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orejing
佛教经典。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600卷，包括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其中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第四会（《八千颂般若》）和第九会（《金刚般若》）为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大概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其他各会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成书的。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在贵霜王朝时广为流行。梵本多数仍存。
传译经过 最早传入中国的大乘般若经是东汉竺佛朔与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若道行品经》（后题《道行般若经》）10卷（相当此经第四会），世称“小品般若”。旋有三国吴支谦重译成《大明度无极经》（原题《明度经》）6卷，康僧会别译成《吴品经》5卷（今佚）。另有竺法护译成《光赞般若波罗蜜经》10卷；朱士行西行求得二万颂大品般若梵本，由无罗叉等译成《放光般若波罗蜜经》20卷（相当于此经的第二会）。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六年（404）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品二万颂，弘始十年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小品八千颂和《金刚般若经》等。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二年（509）译出《金刚般若经》1卷（相当此经的第九会）。直至唐代，玄奘才于龙朔三年（663）收集并编纂成全部《大般若经》十六会。故此经乃集诸部般若之大成。嗣后施护又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译出《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25卷。此经早有藏译，但与汉译的名称并不一致；汉译第十一会至第十六会中顺序所说六波罗蜜多，在藏文大藏经中只列前五波罗蜜多，单独编成《五波罗蜜多经》一书。
主要内容 全经分四处（指佛陀在王舍城的鹫峰山、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说法的四个处所）十六会（16次集会）。前五会文异义同，均为对般若教义全面系统的叙述。第六会至第九会，撮取大部般若之精要，说无所得空的法门义理。第十会为佛对金刚手菩萨等说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净法门等，带有密教的色彩。最后六会，依次谈六度（即六波罗密多）。全经文辞典雅畅达，也是一部富有哲理的文学作品。
此经宣称大乘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大乘，大乘般若无二。它作为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被称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其中心思想在于说明诸法“性空幻有”的道理。性空，指佛所说的一切法（即一切现象）都没有实在的自性；幻有，指一切法虽然自性空，但并非虚无，假有的现象仍是存在的。认为世俗认识的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真理，达到觉悟解脱。另外，此经认为佛陀有真身和法身之分，法身也就是信仰者追求的最高真理或真如，人们通过修行的六种方法（六度），可以获得解脱。
影响 此经在印度甚为流行。其中第二会繁简适中，流传更广。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曾疏释此经而撰成《大智度论》，以阐述此经所显性空实相之理。而瑜伽行派创始人之一的弥勒，相传也总摄此经之义而撰成《现观庄严论》，以阐述此经所示实践行证之道。其后无著、世亲又疏释此经第九会，各自撰成《金刚般若经论》。陈那则依此经第四会撰成《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圆集要义论》。综述此经要旨。此外，龙树、提婆所撰《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书，也都是发挥此经义旨，弘扬大乘般若性空教义之作。于此可见此经在印度流行的盛况。在中国，从《道行般若》、《大品般若》译出之后，中经卫士度、帛法祚、支孝龙、康僧渊、支敏度、竺道潜、竺法温、支遁等传写讲述，般若之学逐渐流行。东晋道安在襄阳讲《放光般若经》，并撰制注解文记，发扬此经奥义。当时弘扬般若的尚有于法开、竺法温、竺昙壹、于道邃等。当时他们在玄学的影响下，形成所谓般若学的六家七宗。迨后秦鸠摩罗什广译“大品”、“小品”、《金刚般若》及《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其弟子僧叡、僧肇等竞造章疏，般若之学的研习达到高潮，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基础理论，并影响到隋唐有关宗派。其中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典籍，直接沿袭此经传统；此经第九会“金刚能断分”的异译本《金刚般若》，成为禅宗传心的法本；天台宗以此经为观法，在其化法四教中判为“通教”。可见眦经在大乘佛教中影响之深远。
此经提要的撰述，现存的有宋大隐《大般若经关法》6卷，明智旭《阅藏知津》中有关此经提要8卷，清葛（ ）
《大般若经纲要》10卷，近代欧阳竟无的《大般若波罗蜜经叙》4卷等。（田光烈）
Lingmudazhuo
日本佛教学者。原名贞太郎，后因学禅，改名大拙，别号也风流居士。石川县金泽市人。1892年秋，师事临济宗圆觉寺派宗演学禅。次年，美国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大会，随师参加，任英语翻译，会后宗演推荐他为美国佛教学进保罗·克拉斯的助手。1900年将汉译《大乘起信论》转译为英语出版。1907年在伦敦出版。英语著作《大乘佛教纲要》翌年再版于芝加哥。1908年游历法、德诸国，后于英国就瑞甸波尔研究欧洲哲学。1909年回国，历任学习院大学和东京大学讲师、教授。1911年再度赴英，介绍佛教禅学。1921年回国后，任大谷大学教授，创办英语杂志《东方佛教徒》。1933年，写成《楞伽经之研究》一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将《楞伽经》译成英语。1934年访问中国，回国后用英语著《中国佛教印象记》。1959年，将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加州各大学的佛教讲稿整理为《禅为日本文化》一书，在纽约、伦敦出版。同年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东西哲学会议上，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晚年隐居镰仓松冈文库，英译出版了真宗创始人亲鸾的《教行信证》。主要著作有《禅的研究》、《禅的诸问题》、《禅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佛教与基督教》、《华严的研究》等。全部著作收于《铃木大拙全集》。（林子青）
Miaofalianhuajing
佛教经典。简称《法华经》。
起源 一般认为此经起源甚早，并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陆续完成的。曾在古印度、尼泊尔等地长期广泛流行，已发现有分布在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梵文写本40余种。这些写本大致可分为尼泊尔体系、克什米尔体系（基尔基特）和新疆体系。尼泊尔体系所属的写本大致为11世纪以后的作品，一般保持完整，目前已出版5种校订本。如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用珂罗版彩色复制出版了原由尼泊尔传入、珍藏于西藏萨迦寺的1082年书写的梵文贝叶写本，内容完整无缺，字体清晰优美，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在基尔基特地区发现的克什米尔体系抄本，多数属于断片，从字体上看，一般是5～6世纪的作品，比较古老。在新疆喀什噶尔等几个地区发现的大多数也是残片，内容与尼泊尔系的抄本比较接近，从字体上看，大致是7～8世纪的作品。另外，在新疆还发现有和阗文的译本。
译本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此经共有汉译、藏译等的全译本和部分译本的梵汉对照、梵文改订本等17种。除后秦鸠摩罗什译的7卷28品，为后世广泛流传者外，尚有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10卷27品；隋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重勘梵文，译为《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27品。此外据《开元录》卷十一、十四载，还有《法华三昧经》6卷、《萨芸芬陀利经》6卷、《方等法华经》5卷等三译阙本，似属误传。罗什译本原是7卷27品，且其《普门品》中无重诵偈。后人将南齐法献于高昌所得《提婆达多品》、隋阇那崛多于益州译出的《普门品偈》与玄奘所译《药王菩萨咒》一起编入，构成现行流通本7卷28品的内容。
藏译本为日帝觉和智军所译，题名《正法白莲华大乘经》，1924年河口慧海对照梵本日译出版，名《藏梵传译法华经》。法译本有巴尔诺夫的《法译法妙莲花经》（1852）。英译本有基恩译《正法华经》，编入《东方圣书》第21卷（1884）。日本有梵汉对照《新译法华经》、《梵文和译法华经》、改订梵本《法华经》等。此外，基恩和南条文维还用梵文出版了《妙法莲花经》（《佛教文库》第10卷，彼得堡，1908～1912）。
内容 此经说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等内容，为天台宗等据以立说的主要典籍。全经主要思想为空无相的空性说的《般若经》相摄，究竟处的归宿目标与《涅槃经》沟通，指归净土，宣扬济世，兼说陀罗尼咒密护等，集大乘思想之大成。主旨在于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
全经大段分科，古来主张不一。隋智顗作《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立序品为序分，定方便品至分别功德品前半为正宗分；以分别功德品后半至普贤劝发品为流通分；又以前14品为迹门，后14品为本门。后人多依其说。
影响 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在中国汉地流传甚广。《高僧传》所举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敦煌写经中也是此经比重最大；南北朝注释此经学者达70余家。陈隋之际智顗更依据此经创立了天台宗。汉译本传入朝鲜、日本后，流传也盛。直至现代，日本新兴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和妙智会等，都专奉此经与经题为宗旨。此经由于流传甚广而出现了伪作。早在隋代《众经目录》中即有《妙法莲花经度量天地品》等3种伪经、敦煌写经、《续道藏经》和日本《续藏经》中也都收有附会此经的伪作。
注疏 现存的主要有：南朝宋竺道生《法华经疏》2卷；梁法云《法华经义记》8卷；隋智顗《法华玄义》20卷、《法华文句》20卷（一作10卷），吉藏《法化经玄法》10卷、《法华经义疏》12卷；唐窥基《法华经玄赞》10卷；元徐行善《法华经科注》8卷；明智旭《法华经会义》1卷；清通理《法华经指掌疏》7卷。新罗元晓《法结经宗要》1卷。日本圣德太子《法华经义疏》4卷，最澄《法华经大意》1卷，日莲《法华经注》10卷等。（王新）
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声乐和器乐等多种。声乐主要有：1、独唱，由维那担任；2、领唱和齐唱结合，即由维那唱上句，僧众唱下句：3、齐唱；4、轮唱。
声乐曲调的格式主要有四种，即赞、偈、咒、白。赞，用于颂佛之功德，如三宝赞、得赞等，其词多为长短句式的诗。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如净三业偈、沐浴偈等，其词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咒，是密语或真言，如洒净真言等，其词的格式变化甚多，曲调比较活泼。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乐订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尽相同，如江苏地区用十番鼓，山西五台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乐等。
佛教常见的主要仪式有朝课、晚课、佛诞祝仪、忏仪、放焰口及水陆法会（水陆道场）、戒坛仪式等等。其中禅门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课，音乐并不复杂，而且各地较为一致。放焰口和水陆法会规模较大，费时较长，有的还有情节内容，其音乐和舞蹈、诵白的结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乐旋律有的庄重，有的活泼，有的凄厉，有的热情，随仪式发展而变化。如放焰口，据传有九板十三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几十种，因此，放焰口的音乐结构实际上相当于一出音乐清唱剧。水陆法会的规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带和台湾等地。
演奏使用的乐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课诵、祝圣等宗教仪式中，著名寺院都较统一，即只用经书中称之为法器的打击乐器，如磬、引磬、木鱼、铛、铪、钟、鼓等。在其他佛事仪式中，特别是民间应赴的佛事仪式，各地应用乐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击乐器之外，吹管乐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丝弦乐器的。
源流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义争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初出家者……即须先教颂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罗什作十首偈颂，赠沙门法和。《隋书·音乐志》载：吕光等灭龟兹，因得龟兹乐“于阗佛曲”。赞宁《高僧传·读诵篇》云：“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鸠摩罗什“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把竺法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奉为梵呗传入中国的鼻祖。
发展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等几十首。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在历经了600余年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佛教音乐又经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博物院。为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于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1436~1449）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宝歌》等。
史料 中国佛教音乐的史料不多，流传的谱集更为少见。现藏法国伯希和编号为P3539，即写在“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的背面的残谱两行和编号为P3808，即写于后唐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台山鼓乐老谱等唐代字谱，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乐的珍贵资料。明永乐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谱集，也是重要资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鱼山声明集》、《鱼山和钞》以及西藏扎什伦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为声曲线谱，这些重要的音乐史料，尚待破译。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谱本。（陈大灿）
upa^dinnarúpa (q.v.).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path-progress” forms the 6th stage of purification (visuddhi, q.v.).
Dazhidulun
佛教论书。简称《智度论》、《智论》、《大论》、《释论》，亦译《摩诃般若释论》。为论释《大品般若经》之作。传说古印度龙树著，后秦鸠摩罗什译。100卷。卷首所载僧叡之序称：“是以马鸣起于正法之余，龙树生于像法之末，正余易弘，故直振其遗风，莹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迹凡夫，示悟物以渐。又假照龙宫，以朗搜玄之慧，托闻幽秘，以穷微言之妙。尔乃宪章智典，作兹释论。其开夷路也，则令大乘之驾方轨而直入；其辩实相也，则使妄见之惑不远而自复。”论中引经籍甚多，保存了大量当时流传于北印度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为研究大乘佛教和古印度文化的重要资料。同时由于此论所释的《大品般若经》为当时篇幅最大的一部经，作者并对经中的“性空幻有”等思想有所发挥，故被称为“论中之王”。此论先举出法相的各种不同解释，以此为尽美；最后归结为无相实相、法性空理，以此为尽善。但此论系依经而作，解释毕竟不能完全穷尽义理，故龙树又著《中论》、《十二门论》作为补充。
汉译出后，慧远认为译文“繁秽”，曾加以删削而成《大智论钞》，并撮其要旨，详加阐述。谓“其为要也，发轸中衢，启惑智门，以无当为实，地照为宗。无当则神凝于所趣，无照则智寂于所行。寂以行智，则群邪革虑，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则二谛同轨，玄辙一焉”。
此论还有拉蒙特译的法文本。南希真于1966年在其所著的《呈现在大智度论中的龙树哲学》一文中又将《大智度论》的重要章节译成英文，并作了解释。此论未发现有梵本，因此关于作者和发现的时间，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注疏有僧肇《大智度论钞》8卷，慧影《大智度论疏》24卷，僧侃《大智度论疏》14卷，昙影《大智度论钞》15卷等。（苏渊雷）
日本佛教学者。爱知县人。1926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1928年到中国北京辅仁大学留学。后专门从事中国佛教之研究。1933年以《唐中期的净土教—特就法照禅师的研究》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4年组织房山石经调查团，来中国从事石经山的全面研究。回国后写出《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一文，发表于京都大学出版的《东方学报》，较有系统地介绍了房山石经的历史和内容。194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兼佛教大学讲师。1955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邀请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1961年，辞去教授之职，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11年。1974年任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1976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其间担任了望月信亨编纂的《望月佛教大辞典》7卷的再版和增补1卷、补遣2卷的监修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来华进行友好访问，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西安香积寺的复兴和善导塔的修葺，均为他所建议。生平着重研究中国佛教史。著有《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魏书释老志的研究》、《中国佛教史》、《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肇论研究》、《净土变文概说》等，并有《冢本善隆著作集》7卷行世。（林子青）
is one of the 3 supermundane senses or faculties; s. indriya (20).
”mind-produced corporeality”; s. samutth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