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ality　　consisting　　in　　good　　behaviour”,　　...
”morality　　consisting　　in　　good　　behaviour”,　　
relates　　to　　the　　external　　duties　　of　　a　　monk　　such　　as　　towards　　his　　superior,　　etc.
"abhisama^ca^rika　　si^la　　is　　a　　name　　for　　those　　moral　　rules　　other　　than　　the　　8　　ending　　with　　right　　livelihood　　(i.e.　　4-fold　　right　　speech,　　3-fold　　right　　action　　and　　right　　livelihood,　　as　　in　　the　　Eightfold　　Path)　　(Vis.M.　　I;　　s.　　sacca　　IV,　　3-5).
"Impossible　　is　　it,　　o　　monks,　　that　　without　　having　　fulfilled　　the　　law　　of　　good　　behaviour,　　a　　monk　　could　　fulfil　　the　　law　　of　　genuine　　pure　　conduct"　　(A.V.21).
Cf.　　a^dibrahmacariyakasi^la.

　　s.　　si^la.

Four　　Great　　Bodhisattva　　==　　四大菩薩

They　　represent　　the　　four　　major　　characters　　of　　Bodhisattva:　　
1.Manjusri　　-　　Universal　　Great　　Wisdom　　Bodhisattva　　
2.Samantabhadra　　-　　Universal　　Worthy　　Great　　Conduct　　Bodhisattva　　
3.Ksitigarbha　　-　　Earth　　Treasury　　King　　Great　　Vow　　Bodhisattva　　
4.Avalokitesvara　　-　　Guan　　Shr　　Yin　　Great　　Compassion　　Bodhisattva

”purif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vision”,　　is　　the　　last　　of　　the　　7　　purifications　　and　　a　　name　　for　　path-knowledge　　(maggan~a^na),　　i.e.　　the　　penetrating　　realization　　of　　the　　path　　of　　Stream-winning,　　Once-returning,　　Non-returning　　or　　Arahatship.　　Vis.M.　　XXII　　furnishes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it　　(s.　　visuddhi,　　VII).
In　　A.　　IV,　　41　　n~a^nadassana　　apparently　　means　　the　　divine　　eye　　(dibbacakkhu,　　s.　　abhin~n~a^),　　being　　produced　　through　　concentrating　　the　　mind　　on　　light.

　　s.　　patigha　　(2a).

　　s.　　nibba^na,　　upa^di.

　　upadhi　　(q.v.).

　　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于傳入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曆史背影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叁大系，即漢地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漢　　地　　佛　　教

　　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丁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曆史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叁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诃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迹傳世，無法證實。

　　初傳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叁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骞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鳊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系。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于東漢時期。東漢明帝于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叁月，與神爲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于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爲何經，已失傳無聞。曆來均以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爲佛法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爲曆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爲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爲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叁國時期　　承漢之後，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昙柯迦羅、昙谛、康僧铠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謙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爲博士；並爲康僧會建立寺塔。昙柯迦羅、昙谛精于律學，譯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張僧衆應遵佛製，禀受歸戒，爲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馬寺譯出《昙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于武昌，盛于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爲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科經律，共88部，1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禅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爲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築、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稱“叁寶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遼，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衆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爲紀念母後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尼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遊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隋唐　　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爲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诏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複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炀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爲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複舊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于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後，下诏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並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叁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後，代宗廢朝叁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因此爲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等文藝形式。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淨）不辭艱辛支印度遊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歪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系。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于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産，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築4萬余所，沒收寺産，並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臺宗；吉藏創立的叁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叁家；由北魏昙鸾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禅門五家”，即沩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兩宋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繼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並使中紀委從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經版。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複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祐（1034～1037）初已達80余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禅宗特別是臨濟、雲門兩派最盛，天臺、華嚴、律宗、淨土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臺、華嚴）禅一致”、“淨禅一致”，因而廣爲流行華嚴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臺宗中分爲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爲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爲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于官方限製佛教的發展，除禅、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甯以後禅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禅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經們的內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谧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叁教調和說，認爲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參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叁教本旨無違。劉谧的《叁教平心論》也發揮了同樣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製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太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甯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禅、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叁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采取限製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吳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親製《揀魔辨異錄》、《禦選語錄》，提供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譬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爲佛教義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爲、譚嗣同、章太炎、梁啓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閑、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産生了新的氣象。

　　經典傳譯與編纂　　隨著佛教的傳入，來華西域僧人和佛教學者日益增多，譯經事業也隨之發展。自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余年中，共有譯師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華僧人計71人。譯出經、律、論5700余卷（現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漢地著述，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爲13520卷。

　　大乘經典的傳譯　　佛經的大量翻譯，始于東漢醒帝時（146～167）到中國的安世高和靈帝時的支婁迦谶。安世高雖以傳譯《安般守意經》等小乘經典爲主，但其譯籍中已有大乘經典。東漢光和二年（179），支婁迦谶譯出《道行般若經》；西晉永平、無康之際，無羅叉、竺叔蘭譯出《放光般若經》；這些大乘經典開始流行，即與漢文化相結合。當時學者常以佛經與中國道家思想相比附，認爲經中有關“空”的思想和老莊“無”的思想一脈相通。這對魏晉玄學的發展頗有影響。如王弼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學命題和般若理論有密切的聯系。

　　叁國吳支謙于黃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間譯出《大阿彌陀經》、《維摩經》、《大般泥洹經》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譯出《無量壽經》；晉竺法護于太康七年（286）譯出《正法華經》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華、淨土等大乘經典。後秦弘始叁年（401），鸠摩羅什至長安，以後十余年間，廣譯般若系經典及龍樹、提婆的論典共74部384卷。昙無谶于北涼玄始十年（421）也譯出《大般涅槃經》40卷；佛陀跋陀羅于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譯出《華嚴經》60卷；求那跋陀羅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譯出《楞伽經》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譯出《十地經論》12卷；真谛于南朝陳天嘉四年（563）譯出《攝大乘論》3卷及《攝大乘論釋》12卷；唐顯慶五年（660）玄奘譯出《大般若經》600卷，般若系經典的傳譯工作基本完成。其後，不空與善無畏又分別譯出《金剛頂經》、《大日經》等。這些大乘主要經論的傳譯、僧人、學者競相研習，形成大乘佛教思想發展的主流。

　　大藏經的編纂　　佛教及其經典傳入中國前，印度已有四次叁藏（經、律、論）的結集，內容全屬小乘。小乘叁藏漢譯多屬北傳之本。但自漢末迄宋，譯出經籍6000余卷，則我屬大乘，《開元釋教錄》著錄1076部，5048卷，皆爲寫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經，以隋代開始所刻房山石經最爲完整。木版刻經，始自唐代，至宋開寶年間始刻全藏，曆元、明、清、民國至今共編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經22種。宋《開寶藏》初刻時共5048卷；金《直城藏》共6900余卷；元《普甯藏》共6004卷；明《萬曆藏》共5997卷；清《龍藏》7168卷；民國《頻伽藏》8416卷。近年，中國正在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擬收23000余卷，集漢漢及漢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油共，除巴利語大藏經尚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傳，幸賴漢譯得窺其內容，因而對佛學研究貢獻甚大。

　　僧伽製度　　出家僧衆遵行的戒律，漢地相傳有五部。自唐代律宗興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傳統，但但有自己的特點：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後一律以“釋”爲姓；②僧徒必須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養；後來禅宗提倡農、禅兼修、僧人可務農自養；④僧人受菩薩戒，唐代已有燒身供養以示願行堅固，以後逐漸變爲燃頂（燒香疤）。1983年12月，中國佛教協會在《關于漢族佛教寺廟剃度傳戒的決議》中，認爲這種習慣“並非佛教原有的儀製，因有損身體健良，今後一律廢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監院、維那、知客等僧職。唐末禅宗盛行後，逐漸在全國寺院推行改訂的《百丈清規》，對僧徒誦經的儀式和參禅、變更請等活動，作了具體的規定。

　　佛事活動與節日　　主要有忏法、盂蘭盆會等。忏法原爲佛教忏悔罪愆的儀則的儀則和作法，起于晉代道安和慧遠，曆代相沿。盂半盆會盛行于唐代，爲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舉行供佛及僧超度先靈的法會。宋以後又有水陸法會和瑜伽焰口，用以爲衆積聚“功德”超度先靈。半月布薩之製，在漢地早已形成習慣，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禮佛、供養、誦經。

　　佛陀誕辰（農曆四月初八）、成道日（農曆臘月初八）、涅槃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皆爲佛教重要節日，其中以佛陀誕日最爲重要。此外，觀音和地藏菩薩在漢地民間信仰頗盛，每逢傳說中兩菩薩的誕辰等節日，亦多舉行佛事活動。

　　文化　　佛教自傳入漢地以來，即與中土傳統文化相結合，並逐漸發展成爲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及至隋唐時期，達到了高峰。其中，在繪畫方面，曆代著名畫家大都精于佛畫。如叁國時吳曹不興、晉顧恺之和衛協並稱爲漢地最初叁大佛畫家。梁張僧繇于天監中爲武帝所建寺院作畫極多，北齊曹仲達與唐吳道子的畫後世稱爲“曹衣出水”與“吳帶當風”。特別是甘肅敦煌石窟壁畫，集中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藝術才華，爲世界上現存最大的藝術寶庫。唐代盛代變文，用以講述佛經故事，講時多配合圖畫（變相），對後世鼓詞、彈詞等說唱文學影響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東漢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種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澆鑄等造像藝術，形式多樣，氣魄宏偉，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風格，如敦煌、雲岡、龍門石窟，均爲世界文化之瑰寶。在建築方面，曆代佛教寺院不僅依照宮殿形式，而且多有發展，美輪美奂，爲中國建築藝術的精華。在音樂方面，相傳陳思王曹植曾製山梵呗，以後龜茲等地舞樂傳入內地，逐漸形成了漢地特有的佛教音樂傳統。此外，佛經的翻譯和佛教的發展，對中國音韻學、翻譯理論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自鸠摩羅什譯《大品般若》以後，譯場組織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譯經院之設，以宰輔爲潤文使，成爲國家正式機構。此外，伴隨佛教傳入的醫藥、曆算等知識也對中國這些學科的發展起過一些促進作用。

　　藏　　傳　　佛　　教

　　藏傳佛教，或稱藏藏語系佛教（俗稱喇嘛教）。10世紀後半期形成。13世紀中開始流傳于蒙古地區，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傳佛教。

　　曆史　　佛教在西藏的發展分“前弘期”和“後弘期”。前者自7世紀至838年朗達瑪禁佛約200余年。後者開始之年頗多異說，依仲敦巴之說，當始于978年，至今已達千年。

　　前弘期　　開始時，吐蕃贊普松贊幹布迎娶尼泊爾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並爲她們帶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傳說當時曾請印度人俱薩羅、尼泊爾人向達爾及漢人大天壽和尚譯出少量經典，但未建立僧伽。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其時唐僧往還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還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禮遇。至赤德祖贊時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廟，漢地佛教隨之傳入。同時，因西域動亂及大食東侵，于阗及中亞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贊都予以收容。他還曾派人至岡底斯山迎請印度密教學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辭謝未來。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漢地取回大量經典並帶回漢僧一人。赤德祖贊死後，崇奉本教的貴族大臣掌權，發動第一次禁佛運動，驅逐漢、尼泊爾等地僧徒，拆毀寺廟。至贊普赤松德贊年長親政，才又興複佛教。赤松德贊時從印度請來寂護和蓮花生，營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製度，迎請譯師翻譯經典。還曾召集佛教徒與本教徒乾地辯論以滅本興佛；又舉行漢僧與印僧的辯論以統一信仰。赤松德贊後又曆牟尼贊普、賽那累赤德松贊兩代，至熱巴巾赤祖德贊在位時，請印、藏高僧審定譯名，編輯梵藏辭彙，校訂已譯經典，編定叁大譯經目錄。據迦登目錄所載，在此以前譯出的小乘、大乘、顯、密的經、律、論、注共有700多種。他又規定“七戶養僧”，任命僧人缽闡布爲大相，委以軍政大權。最後，反佛大臣謀殺了赤祖德贊，擁立其兄朗達瑪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內流傳。經過此次禁佛運動，至100多年（838～978）後，佛教才從多康地區重新傳入西藏，開始了後弘期。

　　後弘期　　藏傳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詞，藏語意爲“上師”。密教中尊師如佛，以上師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別于前期佛教之“叁皈依”。這一時期中藏傳佛教的特點，一爲大量傳譯印度波羅王朝時期盛行起來的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典和法門，一爲以密教傳承爲主形成各種教派。傳譯工作至13世紀初基本結束。200多年中，不僅印度許多顯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傳法譯經，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爾學法，以後成爲著名的譯師。雙方有名可考的譯師達300余人。這些譯籍以後都收入甘珠爾和丹珠爾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爾有1055部，丹珠爾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爾有1114部，丹珠爾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爲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經》收入甘珠爾1055部，丹珠爾4907部，共5962部。漢藏兩種文字的大藏經相較互有短長。漢文大藏經中經藏有四“阿含”、《大涅槃經》、《大集經》等，律藏有《十誦律》、《四分律》、《彌沙塞律》等，論藏有《大智度論》、《大毗婆沙論》、《成實論》、《順正理論》等重要典籍爲藏譯所無。而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中，譯有大量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論、疏釋以及中觀、因明、聲明、醫藥、曆算、工巧等論著爲漢譯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數量也很龐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經的蒙古文譯本，始于元成宗時（1295～1307），至明神宗時（1573～1619）完成甘珠爾的翻譯，至清初章嘉呼圖克圖又完成了丹珠爾的翻譯。藏文大藏經的滿文譯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傳佛教的各派，是在後弘期中逐漸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爭，佛教內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後弘期中因傳承的不同産生若幹教派，較大的有甯瑪派、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較小的有希解、覺宇、覺囊、郭紮、夏魯等派。本教雖爲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後弘期中漸與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爲佛教的一個派別。

　　僧伽製度　　藏傳佛教奉行說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對大乘菩薩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遵行。但在後弘期中如噶舉及薩迦兩大派創宗傳法者大多有妻室，甯瑪派因經曆禁佛而在家庭中世傳。嚴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製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魯派。但其他各派也非全無具戒比丘。寺院組織因派別及寺院大小各不相同。格魯派後來曾形成政教合一製度，以教統政，大寺院中的僧職亦可起官職作用。西藏振奮寺遠望與漢地大寺相似，其實內部如一小型城鎮，除異常、僧舍、靈塔、經幢外，尚有私人住宅及街巷等，形成一自給自足這社會。以格魯派拉薩叁大寺爲例。寺中僧衆集體構成劄倉（經學院）。有一住持稱“堪布”，實即漢譯之“和尚”。堪布總理寺務，能代表寺院出度地方政府重要會議。堪布以下設有喇讓強佐一人，爲堪布的總管；格貴一人，俗稱鐵棒喇嘛，維持紀委秩序，查處犯戒及各種糾紛；翁則一人領衆誦經；雄來巴一人管理僧衆學經、辯率及考試格西學位事務。以上職務由堪布自行任免。劄倉下另設“康村”一層組織，按地區劃分僧衆。此一級組織在各寺中多少不一。如哲蚌寺的羅色林劄倉即有23個康村。每一康村另設管理事務職事若幹人。在大寺中常有數個劄倉又合設一是高管理機構名喇吉，采取委員製各劄倉的堪布爲當然委員，從中選出年資最高者爲赤巴堪布，俗稱法臺。喇吉下另設葉索二至四人爲全寺大總管；磋欽協敖兩人爲全寺鐵棒喇嘛，俗稱大鐵棒喇嘛；磋欽翁則一人領全寺僧衆誦經。另各派皆有活佛轉世製度。活佛藏語稱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這分，選定條件各不相同。在格魯派中，班禅爲無量光佛化身，達賴爲觀音化身，爲最大活佛。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欽朱古爲全寺活佛，劄倉朱古爲重新憶倉內活佛。磋欽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區別，最高爲甲波朱古，有在新達賴未親政前擔任攝政的資格。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讓（館舍）和執事人員。西藏僧人的學製和學位在格魯派中有嚴格規定。有資格的學僧稱貝恰哇即讀書者，一般從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學位需20～25年。如能出錢免服寺中勞役，稱爲群則（法行者），學程可以縮短一半以上。在顯宗劄倉學習的內容以五部大論爲主，學習完畢即可申請參加辯論考取學位。學位總稱是格西，即善知識或善友。在叁大寺系統中格西又分四級，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賽和朵然巴（或稱日然巴）。已得格西學俠的僧人如再進密宗學院學習時則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爲格郭、喇嘛翁則、堪布、堪蘇、夏孜卻傑及绛孜卻傑，後二者七年一屆輪流升住甘丹墀巴，爲格魯派教主，享有與達賴、班禅、薩迦法王同等尊榮，任滿後得榮舉稱號赤蘇，死後有作爲活佛轉世的資格。

　　佛事儀式與節日　　藏傳佛教既有前弘期的傳承，又全盤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無上瑜伽部密宗，傳承千差萬別，儀軌極爲繁複，學者各尊所傳，各行其是，情況遠比漢地佛教複雜。大體上，寺僧上殿誦經，高僧講經說未能，舉辦大型法會等顯宗法事和漢地佛教基本相同。至于密宗傳法灌頂以及修法儀式則按各派各法傳承儀軌舉行，種類極多，爲漢地佛教所無。

　　西藏民間傳統節日充滿佛教內容或帶有佛教色彩，故與佛教本身節日無從嚴格區別。各地各派的節日活動也不一致。一般說來，紀念佛誕爲藏曆四月上弦七日，和漢地相近。拉薩每年正月舉行祈願法會長達一月余。六月底七月初舉行的雪頓節，系由夏安居衍變而來。七月底舉行望果節爲慶祝豐收。青海塔爾寺于每年正月十五粘節展出酥油花，正月初八至十五日舉行祈願大未能會，四月初八至十五日舉行四月法會紀念釋迦牟尼的誕生、成道與涅槃。六月初叁至初八舉行紀念釋迦牟尼叁轉法輪大法會，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舉行紀念釋迦牟尼降凡大法會。

　　文化　　佛教開始自漢地傳入西藏，以後又直接自印度傳入。在前弘期中，漢、印兩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響。漢、印兩地高度發展的工藝美術也一並傳入，故蓮花生主持興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漢、藏叁式，這種兼收並蓄，博采衆長，以精用宏的作風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隨處可見。西藏文字雖仿梵文字母製造，但書法汲取漢字的正、行、草叁體並行的方式，萬以草體迅捷酣暢，別具一格。西藏醫學以《四部續》集其大成，其中醫藥理論及醫療技術明顯地綜合會通了漢、印、藏的醫學成果，並吸收當時西域、中亞的醫術，形成獨具特色的“藏醫”；以後傳入蒙古，又發展而成“蒙醫”。後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統一大業，而西藏統一的地方政權已經解體。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羅遣使入貢，宋朝以對藩屬之禮給予厚賜。元、明、清叁代藏族與內地關系更加密切，正治、經濟日益融合爲一體。故此期藏傳佛教雖以全盤接受當時印度流行之無上瑜伽部密宗爲主，但文化上受漢文化之影響更大。寺院等建築，大多采取漢地宮殿形式而又有所發展，規模宏大，氣勢雄偉，雕梁畫棟，備極精巧。如拉薩之布達拉宮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爾寺等爲古代偉大建築中的傑作。尤其因爲密宗注重像設，因而使藏傳佛教發展了雕塑、繪畫的技巧。藏地種佛教造像，無論雕、镂、塑、鑄都能注重體型比例，栩栩如生，極爲精美。大型造像如紮什倫布寺大彌勒銅像高26米，北京雍和宮旃檀木雕大彌勒像高18米，造型生動莊嚴，工藝巧妙精湛，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西藏各種刻版佛經，雕印工藝也很精美，尤以各種禦賜及藏地金字藏經寫工之精妙，裝潢之瑰麗，爲民族文化之奇珍。至于彩繪畫像更以布局設色見長，纖細入微，形成特殊的藝術風格。另外，藏族使用的曆法，以無上瑜伽部時輪金剛經所傳曆法爲主，參用漢地傳入的曆法，從1027年（丁卯）開始，每60年爲一“饒瓊”，用幹支紀年與漢地農曆同。

　　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

　　雲南傣族等少數民族佛教，屬巴利語系，亦即南傳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傳的小乘佛教在教義、學說上都有不同的發展而各具特色。中國漢文大藏經中關于北傳小乘的經律、論叁藏都有比較完備的譯本。高僧法顯曾到師子國（今斯裏蘭卡）抄寫經律，但所攜回譯出的《雜阿含經》原本是否爲巴利語已不可考。南朝齊永明七年（489）譯出的《善見律毗婆沙》和梁天監十四年（515）譯出的《解脫道論》則出于南傳。中國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傳同一系統。律宗解釋律義即常引《善見律毗婆沙》之說。中國出家尼衆的得戒最初也由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十余人前來傳授。故漢地戒律與南傳有很深淵源。在教義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內容。在南傳叁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錄各種波羅蜜行的事亦，承認佛道不與聲聞道共，爲大乘理論之先河。尤其主張“心性本淨，爲客塵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發現，達摩的壁觀，可能與南傳定學從地遍處入手應用地色曼茶羅有關。由此可見，南傳巴利語系佛教與漢傳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錯綜的關系。

　　南傳巴利語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約在7世紀中由緬甸傳入中國雲南傣族地區。最初未立塔寺，經典亦只口耳相傳。約在11世紀前後，因戰事波及，人員逃散，佛教也隨之消失。戰事平息後，佛教由勐潤（今泰國清邊一帶）經緬甸景棟傳西雙版納，並隨之傳入泰潤文書寫的佛經。這就是現在傣族地區的潤派佛教。此外，另有緬甸擺莊派佛教傳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創製後始有刻寫貝葉經文。明隆慶叁年（1569），緬甸金蓮公主嫁與第十九代宣慰使刀應勐時，緬甸國王派僧團攜叁藏典籍及佛像隨來傳教。最初在景洪地區興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緬僧雙將佛教傳至德宏、耿馬、孟連等地，爾後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這些地區的傣族中。

　　經典內容和南傳巴利語系叁藏相同，但編次稍有差別。叁藏典籍有巴利語的傣語譯音本及注釋本和部分重要經典的傣語譯本，還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經典注釋外，還有天文、曆算、醫藥、曆史、詩歌、傳說及佛經故事等。

　　現在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稱可分爲潤、擺莊、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細分爲八個支派。傣族男童達到入學年齡必須出家爲僧，在寺院中學習文化知識，接近成年時再還俗。個別被認爲優秀的，可繼續留寺深造，並按僧階逐步升爲正式僧侶。僧階大體可分帕（沙彌）、都（比丘）、祜巴（都統長老）、沙密（沙門統長老）、僧伽羅阇（僧王、僧主長老，這一僧階長期來虛職無人）、帕召祜（闡教長老）、松迪（僧正長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長老）等八級。或在帕之前增帕諾（行童）一級，在都之後增都龍（僧都）一級則爲十級。自五級以上晉升十分嚴格，最後兩級在整個西雙版納地區只分別授與傣族和布朗族各一個，成爲地區最高宗教領袖。（趙樸初）

　　”contemplation　　on　　abandonment”,　　is　　one　　of　　the　　18　　kinds　　of　　insight　　(vipassana^　　q.v.).　　Further　　cf.　　the　　16th　　exercise　　of　　anapana-sati　　(q.v.).

　　s.　　upadhi.

Six　　States　　of　　Existence　　==　　六道

see　　Six　　Directions　　of　　Reincarnation.

Visvabhadra　　Bodhisattva　　==　　普賢菩薩

As　　one　　of　　the　　Four　　Great　　Bodhisattva,　　he　　is　　the　　one　　with　　the　　highest　　conduct.　　Visvabhadra,　　also　　known　　as　　Samantabhadra,　　means　　universal　　worthy.　　He　　is　　the　　lord　　of　　the　　fundamental　　law,　　the　　dhyana　　(　　taking　　precepts)　　and　　the　　practice　　of　　all　　Buddhas.　　Visvabhadra,　　the　　guardian　　of　　law,　　is　　often　　placed　　on　　the　　right　　of　　Shakyamuni,　　while　　Manjusri,　　the　　guardian　　of　　wisdom,　　is　　the　　left.　　He　　always　　rides　　on　　a　　white　　elephant,　　is　　the　　patron　　of　　the　　Lotus　　Sutra,　　and　　its　　devotees,　　and　　has　　close　　connection　　with　　Hua-yen　　Sutra.　　He　　has　　Ten　　Great　　King　　Vows,　　which　　give　　an　　excellent　　guideline　　to　　all　　Buddhists　　to　　practice　　and　　cultivate　　the　　Buddha　　Way.

　　大乘佛教　　在部派佛教流行時期，大乘的思想在南印度已開始産生和傳播。當時在家佛教徒中流行著對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從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團——菩薩衆。參加這些教團的有出家的導師（僧侶）和在家的支持者（俗人）。他們中間一部分人爲了修持和傳教的需要，編輯了闡述大乘思想和實踐的經籍，最初爲般若系經典，以後又有《妙法蓮華經》、《維摩經》、《華嚴經》和《無量壽經》等出現。這些經典闡發了空、中道、實相、六度、菩薩道、多佛、叁乘分別和一心本淨等等思想。在上述種種經典思想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大乘兩個主要派別——中觀派、瑜伽行派。中觀派大概在2世紀才開始形成，創始人是龍樹，經提婆、羅睺羅跋陀羅傳至佛護和清辨時，因對中觀的理論有不同的解釋，分爲自續派和應成派。中觀派發揮了般若經中的思想，認爲修持最高的境界是空，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是一種相對的依存關系（緣合）和一種假借的要領或名相（假名），它本身沒有實體（無自性）。對于真正的佛教徒應該證悟上述空性的“真谛”，但是對于被無知（無明）覆蓋的凡夫仍應導以“俗谛”，即承認世界相對存在的真理。瑜伽行派興起于4～5世紀間，因強調瑜伽的修行方法並以瑜伽行總括全部佛教教義而得名，該派的理論奠基人是無著和世親，主要經論是《解深密經》、《瑜合伽師地論》、《唯識二十論》、《成唯識論》等。世親的繼承者有親勝和火辨兩家，較親勝稍後並發揮親勝學說的有德慧和安慧，以上稱爲無相唯識派；世親的另一繼承者是陳那，他是後期瑜伽行派的先驅。陳那的後繼者有護法和法稱，護法發展了世親和陳那的唯識學說，法稱發揮了陳那的因明學說。瑜伽行派認爲人所認識的一切現象都是由人們的認識主體即“識”所變現出來的，提出“萬法唯識”、“叁界唯心”。他們把識分爲叁類八識，而把第八識即阿賴耶識（藏識）看作是現象世界（現行）的根源（種子），個人所認識的一切現象都是由阿賴耶識所派生的（種子生現行），所以名之爲“所知依”。他們又把一切存在現象分爲“五位百法”。另外還闡揚五種姓說，認爲有一種“無種姓”的人，畢竟不能成佛。

　　北傳佛教之一。佛教傳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曆史。

　　初傳時期　　一般以日本欽明天皇13年（552）百濟的聖明王進獻佛像、經論、幡蓋和上表馬信佛法，爲佛教傳日之始。一說是繼體天皇16年（522），南梁司馬達等來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禮拜，爲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過，當時世人不知佛像爲何物，視爲異域之神未加崇奉。百濟的佛像傳入日本以後，在朝廷貴族之間，引起激烈的急診天皇乃依請求將佛像交給大臣蘇我宿祢稻目試行禮拜。稻目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後疫病流行，屢有死亡，大臣物部輿認爲是國神的譴責，奏將佛像投于難波（今大阪）的堀江，並燒毀供佛的殿堂。蘇我氏和物部氏之間的信仰之爭，實際上反映了皇室和蘇我氏爲代表的主張接受大陸政治製度和宗教文化，與以物部氏和大伴氏爲代表的貴州反對接受大陸政治文化的政治之爭。

　　聖德太子與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傳後40年，爲日本飛鳥時代的開始。聖德太子攝政，下诏傳播佛教，貴州大臣競造佛寺，從此佛教廣傳于日本。推古3年（594），高麗僧慧慈、百濟僧慧聰來到日本，說法于法興寺。聖德太子奉慧慈爲師，學習佛教。12年，聖德太子製定憲法17條，其第2條就是“笃敬叁寶”。由于聖德太子的弘揚，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傳，據推古3年統計，時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

　　大化改新　　聖德太子死後25年，日本發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國唐代文物製度，進行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權製度，完成了國家的統一。由于促進這個革新運動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爲國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學僧，故使佛教進入一個新時期。大化元年（645）大量濟大寺召集僧尼，頒布了興隆佛教的诏書，首次任命十師，並設置法頭檢查全國各寺僧尼，對于僧尼脫籍的寺院，都施給土地，天皇還資助建造寺院。

　　奈良時代（710～784）　　聖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間，奈良佛教極盛，有五大寺。天平13年（741），又敕建東大寺，並于諸國建國分寺，以東大寺爲總國分寺，統轄國分寺。

　　東大寺是聖武天皇發願，良辨僧都尊基，行基菩薩勸化，天竺婆羅門僧菩提仙那導師完成的。他們被稱爲東大寺的四聖。所鑄毗盧舍那佛，稱爲奈良大佛，是日本最大的佛像。中國唐代鑒真受請赴日傳戒，天平寶字3年（759）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寶字8年，又于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與東大寺相對。于是有了奔流奶七大寺。

　　南都六宗　　在飛鳥時代至奈良時代之間，直接和間接從中國傳入了六個佛教宗派或學派：即叁論宗、法相宗、俱舍學派、成實學派、華嚴宗和律宗，稱奈良六宗。後遷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稱爲南都六宗。

　　叁論宗以高麗僧慧灌爲初祖。慧灌曾入唐從嘉祥吉藏學叁論，推古天皇33年（624）赴日，把叁論傳入日本。慧灌門下，人材頗我，福亮爲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後回國進行講學，爲叁論宗第二傳。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廣學經典，回國後傳叁論爲學，爲叁論宗的第叁傳。成實學派在中國曾盛極一時，出了不少學者，但傳到日本卻未獨立成宗，被稱爲叁論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傳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4年（653）隨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與窺基同學，在唐7年，回國後住奈良元興寺，並巡曆各地，大弘法相唯識。文武天皇4年（700）寂于元興寺禅院，遺言火葬，爲日本實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後，智通、智達亦入唐，從玄奘，窺基師徒學法相宗。不久，智鳳、智鸾、智雄等，亦依敕入唐，從智周學唯識教義。以上叁傳，第一、二傳合稱爲南寺傳或元興寺傳，第叁會稱爲北寺傳或興福寺傳。時有行基者，曾受教于道昭學瑜伽和唯識；足迹遍及全國，廣建寺院，架橋修路，周濟貧民。天平17年（745），受任爲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還有玄昉，也曾入唐學法相18年，帶回大量藏經，被稱爲法相宗的第四傳。俱舍宗附屬于法相宗。

　　華嚴宗是因新羅僧審祥在日本開講《華嚴經》而成立，故審祥被奉爲華嚴宗初祖，以請他宣講《華嚴經》的良辨僧正爲第二祖。審祥初住大安寺，後任東大寺別當（住持），主持寺務和法務。其弟子相續，後受持此宗，並以東大寺爲華嚴宗本山。審祥的老師是中國華嚴宗的第叁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脈也間接傳自中國。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後傳入的宗派。開始有興福寺的榮睿與大安寺的普照，鑒于日本戒律不興，入唐求律，並敦請鑒真東渡。鑒真曾5次航行失敗，經過12年苦心精進，始到達日本，而榮睿則于途中病故。鑒真到日本後，先在東大寺佛殿前建築戒壇，爲天皇、皇後和皇太子等授菩薩戒，一時受戒的達400余人，繼于寺內建戒壇院，爲隨從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後在唐招提寺終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遺像，至今猶存，爲日本的國寶。

　　此時期的日本佛教除從中國引進外，本身沒有創新，但製度逐漸完備，從僧官的設置、僧位授與、僧侶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詳細規定。佛教被作爲鎮劾家的要法，與政治關系密切，僧侶待遇優厚。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稱爲“都市佛教”。但僧侶在朝廷的支持下，兼並土地，穢亂法門，出現了墮落的趨勢。

　　平安時代（784～1192）　　或稱平安朝。這一時期，日本仍不斷向唐朝派遣使節和留學生，學習進步的工藝、美術和宗教等，通過遣唐使傳入中國進步的評論經。其時日本天臺、真言二宗相繼創立。唐貞元二十年（804），最澄、空海奉敕隨遣唐使藤原葛野　　到中國求法。回國後，最澄在比睿山創立日本天臺宗，成爲以密的創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創立日本真言宗，後被稱爲“平安二宗”。

　　最澄、空海之後，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貴族之間，繼他們入唐學密的，東密除空海之外，有常曉、圓行、慧運、宗睿；臺密除最澄之外，有圓仁、圓珍。這八人被稱爲“八唐八家”。

　　神佛習合與新宗派的産生　　在平安時代，日本佛教中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要使本國固有的神祗崇拜，與外來的崇拜佛、菩薩相融合，即所謂“神佛習合”思想。在佛寺的境內可以建神社，在神社的境內也可以建佛寺，神號與佛號一致這種思想一直到明治維新時期提出“神佛分離”之說後才線路束。另一種是對教理深奧流傳于貴族中的天臺宗與真言宗贊美有示不滿。引起淨土思想漸次普及，以至後來産生了淨土宗、真宗、禅宗、日蓮宗等許多宗派。

　　中國晚唐時期，禅宗極盛，然尚未正式傳入日本。9世紀時，嵯峨帝皇後桔氏，笃信佛教，特別崇仰中國馬祖道一法嗣鹽官齊安的禅風，特派僧慧萼來華延請齊案。齊安推薦高足義空應請。義空率法弟道昉東渡，初住京都東寺。皇後時請入宮，詢問禅要，後創建檀林寺，被請爲開山，桔氏遂被稱爲檀林皇後。義空以當時日本天臺、真言二宗正盛，不立文字的禅宗不易推行，居日數年，借故離日回國。其後慧萼再度入唐，于五臺山請得觀音聖像，唐大中十二年（858），回國至普陀山洋面時，船不能進，因而上陸建寺，借奉觀音，普陀山遂爲中國佛教四大道場之一。此後，日本到中國有名高僧有芿然、成尋、俊芿等。　　然于太平興國八年（983）入宋，爲太宗召見，住太平興國寺。後曆訪各地巨刹和當時名僧。雍熙四年（987）回國，赝回床版大世故經和旃檀釋迦像（亦稱旃檀瑞像）至今猶存于京都嵯峨清涼寺。成尋于熙甯五年（1072）入宋，過長江時，曾受到金山寺寶覺務周的齋請。後于太平興國寺與日稱、天吉祥等參加譯經，賜號“善慧大師”。元豐四年（1081）示寂于開寶寺，敕葬天臺山。著有《參天臺五臺山記》、《觀心論注》等。俊芿于元豐元年入宋，曆遊兩浙名刹就四明景福寺了弘學戒律、松江超果寺宗印學天臺教義。南宋嘉定四年（1211）赍律部書327卷、天臺章疏716卷、華嚴章疏175卷及其他雜書共2000余卷回國。後爲京都泉誦寺開山，真言建示之祖。

　　這一時期的日本佛教，因受盛唐的影響，多在名山建立寺院，開創了日本的“山嶽佛教”。與政治的聯系也不如前代那樣密切，可以說從政教合一轉變爲政教並立。佛教的任務是祈禱國家平安。以後的日本佛教派別，不再單純是中國的佛教。最澄的天臺宗已是臺、密、禅、律的“四宗合一”、“圓密一致”。空海的《十住心論》對佛教本身來說是一種發展。

　　鐮倉時代至安土桃山時代（1192～1603）　　這一時期曆經南北朝時代（1333～1392）、室町時代（1392～1573），直至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爲止，除前代各宗延續外，又建立了淨土宗和禅宗，還産生了日本特有的淨土真宗、時宗及日蓮宗等派別。

　　淨土系宗派的勃興　　淨土思想早已傳入日本，但淨土宗卻是源空依中國唐代善導的《觀無量壽佛經疏》深信彌陀本願理論而創立。源空應藤原兼實之請，撰《選擇本願念佛集》，標榜“偏依善導”，專修念佛，建立淨土宗。他門下有聖淘鎮西派、證空的西山派、隆寬的長樂寺派、覺明的九品寺派和幸西的一念義派，合稱爲淨土五流。此外屬于淨土系的還有融通念佛宗和時宗，爲經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叁宗中之二宗。

　　自淨土宗分出的還有以親鸾爲宗祖的淨土真宗，亦稱“真宗”、“一向宗”。親鸾撰《教行信證文類》6卷，作爲創立淨土真宗的根本聖典。真宗以淨土叁部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爲依據，崇奉鳊的龍樹、世親以及中國的昙鸾、道綽、善導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自然數爲叁國七祖。親鸾寂滅後，其幼女覺信尼與親鸾之孫如信和散在各地的弟子相謀，于就都東山大谷親鸾墓旁建立佛閣，奉置親鸾的曩像，爲本願寺的起源，本願寺的住持，順序血脈相傳。到第11代以後，分爲東、西兩派加上興正寺派、佛光寺派、錦織寺派、毫攝寺派、專照寺派、證誠寺派、誠照寺派等，即爲現在真宗的10派。1948年北海道還成立有真宗北本願寺派等。目前真宗系共計有22個教團。

　　榮西與道元　　中國禅宗早由道昭、道睿、義空等傳人日本，然未獨立成爲宗派。後睿山的覺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到中國，從杭州靈隱寺佛海禅師慧遠受臨濟宗楊岐派法脈，四年後回國，是日本有臨濟禅之始。及榮西入宋回國，才開創日本臨濟宗。

　　榮西于乾道四年（1168）四月到中國，登天臺山巡禮聖迹。同年九月，攜帶天臺章疏30余部回國。淳熙十四年（1187）再度入宋，受傳佛心宗，時懷敞住持天童寺，又親侍左右，遂嗣其法，傳臨濟正宗法脈。紹熙二年（1191）回國，初于博多津開聖福寺，盛倡臨濟禅法。日建仁2年（1202），源賴家于京都建立建仁寺，請他爲開山。他爲提倡禅宗，著有《興禅護國論》3卷。後應源實朝之請，赴鐮倉創立壽福寺，開始傳禅法于關東，爲日本臨濟宗的開祖。中國宋代禅宗盛行，日本僧人入宋求法和中國禅僧前往日本傳禅的，絡繹不絕。古來日本稱禅宗爲24派。其中3派屬于曹洞，21派屬于臨濟。榮西滅後25年，圓爾辨圓入宋，于浙江徑山，得受無准師範禅法。五年後，蘭溪道隆赴日，大但教外之旨于鐮倉，北條時賴將軍大喜，倉立建長寺，請爲開山。弘安元年（1278）入寂。門下有24人，最有名的是南浦紹明。他入宋回國後，應北條貞時之請，繼主鐮倉建長寺。其後傳禅的，還有車明蔥日、東陵永玙、兀庵普甯、子元祖元、一山一甯、清拙正澄、大休正念等有名禅僧。

　　榮西來後，日本禅宗逐漸得勢，但多屬臨濟宗派。及道元入宋歸國，于嘉祯2年（1236）在山城京都極樂寺舊址，開堂進法，設立僧堂，賜寺額爲興聖寶林禅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

　　道元24歲時入宋。時曹洞宗如淨禅師主天童寺，道元從學叁年，嗣其法，爲洞山第14世正統。直宋紹定元年（1228）回國，初寓京都建仁寺，寬元2年（1244），被多野義重于越前（今福井縣）建大佛寺，被請爲開山，這就是現在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道元遂成爲日本曹洞宗的開祖。曹洞宗的信徒多爲地方農民，臨濟宗的多爲將軍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臨濟將軍”的俗諺。

　　五山文學與茶道花道　　禅宗自鐮倉時代傳入日本後，經吉野時代（亦稱南北朝）至室町時代的200余年間，由于朝野崇奉，不斷得到發展。臨濟宗14派的本山，幾科都在京都和鐮倉。當時模仿中國宋代禅宗五山十刹製度的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侶，致力于詩文的研究，形成了所謂五山文學。其後日本遣明的正副使節，多數爲五山僧侶所擔任。其中知名的有了庵桂悟和策彥周良等。此時禅守的思想、文學、美術、風俗、習慣等，對日本國民生活的影響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與書道等，均隨禅宗的發展而流行。

　　獨立發展的日蓮宗　　刻宗以創宗者日蓮的名字命名，與中國佛教無直接關系。日蓮認爲只有《妙法蓮華經》是正法。建長5年（1253），歸鄉訪親，4月28日登清澄山，向著海上初升的紅日，高唱《高無妙法蓮華經》10遍，爲日蓮宗創立之始。爲了宣揚自己的新教義，他對其他宗派進行了劇烈的批駁，因此叁度被流配。其教化方法有所謂“折伏”（惡逆的教化）和“攝受”（順信的教化）兩種。滅後由其門下的日昭、日朗、日興、日向、日頂、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遺骸于身延山，建久遠寺，即今日宗的總本山。著作有《守護國家論》、《立正安國論》等300余種。後來日蓮的弟子各分成許多派別。近代日本新興宗教的幾十個教團，有70%屬于日蓮系。

　　這一時期，各派都采取否定現實的態度，厭惡穢土，欣求淨土或耽于禅，教義和規則都較簡單，具有“平民化”的特點。這些新派別還與日本15～16世紀的農民起義有關系。如1488年加賀國（今石川縣）地區爆發的真宗農民起義、1563年通用州一向宗起義、1570年伊勢長島真宗僧徒起義等。而加賀國地區的真宗農民起義氣勝利，使其後百年間加圓國的管理權掌握在真宗教徒手中，由農村上層、僧侶和農民代表組成領導機構。末期，由于儒學影響的擴大，佛教的影響逐漸縮小。

　　德川時代（1603～1867）　　儒學特別是朱子學取代了佛教，成爲德川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佛教的影響進一步縮小。當時京都佛教雖趨衰落，但關東地區（指箱根以東的關東八州，即今東京橫濱地方）的佛教漸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鎖國政策，同時訂立各方面的製度。對于佛教，自寺院的等級，僧階的高下，乃至僧侶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規製。先定皇室的佛教製度，明示“門迹”、“院家”以下的級別。門迹有“宮門迹”、“攝家門迹”及“准門迹”之別，訂立晉級的法規，禁止僧位、僧官的濫授。劃定區域，一寺一皆令有所隸屬。以總本山轄大本山，以大本山統攝其所屬各寺。如淨土宗以東京增上寺爲本山統轄關東諸寺；天臺宗以日光門主統轄一宗：真宗東、西兩派的別院各設“輪番”（別院輪流住職之稱）等。這些製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應遵守的法規，修行的階段，僧階的晉級，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備，一直維持到明治維新以前。

　　日本禅宗自鐮倉時代以來，自臨濟與曹洞兩宗平分天下。到了德川時代，由于鎖國政策，只留長崎一港與外國通商。當時中日貿易商舶往來頻繁。居住在長崎的華僑，先後開創了分紫山福濟寺（漳州寺）、東明山興福寺（南京寺）和聖壽山崇福寺（福州寺），即所謂叁唐寺。叁唐寺的住持，均從中國請去。最初有明僧真圓、覺海、超然、逸然等。後有福州黃檗山萬福寺，在臨濟曹洞之外，另立黃檗一宗，成爲日本禅宗叁派之一。

　　明治維新後　　日本起資産階級改革運動，提出王下筆昨古、“神佛分離”和“廢佛毀釋”。首先命令門迹親王複飾（還俗），廢止宮廷的佛教儀式，排除神社內的佛像，廢止供于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侶參加神道儀式，禁止“神佛混淆”，頒布所謂“神佛判然”的法令。從而日本各地發生了燒棄佛像佛畫、破壞寺廟堂塔、命令僧尼還俗、把寺院改作醫院和學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許可僧侶帶妻食肉和蓄發，同時又命僧侶于治名上加姓，于是某些寺院的僧侶便公開娶妻食肉。佛教僧徒爲適應新的形勢，興辦各種社會事業，派遣僧侶出國考察和留學，創辦學校，培植人材，並開始向國外傳播佛教及事臨獄的教化等。明治22年，日本政府頒布憲法，允許信教自由，各宗競相興辦大學或專門學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時于各大學設佛教講座，一時佛教雖有複蘇的迹象，但總的趨勢是影響越來越小。自明治維新以後的60年間，日本的佛教形成了13宗56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945年12月15日占領軍頒發了《神道指令》，日本開始實行信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原由國家頒布的《宗教團體法》于同年12月18撤銷，同時公布了《宗教法人令》。過去依據《宗教團體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統合爲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後，又各分派獨立，成爲270個教團。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隸屬和脫離所屬的宗派是被允許的，從而使寺院之間的隸屬關系松弛。

　　戰後新興宗教有顯著發展。據統計，日本大約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參加新興教團，其中70%屬于日蓮系。主要有：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妙智會、靈友會、佛所護念會、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團、解脫地、真如苑等。此中除天臺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團和真言系的解脫會外：其余創價學會等均屬于日蓮系。這些新興教團，多與政治活動發生聯系。

　　新興教團開始産生于戰前，戰後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認。由于傳統佛教考慮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對于現實總是不很關心。新興教團所關心的不是死後，而是要實現天國于地上。如創價學會就主張把“真善美”，改爲“利善美”，換“真”爲“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實現。這種思想比較適合時代潮流和日本國內形勢，故新興教團不斷得到發展。到目前爲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現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學20余所。還有許多學會、研究團體，專門從事佛教的研究。各宗還派遣傳教師到歐美各國建立別院，進行佛教宣傳。（林子青）

”morality　　consisting　　in　　the　　wise　　use　　of　　the　　monk”s　　requisities”;　　s.　　si^la　　(4).

　　the　　”analytical　　knowledge　　of　　ready　　wit”:　　s.　　patisambhida^.

　　部派佛教　　在佛陀逝世的100年後，佛教內部由于對戒律和教義看法的不同，開始分裂。先後形成了許多部派。最初分爲大衆部和上座部，這被稱爲根本二部，以後又從兩個根本部中分裂爲十八部或二十部，稱爲枝末部派。部派佛教爭論的主要總是诃梨跋摩在《成實論》中曾概括爲“十論”，即二世有無？一切有無？中陰（輪回的主體）有無？頓悟或漸悟？羅漢是否有退？隨眠（煩惱）與心是否相應？未受根業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數？在無人我（靈魂）等。對于這些問題各個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認爲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應是阿羅漢果，阿羅漢果與佛果位相同，他們把一切現實存在分爲色法（物質存在形式）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種”（地、水、風、火四元素）及所造色（長、短、大、小、方、圓等形象和青、黃、赤、白等顯色以及其他感官對象），心法有八十九種，並作了詳細的分析。上座部後來又分爲根本上座部和說一切有部。前者流傳于雪山即喜馬拉雅山麓，後者流傳于克什米爾地區。說一切有部後來分出犢子部，犢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繼又分出化地部、經量部等共十一部，說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征是重視叁藏中的論藏，也就是著重對佛教理論問題的闡述。在1世紀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統治時，曾舉行大規模的結集，編纂了《大毗婆沙論》、《發智論》和六足論等龐大的論書，主張“法有我無”、“叁世實有”和“法體恒有”；經量部約成立于3世紀末，是最晚從說一切有部分出來的，主張“過去未來無本，現在實有”。佛陀以蘊、處、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區別實有和假有。說一切有部主張蘊、處、界都是實有。經量部則主張蘊、處是假有，界是實有，這意思是說外界一切的事物或主客觀的存在形式（蘊）以及人們的認識器官和對象（處）都是一種虛假或唯名的實在，它們不過是人們認識中的感覺材料，只有人們的認識的根源（界）才是真實的存在（實有）。大衆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別提倡“一心相續說”和“心性本淨說”。部派佛教後來向大乘發展，從大衆部向中觀派（空宗）發展，從上座部向經量部發展，進而向瑜伽行派（有宗）發展。

　　尼泊爾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區之一。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即誕生于迦毗羅衛的藍毗尼（今尼泊爾南部提勻拉科附近的洛明達）。

　　初期傳播　　相傳在公元前520年左右，釋迦牟尼曾率領弟子在尼泊爾谷地傳播佛法。公元前265年，鳊孔雀王朝阿育王曾帶他的女兒恰魯瑪蒂到藍毗尼園朝拜，並樹立了“尼加裏瓦”石柱，並在帕坦城修建了“畢波羅瓦”佛塔。他把女兒嫁給了當地王族中一個名叫提婆波羅的人。恰魯瑪蒂在尼泊爾修建了一座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寺院。此外，還派印度僧人末示摩和迦薩帕嘎陀等人去尼泊爾宣傳佛法。梨車毗王朝建立後，尼泊爾一直是佛教徒朝聖的中心。在公元後的最初幾個世紀中，一直盛行佛教說一切有部。大乘佛教興起後，瑜伽行派的理論奠基人世親到過尼泊爾並在那裏傳播佛法。

　　佛教與印並教並行時期　　5世紀梨車毗五朝摩納提婆統治時期，印度教在尼泊爾得到了發展，摩納提婆雖然是一個毗濕奴的崇信者，但也尊重佛教，在各地修建一些佛寺和佛塔。中國高僧法顯在405年去迦毗羅衛瞻爺佛陀出生地，並將所見記錄在《佛國記》中。與法顯訪尼的同時，尼泊爾的一位出身于佛陀同族的僧人佛陀跋陀羅應中國僧人智嚴的邀請，大約于東晉義熙二年（406）到達中國長安弘傳禅學。他譯出《華嚴經》、《摩诃僧祇律》等15部，117卷。從佛陀跋陀羅的譯經中可證當時大乘佛教根本教理之一的菩薩行在尼泊爾已很流行。

　　尼泊爾佛教在梨車毗王朝盎輸伐摩王的支持下取得了顯著進展。興建的一些巨大的佛教建築，當時出使尼泊爾的中國使節王玄策曾備加贊賞。盎輸伐摩王把他的女兒尺尊公主嫁給吐蕃贊普松贊幹布。她赴藏時攜攜牟尼八歲等身像和其他佛教文物，從此溝通了從印度經加德滿都、拉薩到長安的通道。從這個時候起，藏地開始了翻譯梵文佛經的工作，參與翻譯的有尼泊爾的屍羅曼殊、香達等。唐貞觀七年（633），中國高僧玄奘瞻拜了迦毗羅衛和臘伐尼林。他在《大唐西域記》中寫道：“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余裏，空城十數，荒蕪已甚……伽藍天祠，接堵邊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新羅僧人慧超距玄奘訪尼90年後也到過迦毗羅衛。據同時代的濕婆提婆二世在725和749年所立的碑銘中記載，濕婆提婆曾興建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佛寺——濕婆提婆寺，並在寺中創立了雅利安比丘僧伽。碑銘中還提到當時的其他著名寺院如曼納提婆寺、伽羅屈哩伽寺、閻摩寺等。這些寺院是尼泊爾佛教活動的吣並與中國藏地和其他北傳佛教國家有著宗教上的聯系。在這個時期，中國僧人玄照、道希、道方、道生、末底僧诃、弱會、悟空，新羅僧人玄太、玄恪等在往返印印度時都路經尼泊爾；道生、末底僧诃和玄會死于尼泊爾。在梨車毗幾個後王統治時期，佛教與印度教和睦共處，並行不悖。

　　佛教與印度教混同時期　　8世紀末9世紀初，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教經過商羯羅的改革後，出現了複興運動，這也推動了尼泊爾印度教的發展。據尼泊爾史料記載，商羯羅在晚年曾訪問過尼泊爾，他用壓迫佛教的手段大力推行印度教。佛教雖然受到沈重的打擊，但在尼泊爾谷地和東北山區仍在流傳。嗣後幾個世紀，由于佛教和印度教的融合，出現了混合的密教或“新佛教”。印度密教中的主要派別——真言乘、金剛乘、易行乘和時輪乘幾乎在尼泊爾都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尼泊爾是印度易行乘悉地師（成就師）崇拜流行最早的地區之一，這個派別宣傳即身成佛的大乘思想，贊頌《多诃俱舍》在尼泊爾佛教徒中成爲日常的行事之一。印度教和佛教密宗的思想和實踐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它們的界線很難劃清；在鳊教的神殿中常常可以見到佛教的菩薩、佛像，在佛教的寺高中也可見到印度教的神祗。兩種宗教徒常常崇拜共同的對象，舉行共同的祭祀儀式，並有共同的節日。這種混同的形式自中世紀直至現代一直頗爲流行。同時，在佛教中也出現了象印度教一樣的種姓製度。在佛教的僧伽中分爲朱古巴（僧侶）、班達耶（佛教僧侶的後裔）、瓦吉拉恰利耶（高級僧侶、密教師）和烏陀莎（商人、金銀匠、畫匠等出身的僧侶）。在一般佛教徒中也分成若幹種姓和亞種姓，從事各種不同的職業。

　　印度和西藏的影響　　尼泊爾佛教密宗的廣泛傳播和印度，西藏僧侶的定居、訪問有著密切的關系。藏傳佛教的形成和傳播，反過來又推動了尼泊爾佛教的發展。743年印計劃處在續中觀派的一些著名理論家應赤松德贊之請，赴藏傳播佛法。寂護去藏前曾在尼泊爾停留6年，他在尼泊爾傳播唯識論，並爲斯瓦揚布寺（自體放光寺）的創建奠定了基礎。印度密宗大師蓮花生在入藏前也在尼泊爾逗留過四年。他向尼泊爾、藏傳佛教僧侶學習了密法，並在坎提普爾（今加德滿都）的東北地區建立了宣傳密法的佛陀納特寺。寂護的弟子蓮花戒在762年路經尼泊爾時，曾受到斯瓦揚布寺和佛陀納特寺僧衆的歡迎。阿底峽在1041年訪問尼泊爾時曾在加德滿都谷地和尼西波爾帕平原弘傳時輪教，並在坎提普爾建立了上初寺。藏傳佛教噶舉派的理論奠基人瑪爾巴和弟子米拉日巴、噶當派的著名譯師俄·羅丹喜饒都曾在尼泊爾學習和弘傳佛教。密教大師達摩·屍伐密還在尼泊爾住了9年。11～13世紀穆斯林侵入孟加拉和比哈爾，印度著名的超戒佛教大學等遭到破壞後，大批佛教徒攜帶經卷和文物到尼泊爾和西藏避難，因此，佛教的大批典籍和手稿得以保存。由于大批印度佛教徒的湧入，促進了尼泊爾佛教的繁榮。11世紀中葉至15世紀初，藏傳佛教的很多宗派形成後，如薩迦派、甯瑪派和噶舉派中的噶瑪派等也先後相繼傳入尼泊爾，有的至今仍有影響。

　　佛學理論的建樹　　11世紀後，尼泊爾在佛學理論方面有新的建樹，逐漸形成了四個哲學派別及其分支：①斯伐跋維迦（自性派）。強調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其自性，這種自性有時表現爲展開的，有時表現爲非展開或潛在的；②阿屍伐哩迦（自天派）。信仰沒有他力的、無限而至善的神；③伽爾彌迦（業因派）。主張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是由于無明所作的努力；④耶多哩伽（修行派）。相信人們智慧的力量和自由意志。這些哲學思潮明顯地是在印度教和佛教影響下，繼承了西藏和印度的佛學思想而創立的。

　　現狀　　目前印度教雖然是尼泊爾的國教，但政府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近幾十年來，除傳統的佛教得以繼續發展外，又引入了南傳佛教。1944年尼泊爾僧人達摩邏迦、甘露喜和釋迦以陀在印度鹿野苑和加德滿都的舍利伽寺創建了佛教複興會，專門從事南方上座部的宣傳工作，在尼泊爾新建南傳形式的楞伽寺，翻譯和出版了一些巴利語佛經和研究菱。1954年尼泊爾佛教代表團參加了在緬甸召開的第六次佛教結集。最近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下，從事佛陀誕生地藍毗尼園的修複工作。

　　根據20世紀80年代初的統計，尼泊爾有佛教徒867000人，約占全國人口的6.1%，大都集中于尼泊爾的東北部和中部，東北山區的佛教徒大部分信奉藏傳佛教。由于和中國西藏的宗教聯系十分密切，1956年中尼兩國政府曾簽訂協定，爲兩佛教徒往來和朝聖提供方便。（黃心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