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九八二年在香港成立。系推动现代佛教思想、文化之学术组织。创办人霍韬晦，有志于从学术文化立场推动佛教思想现代化而成立此会。自本会成立后，即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并发行月报“法灯”，另又进行会内研究、对外讲经弘法等工作，会员人数激增。
一九八四年起，增办佛学及哲学等课程，兼讲西方哲学、中国文化，又招收研究生，设立文化讲座等。一九八六年一月，刊行“法言”季刊，除刊登该会成员之研究心得外，并发表会外学者之论著。
本会强调佛教本有之如实观精神，主张开放及自由研究，故会员不限于佛教徒，而以知识青年为多，至一九八六年，会员人数多达二千人，各项活动频繁，会址一再扩展，颇受各界嘱目。
凡十二卷，共五册。日本佛教各宗协会编。本书乃叙述日本佛教十二宗之史传及其宗义大纲。各宗史传下皆列有历史、纪传二段，宗义大纲则分成正依经典、宗名、判释、宗意四段。又第一册卷头揭有序、凡例、总论（佛教源流略史、教主释尊略传、佛教大意），第五册末附默雷之跋。在日本，与本书同类之著作有英译十二宗纲要，南条文雄译，刊行甚广。另有明治诸宗纲要（吉谷觉寿着）、通俗十七宗纲要（伊东洋二郎着）、通俗佛教各宗纲要（来马琢道编）各一卷等。
汉武帝（140 B.C.～87 B.C.在位）为商业与军事上之目的，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从此打开东西交通路线，东西文化经此路线而交流融合，佛教思想与信仰亦随着商旅、使节团、僧众等，流传至沿线之大月氏、安息、罽宾（迦湿弥罗，即今喀什米尔）、疏勒、于阗、高昌（吐鲁番）等地区，乃至广大的中国。印度、西域沙门来华弘法译经，及我国高僧大德西行参学求道，所采行之途径有陆路、海路二种。
陆路在北方，为主要通道，自今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河西走廊，至中原地区。在新疆境内又分为南北二道，二道皆在天山南麓，亦即自洛阳或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北道自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北侧，经伊吾（哈密）、高昌、焉耆、龟兹（库车）、疏勒等据点，复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西南行至罽宾而达天竺。南道自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南侧，经鄯善、于阗、莎车，越过巴达克山南下，复越大雪山与兴都库什山而达罽宾；或由莎车至疏勒，与北道会合。
东晋法显由北道之龟兹，越过流沙（塔克拉马干沙漠）至南道之于阗，此称为中道，其后再西行抵达天竺；唐代玄奘则由北道之龟兹越天山北麓，再过凌山，经中亚药杀河（锡尔河）一带，入活国（Kunduz，位于今阿富汗境内），复越大雪山，迂回到达天竺。又部分行者由河西走廊之凉州（武威）进出巴蜀、江陵等地，如南朝之法献。至于罗布泊附近之鄯善，原称楼兰，初为南北二道之交会点，文物鼎盛，惜自汉末以降渐趋衰落，竟至湮没。
海路传法不如陆路兴盛，自印度经锡兰、爪哇或婆罗州、马来半岛，至我国交阯（今越南河内）、广州、东莱一带（胶州湾），故广州、交阯等地，亦为我国与南洋佛教交流之门户。由海路来华或西行之著名行者有康僧会、真谛、菩提达磨、不空，及法显（归国时）、法勇、义净等。
此外，西元一世纪前后之印度，大乘佛教兴起，贬称固守传统佛学之教团为小乘，遂形成大、小乘二派对立之形势，彼此皆大力宣教，欲建立强大之教团势力，故佛教迅速向西北方、南方传播，大、小乘势力在西域诸国纵横捭阖之际，我国亦开始接受佛教之熏习，因而西域佛教对我国有极大之影响，由是经西域传来之佛教与自海路传达者，比较亦有不同，如印度西北部盛行大乘思想，故传至北方者多为般若、方等；迦湿弥罗为“一切有部”之发祥地，发智、毗婆沙等诸要籍即在北方传译；于阗盛行华严经，故支法领至该地携回华严梵本三万六千偈；而信仰小乘佛教之师子国（锡兰），则由海路传来其经典，如僧伽跋陀罗译出善见律毗婆沙。
佛陀入灭之初，信徒仅以法轮、菩提树、莲花座、舍利塔等，为追慕佛陀之象征。至西元前三二七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北，其后由于印、希文化之交融，产生出犍驮罗艺术，佛教徒亦模仿希腊人，开始雕绘佛像，此类艺术即于佛教初传时随之传入我国。
（Buddhist Text Society）成立于一八九三年，专门出版梵文大乘经典及有关著作之研究出版机构。由印度之学者乾德拉达斯（ Sarat Chandra Das）创立于加尔各答。自一八九四年陆续刊行 Ma^dhyamika^vr!tti（相当于鸠摩罗什所译之中论颂，另又附上月称论师之梵本注释）、Sama^dhira^ja（相当于汉译之月灯三昧经）等梵文原典，对十九世纪东方学及佛教原典之研究风潮，具有极大之影响力。
即产生于庶民之间，有关佛教之日常用语或习惯用语，其形式大多倾向于口语化、鄙俗化。由于俗谚具有直接表露社会百态、反映风俗特征之性质，于近数十年来，渐受学界所重，而不仅视之为民俗学或语言学之重要资料。如对中国佛教史之研究，广泛之俗谚资料，可呈现佛教于庶民阶层弘布之概貌、佛教信仰在一般庶民生活之影响力，或庶民对佛教教义、行事等之心态反应，乃至于一国一地由于风尚习惯之不同而表现出迥异之佛教文化。如“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一谚，反映出我国将佛像涂成金黄色或覆以金箔之习惯；“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一谚，显现唐代（宪宗迎佛骨时）佛教信仰之热烈；“秀才不是穷家儿，和尚不是富家儿”、“无法子，就做和尚”等谚，反映昔时颇不乏由于生活困窘而投身寺院以谋温饱之情形；“平日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等谚，反映出庶民信仰之特质，即基于现世利益或祈请除灾避难之情；“宁可荤口念佛，不可蔬口骂人”、“地狱门前僧道多”等谚，表现庶民对宗教实践之批判反省观感；“阎王注定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之谚，则显示庶民对善恶果报及命运之心态。
在我国，广为收录俗谚而可显示宗教生活之书籍，较重要者有：(一)史襄哉之“中国谚海”，民国十六年（1927）于上海刊行，共收一万四千多则。(二)西方学者克里巴之“透过俚谚所观察的中国宗教”，民国十五年编于芜湖，共收二四四八则，并加英译、注释。(三)日本学者下永宪次之“北京俗语辞典”。(四)西方学者维夫里德亚兰之“英汉对照中国俗谚四千首”。(五)日本学者鸟居久靖之“改编中国俗谚四千首”。此类俗谚，除广泛收录一般民间之口传外，亦收集自儒、释、道三教之书籍，及历代流传之善书等。［中国佛教发展史第七章（中村元）］
兹分印度与锡兰、欧洲、美国、日本四地区说明。(一)印度与锡兰：锡兰佛教运动者达磨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于一八九一年在印度创摩诃菩提会（Maha^-bodhi Society），致力于整建佛迹。由于此会之努力，各处佛迹遂渐渐兴复，佛教之传道亦渐盛行。另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卫塞节，复将圣地菩提伽耶自印度教徒单独管理下，转变为佛教徒、印度教徒共同管理之委员会，其后卫塞节遂成为纪念佛陀之国民例假日。锡兰自摩诃菩提会成立之后，即在可伦坡设立“锡兰德国弘法使团”（German Dhammaduta Society of Ceylon, 巴利名为 Lanka Dhammadu^ta Sabha），派遣比丘至德国进行弘法活动。另有波拉瓦斯基夫人及奥尔高特上校所创立之佛教灵智学会（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以及马拉拉西克拉博士（Dr.G.P. Malalasekera）所领导之全锡兰佛教徒会议等，亦皆积极展开传教运动。一九五○年首次在可伦坡召开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后成为常设机构，继续在各国佛教界召开会议，形成国际佛教运动之巨大推动力。
(二)欧洲：欧洲初期之佛教研究系为夸示基督教之优越性，次要原因则基于语言学之趣味性。然其后之学术研究遂转变为实际生活之表现。其具体表现可见于阿诺德（E. Arnold）所作之诗“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以及前文所述灵智学会等举行之活动。一九○八年伦敦成立大英佛教协会（The 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Britain and England），以大卫斯（Rhys Davids）为会长，一时极为活跃，其后则以洪飞瑞斯（Christmas Humphreys）为中心人物，而发展为伦敦佛教协会，发行中道杂志（The Middle Way），成为传教布道之中心。法国方面有太虚大师所创之佛教友谊会（Les Amis du Bouddhisme），其后该会之活动乃趋于南方佛教式冥想之研习。此外该会每隔三月由胡提夫人（Madcsme Fuente）支持出版佛教思想季刊（LaPense/e Bouddhique）。德国方面，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禅学极受重视。
(三)美国：一九四八年夏威夷大学举办东西哲学会议，日本以铃木大拙、花山信胜两博士代表出席。铃木又于美国各地作禅学讲演与指导，遂带动美国人参禅研禅之风潮。
(四)日本：明治初年，南条文雄、渡边海旭、高楠顺次郎等人开启梵文、巴利文、藏文等佛教原典之研究风气，而由古来的宗学研究之领域中脱颖而出，遂开创一新气象。二次大战后，学者每以比较宗教学之立场重新评估佛教之价值，此为颇值重视者。
马来西亚，原名马来亚，梵名Malaya ，音译摩赖耶，意译山。摩赖耶一词转用于马来半岛上，至迟在十三世纪，惟至英人势力入侵，组马来联邦（1895）后，才出现马来亚、马来半岛之名称。西元前四、五世纪，印度人已向东南亚各地经商，输入和移植文化，阿育王时佛教大兴，派佛教徒向各地传教，据传所遣须那、郁多罗二僧布教之金地国，即今下缅甸迄马来亚一带。梁书卷五十四扶南传、旧唐书卷一九七盘盘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等所载虔信小乘之盘盘国疑即今马来半岛。此外，另有丹丹、羯荼、佛罗安、吉兰丹、蓬丰等诸内外典中所记盛行佛教之地区，亦均在今马来半岛上。
十五世纪初，由于麻六甲王朝兴起，提倡回教，马来西亚早期佛教遂告衰亡。一八八七年，妙莲法师于槟城创建极乐寺，开真正佛法弘传之先河。本忠法师组念佛莲社，为南洋群岛有莲社之始。芳莲法师创办菩提学院，并设菩提中、小学，推动佛化教育事业。慈航法师曾驻菩提学院讲学，并创立佛学会，倡导研究佛学之风气。虚云老和尚亦曾来马弘法，皈依者万余人。美国苏曼迦罗法师曾倡组佛教青年团及佛教周日学校，开大马青年团及周日学校等佛教组织之先河。
一九五五年，竺摩法师组织马来亚佛教会，一九六九年更名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又于一九五六年，创建三慧讲堂。现任马佛总会会长之金明法师，曾于香林觉苑设香林小学及幼稚园，于教育上有重大贡献。
近二十多年来，马佛总会领导大马华裔受华文教育之佛教徒，全国各地华人佛教寺院及佛教团体，皆参加为附属团体，并于各州设州分会及区支会。在槟城，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总大厦，总部即设于此。一九七○年成立之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为大马另一重要之全国性佛教组织，目前为全国最活跃之团体，附属团体已超过一百个，分布于全马各地。马来西亚佛学院出版无尽灯刊物，并设施医赠药所、图书馆及周日弘法会。北马另有槟城佛学院、吉打佛学院；东海岸有吉兰丹佛教会、丁加奴佛教会；东马则有沙捞越佛教会、慈云佛教正传会等佛教机构。南传佛教国家，如锡兰、泰国、缅甸等，皆有僧人驻锡大马，宣传南传佛教教义。卫塞节于一九六二年得到政府批准，订为全国公共假期，全国各地佛教徒，均大事庆祝此重要之佛教盛典。［马来西亚早期佛教考略（净海）、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佛教概况（继程，普门杂志第四二期）］
其前身为日本佛教学协会（The Nippon BuddhistResearch Association）。此会创立于昭和三年（1928），系大正大学渡边海旭发起，经龙谷大学森川智德、大谷大学藤冈了淳之加入，并网罗有关佛教学之大学、专门学校、学会，而成为全国性组织之学会。
第一次日本佛教学会大会，于昭和三年十二月九日在大谷大学召开。除上述三大学外，尚有立正、驹泽、高野山、真言宗京都、临济宗等诸大学，以及祖山学院、东京帝大印度哲学宗教学会、东北帝大印度学会、佛教专门学校、智山劝学院、西山专门学校、比睿山专修院、名古屋真宗专门学校、京都帝大印度学会等十七个团体参加。各大学推选理事一名，再由其中选出常任理事。
释尊在世期间，优填王曾以旃檀木雕制佛像，然此仅系传闻而已，自现在之尼泊尔境内所发掘出土之舍利瓶，上有释迦族奉祀之刻铭，为价值颇高之美术品，但佛教美术最著名之遗品，则以西元前三世纪之阿育王所建之石柱头兽类雕刻为最古老。
西元后一世纪至熏迦、案达罗王朝时代之遗物有山琦（Sa^nchi^）、巴赫特（Bharhut, Bharrhut）、菩提伽耶（Buddhagaya^）等塔或塔之栏楯，此一时代，菩提树、法轮、足迹、塔等皆为佛陀之表征，然亦未直接表现出佛陀形像。题材除上述外，以佛陀本生故事及佛传居多。二世纪时（即迦腻色迦王时代），表现西北印度佛教之犍陀罗（Gandha^ra）美术（又称希腊佛教美术）勃兴，其题材以佛菩萨像及其他佛传图居多，塔之覆钵部分高度增加。稍后，中央印度之秣菟罗（梵Mathura^ ）及南印度之阿摩罗婆提（梵Amara^vati^ ）亦盛行佛像之雕刻，西印度另有那西克（Na^sik）、迦利（Ka^rle）等窟院之挖掘。四世纪至七世纪前半，以笈多王朝（梵Gupta ）为中心之时代，其遗物有菩提伽耶之佛殿及鹿野苑（梵Mr!gada^va ）之达密克塔（Dhamekh）、祇园精舍（梵Jeta -vana ，巴同）遗迹、那烂陀精舍（梵Na^landa ）遗迹等。雕刻除释尊像外，仅见观音、弥勒、金刚手等菩萨遗品，手法几近完成，形式也逐渐定型。窟院有阿旃多（Ajanta^，创始于西元前）、伊罗拉（Ellora）、巴格赫（Ba^gh）、甘赫瑞（Ka^n!heri）等之挖掘，其中一部分还有壁画。此期之美术对中国唐代艺术及爪哇等地美术都有影响。自八世纪至十世纪初期，以东印度波罗王朝为中心之时代，则有密教美术之兴起，有那烂陀精舍遗迹及其他千面千臂观音、文殊、多罗等密教佛像出土，此外，造像量度经及造像法等专书亦随之出现。其后，佛教衰灭，佛教美术也随之衰亡。［Hugo Munsterberg: Art of India and SoutheastAsia, 1970； Owen C. Kail: Buddhist Cave Temples of India,1975; David L. Snellgrove： TheImage of the Buddha, 1978］
佛陀成道后，于鹿野苑初转法轮度化憍陈如等五比丘，此乃佛教僧团形成之嚆矢。于僧团中，佛陀为比丘订定理想之生活方式，即以“四依法”为生活准则：(一)常行乞食，于每日午前行乞食一次以充腹。(二)着粪扫衣，于冢间、尸林、粪堆处拾得废布而制成之衣。(三)依树下坐。(四)用陈弃药，陈弃药，系指由排泄物制成之药物，或指人所舍弃不用之各种药材等；为比丘发病时所依用之药物。佛教比丘依此四法而修行，则令人安于不贪爱、无执着之生活。
就四依法而言，则知当时僧团经济分配，基本上以平等互利，共得共分为原则，所谓“利和同均”，即于僧团中无高下之别，一切平等分利。其后，佛陀度化耶输伽童子后，应其父迎请供养及施衣，又接受频婆娑罗王布施竹园，听许居士建造讲堂、僧房，布施田亩、果园等，故僧团经济生活即由最初之乞食演变为受请、应供，由着粪扫衣，演为“受衣”等。
有关僧伽团体生活之规定，于犍度中有详细说明，此系佛陀涅槃后，教团之长老将有关受戒、布萨、安居等僧团内之仪式作法，与日常生活之规定条文，加以分类整理而成者。其中，三种较重要仪式，即：(一)进具之作法，规定出家受具足戒法之仪式。 (二)布萨之仪式，布萨即令同住之比丘于固定日期中，集会一处或齐集布萨堂（梵uposatha^ga^ra ），礼请精熟律法之比丘，诵念全部之波罗提木叉（若遇八难等诸缘，则仅诵念其中一部分即可），以反省或于众前忏悔过失，使比丘均能长住于净戒中，长养善法，增长功德。(三)安居，印度每年夏季雨期长达三月之久，此三个月间，出家比丘禁止外出游方而聚居一处以致力修行，称为安居。此为避免雨季期间外出，踩杀地面之虫类及草树之新芽，而招引世讥，故于安居期间，制定布萨、自恣、迦絺那衣等仪式。
此外，于僧团中为防止僧伽恶行，而维持僧团秩序及发展，以期佛法久住，佛陀遂制戒设律。有关僧团制度之戒律，详载于律藏中，然因部派之不同，律亦有五部之别，惟其基本精神，则不出十义，称为结戒十义。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一载，十义即：(一)摄取于僧，(二)令僧欢喜，(三)令僧乐住，(四)降伏破戒，(五)惭愧者得安，(六)不信令信，(七)信者增长，(八)断现在有漏，(九)断未来有漏，(十)令梵行得久住。又戒律依受持对象之不同而分为：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沙弥尼十戒、式叉摩那六法戒，优婆塞、优婆夷在家戒（三归、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等。［四分律卷一、卷三十二、卷四十一、五分律卷一、摩诃僧祇律卷一、十诵律卷三十九、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卷七、卷九］（参阅“布萨”1910、“安居”2398、“佛教教制”2683、“戒” 2896、“受戒”3101）
Zhongguofojiaochuanji
中国佛教僧人列传。初见于魏晋南北朝。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别传。个别高僧的单篇传记；②类传。同类高僧传记的结集，如西行求法的高僧，高逸超群的大德；或一山一寺的僧人和某宗某派的大师；③总传。属综合性的僧传，它幅度宽广，时代绵长，收列人物众多，记述某一历史时期佛教界代表人物各种错综复杂的活动情况。此三种类型的佛教传记，对佛教的盛衰，经典的翻译和注释，宗派的建立，学说的传播，以及典章制度、寺宇建筑、国际间佛教交往等等都有所记述，为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保存了丰富的资料。
别传 《高僧法显传》 亦称《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法显行传》、《法明游天竺记》（避唐中宗李显讳，易“显”为“明”）。东晋法显撰。1卷。为中国古代僧人记载留学印度的第一部旅行记。记载5世纪初印度、斯里兰卡和西域各国的里程方位、山川形势、文化艺术、风土民情等，而以佛教的事迹为主。但在传抄中有脱落讹误处。
《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隋灌顶撰。1卷。智者大师是智顗的称号。其弟子灌顶据平日追随所见及访问故老，撰成此书。书中将智顗的家世、出家学道、修持弘法的经历，居瓦宫寺、天台山受到朝野尊奉的情况，以及与皇室的交往、神通感应等，作了详尽的记述。
《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 亦称《护法沙门法琳别传》、《释法琳别传》、《琳法师别传》、《法琳别传》等。唐彦棕撰。3卷。作于《续高僧传·法琳传》之后。以纪年为纲，将法琳的生平事迹、作品及有关诏、序等均包罗无遗，而以作品为主，以佛道斗争为重点。其中纪年和纪事，均可补《续高僧传·法琳传》之不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亦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藏法师传》、《慈恩传》等。10卷。唐慧立本、彦宗笺，记玄奘生平事迹。因玄奘长期居住大慈恩寺，时人尊之为慈恩寺三藏法师。原5卷，垂拱四年（688）彦悰笺为10卷。前5卷记玄奘出家及到印度求法经过，大致依据《大唐西域记》；后5卷记回国后译经情况，叙述受到太宗、高宗的礼遇和社会的尊崇等，尤以所上表启为最多。其所记古代西域、印度及唐初以长安为中心的文化宗教情况，是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但书中玄奘的生年，没有明白标出，为其不足处。此传古代有回鹘文译本，现存写本残卷，1930年出土于新疆。近现代以来，先后有法语、英语和日语译本等行世。
《曹溪大师别传》全称《唐韶州曹溪宝林山国宁寺六祖惠能大师传法宗旨、并高宗大帝敕书兼赐物改寺额、及大师印可门人、并灭度六种瑞相、及智药三藏悬记等传》。1卷。无撰人名。写作时间当在唐建中二年（781）前后。记载求那跋摩、智药、真谛等的悬记；详述惠能的家世、出家、得法、传戒，开东山法门以及表辞帝召、临寂时说传法袈裟不再传等事迹。对后来的传记、《坛经》、灯录等有较大影响，为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资料。
《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亦称《法藏和尚传》、《华严宗主贤首国师传》、《贤首国师别传》、《贤首传》等。新罗崔致远撰。1卷。作者据零散记载，联贯成篇。全书以十心为类，即族姓广大心、游学甚深心、削染方便心、讲演坚固心、传译无间心、著述折伏心、修身善巧心、济俗不二心、垂训无碍心、示灭圆明心。从十方面对法藏的言行、成就作了系统的论述，并作解释。所引用的诏文及附录阎朝隐的《康藏法师碑》，为研究法藏的重要史料。
《智者大师别传注》 宋昙照撰。2卷。作于宋宣和三年（1121）。为解释灌顶所撰《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之书。曾引用广福寺智湛所作笺注；参照《国清百录》、《续高僧传·智顗传》、《玉泉行状碑》、《功德疏碑》、张相公《关王祠记》、《南史》、《隋书》等；询问住过玉泉寺曾读殿壁记录的行脚僧。解释清楚，考证详尽，对不同说法，并存注中。
《明刊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 亦称《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布袋和尚传》、《弥勒传》等。1卷。为明人所集，无编辑人名。有元昙噩所作的传和明广如所写的后序。布袋和尚名契此。昙噩在此传中记契此的生平事迹，对《宋高僧传·契此传》有所补充，并详记宋人、元人的崇奉。广如又据列传、语录，将契此的事迹和语句汇而为后序。卷末附有《五灯会元》卷二的《布袋和尚传》。
《宗喀巴大师传》法尊译述。全书分五章。对宗喀巴诞的诞生、出家、入藏学法、讲学弘法、学密修持、建立律仪、广弘圣教以及与藏王的交往、神通感应等一生的事迹，作了详尽的记述。最后略录名高望重的诸大弟子及其正法传承、密法传承等。为研究宗喀巴佛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现存别传散见于各家文集者尚多。亡佚的还有57种。
类传《比丘尼传》简称《尼传》。梁宝唱撰。4卷。为中国最早总括诸尼为传之书。作者博采碑颂，广搜记集，讯之传闻，访之故老，诠序始终而成。起于西晋建兴（313～316）年间，终于梁天监十五年（516）。依时代为序分卷，晋代13人，宋代23人，南齐15人，梁代14人。另附见51人，大都是江浙地区的比丘尼，中原和边远地区较少。此书所记诸尼未作分类，但从传中仍可看出有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经师等区别。《自序》称全书“不尚繁华，务存要实”。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亦称《西域求法高僧传》、《求法高僧传》等。唐义净撰。2卷。原题“沙门义净从西国还在南海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撰寄归并那烂陀寺图”。系作者于天授二年（691）在室利佛逝撰成，委托大津送回长安的。依西行年代先后编次，记唐初至义净访印期间到印度求法的诸僧56人的事迹。卷末附有永昌元年（689）随同前往的贞固等4人传，最后为义净本人的自传。求法僧中有不少交州、爱州、新罗、高丽人。以记载他们留学期间的情况为中心，并在《慧轮传》中详记当时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规模、制度等，惜原附在本书的寺图已不传，难以窥其全貌。所记去印路线有陆海两途，所到国家有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柬博寨等国。所学内容有因明、俱舍、戒律、中观、瑜伽等。记述有关古印度、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风俗等情况，具有珍贵的历史资料价值。有法语、日语译本行世。
《东林十八高贤传》又名《莲社高贤传》。1卷。未署作者姓名。北宋熙宁（1068～1077）年间，经陈舜俞粗加刊正；大观初年（1107），沙门怀悟复为详补；最后又历考《庐山集》、《高僧传》及晋宋史，依怀悟本再作补治，始成定本。收录晋宋时以慧远为首的僧人居士18人的事迹。卷首有黄汝亨《序》，传后附《百二十三人传》和《不入社诸贤传》两篇，另有原《跋》和王谟《跋》各一篇。北宋元丰三年（1080），李伯时作《莲社十八贤图》，冠于传前；次年李冲元作记，附于传后。为研究东林莲社的重要参考资料。
《禅林僧宝传》简称《僧宝传》。北宋惠洪撰。30卷。主要纪事，亦收录一些机缘语句，是介于僧传和灯录之间的一种体裁。作者不满意昙颖的《五家传》，乃博采别传遗编，参以耆年宿衲的言论，增添嘉祐以后云门、临济两家的杰出禅师。于北宋宣和二年写成自五代到北宋政和末81人的传记。其中属青原法系的11人，曹洞10人，临济17人，云门15人，法眼5人，沩仰1人，黄龙15人，杨岐4人，其余人法系不明。最初刊本是宣和六年本，有侯延庆序。宝庆三年（1227），杭州刻本有张宏敬序。此书融会众说，陶铸成文，自成一家之言，后人多目之为“丛林之扶风龙门”。后来的僧传、灯录常加引用。现在通行的是嘉兴续藏本、影印续藏经本、南京刻本。
《补禅林僧宝传》 宋庆老（号舟峰庵主）撰。1卷。载法演、悟新、怀志三人传，传后有赞。因悟新卒于政和五年（1115），时间最迟，故名补传。体裁和前传同，词章华赡，文字典雅，可与前传媲美。宋代即附在前传后面流通。
《僧宝正续传》 南宋祖琇撰。7卷。前6卷载北宋仁宗至南宋孝宗初约100多年间，罗汉南至黄龙震28位禅师的事迹，以机缘语句为主，有的传后有赞。其中曹洞、临济各1人，黄龙、杨岐各13人。第7卷《德山木上座传》与《临济金刚王传》是两篇寓言。另有《代古塔主与洪觉范书》是批评《禅林僧宝传》卷十二《承古传赞》的。其中正贤、宗杲、道震三人的传，为后来所增。
《天台九祖传》南宋士衡编。1卷。所录凡天台宗九世祖师龙树、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的传记。龙树传系根据《付法藏因缘传·龙树传》而来；慧文传依《摩诃止观》第一上的文字敷衍成篇，甚为简略。其他则均依据《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加以删节或增补而成。书中间有音义、注释，系编者所加。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南宋元敬、元复撰。1卷。相传西湖玛瑙宝胜寺在南宋绍定六年（1233）创建一高僧阁，供奉曾在杭州各寺居住的晋、南齐、隋、唐、五代、宋诸代高僧30人，摘录梁、唐、宋《高僧传》、《五灯会元》以及《释门正统》和有关碑志等所载的内容，加以赞述。其图像绘在阁上，事略则刊版印行，即成此书。
《神僧传》 明成祖朱棣编。9卷。《序》曰：“神僧者，神化万变，而超乎其类者也。”全书采辑中国历代佛教史传中所载的“神僧”传记，诸如梁、唐、宋《高僧传》、《禅林僧宝传》、《五灯会元》等，自东汉摩腾至元初胆巴，共208人。在排列次序上，把晋僧群列在齐、周之后，隋岑阇黎列于唐代之后。
《续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明祩宏辑。1卷。为续元敬之书，只载明僧慧朗、梵琦、景隆、本善、雪庭5人小传，无赞。
《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清自融撰。15卷。门人性磊补辑。康熙三年（1664）成书。记南宋建炎元年（1127）到清顺治四年（1647）500多年间禅僧97人的传记94篇（卷二道祖、世奇2人合传，卷十梵琦、智及、昙噩3人合传）。其中宋僧45人，元僧15人，明僧37人，绝大部分属临济、曹洞两宗。自融搜集资料历时20余年，成传53篇，性磊补辑41篇。卷末明广真传1篇，为此书康熙二十四年重刊后次年拾遗所补。
《法界宗五祖略记》清续法辑。1卷。康熙十九年成书。记华严宗初祖法顺、二祖智俨、三祖法藏、四祖澄观、五祖宗密五人传记。各传分别依据《华严经悬谈会玄记》、《华严经疏演义钞》、《法藏和尚传》与《宋高僧传·法藏传》、《清凉国师传》（也包括《华严经悬谈会玄记》）、《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及《宋高僧传》卷六等有关资料编写而成，内容比较翔实而有条理。
《居士传》清彭际清编述。56卷。始写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成书于四十一年。大都依据正史僧传及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等加以删削而成。收录从东汉至清乾隆年间归佛的居士事迹，有列传56篇，正传227人，附见77人。有的传后有著者和汪大绅等所作赞文。
《善女人传》清彭际清编述。2卷。成书在《居士传》后。大部分采自历代史书、僧传及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等，亦有自己见闻所及。收录自晋以来至清乾隆年间善女人共正传138人，附见9人。传后标有所据原书之名。
《莲宗九祖传略》清悟开撰。1卷。道光四年（1824）成书。首有自序，末有悟灵跋。系摘编各书成一编，每传之后附按语。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七人传，大抵据《佛祖统记·净土立教志》中莲社七祖事迹，删节并增补各人作品、言论而成；《祩宏传》据《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及《云栖本师行略》写成；《实贤传》据《省庵法师传》及《劝发菩提心文》等撰成。同治四年（1865），郑澄德撰《际醒传》，称莲宗十祖，附刻九祖传后，了因作跋，书名改称《莲宗十祖传略》。有清代刻本。
《续比丘尼传》 震华编述。6卷。初稿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散失。后又追忆前作，于1939年成书。收录自梁、陈、北齐、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比丘尼201人，附见47人。所引资料，大都未注明出处，难以稽考；而所收的人，也失之过宽，有欠严谨。
亡佚的类传尚有23种。
总传 《名僧传》梁宝唱撰。原30卷，序目1卷。今佚。现存有日僧宗性于1235年所录的摘抄本，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目录；第二部分节录原文片断；第三部分为要点的条目。原书成于梁天监十三年（514）。分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导师、经师七科，每科外国僧人在前，中国僧人居后。其中外国法师4卷，分一般法师和神通弘教二类，中国法师13卷，分高行、隐道和一般法师三类；律师1卷，禅师2卷，神力1卷，不分类；苦节7卷，分兼学、感通、遗身、宗索、寻法出径、造经像、造寺塔7类；导师、经师各1卷，不分类。正传记东汉、吴、晋、后秦、北魏、宋、齐七代名僧425人。其中有80余人为《高僧传》所无。它是最早出现分科的综合僧传，对以后《高僧传》的编纂颇有影响。
《高僧传》简称《梁传》、《皎传》。梁慧皎撰。14卷（内《序录》1卷）。本书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弥纶群言，分科布局，采各家之长写成。体裁为类传体。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科。记录汉、魏、吴、晋、北魏、后秦、宋、齐、梁僧人257人，附见274人。前八科之末均有论有赞，末两科有论无赞。书末附有王曼颖《与皎法师书》和作者答书。
《续高僧传》又称《唐高僧传》，简称《唐传》、《续传》。唐道宣撰。30卷。为继慧皎《高僧传》之作。书初成于贞观十九年（645），其所载实止麟德二年（665）。自序称，正传331人，附见160人。后20年间，又续有增补，成《后集续高僧传》10卷。随后两书合并，卷数仍作30。而所记高僧有正传498人，附见229人。所据资料较广，自称“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譬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十科。每科之后，有论无赞。《高僧传》不录在世人物，此书则将当时名望较高的在世僧人如慧净、慧休、法冲等均编写入传。
《宋高僧传》亦称《大宋高僧传》，简称《宋传》。北宋赞宁撰。30卷。太平兴国七年（982），作者奉敕与弟子显忠、智轮从事撰述，端拱元年（988）成书。至道二年（996）又修理增补，始成定本。作者广采各方面的资料，尤以碑文塔铭为最多。记述自唐（高宗时）、后梁、后唐、后汉、后周至宋六朝僧人，并补充南朝宋、后魏、陈及隋前传所遗留的，计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全书分十科，名目体制与《续高僧传》同，每科之后有论。其中习禅的篇幅较多，禅宗各派重要人物除云门宗创立者文偃外，皆有专传；禅宗内部斗争事迹，如“南顿北渐”之争等，亦不加隐讳。对律宗内部南山、相部、东塔三家的争执，书中亦曾提及。《译经编》载有译经六例，译场的设官分职等，是译经史上的重要文献。
《新修科分六学僧传》简称《六学僧传》。元昙噩撰。30卷。系根据梁、唐、宋三部《高僧传》重编的一部僧传。但在分合、次第、归类上与上述三传颇有出入。至正九年（1349）开始编辑，二十三年成书。以慧、施、戒、忍辱、精进、定六学分类，与旧的十科分法不同。六学中每学又分二科，合为十二科，即译经、传宗、遗身、利物、弘法、护教、摄念、持志、义解、感通、证悟、神化。不计附传，共著录1270人。六学下各有小引，说明立科宗旨，每科后有赞言，作为一科总结。
《明高僧传》亦称《大明高僧传》，简称《明传》。明如惺撰。8卷（《龙藏》作6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据称作者在万历二十八年校刊《金汤编》时，涉猎史志文集，见到一些名僧的碑传，因而随喜录出。似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只为南宋至明万历间部分僧人立传。全书分译经、解义、习禅三科。共正传112人，附见69人。每科后无“论”，有的传后有“系曰”一段文字，表达作者的观点。
《补续高僧传》明明河撰。26卷。作者遍游齐、鲁、燕、赵、湘、赣、闽、浙等地名山古刹，于荒堙残碣间，搜剔碑刻，并托同学读彻于两广、云南代为搜辑资料。其后又参阅曹能始的藏书。历30年，数易其稿；临终又嘱其弟子道开继承其业。到清顺治四年大致告竣。记载唐至明万历末的高僧事迹，故名“补续”。全书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赞诵、兴福、杂科等十科。正传549人，附见75人。在体例上，除附传外，尚有2～3人合为一传的合传体。在习禅一部分传后有“系曰”，为作者的评论；其他篇中有些传后有“明河曰”按语，当是准备作“系曰”的底称；在某些传后尚有不署名的按语和引用的参考资料，似是道开所加。
《重编八十八祖道影传赞》亦称《诸祖道影》、《诸祖道影传赞》、《祖师传赞》、《八十八祖传赞》等。明德清撰，高承埏补。4卷。卷首及附录各1卷。明代宫中藏有诸祖道影88帧，洪武元年（1368）传摹供奉于南京牛首山祖堂。万历十二年真可禅师请名画家丁云鹏临摹三堂，分置五台、峨眉、南岳等处。后画家史宷再摹成册。泰昌元年（1620）德清纂成小传，各系以赞。崇祯五年（1632）钱应金去其像，以传赞付梓，但仅77人。十七年，高承埏补写11人的传赞，编为4卷。以禅宗大师为最多，并将天台宗十七祖、慈恩宗三祖、律宗九祖、华严宗五祖、密宗五祖的名号附在唐代各宗教主的后面。卷二慧远传后，还附有莲宗十祖赞。卷首1卷为各家所写的序、题辞及目录；附录1卷是高承埏所写祩宏、真可、德清三人和附入的圆信的传赞。全书除明代数传外，其他均据灯录、《佛祖统记》等编成。
《高僧摘要》清徐昌治编辑。4卷。顺治十一年成书。按道高、法高、品高、化高四门，摘要叙述历代高僧的事迹。道高自东汉至清42人（居士1人不计在内），法高自晋至清43人；品高自晋至清47人；化高自东汉至清41人。资料大多采自4部高僧传。全书以禅门宗师最多。
《三十二祖传赞》清世宗胤( ) 撰。1卷。作者自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起，每月朔望绘一古德像，并亲笔系赞于像的上方，刻石藏于宫内。到十三年去世时，共绘僧肇、宝志、慧思等像32幅，而以禅师为最多。乾隆九年，高宗将像装潢成轴，赐给武林理安寺。二十四年实月编辑《理安寺志》时将传赞载在首册，但未单行。1918年印光始在每一传前标列名题，刊刻别行。此书以像、赞为主，传较短小，一般均在500字左右。32人中，除文偃、通琇外，都载有雍正时的封号。有民国扬州藏经院刻本。
《新续高僧传四集》喻谦编。66卷。1919年应北京法源寺道阶等请而编纂，历时五载，1923年完成。本书以《明高僧传》为蓝本，引用灯录、传记、山志、寺志、文集等64种，又参考各省通志、县志、宋、辽、金、元诸史及各家语录，资料丰富。但《卐续藏经》中有关史传的材料均未加引用。记载自宋初至清末近1000年间的高僧事迹，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灵感、遗身、净读、兴福、杂识十科。正传771人，附见617人。此外卷首1卷。附有引用书目等。全书在时代排列上把辽、金夹入北宋、南宋之间；传中人物有重复也有疏漏。有民国铅印本。
亡佚的总传尚有12种。
Zhongguofojiaojinglu
佛教经籍目录。也称“众经目录”、“内典录”、“释教录”、“法宝录”等。佛教传入中国后，译著渐富，部帙渐增，不同译本不断出现。为综理存佚，研核异同，因而创制经录。《开元释教录》称其为“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使佛教书籍，有典可征。历代经录的制作，约可分类四个阶段：
两晋时期 经录创始阶段。在此之前，《出三藏记集》曾引有《古录》（一作《古经录》）和《旧录》（一作《旧经录》）两种，《历代三宝记》还载有《汉时佛经目录》1卷和《朱士行汉录》1卷，但均系后人依托，不足为据。西晋早期，法护译出170多部佛经，遂撰《众经目录》（亦称《竺法护经目》、《护公录》、《竺法护录》1卷，记其所译诸经名目，当是最早的经录。其后，聂道真撰《众经目录》（亦称《道真录》、《聂道真录》）1卷，记载汉、魏、晋的译经，通录各代，且注明译出的时间、笔受人和经名异称，对以后经录颇有影响。东晋成帝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亦称《支敏讳莫如深产》）和《别录》各1卷，前者为总录，后者是分类目录，但已早佚，内容已无从知悉。就《历代三宝纪》所引来看，恐有后人增入部分。东晋十六国时有《二赵经录》（简称《赵录》）1卷，但所记不仅是前赵和后赵时代的译经，而且有南朝时的译本，或是以二赵地域为范围的经录。以上各录，受时代和区域的局限，还处在草创阶段。到东晋宁康二年（374）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道安录》）1卷，才为经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内容分经论录、失译经录、凉土失译经录、关中失译经录、古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志经录等七部分。这种分类法综合了以前经录的优点，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发展。此录已佚，但重要内容都收入《出三藏记集》中，后秦僧睿撰《二秦众经录》（简称《二秦录》）1卷，以前后两秦时代译经为主，间及吴和北凉的译经。东晋道流撰《魏世经目录》、《吴世经目录》、《晋世杂录》、《河西伪录》4种，未竟而卒。其同学竺道祖继其事，书成4卷，称《道祖录》，断代的经录即从此始。
南北朝时期 经录逐渐完备阶段。当时虽南北分裂，而译事不辍，经录所撰渐多，体制日趋定型。分经、律、论，判大、小乘；再别为有译人、无译人和卷数；标明抄经异译，疑经、伪籍以及存佚经目等，作用大显。
南朝宋不详作者的《众经别录》（简称《别录》）2卷。上卷载大乘经录、三乘通教录、三乘中大乘录；下卷载小乘经录（篇目本阙）、大小乘不判录、疑经录、律录、数录、论录。此录以经、律、论为类，经类又依大小乘划分，疑经则另作专篇，比以前经录的分类更为恰当。同时在每经之下，用简明的辞句标明一经的宗旨，并以“文”、“质”等字样，作为对译本的评价，比以前经录也有进步。此录现有敦煌写本，残存上卷一部分。
南齐王宗撰《众经目录》（简称《王宗录》）2卷。通纪各代，分大小乘。道慧撰《宋齐录》1卷，专纪宋、齐译经，尤偏重宋代。另有不详作者的《始兴录》1卷，始兴即今广东韶州，故此录多记南方所译经籍，也名《南录》。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僧祐录》、《祐录》、《三藏记》）15卷，今存此录共分四部分，第二部分“铨名录”即佛经目录。分为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新集条解异出经录、新集表序四部律录（阙）、新集安公古异经录、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新集抄经录、新集安公疑经录、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等。其中经论录及标题安公的六录，乃是以《道安录》为基础加以订补而成，余则为僧祐新增。共著录2162部，4328卷。其分类和著录的方法，对以后的经录颇有影响，但考证有不甚确切之处。
梁天监十四年（515）武帝敕僧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一作《华林佛殿录》）4卷。记录宫廷所藏佛经。因不合武帝意旨，十七年又敕宝唱重撰，亦成4卷，名《梁世众经目录》（简称《宝唱录》），分为：大乘有译人多卷经、大乘无译人多卷经、大乘有译人一卷经、大乘无译人一卷经、小乘有译人多卷经、小乘无译人多卷经、小乘有译人一卷经、小乘无译人一卷轻、先异译经、禅经、戒律、疑经、注经、数论、义记、随事别名、随事共名、譬喻、佛名、神咒等20类，所分甚为详细，把譬喻、佛名、神咒等各自为类，并注意到注经和义记，扩大了所录的范围。并以有译、无译、一译、异译、多卷、一卷分类，对藏经的整理，有一定的便利。
北魏永熙（532～534）中，李廓撰《魏世众经目录》（简称《李廓录》）一书，分大乘经、大乘论、大乘经子注、大乘未译经论、小乘经律、小乘论、有目未得经、非真经、非真论、全非经愚人妄作等10类。是当时已译未译经的目录。
北齐武平中（570～576）沙门统法上撰《齐世众经目录》（一作《高齐众经目录》、《达摩（ ）
多罗录》，简称《法上录》），分杂藏录、修多罗录、毗尼录、阿毗昙录、别录、众经抄录、集录、人作录等8类。以杂藏居首，与修多罗分列，为它录所无。这已启经部再分细类的先声，后面4类对后世经录也颇有影响。此外，北魏菩提流支撰《译众经论目录》1卷、陈智敷撰《真谛翻译历》，都是个人译经的目录。另有南齐《释弘充录》1卷，北齐《释道凭录》1卷，梁《释正度录》1卷，陈《大乘寺藏目录》4卷、《王车骑录》1卷、《庐山录》1卷、《岭号录》1卷、《南来新录》、《一乘寺藏众经目录》、《东录》等，都已佚亡，内容无考。
隋唐时期 经录发展大成阶段。隋唐佛教进一步发展，所撰经录，体例完善，分类细致，组织周密，范围广泛，已在中国目录学中，别树一帜，成为自成体系的专科目录。
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撰《大隋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7卷。前6卷为别录、末卷为总录。分大乘修多罗藏录、小乘修多罗藏录、大乘毗尼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藏录、小乘阿毗昙藏录（以上六录每录均有众经一译、众经异译、众经失译、集经别生、众经疑惑、众经伪妄六分）、佛灭度后抄集录（包括西域圣贤抄集、此方诸经抄集二分）、佛灭度后传记录（包括西域圣贤传记、此方诸德传记二分）、佛灭度后著述录（包括西域圣贤著述、此方诸德著述二分），共九录四十二分。其分类法已撷取前代经录之长并加以系统化，但著录译经只记时代，不详年月，不别存佚，排次不依时代，不注引用的出处，是其缺点。
开皇十七年，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亦名《开皇三宝录》，简称《长房录》、《房录》、《三宝纪》），15卷，分四部分：①“帝年”3卷，上列干支年号，下记佛教的废兴、佛典的传译，旁及当时史事，是最早的佛教年表；②“代录”9卷，记载东汉到隋16个朝代的译经和撰述。并把目录和传记合而为一，既可以见译人的身世，又可明了译述的渊源、宗派的师承、翻译的得失，便于知人论世；③“入藏目录”2卷，分大小乘，（ ）
为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译人和失译人两项；④“总录”1卷，详载本书的表文、总序和全书目录，末附当时仍存的宋、梁、魏、北齐、隋六家详细目录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家目录，保存了上代经录极其丰富而又宝贵的资料。此书由于好多务广，取材不够严谨，驳杂不纯，但对后世经录影响很大。
仁寿二年（602），彦琮撰《众经目录》（简称《仁寿录》、《彦琮录》、《琮录》5卷，分单本、重翻、贤圣集传、别生、疑伪、阙本等6类，是以《法经录》为基础补充而成。分类简明而不如《法经录》的细致。彦琮又撰有《昆化经录》5卷，这是大业中隋平林邑所获得的佛经，系在多梨树叶上用昆仑文写出。彦琮编定目录，分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等7类，是一部专纪昆仑文经典的目录。又有智果撰《诸经目》分经、疑经、论、戒律、记。经、论、戒律中每类又分大乘、小乘、杂经3类，共11类，与法经、彦琮二录颇相近。
唐贞观（627～649）初年，玄琬撰《众经目录》5卷，乃就《彦琮录》补入后来译经而成。麟德元年（664）道宣撰《大唐内典录》（简称《内典录》、《宣录》）10卷，分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依代纪人，即是代录）、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内分大小乘及西域圣贤集传、大小乘下又分经律论，即单译传重译互勘的目录）、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即中国僧俗所撰关于佛教经论的注解和著作的目录）、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历代众经目录终始序（即唐以前经录的目录）、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记关于经典的感应事迹）等10类。此录综合《法经录》和《三宝纪》的优点而成，被认为“类例明审，实有可观”。
麟德年间，静泰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简称《静泰录》）5卷，乃据《彦琮录》增补唐代译经而成。又静迈撰《古今译经图纪》（简称《译经图纪》）4卷。主要依次记述译人的事迹，列所译各经名于传末，是经录的别裁，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明（ ）
等奉敕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一名《武周刊定众经目录》，简称《大周刊定目录》、《大周录》、《武周录》）15卷。分大乘单译经、大乘重译经、大乘律与大乘论、小乘单译经、小乘重译经、小乘律论与贤圣集传、大小乘失译经、大小乘阙本经、见定入藏流行目、伪经等10类。此录虽名刊定，但内容杂沓，繁秽甚多。
开元十八年（730）智昇撰《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昇录》）20卷，分总括群经录（即总录）和别分乘藏录（即别录）两部。总录以译人为主，自录以译人为主，自东汉到唐19个朝代，记载其都城、帝系、年号、译者人数、所译卷数及存阙，然后再依译人年代先后，详载所译经籍名称、卷数、译时、译地、译本单重及译人小传，并附失译各经于末，间及此土撰述。最后一卷为叙列古今诸家目录，载已佚之古代目录31家及现存之目录10家。对现存者详载内容并有所评骘。别录以经籍为主，分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7类。最后两卷为入藏录，分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3类。本书总录虽承袭前人之“代录”，而于译人、译经之考订、拣别，用功很深，超过前代经录。别录则分类精详，颇多创例，在经录中，堪称上品。智昇又有《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即《开元录》第19、20卷见定流行入藏目。它标明部类、译人、纸数。注有千字文次第，是藏经的排架目录。北宋以后的大藏经雕版都是以此为蓝本。开元十八年另撰有《续大唐内典录》1卷，自注说是“历代众经传译所众录”部分，续载从麟德元年到开元十八年所译的经典。现存本不是智昇原书，而是《内典录》卷一的抄本残卷。智昇并撰有《续古今译经图纪》（简称《续译经图纪》）1卷。增补唐代译人自智通到金刚智等21人。另有玄逸撰《开元录广品历章》30卷，今存15卷，记历代经典，尤详于唐代。每经之下具列品分子目，译经起讫年月，口传、笔受的人，可以和《开元录》相辅而行。每经列子目，是本书的特点。贞元十年（794）圆照奉敕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3卷，记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译经撰述，并载有上表、制诏、碑文等，保存了当时很多有关佛教的史料。贞元十五年（799）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简称《贞元录》）30卷。此书在《开元录》基础上，增加特旨承恩录于“总集群经录”之前，另补开元十八年后65年间新译入藏的众经和译人事迹，并据《续开元录》载入奏议、诏谕等文字，体例和《开元录》殊不一致。其后南唐释恒安于保大三年（945）撰《续贞元释教录》1卷，补充新编入藏的唐代译经和著述140部。此外，《长房录》载有隋《灵裕法师译经录》1卷，未详作者的《众经都录》8卷；《大周录》各卷引有《化度寺录》、《真寂寺录》、《福林寺录》、《义善寺录》、《玄法寺录》。又《法苑珠林》卷100载有道宣撰《西明寺录》1卷，《新唐书·艺文志》卷三载有唐文宗时王彦威撰《内典目录》12卷等，均早已散佚。
宋元明清时期 经录的演变阶段。由于大藏经目刊刻，出现了许多大藏经刻本的目录；又因大藏经部帙浩繁，阅读不易，出现了一些指导阅藏的解题目录。另外，自唐代佛教传入西藏地区，译经事业随之而兴，就有藏文大藏经的刻印；清代也用满文（ ）
译了大藏经。由此出现了用藏文与汉文经录对勘的目录、汉译藏文、满文大藏的目录等。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赵安仁等撰《大中祥符法宝录》22卷（今存16卷），天圣五年（1027）惟净等撰《天圣释教录》3卷（今存2卷），景祐三年（1036）吕夷简等撰《景祐新修法宝录》21卷（今存15卷）；除《天圣释教录》兼记前代外，都是只记当代的译经，而于译人、教乘、部别、梵本来源、译场和翻译情况，及表奏、诏谕等记载颇详。自宋开宝四年（971）于四川刊印《开宝藏》以来，刻本的大藏经不断出现，宋有《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碛砂藏》、辽有《契丹藏》，金有《赵城藏》，元有《弘法藏》、《普宁藏》，明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清有《龙藏》等。这些藏经都以《开元录》入藏目录为基础，略有增删。仅《嘉兴藏》在明《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之外，续刊了汉地撰述400余种，保存了大量中国著作。它们都有目录（除《开宝藏》、《契丹藏》、《毗卢藏》、《赵城藏》、《弘法藏》外均存）。悉依千字文编号，是一种便于查检的应用目录。
大藏经数量过大，不易全部阅读，就有解题目录出现。天圣二年遵式撰《教藏随函目录》，叙述诸部著作大义，但早已佚亡，内容不详。崇宁三年（1104）惟白撰《大藏纲目指要录》（简称《大藏经指要录》、《大藏纲目》、《纲目指要》）8卷，依《开元录》入藏次第，逐函分列卷次，逐卷略录义例，钩玄提要，使阅者能了解宏纲。崇宁四年王古撰《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简称《大藏法宝标目》、《法宝标目》）8卷。元大德十年（1306）管主八续补成10卷，内容分总标年代、别约岁时、略明藏乘、广列名题（即各经的解题，以一经或一会为主，加以解说）四部分。但不及《纲目指要》详细。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寂晓撰《大明释教汇目义门》（一名《法藏司南》，简称《释教汇目义门》、《汇目义门》41卷，分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等9部。卷首的《释例》，即分部的说明。此书按天台五时判教，依明南北藏。先后更置，分为8部，每经之下写示经文大意及论疏旨趣，汉人释经的注疏，即附于同部之后，有利于查阅。万历四十六年作者将上书节为简本，名《大明释教汇门标目》，4卷，每书之下，以一二语概括介绍，颇便检阅。南明桂王永历八年（1654），智旭撰《阅藏知津》，总目4卷，本文44卷，其分类较前大有改进，分经、律、论、杂藏四大类。经藏分大乘小乘，大乘中依天台判五时教次第而略有改易，分为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方等中又分显说与密咒二门，密咒包拓秘密部诸经及仪轨。律藏也分大小乘，在小乘律之下，附载疑似杂伪的律。论藏分大小乘，大乘论中，又分释经论、宗经论、诸论释诸部，下又别为西土、此土二科。杂藏分西土撰述、此方撰述。西土撰述中附外道论、疑伪经。此方撰述分忏仪、净土（净土宗）、台宗（天台宗）、禅宗、贤首宗（华严宗）、慈恩宗（法相宗）、密宗、律宗、纂集、传记、护教、音义、目录、序赞诗歌及应收入此土撰述15部。其分类，在《汇目义门》之上加以提高，条分缕析，组织更为严密完整。著录汉地的撰述相当广泛。
此外，还有藏满佛教经典的目录。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庆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10卷，是元世祖因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地名德对辩无差而编纂。因系汉文藏经目录与藏文藏经目录对勘，故名《勘同总录》。全书分两部分：①总标。标示本书大纲，内分4科：(a)总标年代，括人法之弘纲；(b)别约岁时，分记录之殊异；(c)略明乘藏，显古录之梯航；(d)广列名题，彰今目之伦序。②正文。分契经、调伏、对法三藏、每藏又分菩萨和声闻二乘，末尾有圣贤传记录。在菩萨契经藏中分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两类。显教大乘经中又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大乘经六门。密教大乘经中又分秘密陀罗尼和仪轨二门。圣贤传记也分梵本翻译集传和东土圣贤集传两类。这种分类法，大致遵照《开元录》，只是把密教和显教分列。本书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凡是有汉文译本也有藏文译本的，多将梵文原名用汉字音译注于经名之下。至藏汉译本有不同之处，则勘其同异，加以注明。但藏汉对勘上，也有疏漏之处。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编的《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与乾隆五十七年（1792）编的《御译大藏经目录》各一卷，前者是藏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后者是满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
日本、高丽的经录中也有记载中国佛教典籍的。唐代日本僧人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等入唐求法，将求得的经论章疏编成目录，称《请来目录》、《求法目录》等，现存18种，所记全是唐代已有佛典。885年，安然撰《诸阿阇黎真言密教部类总录》2卷；1790年，圆超、玄日、安远、平祚、藏俊、荣稳撰华严、天台、三论、法相、律各宗《章疏》；1094年，永超撰《东域传灯目录》，进行总括。宋代高丽义天撰《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也属综录性质。这些经录多载中国佛典，很多不见于汉地经录著录的译本和撰述赖以存名，为研究中国佛教经录的参考资料。（苏晋仁）
为中共政府所直接监督之中国佛教全国代表最高机构。其形式虽为民间团体，别于政府机关而独立，然实质上则由中共政权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严密监督。系一九五三年，由圆瑛、能海、虚云、叶恭绰、周叔迦、陈铭枢、吕澄、赵朴初等人发起成立，会址设于北京，先后刊行现代佛学、法音等杂志。其分会遍布全国各省及重要都市，并分别冠以所在地之地名，如“上海市佛教协会”等。自其一九八○年所修订之章程观之，其中有“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宗旨，则该团体于中共政权下，频受牵制与冲突之状况，可以想知。
巴利名S/a^sanavam!sa 。原名佛教史。缅甸比丘般若沙弥（巴Pan~n~asa^mi ）着。主要叙述佛陀之生平、佛教于印度之三次结集，与佛教在缅甸之发展等；叙述着重自阿奴律陀国王开始之佛教与国家之关系，及缅甸与锡兰之佛教关联，引述有关佛教著作百余本。又其中约三分之一之篇幅叙述悉诃罗、金地、瑜那迦、伐那婆私、阿波难陀、迦湿弥罗等之佛教史。
日本明治四十四年至大正十一年（1911～1922）间，由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大村西崖、望月信亨等人成立之佛书刊行会编印，共收集日本撰述（亦包含若干我国撰述之著作）之经律论注释书、诸宗宗典、史传等九五三部，三三九六卷。内分目录、总记、诸经、华严、法华、台密、真言、悉昙、净土、融通念佛、时宗、戒律、三论、法相、因明、俱舍、起信、禅宗、行事、宗论、补任、系谱、地志、寺志、日记、词藻、杂等二十八部门。版式为菊版之二十五开本，以五号活字二段排印，并以西式装钉，共一五○册，另有目录一册。此系日本撰述佛典大规模刊行之首例。昭和五年（1930）再版。
西藏名Dam-pah!i chos-rin-po-che h!phags-pah!i yul-du ji-ltar dar-bah!i tshulgsal-bar bston-pa, Dgos-h!dodkun-h!byun% 。又称印度佛教史。多罗那他（梵Ta^rana^tha ）着。多罗那他生于藏州，其藏名为■噶宁波（藏Kun-dgah! sn~in%-po ），属于萨迦派（藏Sa-skya-pa ）支派之一的爵南派（藏Jo-nan%-pa ），于一六○八年完成本书，后至蒙古，被蒙古汗王封以“哲布尊丹巴”（藏Rje-btsun dam-pa ）之称号。于清朝皇帝保护下创建诸寺。
本书共举出二○一人名，并列述阿阇世王以下诸王朝，及佛教传入锡兰、西藏之经过。其特色在后半部，叙述后期大乘时代至密教时代之情形。本书早为学界所知，一八六八年谢非奈尔（A. Schiefner）将之译成德文刊行（ Ta^rana^thas/ Geschichte desBuddhismus in Indien），成为印度佛教史之重要资料而广被珍视。除德文版外，另有俄文与日文译本。
此内明处第四相。如瑜伽十三卷二十二页至十五卷四页广说。 - 朱芾煌
设于台湾省高雄县大树乡佛光山内。星云大师创建于民国七十年（1981），其内陈列佛教珍贵佛像、文物、法具、画册等凡数千件，均分类陈列，并附上说明文字，以令信徒游客从认识佛教之文物法典而了解佛教之具体内涵。此馆之作用不仅有弘法度众之功；亦具保存佛教文物，勿令流失之效。馆内所陈列之文物，除佛光山二十余年来所搜集古今中外各国之珍藏外，更有各名书画家及善心缁素大德之乐捐奉献者。馆内除陈列各项文物法器外，并设有华藏世界、佛教史幻灯片介绍室、佛教五大名山模型、佛教重要掌故教示腊像等。华藏世界旨在表诠华严世界之重重无尽、重重无碍，场面殊胜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