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orejing
佛教經典。全稱《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簡稱《般若經》。爲宣說諸法皆空之義的大乘般若類經典的彙編。唐玄奘譯。600卷，包括般若系16種經典（即十六會）。其中第二會（《二萬五千頌般若》）、第四會（《八千頌般若》）和第九會（《金剛般若》）爲般若經的基本思想，大概成書于公元前1世紀左右，其他各會是在以後幾個世紀中成書的。一般認爲最早出現于南印度，以後傳播到西、北印度，在貴霜王朝時廣爲流行。梵本多數仍存。
傳譯經過 最早傳入中國的大乘般若經是東漢竺佛朔與支婁迦谶譯出的《般若道行品經》（後題《道行般若經》）10卷（相當此經第四會），世稱“小品般若”。旋有叁國吳支謙重譯成《大明度無極經》（原題《明度經》）6卷，康僧會別譯成《吳品經》5卷（今佚）。另有竺法護譯成《光贊般若波羅蜜經》10卷；朱士行西行求得二萬頌大品般若梵本，由無羅叉等譯成《放光般若波羅蜜經》20卷（相當于此經的第二會）。鸠摩羅什于後秦弘始六年（404）重譯《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大品二萬頌，弘始十年譯出《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小品八千頌和《金剛般若經》等。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二年（509）譯出《金剛般若經》1卷（相當此經的第九會）。直至唐代，玄奘才于龍朔叁年（663）收集並編纂成全部《大般若經》十六會。故此經乃集諸部般若之大成。嗣後施護又于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譯出《佛母出生叁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25卷。此經早有藏譯，但與漢譯的名稱並不一致；漢譯第十一會至第十六會中順序所說六波羅蜜多，在藏文大藏經中只列前五波羅蜜多，單獨編成《五波羅蜜多經》一書。
主要內容 全經分四處（指佛陀在王舍城的鹫峰山、給孤獨園、他化自在天王宮、王舍城竹林精舍說法的四個處所）十六會（16次集會）。前五會文異義同，均爲對般若教義全面系統的敘述。第六會至第九會，撮取大部般若之精要，說無所得空的法門義理。第十會爲佛對金剛手菩薩等說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淨法門等，帶有密教的色彩。最後六會，依次談六度（即六波羅密多）。全經文辭典雅暢達，也是一部富有哲理的文學作品。
此經宣稱大乘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大乘，大乘般若無二。它作爲大乘佛教的基礎理論，被稱爲諸佛之智母，菩薩之慧父。其中心思想在于說明諸法“性空幻有”的道理。性空，指佛所說的一切法（即一切現象）都沒有實在的自性；幻有，指一切法雖然自性空，但並非虛無，假有的現象仍是存在的。認爲世俗認識的一切對象，均屬“因緣和合”，假而不實；唯有通過“般若”對世俗認識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真理，達到覺悟解脫。另外，此經認爲佛陀有真身和法身之分，法身也就是信仰者追求的最高真理或真如，人們通過修行的六種方法（六度），可以獲得解脫。
影響 此經在印度甚爲流行。其中第二會繁簡適中，流傳更廣。中觀派創始人龍樹曾疏釋此經而撰成《大智度論》，以闡述此經所顯性空實相之理。而瑜伽行派創始人之一的彌勒，相傳也總攝此經之義而撰成《現觀莊嚴論》，以闡述此經所示實踐行證之道。其後無著、世親又疏釋此經第九會，各自撰成《金剛般若經論》。陳那則依此經第四會撰成《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綜述此經要旨。此外，龍樹、提婆所撰《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論書，也都是發揮此經義旨，弘揚大乘般若性空教義之作。于此可見此經在印度流行的盛況。在中國，從《道行般若》、《大品般若》譯出之後，中經衛士度、帛法祚、支孝龍、康僧淵、支敏度、竺道潛、竺法溫、支遁等傳寫講述，般若之學逐漸流行。東晉道安在襄陽講《放光般若經》，並撰製注解文記，發揚此經奧義。當時弘揚般若的尚有于法開、竺法溫、竺昙壹、于道邃等。當時他們在玄學的影響下，形成所謂般若學的六家七宗。迨後秦鸠摩羅什廣譯“大品”、“小品”、《金剛般若》及《大智度論》、《中論》、《百論》等，其弟子僧叡、僧肇等競造章疏，般若之學的研習達到高潮，成爲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基礎理論，並影響到隋唐有關宗派。其中叁論宗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爲主要典籍，直接沿襲此經傳統；此經第九會“金剛能斷分”的異譯本《金剛般若》，成爲禅宗傳心的法本；天臺宗以此經爲觀法，在其化法四教中判爲“通教”。可見眦經在大乘佛教中影響之深遠。
此經提要的撰述，現存的有宋大隱《大般若經關法》6卷，明智旭《閱藏知津》中有關此經提要8卷，清葛（ ）
《大般若經綱要》10卷，近代歐陽竟無的《大般若波羅蜜經敘》4卷等。（田光烈）
Lingmudazhuo
日本佛教學者。原名貞太郎，後因學禅，改名大拙，別號也風流居士。石川縣金澤市人。1892年秋，師事臨濟宗圓覺寺派宗演學禅。次年，美國芝加哥召開世界宗教大會，隨師參加，任英語翻譯，會後宗演推薦他爲美國佛教學進保羅·克拉斯的助手。1900年將漢譯《大乘起信論》轉譯爲英語出版。1907年在倫敦出版。英語著作《大乘佛教綱要》翌年再版于芝加哥。1908年遊曆法、德諸國，後于英國就瑞甸波爾研究歐洲哲學。1909年回國，曆任學習院大學和東京大學講師、教授。1911年再度赴英，介紹佛教禅學。1921年回國後，任大谷大學教授，創辦英語雜志《東方佛教徒》。1933年，寫成《楞伽經之研究》一文，獲文學博士學位，並將《楞伽經》譯成英語。1934年訪問中國，回國後用英語著《中國佛教印象記》。1959年，將在美國哈佛、哥倫比亞、耶魯、加州各大學的佛教講稿整理爲《禅爲日本文化》一書，在紐約、倫敦出版。同年在夏威夷大學召開的第叁屆世界東西哲學會議上，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晚年隱居鐮倉松岡文庫，英譯出版了真宗創始人親鸾的《教行信證》。主要著作有《禅的研究》、《禅的諸問題》、《禅思想史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佛教與基督教》、《華嚴的研究》等。全部著作收于《鈴木大拙全集》。（林子青）
Miaofalianhuajing
佛教經典。簡稱《法華經》。
起源 一般認爲此經起源甚早，並經過不同的曆史階段陸續完成的。曾在古印度、尼泊爾等地長期廣泛流行，已發現有分布在克什米爾、尼泊爾和中國新疆、西藏等地的梵文寫本40余種。這些寫本大致可分爲尼泊爾體系、克什米爾體系（基爾基特）和新疆體系。尼泊爾體系所屬的寫本大致爲11世紀以後的作品，一般保持完整，目前已出版5種校訂本。如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宮圖書館用珂羅版彩色複製出版了原由尼泊爾傳入、珍藏于西藏薩迦寺的1082年書寫的梵文貝葉寫本，內容完整無缺，字體清晰優美，受到專家學者的重視。在基爾基特地區發現的克什米爾體系抄本，多數屬于斷片，從字體上看，一般是5～6世紀的作品，比較古老。在新疆喀什噶爾等幾個地區發現的大多數也是殘片，內容與尼泊爾系的抄本比較接近，從字體上看，大致是7～8世紀的作品。另外，在新疆還發現有和阗文的譯本。
譯本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此經共有漢譯、藏譯等的全譯本和部分譯本的梵漢對照、梵文改訂本等17種。除後秦鸠摩羅什譯的7卷28品，爲後世廣泛流傳者外，尚有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10卷27品；隋阇那崛多和達摩笈多重勘梵文，譯爲《添品妙法蓮華經》7卷27品。此外據《開元錄》卷十一、十四載，還有《法華叁昧經》6卷、《薩芸芬陀利經》6卷、《方等法華經》5卷等叁譯阙本，似屬誤傳。羅什譯本原是7卷27品，且其《普門品》中無重誦偈。後人將南齊法獻于高昌所得《提婆達多品》、隋阇那崛多于益州譯出的《普門品偈》與玄奘所譯《藥王菩薩咒》一起編入，構成現行流通本7卷28品的內容。
藏譯本爲日帝覺和智軍所譯，題名《正法白蓮華大乘經》，1924年河口慧海對照梵本日譯出版，名《藏梵傳譯法華經》。法譯本有巴爾諾夫的《法譯法妙蓮花經》（1852）。英譯本有基恩譯《正法華經》，編入《東方聖書》第21卷（1884）。日本有梵漢對照《新譯法華經》、《梵文和譯法華經》、改訂梵本《法華經》等。此外，基恩和南條文維還用梵文出版了《妙法蓮花經》（《佛教文庫》第10卷，彼得堡，1908～1912）。
內容 此經說叁乘方便、一乘真實和一切衆生皆能成佛等內容，爲天臺宗等據以立說的主要典籍。全經主要思想爲空無相的空性說的《般若經》相攝，究竟處的歸宿目標與《涅槃經》溝通，指歸淨土，宣揚濟世，兼說陀羅尼咒密護等，集大乘思想之大成。主旨在于會叁乘方便，入一乘真實。
全經大段分科，古來主張不一。隋智顗作《法華玄義》、《法華文句》，立序品爲序分，定方便品至分別功德品前半爲正宗分；以分別功德品後半至普賢勸發品爲流通分；又以前14品爲迹門，後14品爲本門。後人多依其說。
影響 鸠摩羅什所譯《法華經》，在中國漢地流傳甚廣。《高僧傳》所舉講經、誦經者中，以講、誦此經的人數最多；敦煌寫經中也是此經比重最大；南北朝注釋此經學者達70余家。陳隋之際智顗更依據此經創立了天臺宗。漢譯本傳入朝鮮、日本後，流傳也盛。直至現代，日本新興的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和妙智會等，都專奉此經與經題爲宗旨。此經由于流傳甚廣而出現了僞作。早在隋代《衆經目錄》中即有《妙法蓮花經度量天地品》等3種僞經、敦煌寫經、《續道藏經》和日本《續藏經》中也都收有附會此經的僞作。
注疏 現存的主要有：南朝宋竺道生《法華經疏》2卷；梁法雲《法華經義記》8卷；隋智顗《法華玄義》20卷、《法華文句》20卷（一作10卷），吉藏《法化經玄法》10卷、《法華經義疏》12卷；唐窺基《法華經玄贊》10卷；元徐行善《法華經科注》8卷；明智旭《法華經會義》1卷；清通理《法華經指掌疏》7卷。新羅元曉《法結經宗要》1卷。日本聖德太子《法華經義疏》4卷，最澄《法華經大意》1卷，日蓮《法華經注》10卷等。（王新）
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國佛教寺院和信衆在舉行宗教儀式時所用的音樂。佛教認爲，音樂有“供養”、“頌佛”作用。《法華經·方便品》雲：“歌呗頌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聲樂和器樂等多種。聲樂主要有：1、獨唱，由維那擔任；2、領唱和齊唱結合，即由維那唱上句，僧衆唱下句：3、齊唱；4、輪唱。
聲樂曲調的格式主要有四種，即贊、偈、咒、白。贊，用于頌佛之功德，如叁寶贊、得贊等，其詞多爲長短句式的詩。偈，用于頌揚佛教教義，如淨叁業偈、沐浴偈等，其詞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調上除了用上下對句外，一般常以四句爲一樂段。咒，是密語或真言，如灑淨真言等，其詞的格式變化甚多，曲調比較活潑。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書聲白、書梵白、道腔白等都帶有音樂旋律，與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樂訂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盡相同，如江蘇地區用十番鼓，山西五臺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樂等。
佛教常見的主要儀式有朝課、晚課、佛誕祝儀、忏儀、放焰口及水陸法會（水陸道場）、戒壇儀式等等。其中禅門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課，音樂並不複雜，而且各地較爲一致。放焰口和水陸法會規模較大，費時較長，有的還有情節內容，其音樂和舞蹈、誦白的結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樂旋律有的莊重，有的活潑，有的淒厲，有的熱情，隨儀式發展而變化。如放焰口，據傳有九板十叁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幾十種，因此，放焰口的音樂結構實際上相當于一出音樂清唱劇。水陸法會的規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帶和臺灣等地。
演奏使用的樂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課誦、祝聖等宗教儀式中，著名寺院都較統一，即只用經書中稱之爲法器的打擊樂器，如磬、引磬、木魚、铛、铪、鍾、鼓等。在其他佛事儀式中，特別是民間應赴的佛事儀式，各地應用樂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擊樂器之外，吹管樂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絲弦樂器的。
源流 佛教音樂源于印度。公元前後，天竺的佛教音樂甚盛。後隨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當時稱爲梵呗。慧皎的《高僧傳》雲：“天竺方俗，凡歌詠法言，皆稱爲呗。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贊則號爲梵呗。”義爭的《南海寄歸內法傳》雲：“初出家者……即須先教頌斯二贊，無問大乘、小乘，鹹同遵此。”自佛教開始傳入至叁國時，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樂。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蘭、迦時摩騰、支婁迦谶、支謙、康僧會、帛屍梨蜜多羅、有“胡呗叁契”和“高聲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羅什作十首偈頌，贈沙門法和。《隋書·音樂志》載：呂光等滅龜茲，因得龜茲樂“于阗佛曲”。贊甯《高僧傳·讀誦篇》雲：“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慧皎《高僧傳》卷十叁雲：鸠摩羅什“傳聲則叁千有余，在契則四十有二”，把竺法蘭、康僧會、鸠摩羅什等奉爲梵呗傳入中國的鼻祖。
發展 印度佛教音樂在漢地流傳中，因漢、梵語音不同，曲調難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爲了便于弘揚佛法，爲廣大信徒所接受，音樂遂“改梵爲秦”，用中國的音調來配唱漢譯經文。相傳最早改梵爲秦的是叁國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遊魚山時，聞空中梵天之響而“製轉贊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鹹憲章焉”。魏晉間的佛教出現了與印度佛教音樂相異的形式，由中國人創製的佛教音樂，可視爲中國佛教音樂的萌芽。
南北朝時，隨著佛教的傳播，民間吟唱贊偈甚爲流行。佛教中湧現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藝術修養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傳》和道宣的《續高僧傳》等書中，記載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許多擅長佛教音樂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稱、真觀等。據傳，他們皆“尤善唱導，出語成章”，“聲韻錘鈴”，“唱說之功，獨步當世”；其見聞者，莫不驚異。梁武帝箫衍積極倡導師佛教音樂，《隋書·音樂志》雲：帝既笃敬佛法，“製《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另外，他還開創了童聲演唱佛曲的“法樂童子伎”，讓“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舉辦“無遮大會”，爲中國佛教音樂創作、傳播，提供了有利的場所和條件。這一時期，各地佛教音樂在創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樂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風格各異。道宣在《續高僧傳·雜科聲德篇》中評論道：佛教音樂“地分鄭魏，聲亦參差”，“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吳越志揚，俗好浮绮，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爲工”，“江淮之境，偏饒此玩，雕飾文绮，糅以聲華”，“秦壤雍冀，音詞雄遠”。南北朝時代，樂僧輩出，新創作豐富多彩，信衆歡迎，加上帝王倡導，這就爲佛教音樂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唐代，西域音樂廣泛傳入中原地區，唐太宗在宮廷歡宴百僚時，經常演奏《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等十部樂。其中《天竺樂》、《西涼樂》、《龜茲樂》等西域音樂和佛教音樂均有密切的關系，也是當時中原最流行的音樂。《舊唐書·音樂志》雲：“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同時，中國佛教音樂在創作和演唱、演奏上均達到很高水平，進入了鼎盛時期。廟會在唐代已成爲藝術表演場所，寺院成爲保存和傳習佛教音樂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師輩出。如《宋高僧傳》稱少康唱偈贊，“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其藝術魅力如“善醫以饧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入口耳”；唐《樂府雜錄》和《因話錄》說文淑“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裏人”，“聽者填咽寺舍”。《太平廣記》稱唐文宗曾采其講聲成爲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貞元年間與有“長安第一手”之稱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侖比藝，其高超的演奏技術使聽衆傾倒，康昆侖驚服，後拜其爲師。唐代佛教的“俗講”吸引廣大百姓，韓愈詩雲：“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鍾吹螺鬧宮廷”；姚合也有“仍聞開講日，湖上少魚船”和“酒坊魚市盡無人”之句。《續高僧傳》記載寶巖和尚登座俗講時，“案幾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有的高僧“隨物贊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據近人任二北對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進行考證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羅門》、《悉昙頌》、《佛說楞伽經禅門悉昙章》、《好住娘》、《散花樂》、《歸去來》、《太子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等281首。在陳旸的《樂書》中，還載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如來藏佛曲》等幾十首。此外，在《羯鼓錄》、《食曲》、《唐會要》等書中。也有佛曲名的記載。唐代佛教音樂還吸收和融合了民間音樂和古樂，如佛曲《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好住娘》等。在曆經了600余年發展、變化，經過漢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創造，中國佛教音樂在唐代進入了輝煌燦爛時期。
宋元明清諸代，佛教音樂又經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樂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來通行南北的佛教音樂曲調400余首，編成《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行世。這本曲集不但影響全國，還流傳越南、緬甸一帶。
近代佛教音樂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傳統。音樂活動較著名的，有常州天甯寺、甯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揚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臺山諸博物院。爲發掘、整理中國古老的佛教音樂，1986年3月，北京于廣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樂團，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統（1436~1449）年間流傳下來的京音樂。
佛教音樂對于中國民間說唱音樂、音韻學以及樂律、音階和字譜學的發展，均有重要影響。另外，崇奉佛教的音樂家和民間音樂藝人，還創作過不少宣傳佛家思想的非宗教儀式所用的聲樂作品和器樂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說唱音樂“宣卷”、“寶卷”的早期作品和現代名僧弘一所作的《叁寶歌》等。
史料 中國佛教音樂的史料不多，流傳的譜集更爲少見。現藏法國伯希和編號爲P3539，即寫在“叁藏法師阇那崛多譯”的背面的殘譜兩行和編號爲P3808，即寫于後唐長興四年（933）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臺山鼓樂老譜等唐代字譜，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樂的珍貴資料。明永樂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叁十叁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譜集，也是重要資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魚山聲明集》、《魚山和鈔》以及西藏紮什倫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爲聲曲線譜，這些重要的音樂史料，尚待破譯。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譜本。（陳大燦）
upa^dinnarúpa (q.v.).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path-progress” forms the 6th stage of purification (visuddhi, q.v.).
Dazhidulun
佛教論書。簡稱《智度論》、《智論》、《大論》、《釋論》，亦譯《摩诃般若釋論》。爲論釋《大品般若經》之作。傳說古印度龍樹著，後秦鸠摩羅什譯。100卷。卷首所載僧叡之序稱：“是以馬鳴起于正法之余，龍樹生于像法之末，正余易弘，故直振其遺風，瑩拂而已。像末多端，故乃寄迹凡夫，示悟物以漸。又假照龍宮，以朗搜玄之慧，托聞幽秘，以窮微言之妙。爾乃憲章智典，作茲釋論。其開夷路也，則令大乘之駕方軌而直入；其辯實相也，則使妄見之惑不遠而自複。”論中引經籍甚多，保存了大量當時流傳于北印度的民間故事和傳說，爲研究大乘佛教和古印度文化的重要資料。同時由于此論所釋的《大品般若經》爲當時篇幅最大的一部經，作者並對經中的“性空幻有”等思想有所發揮，故被稱爲“論中之王”。此論先舉出法相的各種不同解釋，以此爲盡美；最後歸結爲無相實相、法性空理，以此爲盡善。但此論系依經而作，解釋畢竟不能完全窮盡義理，故龍樹又著《中論》、《十二門論》作爲補充。
漢譯出後，慧遠認爲譯文“繁穢”，曾加以刪削而成《大智論鈔》，並撮其要旨，詳加闡述。謂“其爲要也，發轸中衢，啓惑智門，以無當爲實，地照爲宗。無當則神凝于所趣，無照則智寂于所行。寂以行智，則群邪革慮，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則二谛同軌，玄轍一焉”。
此論還有拉蒙特譯的法文本。南希真于1966年在其所著的《呈現在大智度論中的龍樹哲學》一文中又將《大智度論》的重要章節譯成英文，並作了解釋。此論未發現有梵本，因此關于作者和發現的時間，許多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注疏有僧肇《大智度論鈔》8卷，慧影《大智度論疏》24卷，僧侃《大智度論疏》14卷，昙影《大智度論鈔》15卷等。（蘇淵雷）
日本佛教學者。愛知縣人。1926年畢業于京都帝國大學。1928年到中國北京輔仁大學留學。後專門從事中國佛教之研究。1933年以《唐中期的淨土教—特就法照禅師的研究》論文，獲文學博士學位。1934年組織房山石經調查團，來中國從事石經山的全面研究。回國後寫出《石經山雲居寺與石刻大藏經》一文，發表于京都大學出版的《東方學報》，較有系統地介紹了房山石經的曆史和內容。1949年任京都大學教授兼佛教大學講師。1955年，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邀請以郭沫若爲首的中國科學代表團訪日。1961年，辭去教授之職，任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11年。1974年任日中友好佛教協會會長。1976年，被選爲日本學士院會員。其間擔任了望月信亨編纂的《望月佛教大辭典》7卷的再版和增補1卷、補遣2卷的監修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多次來華進行友好訪問，積極從事日中友好活動。西安香積寺的複興和善導塔的修葺，均爲他所建議。生平著重研究中國佛教史。著有《中國佛教史研究·北魏篇》、《魏書釋老志的研究》、《中國佛教史》、《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肇論研究》、《淨土變文概說》等，並有《冢本善隆著作集》7卷行世。（林子青）
is one of the 3 supermundane senses or faculties; s. indriya (20).
”mind-produced corporeality”; s. samutth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