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國發揚光大的佛教繪畫、雕塑等的總稱。最初隨佛教從印度傳入，後來逐漸發展而具有中國民族風格和特色。晉袁宏《後漢紀》稱：“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問其道術，遂于中國而圖其形像焉。“《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與此略同。《佛祖統紀》等也記其事。傳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說永平九年），偕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時以白馬馱經及白氈裹釋迦立像，因在洛陽城西雍關外，建立白馬寺並在寺中壁上作千佛萬騎叁匝繞塔圖。《釋書·釋老志》說：”自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這是中國最初自作的佛畫。

　　淵源和發展　　中國佛教造像、畫佛、造塔，最初都從印度傳來。從印度現存佛教遺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魯特、桑奇都無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叁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與佛足迹，兩者同時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羅只有佛像而無佛足迹，並刻有佛傳。犍陀羅當時爲中國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貴霜王朝的國都，取希臘所遺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術，獨具特色。傳入中土首達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縣克孜爾明屋壁畫，繪有佛傳及佛本生故事，庫車縣庫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絲綢之路，東來而至甘肅的，有敦煌鳴沙山莫高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四川廣元石窟，以及江南攝山石窟等。全國造石窟之數不可勝計，其中碑幢之類，曆世殘毀頗多，但今所保存，爲世界之冠。

　　公元1世紀時，大月氏成立貴霜王朝，繼續占領西南高附，東南罽賓，以及整個犍陀羅。地當絲綢之路的商業要沖，財力雄厚，貿易常用金幣。迦膩色迦王遠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發展。佛教經像傳于中土，即自大月氏來。而中國西部佛教美術，亦以于阗、龜茲所保存者最多。敦煌、雲岡馳名世界，其余朝鮮、日本等地，皆學于中國。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經像美術，于9世紀後爲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毀，僅佛教幾個大石窟較完整地保存至今。

　　無論造像繪畫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國土地上發育成長的，具有中國的民族風格。初期雖曾受有印度的影響，但同一題材、內容和表現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畫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現不少娛樂場面，飲酒宴談，神通遊戲，菩薩人物裝飾華豔，婉娈多姿，色彩鮮明，即使降魔變這樣的題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劇的場景一樣，使人並無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畫中，常常陰森可怖，畫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飼虎，強盜挖自等。線條與色彩，也是粗犷而強烈，看不出柔和與可親的感情。

　　佛畫　　早在梁代，張僧繇即以善畫佛像名世。他獨出心裁，創立了“張家樣”，佛像的中國化，從此有了很好的發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畫，並擅佛畫，能傳其業。善果畫悉達太子納紀圖，靈嘉寺塔樣；儒童畫釋迦會圖，寶積經變圖。在南北朝後期，張僧繇的影響很大，有不少學習他的畫派，所謂“望其塵躅，如周孔焉”，可見聲望之隆。他筆法簡練，《曆代名畫記》說他“筆才一二，而像已應嚴焉，因材取之，今古獨立，象人之妙，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國佛教繪畫的一個開創者和推動者。北齊曹仲達，佛畫頗亨盛名。因來自中亞的曹國，原來帶有西域的作風，在中原既久，畫藝漸染上中國民族風格，創立了“曹家樣”，爲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樣之一。它的樣點是衣服緊窄，大約與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樣的風格。後與吳道子結合中國傳統風格所創立的“吳家樣”並稱。所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就是對他們概括的評語。曹畫雖失傳，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釋迦立像，衣如濕沾體上，就可想見曹畫。吳畫衣帶寬博，飄飄欲仙，在敦煌壁畫中還可看到他的畫風。隋唐時期，佛畫已經中國化。

　　壁畫　　隋唐時代的壁畫，今存于麥積山石窟與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畫，尤爲富美，色彩豔麗，人物造型，往往以當時的貴官貴嫔爲範，端莊華貴，男女形貌，都甚膚麗。佛前演奏，弦管雜陳，較之阿旃陀壁畫，尤或過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畫與彩塑的洞窟，共207個，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貞觀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開元、天寶年間。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爲張議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寫于鹹通六年的《莫高窟記》等，都存有輝煌燦爛的作品，可爲唐代佛教美術的代表。這些洞窟壁畫，雖出于無名畫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風，應該說是與吳道子、閻立本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畫中的維摩诘經變，在座前的聽衆，有諸王貴官，與現存的閻立本的帝王圖相似。相此可以推知這些圖像的畫法，應有共同的淵源爲當時的規範。

　　唐代這些壁畫，表現的題材是佛經經變故事、淨土變相以及佛菩薩像等。其內容較之過去更豐富，色彩也比較絢麗，表現的境界也更擴大。當時最流行的是佛教淨土信仰，因此淨土變相在壁畫中也表現得最多，約占228壁。其他如樂師淨土變相，報恩經變相等，也往往采取淨土變相作爲主要的部分。

　　在淨土變相中，以富麗的物質現象，描繪觀想的境界。如彩緩七寶樓臺、香花伎樂、蓮池樹鳥等，將西方極樂世界裝飾得非常美麗。這與出世苦行禁欲的態度，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所繪的佛、菩薩、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這和唐代的社會生活、人民的愛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畫還點綴許多人們社會生活小景，樂觀、明朗，富有情趣。

　　隨著佛教的繪畫藝術傳入中國，印度佛教的繪畫理論也同時傳入。南齊謝赫曾經總結繪畫的藝術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兩者解釋都不很明確，不能肯定說“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間互相影響的確是存在的。

　　雕塑　　雖有外來的影響，但了有其偉大的創造和民族風格。在新疆，有古代龜茲、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肅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靈窟、天水麥積山等石窟造像；再東進有山西大同雲岡、河南洛陽龍門、山西太原天龍山、河北邯鄲響堂山、河南鞏縣石窟寺、山東雲門山、江蘇連雲港、遼甯義縣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爲盛觀。在江南的有攝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廣，數目亦多。樂山大佛，尤呈偉觀。從北魏到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雕塑美術，創造了很多偉大的工程。以上所記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與隋唐時代的最爲精美，其中雲岡與龍門的石刻，可爲代表。其他全國各寺院中的金銅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夾　　幹漆造像，更不計其數。佛教對于中國的雕刻與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績。北魏時期的石窟造像，受外來影響，但與印度犍陀羅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較，也各有不同的風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莊嚴，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氣魄與所要求的藝術標准。在甘肅的敦煌與天水麥積山，由于石質是礫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獨運，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煥發光彩。江南的楊惠之成爲泥塑名家。自宋、元以來，各寺泥塑甚多，此亦爲中國佛教美術所特有。

　　藏傳佛教美術　　既與漢族地區佛教美術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又受印度、尼泊爾佛教美術影響，在中國佛教美術中，獨具風格。北京雍和宮、西黃寺及承德須彌福壽之廟，其殿宇、佛像等，均屬藏傳佛教美術系統。拉薩的布達拉宮，藏有古代流傳下來的大量佛畫與金銅佛像，以及刺繡與木刻的板畫佛像，普遍受到信衆的供養。在青海塔爾寺，每年以酥油製作酥油花禮佛，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術，在五屯，有製作佛畫的傳統技法，至今仍在發展。

　　影響　　在唐代，中國佛教美術曾流傳到朝鮮和日本等地。朝鮮南部慶州石窟庵釋迦如來坐像，妙相莊嚴；一一面觀音像、四菩薩像，姿態端莊，與中國盛唐時期佛教美術極爲相似。日本奈良中宮寺的菩薩像、木造彩畫，支頤微笑；藥師寺東院堂聖觀音菩薩像，銅造鍍金，修短合度；法隆寺夢殿救世觀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薩像，塑敷彩；東大寺釋迦如來像，銅造線刻鍍金；唐招提寺金堂盧舍那佛像，幹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製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國唐代佛教美術風格的影響。法隆寺金堂壁畫，瑰麗莊嚴，也與中國敦煌壁畫，千古同輝。

　　綜觀中國的佛教美術雖然曾受到印度的影響，但中國的佛教美術風格也傳到印度犍陀羅等地區，對印度佛教美術的發展曾有過一定的影響。（常任俠）

”insight　　into　　things　　based　　on　　higher　　wisdom”,　　is　　one　　of　　the　　18　　chief　　kinds　　of　　insight　　(s.　　vipassana^).

　　s.　　dhutanga.

　　a^nen~ja^bhisankha^ra;　　s.　　sankha^ra.

”contemplation　　on　　disinterestedness　　regarding　　the　　whole　　world”,　　described　　in　　A.　　X.,　　60　　in　　the　　following　　words:　　"If,　　Ananda,　　the　　monk　　gives　　up　　his　　tenacious　　clinging　　to　　the　　world,　　his　　firm　　grasping　　and　　his　　biases　　and　　inclinations　　of　　the　　mind,　　and　　turns　　away　　from　　these　　things,　　does　　not　　cling　　to　　them,　　this,　　Ananda,　　is　　called　　the　　contemplation　　on　　disinterestedness　　regarding　　the　　whole　　world."

Vipasyana　　Sukhavativyuha　　Sutra　　==　　觀無量壽經

It　　is　　one　　of　　the　　main　　sutra　　for　　Pure　　Land　　Sect.　　The　　Sutra　　indicates　　that　　the　　Pure　　Land　　of　　Amitabha　　Buddha　　is　　one　　of　　the　　Buddha　　Lands.　　It　　also　　describes　　how　　to　　be　　born　　in　　the　　Pure　　Land　　through　　the　　Sixteen　　Contemplations.　　Therefore,　　the　　Sutra　　is　　also　　called　　"Sixteen　　Contemplations　　Sutra".

　　Weimojing

　　佛教經典。全稱《維摩诘所說經》，一稱《不可思議解脫經》，又稱《維摩诘經》。後秦鸠摩羅什譯，3卷，14品。敘述毗耶離（吠舍離）城居士維摩诘，十分富有，深通大乘佛法。通過他與文殊師利等人共論佛法，闡揚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其義旨爲“彈偏斥小”、“歎大褒圓”，批判一般佛弟子　　等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斥責歪曲佛道的絕對境界。認爲“菩薩行于非道，是爲通達佛道”，雖“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遠離五欲汙泥”，此即“通達佛道”的真正“菩薩行”。又把“無言無說”、“無有文字語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惡等差別境界，作爲不二法門的極致。僧肇在《維摩诘所說經注序》中稱：“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門。”認爲此即“不思議之本”。

　　根據各種版本的比較，此經成立的年代大概在1～2世紀，是印度大乘佛教時期出現的經典這一。在印度頗爲流行。但梵本大部已散失，只有一些片斷。它用寓于象征意義的談話形式，顯示出大乘性空思想的極意，爲同類經中藝術感染力較強的作品。後世把《維摩經》作爲在家佛教的重要經典，而維摩诘也被看成是在家佛教理想的體現者。此經于後秦弘始八年（406）在長安大寺譯出。但據《開元釋教錄》介紹，此經在中國早有流傳，從東漢至唐初，除鸠摩羅什譯本外，還有7個譯本：①東漢嚴佛調譯《古維摩诘經》2卷（已佚）；②吳支謙譯《維摩诘經》2卷；③西晉竺叔蘭譯《異毗摩羅诘經》3卷（已佚）；④西晉竺法護譯《維摩诘所說法門經》1卷（已佚）；⑤東晉祗多蜜譯《維摩诘經》4卷（已佚）；⑥唐玄奘譯《說無垢稱經》6卷；⑦東晉支敏度還曾將支謙、竺叔蘭和竺法護叁譯糅合爲一，名《合維摩诘經》行世。

　　主要注疏有東晉僧肇《維摩诘所說經注》10卷；隋慧遠《維摩經義記》8卷，智顗《維摩經玄疏》6卷、《維摩經文疏》28卷，吉藏《維摩經玄論》8卷、《維摩經義疏》6卷；唐湛然《維摩經略疏》10卷，窺基《說無垢稱經贊》6卷等。日本聖德太子曾撰《維摩經義疏》。此外，勢範、凝然、鳳潭等也各著疏鈔流通。在中國還有藏語譯本。1928年，日本河口慧海將其譯爲日語刊行，題爲《漢藏對照國譯維摩經》。（高振農）

　　indriya-samatta　　(q.v.).

Six　　Directions　　of　　Reincarnation　　==　　六道輪回

(1)　　Naraka,　　i.e.　　Hell（地獄）
(2)　　Presta,　　i.e.　　Hungry　　Ghost（餓鬼）
(3)　　Tiryagyoni,　　i.e.　　Animal（畜牲）
(4)　　Asura,　　i.e.　　Malevolent　　nature　　spirits（阿修羅）
(5)　　Manusya,　　i.e.　　Human　　Existence（人）
(6)　　Deva,　　i.e.　　Heavenly　　Existence（天，梵天）

”the　　perception　　(consciousnes　　or　　view)　　of　　beauty　　(or　　purity)”　　in　　what　　is　　actually　　devoid　　of　　it　　(asubhe　　subha-san~n~a^),　　is　　one　　of　　the　　4　　perversions　　(vipalla^sa,　　q.v.).

”the　　perception　　(consciousness　　or　　view)　　of　　happiness”　　in　　what　　is　　actually　　suffering　　(dukkhe　　sukha-san~n~a^),　　i.e.　　any　　form　　of　　existence,　　it　　is　　one　　of　　the　　perversions　　(vipalla^sa,　　q.v.).

Thre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　　叁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靜涅槃）

The　　Thre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existence.　　They　　are:　　
1.All　　phenomena　　are　　impermanent.
2.All　　Dharma　　are　　not-self.
3.All　　sensations　　are　　suffering.

　　Cunshangzhuanjing

　　日本佛教史學家。原名廣崎專精，號天愛癡人、舟山。兵庫縣人。幼習儒學，1871年至新　　縣無爲信寺學佛學4年。後入京都就讀于大谷派的高倉學寮。1875年，爲愛知縣入覺寺村上界雄養子，改名村上專精。1882年，初講《唯識叁十述記》于高倉學寮。1887年任曹洞宗大學林講師。2年後創立佛教講話所，發行《講演會·佛教講演集》，從事弘教活動。1890年任大谷教師學校校長。4年後與鹫尾順敬、境野哲發刊《佛教史林》，首開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之風。1897年因京自己所屬真宗大谷派改革建議發表意見，被削去學銜和教職。1898年著《日本佛教史綱》，翌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01年因發刊《佛教統一論》第一編《大綱論》，觸犯大谷派本願寺忌諱，自動脫離僧籍（後仍複籍）。1905年創辦東洋高等女子學校。1917年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教授，主持印度哲學講座。翌年敕任帝國學士院會員。1923年辭去教授，被授予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1926年任大谷大學校長。他在明治維新後，致力研究佛教，在日本佛學界有很大影響，至今仍被譽爲日本明治時期的佛教啓蒙家和佛教史研究的先驅。主要著作尚有《大日本佛教史》、《親鸾的開宗》、《大乘起信論講話》等。

　　Daborejing

　　佛教經典。全稱《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簡稱《般若經》。爲宣說諸法皆空之義的大乘般若類經典的彙編。唐玄奘譯。600卷，包括般若系16種經典（即十六會）。其中第二會（《二萬五千頌般若》）、第四會（《八千頌般若》）和第九會（《金剛般若》）爲般若經的基本思想，大概成書于公元前1世紀左右，其他各會是在以後幾個世紀中成書的。一般認爲最早出現于南印度，以後傳播到西、北印度，在貴霜王朝時廣爲流行。梵本多數仍存。

　　傳譯經過　　最早傳入中國的大乘般若經是東漢竺佛朔與支婁迦谶譯出的《般若道行品經》（後題《道行般若經》）10卷（相當此經第四會），世稱“小品般若”。旋有叁國吳支謙重譯成《大明度無極經》（原題《明度經》）6卷，康僧會別譯成《吳品經》5卷（今佚）。另有竺法護譯成《光贊般若波羅蜜經》10卷；朱士行西行求得二萬頌大品般若梵本，由無羅叉等譯成《放光般若波羅蜜經》20卷（相當于此經的第二會）。鸠摩羅什于後秦弘始六年（404）重譯《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大品二萬頌，弘始十年譯出《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小品八千頌和《金剛般若經》等。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二年（509）譯出《金剛般若經》1卷（相當此經的第九會）。直至唐代，玄奘才于龍朔叁年（663）收集並編纂成全部《大般若經》十六會。故此經乃集諸部般若之大成。嗣後施護又于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譯出《佛母出生叁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25卷。此經早有藏譯，但與漢譯的名稱並不一致；漢譯第十一會至第十六會中順序所說六波羅蜜多，在藏文大藏經中只列前五波羅蜜多，單獨編成《五波羅蜜多經》一書。

　　主要內容　　全經分四處（指佛陀在王舍城的鹫峰山、給孤獨園、他化自在天王宮、王舍城竹林精舍說法的四個處所）十六會（16次集會）。前五會文異義同，均爲對般若教義全面系統的敘述。第六會至第九會，撮取大部般若之精要，說無所得空的法門義理。第十會爲佛對金剛手菩薩等說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淨法門等，帶有密教的色彩。最後六會，依次談六度（即六波羅密多）。全經文辭典雅暢達，也是一部富有哲理的文學作品。

　　此經宣稱大乘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大乘，大乘般若無二。它作爲大乘佛教的基礎理論，被稱爲諸佛之智母，菩薩之慧父。其中心思想在于說明諸法“性空幻有”的道理。性空，指佛所說的一切法（即一切現象）都沒有實在的自性；幻有，指一切法雖然自性空，但並非虛無，假有的現象仍是存在的。認爲世俗認識的一切對象，均屬“因緣和合”，假而不實；唯有通過“般若”對世俗認識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真理，達到覺悟解脫。另外，此經認爲佛陀有真身和法身之分，法身也就是信仰者追求的最高真理或真如，人們通過修行的六種方法（六度），可以獲得解脫。

　　影響　　此經在印度甚爲流行。其中第二會繁簡適中，流傳更廣。中觀派創始人龍樹曾疏釋此經而撰成《大智度論》，以闡述此經所顯性空實相之理。而瑜伽行派創始人之一的彌勒，相傳也總攝此經之義而撰成《現觀莊嚴論》，以闡述此經所示實踐行證之道。其後無著、世親又疏釋此經第九會，各自撰成《金剛般若經論》。陳那則依此經第四會撰成《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綜述此經要旨。此外，龍樹、提婆所撰《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論書，也都是發揮此經義旨，弘揚大乘般若性空教義之作。于此可見此經在印度流行的盛況。在中國，從《道行般若》、《大品般若》譯出之後，中經衛士度、帛法祚、支孝龍、康僧淵、支敏度、竺道潛、竺法溫、支遁等傳寫講述，般若之學逐漸流行。東晉道安在襄陽講《放光般若經》，並撰製注解文記，發揚此經奧義。當時弘揚般若的尚有于法開、竺法溫、竺昙壹、于道邃等。當時他們在玄學的影響下，形成所謂般若學的六家七宗。迨後秦鸠摩羅什廣譯“大品”、“小品”、《金剛般若》及《大智度論》、《中論》、《百論》等，其弟子僧叡、僧肇等競造章疏，般若之學的研習達到高潮，成爲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基礎理論，並影響到隋唐有關宗派。其中叁論宗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爲主要典籍，直接沿襲此經傳統；此經第九會“金剛能斷分”的異譯本《金剛般若》，成爲禅宗傳心的法本；天臺宗以此經爲觀法，在其化法四教中判爲“通教”。可見眦經在大乘佛教中影響之深遠。

　　此經提要的撰述，現存的有宋大隱《大般若經關法》6卷，明智旭《閱藏知津》中有關此經提要8卷，清葛（　　）　　
　　《大般若經綱要》10卷，近代歐陽竟無的《大般若波羅蜜經敘》4卷等。（田光烈）

　　Lingmudazhuo

　　日本佛教學者。原名貞太郎，後因學禅，改名大拙，別號也風流居士。石川縣金澤市人。1892年秋，師事臨濟宗圓覺寺派宗演學禅。次年，美國芝加哥召開世界宗教大會，隨師參加，任英語翻譯，會後宗演推薦他爲美國佛教學進保羅·克拉斯的助手。1900年將漢譯《大乘起信論》轉譯爲英語出版。1907年在倫敦出版。英語著作《大乘佛教綱要》翌年再版于芝加哥。1908年遊曆法、德諸國，後于英國就瑞甸波爾研究歐洲哲學。1909年回國，曆任學習院大學和東京大學講師、教授。1911年再度赴英，介紹佛教禅學。1921年回國後，任大谷大學教授，創辦英語雜志《東方佛教徒》。1933年，寫成《楞伽經之研究》一文，獲文學博士學位，並將《楞伽經》譯成英語。1934年訪問中國，回國後用英語著《中國佛教印象記》。1959年，將在美國哈佛、哥倫比亞、耶魯、加州各大學的佛教講稿整理爲《禅爲日本文化》一書，在紐約、倫敦出版。同年在夏威夷大學召開的第叁屆世界東西哲學會議上，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晚年隱居鐮倉松岡文庫，英譯出版了真宗創始人親鸾的《教行信證》。主要著作有《禅的研究》、《禅的諸問題》、《禅思想史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佛教與基督教》、《華嚴的研究》等。全部著作收于《鈴木大拙全集》。（林子青）

　　Miaofalianhuajing

　　佛教經典。簡稱《法華經》。

　　起源　　一般認爲此經起源甚早，並經過不同的曆史階段陸續完成的。曾在古印度、尼泊爾等地長期廣泛流行，已發現有分布在克什米爾、尼泊爾和中國新疆、西藏等地的梵文寫本40余種。這些寫本大致可分爲尼泊爾體系、克什米爾體系（基爾基特）和新疆體系。尼泊爾體系所屬的寫本大致爲11世紀以後的作品，一般保持完整，目前已出版5種校訂本。如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宮圖書館用珂羅版彩色複製出版了原由尼泊爾傳入、珍藏于西藏薩迦寺的1082年書寫的梵文貝葉寫本，內容完整無缺，字體清晰優美，受到專家學者的重視。在基爾基特地區發現的克什米爾體系抄本，多數屬于斷片，從字體上看，一般是5～6世紀的作品，比較古老。在新疆喀什噶爾等幾個地區發現的大多數也是殘片，內容與尼泊爾系的抄本比較接近，從字體上看，大致是7～8世紀的作品。另外，在新疆還發現有和阗文的譯本。

　　譯本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此經共有漢譯、藏譯等的全譯本和部分譯本的梵漢對照、梵文改訂本等17種。除後秦鸠摩羅什譯的7卷28品，爲後世廣泛流傳者外，尚有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10卷27品；隋阇那崛多和達摩笈多重勘梵文，譯爲《添品妙法蓮華經》7卷27品。此外據《開元錄》卷十一、十四載，還有《法華叁昧經》6卷、《薩芸芬陀利經》6卷、《方等法華經》5卷等叁譯阙本，似屬誤傳。羅什譯本原是7卷27品，且其《普門品》中無重誦偈。後人將南齊法獻于高昌所得《提婆達多品》、隋阇那崛多于益州譯出的《普門品偈》與玄奘所譯《藥王菩薩咒》一起編入，構成現行流通本7卷28品的內容。

　　藏譯本爲日帝覺和智軍所譯，題名《正法白蓮華大乘經》，1924年河口慧海對照梵本日譯出版，名《藏梵傳譯法華經》。法譯本有巴爾諾夫的《法譯法妙蓮花經》（1852）。英譯本有基恩譯《正法華經》，編入《東方聖書》第21卷（1884）。日本有梵漢對照《新譯法華經》、《梵文和譯法華經》、改訂梵本《法華經》等。此外，基恩和南條文維還用梵文出版了《妙法蓮花經》（《佛教文庫》第10卷，彼得堡，1908～1912）。

　　內容　　此經說叁乘方便、一乘真實和一切衆生皆能成佛等內容，爲天臺宗等據以立說的主要典籍。全經主要思想爲空無相的空性說的《般若經》相攝，究竟處的歸宿目標與《涅槃經》溝通，指歸淨土，宣揚濟世，兼說陀羅尼咒密護等，集大乘思想之大成。主旨在于會叁乘方便，入一乘真實。

　　全經大段分科，古來主張不一。隋智顗作《法華玄義》、《法華文句》，立序品爲序分，定方便品至分別功德品前半爲正宗分；以分別功德品後半至普賢勸發品爲流通分；又以前14品爲迹門，後14品爲本門。後人多依其說。

　　影響　　鸠摩羅什所譯《法華經》，在中國漢地流傳甚廣。《高僧傳》所舉講經、誦經者中，以講、誦此經的人數最多；敦煌寫經中也是此經比重最大；南北朝注釋此經學者達70余家。陳隋之際智顗更依據此經創立了天臺宗。漢譯本傳入朝鮮、日本後，流傳也盛。直至現代，日本新興的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和妙智會等，都專奉此經與經題爲宗旨。此經由于流傳甚廣而出現了僞作。早在隋代《衆經目錄》中即有《妙法蓮花經度量天地品》等3種僞經、敦煌寫經、《續道藏經》和日本《續藏經》中也都收有附會此經的僞作。

　　注疏　　現存的主要有：南朝宋竺道生《法華經疏》2卷；梁法雲《法華經義記》8卷；隋智顗《法華玄義》20卷、《法華文句》20卷（一作10卷），吉藏《法化經玄法》10卷、《法華經義疏》12卷；唐窺基《法華經玄贊》10卷；元徐行善《法華經科注》8卷；明智旭《法華經會義》1卷；清通理《法華經指掌疏》7卷。新羅元曉《法結經宗要》1卷。日本聖德太子《法華經義疏》4卷，最澄《法華經大意》1卷，日蓮《法華經注》10卷等。（王新）

　　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國佛教寺院和信衆在舉行宗教儀式時所用的音樂。佛教認爲，音樂有“供養”、“頌佛”作用。《法華經·方便品》雲：“歌呗頌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聲樂和器樂等多種。聲樂主要有：1、獨唱，由維那擔任；2、領唱和齊唱結合，即由維那唱上句，僧衆唱下句：3、齊唱；4、輪唱。

　　聲樂曲調的格式主要有四種，即贊、偈、咒、白。贊，用于頌佛之功德，如叁寶贊、得贊等，其詞多爲長短句式的詩。偈，用于頌揚佛教教義，如淨叁業偈、沐浴偈等，其詞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調上除了用上下對句外，一般常以四句爲一樂段。咒，是密語或真言，如灑淨真言等，其詞的格式變化甚多，曲調比較活潑。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書聲白、書梵白、道腔白等都帶有音樂旋律，與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樂訂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盡相同，如江蘇地區用十番鼓，山西五臺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樂等。

　　佛教常見的主要儀式有朝課、晚課、佛誕祝儀、忏儀、放焰口及水陸法會（水陸道場）、戒壇儀式等等。其中禅門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課，音樂並不複雜，而且各地較爲一致。放焰口和水陸法會規模較大，費時較長，有的還有情節內容，其音樂和舞蹈、誦白的結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樂旋律有的莊重，有的活潑，有的淒厲，有的熱情，隨儀式發展而變化。如放焰口，據傳有九板十叁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幾十種，因此，放焰口的音樂結構實際上相當于一出音樂清唱劇。水陸法會的規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帶和臺灣等地。　　

　　演奏使用的樂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課誦、祝聖等宗教儀式中，著名寺院都較統一，即只用經書中稱之爲法器的打擊樂器，如磬、引磬、木魚、铛、铪、鍾、鼓等。在其他佛事儀式中，特別是民間應赴的佛事儀式，各地應用樂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擊樂器之外，吹管樂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絲弦樂器的。

　　源流　　佛教音樂源于印度。公元前後，天竺的佛教音樂甚盛。後隨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當時稱爲梵呗。慧皎的《高僧傳》雲：“天竺方俗，凡歌詠法言，皆稱爲呗。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贊則號爲梵呗。”義爭的《南海寄歸內法傳》雲：“初出家者……即須先教頌斯二贊，無問大乘、小乘，鹹同遵此。”自佛教開始傳入至叁國時，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樂。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蘭、迦時摩騰、支婁迦谶、支謙、康僧會、帛屍梨蜜多羅、有“胡呗叁契”和“高聲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羅什作十首偈頌，贈沙門法和。《隋書·音樂志》載：呂光等滅龜茲，因得龜茲樂“于阗佛曲”。贊甯《高僧傳·讀誦篇》雲：“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慧皎《高僧傳》卷十叁雲：鸠摩羅什“傳聲則叁千有余，在契則四十有二”，把竺法蘭、康僧會、鸠摩羅什等奉爲梵呗傳入中國的鼻祖。

　　發展　　印度佛教音樂在漢地流傳中，因漢、梵語音不同，曲調難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爲了便于弘揚佛法，爲廣大信徒所接受，音樂遂“改梵爲秦”，用中國的音調來配唱漢譯經文。相傳最早改梵爲秦的是叁國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遊魚山時，聞空中梵天之響而“製轉贊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鹹憲章焉”。魏晉間的佛教出現了與印度佛教音樂相異的形式，由中國人創製的佛教音樂，可視爲中國佛教音樂的萌芽。

　　南北朝時，隨著佛教的傳播，民間吟唱贊偈甚爲流行。佛教中湧現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藝術修養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傳》和道宣的《續高僧傳》等書中，記載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許多擅長佛教音樂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稱、真觀等。據傳，他們皆“尤善唱導，出語成章”，“聲韻錘鈴”，“唱說之功，獨步當世”；其見聞者，莫不驚異。梁武帝箫衍積極倡導師佛教音樂，《隋書·音樂志》雲：帝既笃敬佛法，“製《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另外，他還開創了童聲演唱佛曲的“法樂童子伎”，讓“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舉辦“無遮大會”，爲中國佛教音樂創作、傳播，提供了有利的場所和條件。這一時期，各地佛教音樂在創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樂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風格各異。道宣在《續高僧傳·雜科聲德篇》中評論道：佛教音樂“地分鄭魏，聲亦參差”，“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吳越志揚，俗好浮绮，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爲工”，“江淮之境，偏饒此玩，雕飾文绮，糅以聲華”，“秦壤雍冀，音詞雄遠”。南北朝時代，樂僧輩出，新創作豐富多彩，信衆歡迎，加上帝王倡導，這就爲佛教音樂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唐代，西域音樂廣泛傳入中原地區，唐太宗在宮廷歡宴百僚時，經常演奏《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等十部樂。其中《天竺樂》、《西涼樂》、《龜茲樂》等西域音樂和佛教音樂均有密切的關系，也是當時中原最流行的音樂。《舊唐書·音樂志》雲：“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同時，中國佛教音樂在創作和演唱、演奏上均達到很高水平，進入了鼎盛時期。廟會在唐代已成爲藝術表演場所，寺院成爲保存和傳習佛教音樂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師輩出。如《宋高僧傳》稱少康唱偈贊，“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其藝術魅力如“善醫以饧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入口耳”；唐《樂府雜錄》和《因話錄》說文淑“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裏人”，“聽者填咽寺舍”。《太平廣記》稱唐文宗曾采其講聲成爲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貞元年間與有“長安第一手”之稱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侖比藝，其高超的演奏技術使聽衆傾倒，康昆侖驚服，後拜其爲師。唐代佛教的“俗講”吸引廣大百姓，韓愈詩雲：“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鍾吹螺鬧宮廷”；姚合也有“仍聞開講日，湖上少魚船”和“酒坊魚市盡無人”之句。《續高僧傳》記載寶巖和尚登座俗講時，“案幾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有的高僧“隨物贊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據近人任二北對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進行考證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羅門》、《悉昙頌》、《佛說楞伽經禅門悉昙章》、《好住娘》、《散花樂》、《歸去來》、《太子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等281首。在陳旸的《樂書》中，還載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如來藏佛曲》等幾十首。此外，在《羯鼓錄》、《食曲》、《唐會要》等書中。也有佛曲名的記載。唐代佛教音樂還吸收和融合了民間音樂和古樂，如佛曲《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好住娘》等。在曆經了600余年發展、變化，經過漢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創造，中國佛教音樂在唐代進入了輝煌燦爛時期。　　

　　宋元明清諸代，佛教音樂又經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樂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來通行南北的佛教音樂曲調400余首，編成《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行世。這本曲集不但影響全國，還流傳越南、緬甸一帶。

　　近代佛教音樂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傳統。音樂活動較著名的，有常州天甯寺、甯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揚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臺山諸博物院。爲發掘、整理中國古老的佛教音樂，1986年3月，北京于廣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樂團，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統（1436~1449）年間流傳下來的京音樂。

　　佛教音樂對于中國民間說唱音樂、音韻學以及樂律、音階和字譜學的發展，均有重要影響。另外，崇奉佛教的音樂家和民間音樂藝人，還創作過不少宣傳佛家思想的非宗教儀式所用的聲樂作品和器樂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說唱音樂“宣卷”、“寶卷”的早期作品和現代名僧弘一所作的《叁寶歌》等。

　　史料　　中國佛教音樂的史料不多，流傳的譜集更爲少見。現藏法國伯希和編號爲P3539，即寫在“叁藏法師阇那崛多譯”的背面的殘譜兩行和編號爲P3808，即寫于後唐長興四年（933）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臺山鼓樂老譜等唐代字譜，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樂的珍貴資料。明永樂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叁十叁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譜集，也是重要資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魚山聲明集》、《魚山和鈔》以及西藏紮什倫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爲聲曲線譜，這些重要的音樂史料，尚待破譯。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譜本。（陳大燦）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path-progress”　　forms　　the　　6th　　stage　　of　　purification　　(visuddhi,　　q.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