　turns　　away　　from　　these　　things,　　does　　not　　cling　　to　　them,　　this,　　Ananda,　　is　　called　　the　　contemplation　　on　　disinterestedness　　regarding　　the　　whole　　world."

Vipasyana　　Sukhavativyuha　　Sutra　　==　　观无量寿经

It　　is　　one　　of　　the　　main　　sutra　　for　　Pure　　Land　　Sect.　　The　　Sutra　　indicates　　that　　the　　Pure　　Land　　of　　Amitabha　　Buddha　　is　　one　　of　　the　　Buddha　　Lands.　　It　　also　　describes　　how　　to　　be　　born　　in　　the　　Pure　　Land　　through　　the　　Sixteen　　Contemplations.　　Therefore,　　the　　Sutra　　is　　also　　called　　"Sixteen　　Contemplations　　Sutra".

　　Weimojing

　　佛教经典。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一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又称《维摩诘经》。后秦鸠摩罗什译，3卷，14品。叙述毗耶离（吠舍离）城居士维摩诘，十分富有，深通大乘佛法。通过他与文殊师利等人共论佛法，阐扬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其义旨为“弹偏斥小”、“叹大褒圆”，批判一般佛弟子　　等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斥责歪曲佛道的绝对境界。认为“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虽“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污泥”，此即“通达佛道”的真正“菩萨行”。又把“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作为不二法门的极致。僧肇在《维摩诘所说经注序》中称：“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认为此即“不思议之本”。

　　根据各种版本的比较，此经成立的年代大概在1～2世纪，是印度大乘佛教时期出现的经典这一。在印度颇为流行。但梵本大部已散失，只有一些片断。它用寓于象征意义的谈话形式，显示出大乘性空思想的极意，为同类经中艺术感染力较强的作品。后世把《维摩经》作为在家佛教的重要经典，而维摩诘也被看成是在家佛教理想的体现者。此经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在长安大寺译出。但据《开元释教录》介绍，此经在中国早有流传，从东汉至唐初，除鸠摩罗什译本外，还有7个译本：①东汉严佛调译《古维摩诘经》2卷（已佚）；②吴支谦译《维摩诘经》2卷；③西晋竺叔兰译《异毗摩罗诘经》3卷（已佚）；④西晋竺法护译《维摩诘所说法门经》1卷（已佚）；⑤东晋祗多蜜译《维摩诘经》4卷（已佚）；⑥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6卷；⑦东晋支敏度还曾将支谦、竺叔兰和竺法护三译糅合为一，名《合维摩诘经》行世。

　　主要注疏有东晋僧肇《维摩诘所说经注》10卷；隋慧远《维摩经义记》8卷，智顗《维摩经玄疏》6卷、《维摩经文疏》28卷，吉藏《维摩经玄论》8卷、《维摩经义疏》6卷；唐湛然《维摩经略疏》10卷，窥基《说无垢称经赞》6卷等。日本圣德太子曾撰《维摩经义疏》。此外，势范、凝然、凤潭等也各著疏钞流通。在中国还有藏语译本。1928年，日本河口慧海将其译为日语刊行，题为《汉藏对照国译维摩经》。（高振农）

　　indriya-samatta　　(q.v.).

Six　　Directions　　of　　Reincarnation　　==　　六道轮回

(1)　　Naraka,　　i.e.　　Hell（地狱）
(2)　　Presta,　　i.e.　　Hungry　　Ghost（饿鬼）
(3)　　Tiryagyoni,　　i.e.　　Animal（畜牲）
(4)　　Asura,　　i.e.　　Malevolent　　nature　　spirits（阿修罗）
(5)　　Manusya,　　i.e.　　Human　　Existence（人）
(6)　　Deva,　　i.e.　　Heavenly　　Existence（天，梵天）

”the　　perception　　(consciousnes　　or　　view)　　of　　beauty　　(or　　purity)”　　in　　what　　is　　actually　　devoid　　of　　it　　(asubhe　　subha-san~n~a^),　　is　　one　　of　　the　　4　　perversions　　(vipalla^sa,　　q.v.).

”the　　perception　　(consciousness　　or　　view)　　of　　happiness”　　in　　what　　is　　actually　　suffering　　(dukkhe　　sukha-san~n~a^),　　i.e.　　any　　form　　of　　existence,　　it　　is　　one　　of　　the　　perversions　　(vipalla^sa,　　q.v.).

Thre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　　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

The　　Thre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existence.　　They　　are:　　
1.All　　phenomena　　are　　impermanent.
2.All　　Dharma　　are　　not-self.
3.All　　sensations　　are　　suffering.

　　Cunshangzhuanjing

　　日本佛教史学家。原名广崎专精，号天爱痴人、舟山。兵库县人。幼习儒学，1871年至新　　县无为信寺学佛学4年。后入京都就读于大谷派的高仓学寮。1875年，为爱知县入觉寺村上界雄养子，改名村上专精。1882年，初讲《唯识三十述记》于高仓学寮。1887年任曹洞宗大学林讲师。2年后创立佛教讲话所，发行《讲演会·佛教讲演集》，从事弘教活动。1890年任大谷教师学校校长。4年后与鹫尾顺敬、境野哲发刊《佛教史林》，首开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之风。1897年因京自己所属真宗大谷派改革建议发表意见，被削去学衔和教职。1898年著《日本佛教史纲》，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01年因发刊《佛教统一论》第一编《大纲论》，触犯大谷派本愿寺忌讳，自动脱离僧籍（后仍复籍）。1905年创办东洋高等女子学校。1917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主持印度哲学讲座。翌年敕任帝国学士院会员。1923年辞去教授，被授予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1926年任大谷大学校长。他在明治维新后，致力研究佛教，在日本佛学界有很大影响，至今仍被誉为日本明治时期的佛教启蒙家和佛教史研究的先驱。主要著作尚有《大日本佛教史》、《亲鸾的开宗》、《大乘起信论讲话》等。

　　Daborejing

　　佛教经典。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600卷，包括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其中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第四会（《八千颂般若》）和第九会（《金刚般若》）为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大概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其他各会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成书的。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在贵霜王朝时广为流行。梵本多数仍存。

　　传译经过　　最早传入中国的大乘般若经是东汉竺佛朔与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若道行品经》（后题《道行般若经》）10卷（相当此经第四会），世称“小品般若”。旋有三国吴支谦重译成《大明度无极经》（原题《明度经》）6卷，康僧会别译成《吴品经》5卷（今佚）。另有竺法护译成《光赞般若波罗蜜经》10卷；朱士行西行求得二万颂大品般若梵本，由无罗叉等译成《放光般若波罗蜜经》20卷（相当于此经的第二会）。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六年（404）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品二万颂，弘始十年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小品八千颂和《金刚般若经》等。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二年（509）译出《金刚般若经》1卷（相当此经的第九会）。直至唐代，玄奘才于龙朔三年（663）收集并编纂成全部《大般若经》十六会。故此经乃集诸部般若之大成。嗣后施护又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译出《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25卷。此经早有藏译，但与汉译的名称并不一致；汉译第十一会至第十六会中顺序所说六波罗蜜多，在藏文大藏经中只列前五波罗蜜多，单独编成《五波罗蜜多经》一书。

　　主要内容　　全经分四处（指佛陀在王舍城的鹫峰山、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说法的四个处所）十六会（16次集会）。前五会文异义同，均为对般若教义全面系统的叙述。第六会至第九会，撮取大部般若之精要，说无所得空的法门义理。第十会为佛对金刚手菩萨等说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净法门等，带有密教的色彩。最后六会，依次谈六度（即六波罗密多）。全经文辞典雅畅达，也是一部富有哲理的文学作品。

　　此经宣称大乘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大乘，大乘般若无二。它作为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被称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其中心思想在于说明诸法“性空幻有”的道理。性空，指佛所说的一切法（即一切现象）都没有实在的自性；幻有，指一切法虽然自性空，但并非虚无，假有的现象仍是存在的。认为世俗认识的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真理，达到觉悟解脱。另外，此经认为佛陀有真身和法身之分，法身也就是信仰者追求的最高真理或真如，人们通过修行的六种方法（六度），可以获得解脱。

　　影响　　此经在印度甚为流行。其中第二会繁简适中，流传更广。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曾疏释此经而撰成《大智度论》，以阐述此经所显性空实相之理。而瑜伽行派创始人之一的弥勒，相传也总摄此经之义而撰成《现观庄严论》，以阐述此经所示实践行证之道。其后无著、世亲又疏释此经第九会，各自撰成《金刚般若经论》。陈那则依此经第四会撰成《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圆集要义论》。综述此经要旨。此外，龙树、提婆所撰《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书，也都是发挥此经义旨，弘扬大乘般若性空教义之作。于此可见此经在印度流行的盛况。在中国，从《道行般若》、《大品般若》译出之后，中经卫士度、帛法祚、支孝龙、康僧渊、支敏度、竺道潜、竺法温、支遁等传写讲述，般若之学逐渐流行。东晋道安在襄阳讲《放光般若经》，并撰制注解文记，发扬此经奥义。当时弘扬般若的尚有于法开、竺法温、竺昙壹、于道邃等。当时他们在玄学的影响下，形成所谓般若学的六家七宗。迨后秦鸠摩罗什广译“大品”、“小品”、《金刚般若》及《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其弟子僧叡、僧肇等竞造章疏，般若之学的研习达到高潮，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基础理论，并影响到隋唐有关宗派。其中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典籍，直接沿袭此经传统；此经第九会“金刚能断分”的异译本《金刚般若》，成为禅宗传心的法本；天台宗以此经为观法，在其化法四教中判为“通教”。可见眦经在大乘佛教中影响之深远。

　　此经提要的撰述，现存的有宋大隐《大般若经关法》6卷，明智旭《阅藏知津》中有关此经提要8卷，清葛（　　）　　
　　《大般若经纲要》10卷，近代欧阳竟无的《大般若波罗蜜经叙》4卷等。（田光烈）

　　Lingmudazhuo

　　日本佛教学者。原名贞太郎，后因学禅，改名大拙，别号也风流居士。石川县金泽市人。1892年秋，师事临济宗圆觉寺派宗演学禅。次年，美国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大会，随师参加，任英语翻译，会后宗演推荐他为美国佛教学进保罗·克拉斯的助手。1900年将汉译《大乘起信论》转译为英语出版。1907年在伦敦出版。英语著作《大乘佛教纲要》翌年再版于芝加哥。1908年游历法、德诸国，后于英国就瑞甸波尔研究欧洲哲学。1909年回国，历任学习院大学和东京大学讲师、教授。1911年再度赴英，介绍佛教禅学。1921年回国后，任大谷大学教授，创办英语杂志《东方佛教徒》。1933年，写成《楞伽经之研究》一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将《楞伽经》译成英语。1934年访问中国，回国后用英语著《中国佛教印象记》。1959年，将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加州各大学的佛教讲稿整理为《禅为日本文化》一书，在纽约、伦敦出版。同年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东西哲学会议上，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晚年隐居镰仓松冈文库，英译出版了真宗创始人亲鸾的《教行信证》。主要著作有《禅的研究》、《禅的诸问题》、《禅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佛教与基督教》、《华严的研究》等。全部著作收于《铃木大拙全集》。（林子青）

　　Miaofalianhuajing

　　佛教经典。简称《法华经》。

　　起源　　一般认为此经起源甚早，并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陆续完成的。曾在古印度、尼泊尔等地长期广泛流行，已发现有分布在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梵文写本40余种。这些写本大致可分为尼泊尔体系、克什米尔体系（基尔基特）和新疆体系。尼泊尔体系所属的写本大致为11世纪以后的作品，一般保持完整，目前已出版5种校订本。如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用珂罗版彩色复制出版了原由尼泊尔传入、珍藏于西藏萨迦寺的1082年书写的梵文贝叶写本，内容完整无缺，字体清晰优美，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在基尔基特地区发现的克什米尔体系抄本，多数属于断片，从字体上看，一般是5～6世纪的作品，比较古老。在新疆喀什噶尔等几个地区发现的大多数也是残片，内容与尼泊尔系的抄本比较接近，从字体上看，大致是7～8世纪的作品。另外，在新疆还发现有和阗文的译本。

　　译本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此经共有汉译、藏译等的全译本和部分译本的梵汉对照、梵文改订本等17种。除后秦鸠摩罗什译的7卷28品，为后世广泛流传者外，尚有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10卷27品；隋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重勘梵文，译为《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27品。此外据《开元录》卷十一、十四载，还有《法华三昧经》6卷、《萨芸芬陀利经》6卷、《方等法华经》5卷等三译阙本，似属误传。罗什译本原是7卷27品，且其《普门品》中无重诵偈。后人将南齐法献于高昌所得《提婆达多品》、隋阇那崛多于益州译出的《普门品偈》与玄奘所译《药王菩萨咒》一起编入，构成现行流通本7卷28品的内容。

　　藏译本为日帝觉和智军所译，题名《正法白莲华大乘经》，1924年河口慧海对照梵本日译出版，名《藏梵传译法华经》。法译本有巴尔诺夫的《法译法妙莲花经》（1852）。英译本有基恩译《正法华经》，编入《东方圣书》第21卷（1884）。日本有梵汉对照《新译法华经》、《梵文和译法华经》、改订梵本《法华经》等。此外，基恩和南条文维还用梵文出版了《妙法莲花经》（《佛教文库》第10卷，彼得堡，1908～1912）。

　　内容　　此经说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等内容，为天台宗等据以立说的主要典籍。全经主要思想为空无相的空性说的《般若经》相摄，究竟处的归宿目标与《涅槃经》沟通，指归净土，宣扬济世，兼说陀罗尼咒密护等，集大乘思想之大成。主旨在于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

　　全经大段分科，古来主张不一。隋智顗作《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立序品为序分，定方便品至分别功德品前半为正宗分；以分别功德品后半至普贤劝发品为流通分；又以前14品为迹门，后14品为本门。后人多依其说。

　　影响　　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在中国汉地流传甚广。《高僧传》所举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敦煌写经中也是此经比重最大；南北朝注释此经学者达70余家。陈隋之际智顗更依据此经创立了天台宗。汉译本传入朝鲜、日本后，流传也盛。直至现代，日本新兴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和妙智会等，都专奉此经与经题为宗旨。此经由于流传甚广而出现了伪作。早在隋代《众经目录》中即有《妙法莲花经度量天地品》等3种伪经、敦煌写经、《续道藏经》和日本《续藏经》中也都收有附会此经的伪作。

　　注疏　　现存的主要有：南朝宋竺道生《法华经疏》2卷；梁法云《法华经义记》8卷；隋智顗《法华玄义》20卷、《法华文句》20卷（一作10卷），吉藏《法化经玄法》10卷、《法华经义疏》12卷；唐窥基《法华经玄赞》10卷；元徐行善《法华经科注》8卷；明智旭《法华经会义》1卷；清通理《法华经指掌疏》7卷。新罗元晓《法结经宗要》1卷。日本圣德太子《法华经义疏》4卷，最澄《法华经大意》1卷，日莲《法华经注》10卷等。（王新）

　　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声乐和器乐等多种。声乐主要有：1、独唱，由维那担任；2、领唱和齐唱结合，即由维那唱上句，僧众唱下句：3、齐唱；4、轮唱。

　　声乐曲调的格式主要有四种，即赞、偈、咒、白。赞，用于颂佛之功德，如三宝赞、得赞等，其词多为长短句式的诗。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如净三业偈、沐浴偈等，其词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咒，是密语或真言，如洒净真言等，其词的格式变化甚多，曲调比较活泼。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乐订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尽相同，如江苏地区用十番鼓，山西五台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乐等。

　　佛教常见的主要仪式有朝课、晚课、佛诞祝仪、忏仪、放焰口及水陆法会（水陆道场）、戒坛仪式等等。其中禅门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课，音乐并不复杂，而且各地较为一致。放焰口和水陆法会规模较大，费时较长，有的还有情节内容，其音乐和舞蹈、诵白的结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乐旋律有的庄重，有的活泼，有的凄厉，有的热情，随仪式发展而变化。如放焰口，据传有九板十三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几十种，因此，放焰口的音乐结构实际上相当于一出音乐清唱剧。水陆法会的规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带和台湾等地。　　

　　演奏使用的乐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课诵、祝圣等宗教仪式中，著名寺院都较统一，即只用经书中称之为法器的打击乐器，如磬、引磬、木鱼、铛、铪、钟、鼓等。在其他佛事仪式中，特别是民间应赴的佛事仪式，各地应用乐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击乐器之外，吹管乐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丝弦乐器的。

　　源流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义争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初出家者……即须先教颂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罗什作十首偈颂，赠沙门法和。《隋书·音乐志》载：吕光等灭龟兹，因得龟兹乐“于阗佛曲”。赞宁《高僧传·读诵篇》云：“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鸠摩罗什“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把竺法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奉为梵呗传入中国的鼻祖。

　　发展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等几十首。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在历经了600余年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佛教音乐又经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博物院。为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于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1436~1449）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宝歌》等。

　　史料　　中国佛教音乐的史料不多，流传的谱集更为少见。现藏法国伯希和编号为P3539，即写在“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的背面的残谱两行和编号为P3808，即写于后唐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台山鼓乐老谱等唐代字谱，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乐的珍贵资料。明永乐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谱集，也是重要资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鱼山声明集》、《鱼山和钞》以及西藏扎什伦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为声曲线谱，这些重要的音乐史料，尚待破译。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谱本。（陈大灿）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path-progress”　　forms　　the　　6th　　stage　　of　　purification　　(visuddhi,　　q.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