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佛教国际组织。又称世界佛教友谊会、世界佛教徒会议。简称世佛友谊会、世佛联、世佛友。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学者马拉拉西克拉所倡建。一九五○年五月于锡兰可伦坡举行第一届大会，共二十九个国家与地区之代表出席，宗旨为普及佛陀之教义，促进佛教徒之联合等，并经会议决定以公历五月月圆日为佛诞节（南传），选举马拉拉西克拉为主席，发行会刊，称世佛联评论。总部初设锡兰可伦坡。一九五二年于日本召开第二届大会，决定以六色旗作为世界佛教教旗。一九五八年迁缅甸仰光。一九六九年四月决定永设于泰国曼谷。
该会自成立迄今，先后召开十五次大会，即锡兰之坎底与可伦坡（1950）、日本东京及京都（1952）、缅甸仰光（1954）、尼泊尔加德满都（1956）、泰国曼谷（1958）、柬埔寨（今高棉）金边（1961）、印度新德里（1964）、泰国清迈（1966）、马来西亚吉隆坡与槟城（1969）、锡兰可伦坡（1972）、泰国曼谷（1976）、日本东京及京都（1978）、泰国曼谷及清迈（1980），第十四届大会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于锡兰可伦坡举行。第十五届大会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于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大会每隔两年或三年召开一次，其成员称为地区中心，至目前为止，共有三十四个国家与地区加盟，凡七十一个地区中心。我国目前亦为该会会员国之一，惟于第三（1954）、第四（1956）、第五（1958）、第六（1961）、第十（1972）、等届，皆因政治关系而未派代表前往参加大会。
如瑜伽十四卷七页至十二页广说。 - 朱芾煌
如瑜伽十四卷十三页至十七页广说。 - 朱芾煌
凡一○○册。张曼涛主编。大乘文化出版社刊于民国六十五年（1976）。乃汇集民国以来六十余年间，佛教研究之各家论述而成。内含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大藏经研究汇编、唯识学的发展与传承、中国佛教史论集、佛教人物史话、佛教逻辑与辩证法、佛教哲学思想论集等数十种，共分十辑。集民国以来佛教论文之大成。
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西元前三世纪至西元前后）之佛教艺术。今日残存之遗迹有阿育王之摩崖石刻及石柱之雕刻等。当时所立石柱现存十处，其中以藏于鹿野苑博物馆之狮子柱头为最著名，柱头高七尺，上部雕四只狮子，狮下为一鼓，鼓边有浮雕之狮、马、象、牛四兽，神态生动，琢磨光滑，居世界艺术史上重要地位。
当时并建有许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塔外围以雕有浮雕之石栏，今存者以北印度山琦（Sa^nchi^）大塔较完整，包括三座塔及祠堂、僧院等，各塔门均刻有佛本生及佛传故事；菩提伽耶（梵Buddhagaya^ ）大塔近代已重建，但外绕之石栏仍为古代雕刻之旧物；另一大塔在巴赫特（Bha^rhut），除东部塔门外，已残毁，其残余石栏今藏于加尔各答之印度博物馆。熏迦王朝（梵S/un%ga ，187B.C.～75B.C.）时，更将早期巴雅、贝德萨、巴赫特、山琦等地之佛教艺术推展至更高境界，主要表现于塔、寺及窟殿中。由于当时佛教徒认为佛陀乃超人化者，无法具体表现其容貌，故凡代表佛者，均无具体形象，而以塔、菩提树、佛座、法轮、佛足迹、佛发及其他如佛钵、佛衣、三宝标志等图像象征之，如以象、莲花象征佛诞生，马象征
出家，佛座象征降魔，菩提树象征成道，法轮象征说法，塔婆象征涅槃等，而形成此一时期佛教艺术之特色。
（JapaneseAssociation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术界为适应国际思想文化学术之交流，而成立“日本学术会议”。此学术会议由人文（(1)文、史、哲、教、心）、社会（(2)法、(3)经）、自然（(4)理、(5)工、(6)农、(7)医）等七部分构成。首先展开学会活动之“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即属于七部中之第一部，即“文学、哲学、史学学会连合”之全国学会连合体。
西元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日本印度学及佛教学研究学者宫本正尊、金仓圆照、山口益、水野弘元、结城令闻、花山信胜、平川彰、阪本幸男、西义雄、干潟龙祥、■直四郎、长井真琴、儿玉达童等，于东京大学山上会议所，创立“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总会，审议会章，选举会员，并网罗日本全国著名的国立大学、佛教各宗立大学、私立大学之专门学者，从事学术研究。
西元一九五二年七月，会员所发表之论文编印成册，刊行学会志，并定名为“印度学佛教研究”，每年发行二册。最初发行时为七百部，至今则已超过三千册。此刊物除会员本身得以持有外，并捐赠于海外著名学者、大学、研究所、图书馆。该学会之特色，即是每年由某一公、私立大学主持召开一年一度之学术大会。其会员总数现有一千余名。事务所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梵文学研究室，理事长一名，从创立迄今，先后由宫本正尊、平川彰担任。
民国初年汤用彤着。为民国以来有关我国佛教史实之著述。计分二十章，内容起自佛教之初传入，以迄南北朝末期佛教传播情形。本书之写法，考据与义理并重，一般史实与教义发展之叙述皆甚精详，故颇为学界所重。坊间有商务版及鼎文版。
简称“马佛青”。系马来西亚全国佛教青年之领导机构。共由一七○个会员团体组成，成立于一九七○年七月。成立以来，积极推动国际佛教青年运动，为世界佛教青年会主要会员之一。
其最高决策机构为全国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中选出全国理事会以推动会务，例如成立弘法、教育、文化、国际事务、领导人才训练等委员会，分别推展各种活动。此外，各州亦成立州联络委员会，负责协调州内之团体，推动州内之活动，为沟通全国理事会与会员团体间之桥梁。
马佛青营办多元化之活动，除定期佛学讲座、定期巡回弘法团、弘法人员讲习会、佛青训练营、高级佛学研究班、领导人才训练课程、儿童教学训练班、静修会等之外，亦常举办短期出家法会、万缘法会、精进佛七、在家五戒菩萨戒法会等。同时亦设立翻译局、考试委员会、佛教视听图书馆、佛青文化服务处、印经会、中英文版佛教文摘及佛教青年基金会等。此外又经常开办多项专题研讨会，唤醒华人社会关心佛教，主办展览会，推动佛教文化，推动千人捐血、捐眼角膜运动，发起救济高棉难民、非洲饥民等运动。
西藏名Dam pah!i chos kyi h!khor losbsgyur ba rnams kyi byun% bagsal bar byed pa mkhas pah!idgah! ston 。又作佛教史（学者之宴）、罗拉格佛教史（藏Lho brag chosbyun% ）。收于百藏（梵S/atapit!aka ）卷四。系叙述转正法轮者之史实。为西藏迦尔玛派活佛帕欧朱格拉格丹瓦（藏Dpah! bo gtsug lag phren%ba, 1504～1566）所撰，完成于一五四五至一五六三年间。
全书内容分五部分：(一)世间概说。(二)印度部分，又分：(1)佛传，(2)结集，(3)佛像缘起，(4)印度王统。以上皆为短篇。(三)西藏部分，又分：(1)观世音菩萨以西藏为化地之因缘，(2)吐蕃王统记，(3)戒律史，(4)贤智者、译经师傅，(5)密咒古派史，(6)迦当派史，(7)迦尔居派概史，(8)迦尔玛派史，(9)地康派史，(10)萨迦派、希解派等派史。(四)和阗、中国、西夏、蒙古等地之王统历史。(五)西天祖师传及“五明”史等，五明史之三并述及时轮怛特罗之由来。以上多属长篇。
上记之中，迦尔玛派史部分为帕欧之力作，系上承希度（藏Si tu choskyi h!byun% gnas, 1699～1774）与贝洛（藏h!be lo tshe dban% kun khyab ）二人所撰之“迦尔玛派祖师传集最胜宝水晶王之念珠”（藏Bsgrubbrgyud karma kam tshan% brgyud pa rin po cheh!i rnam parthar pa rab h!byams nor bu zlaba chu s/el gyi phren% ba ）一书，续作补述而成。本书为研究西藏佛教额尔德派与迦尔玛派，两派第一期对立抗争时之重要文献。又由于本书之撰述、开版，受到罗拉格地方人士之协助，故又称罗拉格佛教史。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这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历 史
起源 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智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
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演变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场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来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技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在部的主要差别是：①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未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法、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②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③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
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辩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
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尊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著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著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传播 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佛教向斯里兰卡传播，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摩哂陀去斯里兰卡传授上座部佛教。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出现了两个佛教派别：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3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在无畏山寺派中又分出了南寺派。5世纪初，觉音用巴利语对南传三藏进行了整理和注释，确立了上座部教义的完整体系。大寺派被认为是南传佛教的正统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都承受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法统。12世纪以后，由于外族和殖民主义者的侵入，斯里兰卡佛教曾两度受到破坏，后再由缅甸和泰国重新传入。
上座部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约在4~5世纪。11世纪中叶，薄甘王朝的阿奴律陀王，建立缅甸最早的统一封建王朝，曾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以后历代王朝都保护佛教，建立了大量雄伟华丽的佛塔，如18世纪所建仰光大金塔等。
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约在12世纪左右。13世纪，泰国素可泰王朝宣布奉佛教为国教。18世纪曼谷王朝诸王都笃信佛教。19世纪中叶以后，拉玛四世对佛教进行改革，形成新旧两派，绵延至今。1919~1927年刊行了全部三藏注释及藏外典籍。泰国目前是东南亚佛教兴盛的国家，被称为“僧侣之国”。
5~6世纪时，佛教传入扶南（早期柬埔寨），当时大小乘兼传。6世纪扶南改称为真腊，宗教信仰为大小乘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存在，这明显地反映在宗教仪式和9~12世纪吴哥城的许多宫殿建筑上。14世纪中叶后，柬埔寨沦为泰国的属国上座部佛教随之传入。以后，老挝又从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
从5世纪起，佛教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巴厘等地。据中国高僧义净的记述，7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诸岛小乘佛教盛行，以后诸王朝都信仰大乘佛教与印度教；至15世纪伊斯兰教开始盛行。
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俄国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
大约在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在4~5世纪时获得广泛传播。10~14世纪，越南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泰国和缅甸佛教对越南佛教也产生影响。
4世纪后半叶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由中国传入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后禅宗尤为兴盛。14世纪末刊行了《高丽藏》。14世纪李氏王朝虽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政策，但朝鲜佛教仍然有所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复兴。
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此后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要求全体臣民“皈依三宝”。从中国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僧，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12世纪以后，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在印度阿育王时传至叙利亚、埃及等国的佛教，以后又传到非洲一些地区，但影响不大。
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佛教先后传入欧洲和北美。1906年英国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欧洲佛教徒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以后英、法、德、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都有佛教僧团和研究机构。佛教传入美国后，又北传加拿大，南传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国。
目前佛教已传播到世界各大洲。但主要仍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这个地区的佛教信徒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信徒。
派 系
传教传播到每一个地区以后，由于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形式和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形成许多宗派。
中国：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见中国佛教）。
日本：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临济、曹洞、黄檗）、日莲宗等；现代尚有属于日莲系的新兴宗派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见日本佛教）。
朝鲜：有曹溪宗、涅槃宗、太古宗和圆佛教等（见朝鲜佛教）。
斯里兰卡：早期有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祗多林寺派；现代有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罗曼那派等三大派（见斯里兰卡佛教）。
越南：有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了观禅派和禅净合一的莲宗派等（见越南佛教）。
缅甸：早期有僧伽罗僧伽派、末罗姆摩僧伽派、偏袒派、全缠派、现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
泰国、柬埔寨、老挝：主要佛教宗派有法相应部和大部派。
教 义 与 经 典
基本教义 原始佛教的主要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公历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陆续出现一批阐发大乘思想的经典，在理论上发挥了空、中道、实相、六度的学说，对教义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有无住涅槃、缘起性空和唯识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上有许多创新。主要的有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以及顿悟、十玄、六相和三观等。
经典 佛教典籍分为经、律、论三藏。“藏”（Pitaka）的原意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含义，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是释迦本人所说的教义；律是佛陀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尚有一部分佛教僧侣、学者对三藏所作的注疏、撰述，称为“藏外典籍”。三藏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称“大藏经”。
大藏经按语系划分，一般认为有三大系统：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梵文经典只有少量残存于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近年来，中国新疆和克什米尔又发现了一些，主要是大乘经典。
巴利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泰国和中国云南的傣、布朗和德昂等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上座部佛教的经典，现存的最完善版本巴利语大藏经，是1954~1956年间缅甸政府召集的第六次结集时勘定的。另外，这个体系也包括用僧伽罗全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等译出的佛典。
汉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中国汉族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主要内容为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律、论和中国、朝鲜等国僧人的撰述。汉语系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译出的，一部分是从巴利语或西域语言（胡语）译出的，版本甚多。第一次刻本是宋开宝四年（971）所刻的《开宝藏》。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各代，有22种刻本和排印本，另外朝鲜和日本也刊行多种。据《开元释教录》载，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经、律、论的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330部，1762卷。又据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载入藏经典为1532部，5814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932）共收3493部，13520卷。目前中国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拟收23000卷，从1984年起已陆续出版发行。
藏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中国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内容分为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丹珠尔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有关著作。藏文大藏经自1313~1939年，各地共刻出11种不同的版本。
另有从汉语或藏语转译的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和西夏文大藏经。
僧 伽 制 度
出家僧尼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及传统习惯。相传释迦牟尼成道后，到鹿野苑为 陈如等五人三转四谛法轮，同时始建僧团。但此时还未制戒，还没有传戒所规定的僧数。根据《毗奈耶》卷一所述，释迦“证觉”后第13年有苏阵那犯过，始与诸比丘结戒，创制波罗夷（意译为弃，即弃于佛法之外）不共住戒法。以后比丘越来越多，犯过失的也随之增多，于是陆续制定相应的禁戒，逐渐形成系统而完备的律制。佛教分成上座、大众两个部派以后，南传佛教奉行上座部律，至今不衰。由于对律制的理解和奉行渐有差异，因而各国佛教又分成若干派别，僧伽除了有共同遵奉的戒律外，还有适应本国情况的僧团制度。有的国家还设有管理全国僧伽事务的僧王、僧议会和僧内阁或大长老会等。三国魏嘉平年间，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戒本传入中国，北传佛教僧众当时奉为准绳。后律典翻译渐多，从东晋到宋、齐、梁时代，中国僧众主要奉行说一切有部《十诵律》。后因提倡法藏部《四分律》的人增多，唐道宣便依据《四分律》建立律宗。此后汉族地区僧众一直奉行此律。
中国藏、蒙等地区佛教都奉行说一切有部律，有些寺庙还订立清规。如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都有自家的清规，它们设有“堪布”（相当于汉地丛林的“住持”）、“翁则”（负责食欲念诵修持，相当于汉地丛林的“维那”）、“格贵”（蒙族佛教叫“格斯贵”，俗称“铁棒喇嘛”，监察僧众勤惰，相当于汉地丛林的“僧值”）、“涅巴”（管家，职掌库房财务等）、“强佐”（管理扎仓行政事务和财产）等职分司各事。
中国傣族等地区巴利语系佛教的最高领袖称“松迪阿伽摩尼”，寺院住持称“都龙”，奉行的律部和僧制与南传缅甸上座部佛教大同小异。
日本佛教的律制主要是中国唐代鉴真传去的，也是《四分律》。后来有些寺院又传中国寺院的清规。日本佛教管辖一宗一派的首领一般称“管长”，但有些宗派如天台宗称“座主”，西本愿寺派称“门主”，大谷派称“法主”等。天台、真言、禅、净等各宗各派也都各有自家的规制。
佛事仪式与节日
佛事仪式 原是释迦时代所行的示教活动，传到中国后演变为应赴社会的经忏、佛事等一套固定仪式。主要有忏法、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焰口等。藏族地区的佛事仪式，其诵经说法、传召大会等显宗法事与汉族地区佛教基本相同。另外还有密宗的传法灌顶和修法等仪式。傣族地区佛事仪式则或多或少带有当地居民固有的鬼神崇拜和精灵活崇拜等的痕迹。
主要节日 有佛诞节（亦称浴佛节）、成道节（亦称佛成道日、腊八节）、涅槃节、观音节（中国汉族地区于农历二、六、九三个月的十九日为纪念观音的节日）、世界佛陀节（亦称维莎迦节，即南传佛教将释迦的诞生、成道、涅槃并在一起纪念的节日）、驱鬼节和跳神节（藏族地区佛教节日）、泼水节（傣族佛教节日）、佛牙节（斯里兰卡的佛教节日）等。有些节日已成为民俗。
文 化 艺 术
佛教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主要用于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随着佛教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向世界各地，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它们民族文的组成部分。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美术 包括佛教绘画、雕刻、塑像等。古印度阿育王时代所立石柱，柱顶有狮子、象、牛、马、宝轮等雕刻，庄严华美。当时还建有许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外绕石栏，镌刻浮雕图案。在巴雅、贝德萨、巴尔胡特、桑奇等地，早期佛教的建筑、雕刻达到很高的水平。犍陀罗佛教艺术汲取古希腊、罗马艺术精华，创造出释迦牟尼的各种形象，颇具特色。埃罗拉阿旃陀石窟的艺术一直脍炙人口，是印度引为骄傲的“艺术之宫”。以上这些佛教艺术，对亚洲各国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佛教艺术，先是仿效印度，后来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初期在丝绸之路上，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受印度佛教美术影响较多，但同一题材，其内容和表现方法已有所不同。梁代张僧繇的佛画，创立了“张家样”；北齐曹仲达的佛画，创立了“曹家样”。曹画的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他所创造的风格，后人胃之“曹衣出水”。到了隋唐地代，佛教美术已经中国化。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画了300多幅佛画，人物奋袂，衣裙飞舞飘动，富有运动感，后人称为“吴带当风”。敦粕莫高窟等唐代壁画，是中国佛教学术的代表。在雕塑方面，北魏至隋唐，创造了规模巨大的石窟，以云冈、龙门的石刻为代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敦煌与麦积山的唐代彩塑，更具中国特色。宋元以后，佛寺盛行泥塑佛像，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藏传佛教美术，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独具风格。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都带有西藏地方特色。青海塔尔寺以各色酥油制作的酥油花，更是一种特殊佛教美术作品。
音乐 有梵呗、佛曲等形式。梵呗亦叫赞呗，是以短偈形式赞颂佛、菩萨之颂歌，起源于古印度。相传三国魏陈思王曹植曾作梵呗六契（章），即后世后传《鱼山梵》。梵呗主要用一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后世形成为朝幕课诵）和道场忏法等，谓之“三启式”。隋唐前流行的梵呗有《如来呗》、《云何呗》等。近世禅林流行的梵呗尚有“四大祝延”、“八大赞”等，但已通称为唱念。佛曲，即将佛经配上乐谱进行讽咏。相传7世纪时，即有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送给中国佛曲10种，并派来乐工32人。至唐代，佛曲已相当普遍。当时每唱佛曲，常配以笙笛。今只用点板，配以铛、铪等敲唱。在敦煌杂曲中还保留有一部分佛曲作品。佛教的古音乐对日本“雅乐”的韵律也有重要影响。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另式扩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
全一册。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编。分研究方法论、语学、典籍、古文书等十九项，收录真宗学及昭和六年（1931）一月至三十年十二月发表之与佛教学有关之论文题目，为昭和六年七月龙谷大学图书馆所刊行同名目录之续编。所收学术杂志凡一一四○余种，论文题目多达二万七千之数，为佛教学研究者了解学界动向不可或缺之工具书。昭和四十七年五月刊行其续编。
北传佛教之一。4世纪后期由中国传入。其传播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三国时期 最初传入佛教的是三国鼎立时代的高句丽（朝鲜北部）。据《海东高僧传》卷一载，高句丽小兽林王（高邱夫）二年（372），中国前秦苻坚遣使者及僧顺道送去佛像和佛经。两年后，又有东晋僧阿道赴高句丽。五年（375），小兽林王为阿道建伊弗兰寺，又立省门寺供顺道居住，是为佛教输入朝鲜之始。百济（朝鲜西南部）在枕流王元年（384）开始迎接来自中国的东晋梵僧摩罗难陀，翌年于汉山州创建佛寺，并使平民10人从他为僧。新罗（朝鲜东南部）的佛教是在纳祗王时（417～457）由高句丽传入的，起初受到抵制，到法兴王十五年（528）才正式流传。
迨6世纪，佛教已广为流传。中国隋唐时期大小乘各宗教理几乎全部输入，其中影响较大的宗派是三论宗和律宗等。当时，由于三国封建政权都积极扶持佛教，派很多僧人到中国求法，知名的有高句丽僧朗大师、义渊、实法师、印法师等；百济僧谦益、慧慈等；新罗僧无相、圆光、慈藏圆胜、惠通、胜诠等。其中有许多人还赴印度求法。百济僧谦益由中国到中印度专攻梵语和律部，回国时带回许多梵本加以翻译和研究，促使律宗在三国迅速传播；新罗僧惠超，曾踏遍五天竺，著《往五天竺国传》，介绍了印度及其周边诸国的地理、交通、文化和风俗，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朝鲜三国时期的佛教对中国佛教传入日本起了桥梁作用。6世纪中叶，百济的圣明王将金铜释迦佛像和经论幡盖等赠给日本，为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其后慧慈自高句丽渡日，为日本圣德太子所师事。高句丽僧慧灌赴日后成为日本三论宗开祖，新罗僧审详赴日，始传华严宗。
三国时期，佛教的流传虽然较为广泛，但还处在传播和解释教义的阶段。
新罗王朝时期 新罗王朝统一三国后，为朝鲜佛教隆盛时代。出现元晓、憬兴、义湘、圆测、太贤、义寂、宣证、胜庄等著名佛教理论家及其著作，其中对朝鲜佛教的发展，影响最深的是元晓、义湘和圆测。元晓的《十门和诤论》、义湘的《华严一乘法界图》和圆测的《解深密经疏》等著作。为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华严宗和唯识宗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有四个主要宗派：①涅槃宗。高句丽僧普德于景福寺所创。普德有11个高足，其中著名的有无上、寂灭等，建有八大伽蓝。②律宗。新罗僧慈藏入唐回国于通度寺所创。③华严宗（一名圆融宗）。有二派，一为元晓在新罗庆州芬皇寺所创，称为海东宗；二为入唐的义湘从智俨传承的中国华严宗，设祖庭于浮石寺，故亦名浮石宗。④法相宗。真表律师在金山寺所创，宣传瑜伽唯识，其弟子有永深宝宗等。此外密教系统有神印宗和总持宗（或称真言宗）。神印宗创始人是明朗，他于善德王四年（635）受帛尸梨蜜多罗所译神印秘法，其密教被称为神印宗（亦称文豆娄宗），在密教史上属善无畏、金刚智以前的杂密。总持宗创始人是惠通，他入唐受善无畏印诀，为善无畏一派密教。新罗僧惠日受青龙寺惠果密法，带回《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在新罗大弘密教。成实学派、俱舍学派也在弘传。9世纪初，中国禅宗开始传入朝鲜。新罗宣德王五年（784），道义入唐从虔州西堂智藏参学心法，受其法脉。822年回国后传达摩禅，始传南宗禅，不很兴盛，但它成为后来的禅门九山之一的迦智山派。兴德王三年（828），洪陟入唐从智藏受法，回国后在实相寺宣扬禅法，开禅门九山的另一派——实相山派，禅宗始兴。新罗末期的道诜把佛教的善根功德思想同道教的阴阳五行及地理风水说相结合，开创具有特色的“祈福佛教”，使佛教更加神秘化。此时，教禅，分庭抗礼，互相竞争，佛教势力渐衰。
高丽王朝时期 高丽统一全国后，由于太祖王建深信佛教，造塔建增，佛教又渐转盛。文宗出家的第四王子义天，被封为祐世僧统，世称义天僧统。他于高丽宣宗二年（1084）入宋，历访高僧大德，学习华严、天台教义以及戒法和禅法，回国后慨叹天台一宗，海东未兴，遂于肃宗二年（1096）创立了高丽的天台宗。高丽王朝初期，华严学者均如，为华严宗北岳（希朗）法孙，融合南岳（观惠）北岳两家分歧，与仁裕首座共倡归一之旨，蔚然成风。光宗王特于松岳下建归法寺，诏均如主持，备极崇信。中期，禅门渐见衰落。时有知讷结定慧社，阐扬修禅宗风，于是禅师迭出，曹溪禅风，再次中兴。知讷成为曹溪山修禅社开祖。他对华严亦有研究。所著《圆顿成佛论》，为曹溪宗的宗典。共后有太古普愚，曾入元从屋清珙受法，回国后统一禅门九山为一宗，称曹溪宗（亦称禅寂宗）。时天台宗亦视为禅宗一派，故禅有曹溪、天台两家。教的五宗亦各改称：圆融宗改称华严宗，法相宗改称慈恩宗，法性宗改称中道宗，戒律宗改称南山宗，涅槃宗改称始兴宗。后称“五教二宗”。这一时期的佛教最显著的事业是大藏经的出版。高丽显宗二年（1010），在所谓“丹冠祈禳”的口号下，开始雕大藏经（共6000余卷），作为全国性事业，历经70余年，终于在1087年宣宗王时完成，藏之八公山符仁寺。高宗十九年（1232）为蒙古兵所毁。二十四年（1237）发愿重立都监，历时16年，刻成经版8万余块，约完成6780卷的《高丽藏》，今存南朝鲜的伽耶山海印寺。其次，义天为完成刻经事业入宋游历14个月，搜集佛教经典，归国后，设置教藏都监，刻印大藏经，称之为义天的《续藏经》。据《新编诸宗教藏目录》（刊行预定目录）载称，《续藏经》收录内外佛典1000余部，4000余卷。但大部失传，现在残存20部。
李朝时期 14世纪末，太祖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国号朝鲜，亦称李朝。他尊儒排佛，在即位时放逐了禁中的僧侣。世祖（太宗）六年，将曹溪、天台、慈南三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中道宗及神印宗）、始兴南山四宗合为教宗。合并后的教、禅二宗，各保留一定数量的寺院。到明宗（1545～1566）时，由于文定皇后的庇护与普雨禅师的努力，佛教禅宗稍见复苏，但不久即衰。成宗时更禁止供养僧侣，并毁佛像造兵器。出家为僧被视为违犯国禁。直至“壬辰之乱”（1592），日本丰臣秀吉率大军侵入朝鲜，宣祖出奔义州，时有禅僧清虚休静率门徒并募僧兵5000人，与明军一起作战，克复京城，赶走日军。宣祖还都后，赐号国一都大禅师。后还妙香山，有弟子千余人。著有《清虚堂集》8卷等。至此，佛教禅宗稍有恢复。
在李朝统治的500年间，总的是采取尊儒排佛政策，然由新罗、高丽时代长期流传下来的佛教仍隐存于一般民众之间。从1910年至1945年朝鲜为日本军国主义并吞的35年间，朝鲜佛教僧人也有公然娶妻食肉的，因此教团分有独身僧与有妻僧两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仍在朝鲜半岛继续流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于平壤建立佛教总务院，后改为佛教徒中央委员会。50年代初期，寺院大多毁于侵略者的战火。现南朝鲜的佛教较前略有发展。（林子青）
产生和流传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创始人是悉达多·乔答摩，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简称佛陀（觉者）。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原始佛教 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继传承时期的佛教。约为公元前6～前5世纪。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了便于记忆，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在经藏中近代学者认为真正属于佛陀的教说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其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法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的学说。后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恝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佛陀在世时反对婆罗门教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因此，在他所创立的僧团中允许各个种性和贱民参加。另外，还容许教团中包括过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或在家二众。
部派佛教 在佛陀逝世的100年后，佛教内部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开始分裂。先后形成了许多部派。最初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这被称为根三二部，以后又从两个根本部中分裂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称为枝末部派。部派佛教争论的主要总是诃梨跋摩在《成实论》中曾概括为“十论”，即二世有无？一切有无？中阴（轮回的主体）有无？顿悟或渐悟？罗汉是否有退？随眠（烦恼）与心是否相应？未受根业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数？在无人我（灵魂）等。对于这些问题各个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认为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应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与佛果位相同，他们把一切现实存在分为色法（物质存在形式）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种”（地、水、风、火四元素）及所造色（长、短、大、小、方、圆等形象和青、黄、赤、白等显色以及其他感官对象），心法有八十九种，并作了详细的分析。上座部后来又分为根本上座部和说一切有部。前者流传于雪山即喜马拉雅山麓，后者流传于克什米尔地区。说一切有部后来分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继又分出化地部、经量部等共十一部，说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三藏中的论藏，也就是着重对佛教理论问题的阐述。在1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统治时，曾举行大规模的结集，编纂了《大毗婆沙论》、《发智论》和六足论等庞大的论书，主张“法有我无”、“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经量部约成立于3世纪末，是最晚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主张“过去未来无本，现在实有”。佛陀以蕴、处、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区别实有和假有。说一切有部主张蕴、处、界都是实有。经量部则主张蕴、处是假有，界是实有，这意思是说外界一切的事物或主客观的存在形式（蕴）以及人们的认识器官和对象（处）都是一种虚假或唯名的实在，它们不过是人们认识中的感觉材料，只有人们的认识的根源（界）才是真实的存在（实有）。大众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别提倡“一心相续说”和“心性本净说”。部派佛教后来向大乘发展，从大众部向中观派（空宗）发展，从上座部向经量部发展，进而向瑜伽行派（有宗）发展。
大乘佛教 在部派佛教流行时期，大乘的思想在南印度已开始产生和传播。当时在家佛教徒中流行着对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参加这些教团的有出家的导师（僧侣）和在家的支持者（俗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为了修持和传教的需要，编辑了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最初为般若系经典，以后又有《妙法莲华经》、《维摩经》、《华严经》和《无量寿经》等出现。这些经典阐发了空、中道、实相、六度、菩萨道、多佛、三乘分别和一心本净等等思想。在上述种种经典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大乘两个主要派别——中观派、瑜伽行派。中观派大概在2世纪才开始形成，创始人是龙树，经提婆、罗睺罗跋陀罗传至佛护和清辨时，因对中观的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分为自续派和应成派。中观派发挥了般若经中的思想，认为修持最高的境界是空，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关系（缘合）和一种假借的要领或名相（假名），它本身没有实体（无自性）。对于真正的佛教徒应该证悟上述空性的“真谛”，但是对于被无知（无明）覆盖的凡夫仍应导以“俗谛”，即承认世界相对存在的真理。瑜伽行派兴起于4～5世纪间，因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并以瑜伽行总括全部佛教教义而得名，该派的理论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主要经论是《解深密经》、《瑜合伽师地论》、《唯识二十论》、《成唯识论》等。世亲的继承者有亲胜和火辨两家，较亲胜稍后并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和安慧，以上称为无相唯识派；世亲的另一继承者是陈那，他是后期瑜伽行派的先驱。陈那的后继者有护法和法称，护法发展了世亲和陈那的唯识学说，法称发挥了陈那的因明学说。瑜伽行派认为人所认识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的认识主体即“识”所变现出来的，提出“万法唯识”、“三界唯心”。他们把识分为三类八识，而把第八识即阿赖耶识（藏识）看作是现象世界（现行）的根源（种子生现行），所以名之为“所知依”。他们又把一切存在现象分为“五位百法”。另外还阐扬五种姓说，认为有一种“无种姓”的人，毕竟不能成佛。
密教 6～7世纪，印度教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逐渐取得了占优势的地位，从玄奘的记述中可知当时对湿婆、毗湿奴、梵天的崇拜极为盛行。8～9世纪间商羯罗创新吠檀多派，使印度教在理论上得到重大发展而空前地盛行。佛教在这种社会潮流影响下开始吸收印度教和民间信爷而逐步密教化，在南印度和德干高原以及东印度出现了金刚乘和易行乘等。前一个时期的显教中观派和瑜伽行派逐渐融合起来作为密教的世界观而继续存在。其主要经典为《大日经》、《金刚顶经》、《密集经》、《喜金刚经》、《胜乐轮经》、《时轮经》等。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坛场、仪轨和各种神格信爷为其特征。仪轨极为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皆有严格的规定，主张修“三密”，即手结印契（身密）、口诵真言（语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即身成佛。8～9世纪以后，由于印度教的兴盛，佛教僧团日益衰败，内部派系纷争不已，从而日趋式微。后来又由于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播，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迄13世纪初，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
现状 19世纪末，在印度沉寂约700年的佛教出现了复兴运动。1891年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在印度首创摩诃菩提会，很多佛教胜地恢复旧观，并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1947年印度独立后，佛教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在那烂陀、浦那、贝纳勒斯等地创设了一些研究机构，并在很多著名大学设佛学系或巴利语系；出版了大量书刊。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的国际性大规模纪念活动。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多伽尔在那格浦尔组织了一个有50万“贱民”参加的改信佛教运动，先后有几百万“贱民”由印度教皈依佛教。1957年印度佛教徒组织了佛教的政党——共和党。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因不满共和党的政治路线另组了困豹党。该党在孟买和马哈施特拉有一定影响。近年来，印度的佛教组织（摩诃菩提会、佛教神智会、圣弥勒教会等），在国外建立了很多分支，广泛地开展了国际活动，经常召开国际佛教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等。根据1980年的统计，印度有佛教徒5554000人，约占总人口的0.8%，印度的佛教徒虽然人数很少，但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宫静于众）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 地 佛 教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丁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鳊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谦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科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支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歪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两宋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使中纪委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祐（1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吴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供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入，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华僧人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醒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无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般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弼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土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槃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竞相研习，形成大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入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属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我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直城藏》共6900余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汉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油共，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
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但有自己的特点：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②僧徒必须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④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良，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变更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半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
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教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
文化 佛教自传入汉地以来，即与中土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佛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后世称为“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艺术宝库。唐代盛代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合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入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入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起过一些促进作用。
藏 传 佛 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历史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者自7世纪至838年朗达玛禁佛约200余年。后者开始之年颇多异说，依仲敦巴之说，当始于978年，至今已达千年。
前弘期 开始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传说当时曾请印度人俱萨罗、尼泊尔人向达尔及汉人大天寿和尚译出少量经典，但未建立僧伽。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其时唐僧往还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还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礼遇。至赤德祖赞时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庙，汉地佛教随之传入。同时，因西域动乱及大食东侵，于阗及中亚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赞都予以收容。他还曾派人至冈底斯山迎请印度密教学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辞谢未来。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汉地取回大量经典并带回汉僧一人。赤德祖赞死后，崇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掌权，发动第一次禁佛运动，驱逐汉、尼泊尔等地僧徒，拆毁寺庙。至赞普赤松德赞年长亲政，才又兴复佛教。赤松德赞时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花生，营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制度，迎请译师翻译经典。还曾召集佛教徒与本教徒乾地辩论以灭本兴佛；又举行汉僧与印僧的辩论以统一信仰。赤松德赞后又历牟尼赞普、赛那累赤德松赞两代，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在位时，请印、藏高僧审定译名，编辑梵藏辞汇，校订已译经典，编定三大译经目录。据迦登目录所载，在此以前译出的小乘、大乘、显、密的经、律、论、注共有700多种。他又规定“七户养僧”，任命僧人钵阐布为大相，委以军政大权。最后，反佛大臣谋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玛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流传。经过此次禁佛运动，至100多年（838～978）后，佛教才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开始了后弘期。
后弘期 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词，藏语意为“上师”。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别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传译工作至13世纪初基本结束。200多年中，不仅印度许多显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传法译经，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尔学法，以后成为著名的译师。双方有名可考的译师达300余人。这些译籍以后都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尔有1114部，丹珠尔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经》收入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4907部，共5962部。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相较互有短长。汉文大藏经中经藏有四“阿含”、《大涅槃经》、《大集经》等，律藏有《十诵律》、《四分律》、《弥沙塞律》等，论藏有《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成实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为藏译所无。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译有大量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论、疏释以及中观、因明、声明、医药、历算、工巧等论著为汉译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数量也很庞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始于元成宗时（1295～1307），至明神宗时（1573～1619）完成甘珠尔的翻译，至清初章嘉呼图克图又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藏文大藏经的满文译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传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争，佛教内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后弘期中因传承的不同产生若干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有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派。本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
僧伽制度 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对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遵行。但在后弘期中如噶举及萨迦两大派创宗传法者大多有妻室，宁玛派因经历禁佛而在家庭中世传。严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制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鲁派。但其他各派也非全无具戒比丘。寺院组织因派别及寺院大小各不相同。格鲁派后来曾形成政教合一制度，以教统政，大寺院中的僧职亦可起官职作用。西藏振奋寺远望与汉地大寺相似，其实内部如一小型城镇，除异常、僧舍、灵塔、经幢外，尚有私人住宅及街巷等，形成一自给自足这社会。以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为例。寺中僧众集体构成札仓（经学院）。有一住持称“堪布”，实即汉译之“和尚”。堪布总理寺务，能代表寺院出度地方政府重要会议。堪布以下设有喇让强佐一人，为堪布的总管；格贵一人，俗称铁棒喇嘛，维持纪委秩序，查处犯戒及各种纠纷；翁则一人领众诵经；雄来巴一人管理僧众学经、辩率及考试格西学位事务。以上职务由堪布自行任免。札仓下另设“康村”一层组织，按地区划分僧众。此一级组织在各寺中多少不一。如哲蚌寺的罗色林札仓即有23个康村。每一康村另设管理事务职事若干人。在大寺中常有数个札仓又合设一是高管理机构名喇吉，采取委员制各札仓的堪布为当然委员，从中选出年资最高者为赤巴堪布，俗称法台。喇吉下另设叶索二至四人为全寺大总管；磋钦协敖两人为全寺铁棒喇嘛，俗称大铁棒喇嘛；磋钦翁则一人领全寺僧众诵经。另各派皆有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藏语称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这分，选定条件各不相同。在格鲁派中，班禅为无量光佛化身，达赖为观音化身，为最大活佛。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钦朱古为全寺活佛，札仓朱古为重新忆仓内活佛。磋钦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区别，最高为甲波朱古，有在新达赖未亲政前担任摄政的资格。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让（馆舍）和执事人员。西藏僧人的学制和学位在格鲁派中有严格规定。有资格的学僧称贝恰哇即读书者，一般从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学位需20～25年。如能出钱免服寺中劳役，称为群则（法行者），学程可以缩短一半以上。在显宗札仓学习的内容以五部大论为主，学习完毕即可申请参加辩论考取学位。学位总称是格西，即善知识或善友。在三大寺系统中格西又分四级，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赛和朵然巴（或称日然巴）。已得格西学侠的僧人如再进密宗学院学习时则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为格郭、喇嘛翁则、堪布、堪苏、夏孜却杰及绛孜却杰，后二者七年一届轮流升住甘丹墀巴，为格鲁派教主，享有与达赖、班禅、萨迦法王同等尊荣，任满后得荣举称号赤苏，死后有作为活佛转世的资格。
佛事仪式与节日 藏传佛教既有前弘期的传承，又全盘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无上瑜伽部密宗，传承千差万别，仪轨极为繁复，学者各尊所传，各行其是，情况远比汉地佛教复杂。大体上，寺僧上殿诵经，高僧讲经说未能，举办大型法会等显宗法事和汉地佛教基本相同。至于密宗传法灌顶以及修法仪式则按各派各法传承仪轨举行，种类极多，为汉地佛教所无。
西藏民间传统节日充满佛教内容或带有佛教色彩，故与佛教本身节日无从严格区别。各地各派的节日活动也不一致。一般说来，纪念佛诞为藏历四月上弦七日，和汉地相近。拉萨每年正月举行祈愿法会长达一月余。六月底七月初举行的雪顿节，系由夏安居衍变而来。七月底举行望果节为庆祝丰收。青海塔尔寺于每年正月十五粘节展出酥油花，正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祈愿大未能会，四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四月法会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与涅槃。六月初三至初八举行纪念释迦牟尼三转法轮大法会，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举行纪念释迦牟尼降凡大法会。
文化 佛教开始自汉地传入西藏，以后又直接自印度传入。在前弘期中，汉、印两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响。汉、印两地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也一并传入，故莲花生主持兴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汉、藏三式，这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精用宏的作风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随处可见。西藏文字虽仿梵文字母制造，但书法汲取汉字的正、行、草三体并行的方式，万以草体迅捷酣畅，别具一格。西藏医学以《四部续》集其大成，其中医药理论及医疗技术明显地综合会通了汉、印、藏的医学成果，并吸收当时西域、中亚的医术，形成独具特色的“藏医”；以后传入蒙古，又发展而成“蒙医”。后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统一大业，而西藏统一的地方政权已经解体。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罗遣使入贡，宋朝以对藩属之礼给予厚赐。元、明、清三代藏族与内地关系更加密切，正治、经济日益融合为一体。故此期藏传佛教虽以全盘接受当时印度流行之无上瑜伽部密宗为主，但文化上受汉文化之影响更大。寺院等建筑，大多采取汉地宫殿形式而又有所发展，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备极精巧。如拉萨之布达拉宫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尔寺等为古代伟大建筑中的杰作。尤其因为密宗注重像设，因而使藏传佛教发展了雕塑、绘画的技巧。藏地种佛教造像，无论雕、镂、塑、铸都能注重体型比例，栩栩如生，极为精美。大型造像如扎什伦布寺大弥勒铜像高26米，北京雍和宫旃檀木雕大弥勒像高18米，造型生动庄严，工艺巧妙精湛，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西藏各种刻版佛经，雕印工艺也很精美，尤以各种御赐及藏地金字藏经写工之精妙，装潢之瑰丽，为民族文化之奇珍。至于彩绘画像更以布局设色见长，纤细入微，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另外，藏族使用的历法，以无上瑜伽部时轮金刚经所传历法为主，参用汉地传入的历法，从1027年（丁卯）开始，每60年为一“饶琼”，用干支纪年与汉地农历同。
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中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的译本。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南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中国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善见律毗婆沙》之说。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深渊源。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南传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尤其主张“心性本净，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同，但编次稍有差别。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僧阶大体可分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等八级。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自五级以上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赵朴初）
大乘佛教 在部派佛教流行时期，大乘的思想在南印度已开始产生和传播。当时在家佛教徒中流行着对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参加这些教团的有出家的导师（僧侣）和在家的支持者（俗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为了修持和传教的需要，编辑了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最初为般若系经典，以后又有《妙法莲华经》、《维摩经》、《华严经》和《无量寿经》等出现。这些经典阐发了空、中道、实相、六度、菩萨道、多佛、三乘分别和一心本净等等思想。在上述种种经典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大乘两个主要派别——中观派、瑜伽行派。中观派大概在2世纪才开始形成，创始人是龙树，经提婆、罗睺罗跋陀罗传至佛护和清辨时，因对中观的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分为自续派和应成派。中观派发挥了般若经中的思想，认为修持最高的境界是空，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关系（缘合）和一种假借的要领或名相（假名），它本身没有实体（无自性）。对于真正的佛教徒应该证悟上述空性的“真谛”，但是对于被无知（无明）覆盖的凡夫仍应导以“俗谛”，即承认世界相对存在的真理。瑜伽行派兴起于4～5世纪间，因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并以瑜伽行总括全部佛教教义而得名，该派的理论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主要经论是《解深密经》、《瑜合伽师地论》、《唯识二十论》、《成唯识论》等。世亲的继承者有亲胜和火辨两家，较亲胜稍后并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和安慧，以上称为无相唯识派；世亲的另一继承者是陈那，他是后期瑜伽行派的先驱。陈那的后继者有护法和法称，护法发展了世亲和陈那的唯识学说，法称发挥了陈那的因明学说。瑜伽行派认为人所认识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的认识主体即“识”所变现出来的，提出“万法唯识”、“三界唯心”。他们把识分为三类八识，而把第八识即阿赖耶识（藏识）看作是现象世界（现行）的根源（种子），个人所认识的一切现象都是由阿赖耶识所派生的（种子生现行），所以名之为“所知依”。他们又把一切存在现象分为“五位百法”。另外还阐扬五种姓说，认为有一种“无种姓”的人，毕竟不能成佛。
北传佛教之一。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初传时期 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13年（552）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马信佛法，为佛教传日之始。一说是继体天皇16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为异域之神未加崇奉。百济的佛像传入日本以后，在朝廷贵族之间，引起激烈的急诊天皇乃依请求将佛像交给大臣苏我宿祢稻目试行礼拜。稻目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后疫病流行，屡有死亡，大臣物部舆认为是国神的谴责，奏将佛像投于难波（今大阪）的堀江，并烧毁供佛的殿堂。苏我氏和物部氏之间的信仰之争，实际上反映了皇室和苏我氏为代表的主张接受大陆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与以物部氏和大伴氏为代表的贵州反对接受大陆政治文化的政治之争。
圣德太子与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传后40年，为日本飞鸟时代的开始。圣德太子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州大臣竞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于日本。推古3年（594），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到日本，说法于法兴寺。圣德太子奉慧慈为师，学习佛教。12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17条，其第2条就是“笃敬三宝”。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据推古3年统计，时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
大化改新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学僧，故使佛教进入一个新时期。大化元年（645）大量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土地，天皇还资助建造寺院。
奈良时代（710～784） 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间，奈良佛教极盛，有五大寺。天平13年（741），又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寺，以东大寺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
东大寺是圣武天皇发愿，良辨僧都尊基，行基菩萨劝化，天竺婆罗门僧菩提仙那导师完成的。他们被称为东大寺的四圣。所铸毗卢舍那佛，称为奈良大佛，是日本最大的佛像。中国唐代鉴真受请赴日传戒，天平宝字3年（759）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宝字8年，又于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与东大寺相对。于是有了奔流奶七大寺。
南都六宗 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之间，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入了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即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称奈良六宗。后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为南都六宗。
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为初祖。慧灌曾入唐从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33年（624）赴日，把三论传入日本。慧灌门下，人材颇我，福亮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后回国进行讲学，为三论宗第二传。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广学经典，回国后传三论为学，为三论宗的第三传。成实学派在中国曾盛极一时，出了不少学者，但传到日本却未独立成宗，被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4年（653）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在唐7年，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文武天皇4年（700）寂于元兴寺禅院，遗言火葬，为日本实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后，智通、智达亦入唐，从玄奘，窥基师徒学法相宗。不久，智凤、智鸾、智雄等，亦依敕入唐，从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三传，第一、二传合称为南寺传或元兴寺传，第三会称为北寺传或兴福寺传。时有行基者，曾受教于道昭学瑜伽和唯识；足迹遍及全国，广建寺院，架桥修路，周济贫民。天平17年（745），受任为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还有玄昉，也曾入唐学法相18年，带回大量藏经，被称为法相宗的第四传。俱舍宗附属于法相宗。
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故审祥被奉为华严宗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为第二祖。审祥初住大安寺，后任东大寺别当（住持），主持寺务和法务。其弟子相续，后受持此宗，并以东大寺为华严宗本山。审祥的老师是中国华严宗的第三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脉也间接传自中国。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入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安寺的普照，鉴于日本戒律不兴，入唐求律，并敦请鉴真东渡。鉴真曾5次航行失败，经过12年苦心精进，始到达日本，而荣睿则于途中病故。鉴真到日本后，先在东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坛，为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萨戒，一时受戒的达400余人，继于寺内建戒坛院，为随从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终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
此时期的日本佛教除从中国引进外，本身没有创新，但制度逐渐完备，从僧官的设置、僧位授与、僧侣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详细规定。佛教被作为镇劾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密切，僧侣待遇优厚。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称为“都市佛教”。但僧侣在朝廷的支持下，兼并土地，秽乱法门，出现了堕落的趋势。
平安时代（784～1192） 或称平安朝。这一时期，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习进步的工艺、美术和宗教等，通过遣唐使传入中国进步的评论经。其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相继创立。唐贞元二十年（804），最澄、空海奉敕随遣唐使藤原葛野 到中国求法。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以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后被称为“平安二宗”。
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贵族之间，继他们入唐学密的，东密除空海之外，有常晓、圆行、慧运、宗睿；台密除最澄之外，有圆仁、圆珍。这八人被称为“八唐八家”。
神佛习合与新宗派的产生 在平安时代，日本佛教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要使本国固有的神祗崇拜，与外来的崇拜佛、菩萨相融合，即所谓“神佛习合”思想。在佛寺的境内可以建神社，在神社的境内也可以建佛寺，神号与佛号一致这种思想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神佛分离”之说后才线路束。另一种是对教理深奥流传于贵族中的天台宗与真言宗赞美有示不满。引起净土思想渐次普及，以至后来产生了净土宗、真宗、禅宗、日莲宗等许多宗派。
中国晚唐时期，禅宗极盛，然尚未正式传入日本。9世纪时，嵯峨帝皇后桔氏，笃信佛教，特别崇仰中国马祖道一法嗣盐官齐安的禅风，特派僧慧萼来华延请齐案。齐安推荐高足义空应请。义空率法弟道昉东渡，初住京都东寺。皇后时请入宫，询问禅要，后创建檀林寺，被请为开山，桔氏遂被称为檀林皇后。义空以当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正盛，不立文字的禅宗不易推行，居日数年，借故离日回国。其后慧萼再度入唐，于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唐大中十二年（858），回国至普陀山洋面时，船不能进，因而上陆建寺，借奉观音，普陀山遂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此后，日本到中国有名高僧有芿然、成寻、俊芿等。 然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入宋，为太宗召见，住太平兴国寺。后历访各地巨刹和当时名僧。雍熙四年（987）回国，赝回床版大世故经和旃檀释迦像（亦称旃檀瑞像）至今犹存于京都嵯峨清凉寺。成寻于熙宁五年（1072）入宋，过长江时，曾受到金山寺宝觉务周的斋请。后于太平兴国寺与日称、天吉祥等参加译经，赐号“善慧大师”。元丰四年（1081）示寂于开宝寺，敕葬天台山。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观心论注》等。俊芿于元丰元年入宋，历游两浙名刹就四明景福寺了弘学戒律、松江超果寺宗印学天台教义。南宋嘉定四年（1211）赍律部书327卷、天台章疏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及其他杂书共2000余卷回国。后为京都泉诵寺开山，真言建示之祖。
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因受盛唐的影响，多在名山建立寺院，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与政治的联系也不如前代那样密切，可以说从政教合一转变为政教并立。佛教的任务是祈祷国家平安。以后的日本佛教派别，不再单纯是中国的佛教。最澄的天台宗已是台、密、禅、律的“四宗合一”、“圆密一致”。空海的《十住心论》对佛教本身来说是一种发展。
镰仓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1192～1603） 这一时期历经南北朝时代（1333～1392）、室町时代（1392～1573），直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为止，除前代各宗延续外，又建立了净土宗和禅宗，还产生了日本特有的净土真宗、时宗及日莲宗等派别。
净土系宗派的勃兴 净土思想早已传入日本，但净土宗却是源空依中国唐代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深信弥陀本愿理论而创立。源空应藤原兼实之请，撰《选择本愿念佛集》，标榜“偏依善导”，专修念佛，建立净土宗。他门下有圣淘镇西派、证空的西山派、隆宽的长乐寺派、觉明的九品寺派和幸西的一念义派，合称为净土五流。此外属于净土系的还有融通念佛宗和时宗，为经二次世界大战前十三宗中之二宗。
自净土宗分出的还有以亲鸾为宗祖的净土真宗，亦称“真宗”、“一向宗”。亲鸾撰《教行信证文类》6卷，作为创立净土真宗的根本圣典。真宗以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依据，崇奉鳊的龙树、世亲以及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自然数为三国七祖。亲鸾寂灭后，其幼女觉信尼与亲鸾之孙如信和散在各地的弟子相谋，于就都东山大谷亲鸾墓旁建立佛阁，奉置亲鸾的曩像，为本愿寺的起源，本愿寺的住持，顺序血脉相传。到第11代以后，分为东、西两派加上兴正寺派、佛光寺派、锦织寺派、毫摄寺派、专照寺派、证诚寺派、诚照寺派等，即为现在真宗的10派。1948年北海道还成立有真宗北本愿寺派等。目前真宗系共计有22个教团。
荣西与道元 中国禅宗早由道昭、道睿、义空等传人日本，然未独立成为宗派。后睿山的觉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佛海禅师慧远受临济宗杨岐派法脉，四年后回国，是日本有临济禅之始。及荣西入宋回国，才开创日本临济宗。
荣西于乾道四年（1168）四月到中国，登天台山巡礼圣迹。同年九月，携带天台章疏30余部回国。淳熙十四年（1187）再度入宋，受传佛心宗，时怀敞住持天童寺，又亲侍左右，遂嗣其法，传临济正宗法脉。绍熙二年（1191）回国，初于博多津开圣福寺，盛倡临济禅法。日建仁2年（1202），源赖家于京都建立建仁寺，请他为开山。他为提倡禅宗，著有《兴禅护国论》3卷。后应源实朝之请，赴镰仓创立寿福寺，开始传禅法于关东，为日本临济宗的开祖。中国宋代禅宗盛行，日本僧人入宋求法和中国禅僧前往日本传禅的，络绎不绝。古来日本称禅宗为24派。其中3派属于曹洞，21派属于临济。荣西灭后25年，圆尔辨圆入宋，于浙江径山，得受无准师范禅法。五年后，兰溪道隆赴日，大但教外之旨于镰仓，北条时赖将军大喜，仓立建长寺，请为开山。弘安元年（1278）入寂。门下有24人，最有名的是南浦绍明。他入宋回国后，应北条贞时之请，继主镰仓建长寺。其后传禅的，还有车明葱日、东陵永玙、兀庵普宁、子元祖元、一山一宁、清拙正澄、大休正念等有名禅僧。
荣西来后，日本禅宗逐渐得势，但多属临济宗派。及道元入宋归国，于嘉祯2年（1236）在山城京都极乐寺旧址，开堂进法，设立僧堂，赐寺额为兴圣宝林禅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
道元24岁时入宋。时曹洞宗如净禅师主天童寺，道元从学三年，嗣其法，为洞山第14世正统。直宋绍定元年（1228）回国，初寓京都建仁寺，宽元2年（1244），被多野义重于越前（今福井县）建大佛寺，被请为开山，这就是现在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道元遂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祖。曹洞宗的信徒多为地方农民，临济宗的多为将军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临济将军”的俗谚。
五山文学与茶道花道 禅宗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吉野时代（亦称南北朝）至室町时代的200余年间，由于朝野崇奉，不断得到发展。临济宗14派的本山，几科都在京都和镰仓。当时模仿中国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的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侣，致力于诗文的研究，形成了所谓五山文学。其后日本遣明的正副使节，多数为五山僧侣所担任。其中知名的有了庵桂悟和策彦周良等。此时禅守的思想、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对日本国民生活的影响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与书道等，均随禅宗的发展而流行。
独立发展的日莲宗 刻宗以创宗者日莲的名字命名，与中国佛教无直接关系。日莲认为只有《妙法莲华经》是正法。建长5年（1253），归乡访亲，4月28日登清澄山，向着海上初升的红日，高唱《高无妙法莲华经》10遍，为日莲宗创立之始。为了宣扬自己的新教义，他对其他宗派进行了剧烈的批驳，因此三度被流配。其教化方法有所谓“折伏”（恶逆的教化）和“摄受”（顺信的教化）两种。灭后由其门下的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遗骸于身延山，建久远寺，即今日宗的总本山。著作有《守护国家论》、《立正安国论》等300余种。后来日莲的弟子各分成许多派别。近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几十个教团，有70%属于日莲系。
这一时期，各派都采取否定现实的态度，厌恶秽土，欣求净土或耽于禅，教义和规则都较简单，具有“平民化”的特点。这些新派别还与日本15～16世纪的农民起义有关系。如1488年加贺国（今石川县）地区爆发的真宗农民起义、1563年通用州一向宗起义、1570年伊势长岛真宗僧徒起义等。而加贺国地区的真宗农民起义气胜利，使其后百年间加圆国的管理权掌握在真宗教徒手中，由农村上层、僧侣和农民代表组成领导机构。末期，由于儒学影响的扩大，佛教的影响逐渐缩小。
德川时代（1603～1867） 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成为德川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的影响进一步缩小。当时京都佛教虽趋衰落，但关东地区（指箱根以东的关东八州，即今东京横滨地方）的佛教渐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锁国政策，同时订立各方面的制度。对于佛教，自寺院的等级，僧阶的高下，乃至僧侣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先定皇室的佛教制度，明示“门迹”、“院家”以下的级别。门迹有“宫门迹”、“摄家门迹”及“准门迹”之别，订立晋级的法规，禁止僧位、僧官的滥授。划定区域，一寺一皆令有所隶属。以总本山辖大本山，以大本山统摄其所属各寺。如净土宗以东京增上寺为本山统辖关东诸寺；天台宗以日光门主统辖一宗：真宗东、西两派的别院各设“轮番”（别院轮流住职之称）等。这些制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应遵守的法规，修行的阶段，僧阶的晋级，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备，一直维持到明治维新以前。
日本禅宗自镰仓时代以来，自临济与曹洞两宗平分天下。到了德川时代，由于锁国政策，只留长崎一港与外国通商。当时中日贸易商舶往来频繁。居住在长崎的华侨，先后开创了分紫山福济寺（漳州寺）、东明山兴福寺（南京寺）和圣寿山崇福寺（福州寺），即所谓三唐寺。三唐寺的住持，均从中国请去。最初有明僧真圆、觉海、超然、逸然等。后有福州黄檗山万福寺，在临济曹洞之外，另立黄檗一宗，成为日本禅宗三派之一。
明治维新后 日本起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提出王下笔昨古、“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首先命令门迹亲王复饰（还俗），废止宫廷的佛教仪式，排除神社内的佛像，废止供于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侣参加神道仪式，禁止“神佛混淆”，颁布所谓“神佛判然”的法令。从而日本各地发生了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命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许可僧侣带妻食肉和蓄发，同时又命僧侣于治名上加姓，于是某些寺院的僧侣便公开娶妻食肉。佛教僧徒为适应新的形势，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遣僧侣出国考察和留学，创办学校，培植人材，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事临狱的教化等。明治22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各宗竞相兴办大学或专门学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时于各大学设佛教讲座，一时佛教虽有复苏的迹象，但总的趋势是影响越来越小。自明治维新以后的60年间，日本的佛教形成了13宗56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12月15日占领军颁发了《神道指令》，日本开始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由国家颁布的《宗教团体法》于同年12月18撤销，同时公布了《宗教法人令》。过去依据《宗教团体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统合为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独立，成为270个教团。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隶属和脱离所属的宗派是被允许的，从而使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松弛。
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系。主要有：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地、真如苑等。此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这些新兴教团，多与政治活动发生联系。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于战前，战后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认。由于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于现实总是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于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林子青）
尼泊尔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区之一。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即诞生于迦毗罗卫的蓝毗尼（今尼泊尔南部提匀拉科附近的洛明达）。
初期传播 相传在公元前520年左右，释迦牟尼曾率领弟子在尼泊尔谷地传播佛法。公元前265年，鳊孔雀王朝阿育王曾带他的女儿恰鲁玛蒂到蓝毗尼园朝拜，并树立了“尼加里瓦”石柱，并在帕坦城修建了“毕波罗瓦”佛塔。他把女儿嫁给了当地王族中一个名叫提婆波罗的人。恰鲁玛蒂在尼泊尔修建了一座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寺院。此外，还派印度僧人末示摩和迦萨帕嘎陀等人去尼泊尔宣传佛法。梨车毗王朝建立后，尼泊尔一直是佛教徒朝圣的中心。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一直盛行佛教说一切有部。大乘佛教兴起后，瑜伽行派的理论奠基人世亲到过尼泊尔并在那里传播佛法。
佛教与印并教并行时期 5世纪梨车毗五朝摩纳提婆统治时期，印度教在尼泊尔得到了发展，摩纳提婆虽然是一个毗湿奴的崇信者，但也尊重佛教，在各地修建一些佛寺和佛塔。中国高僧法显在405年去迦毗罗卫瞻爷佛陀出生地，并将所见记录在《佛国记》中。与法显访尼的同时，尼泊尔的一位出身于佛陀同族的僧人佛陀跋陀罗应中国僧人智严的邀请，大约于东晋义熙二年（406）到达中国长安弘传禅学。他译出《华严经》、《摩诃僧祇律》等15部，117卷。从佛陀跋陀罗的译经中可证当时大乘佛教根本教理之一的菩萨行在尼泊尔已很流行。
尼泊尔佛教在梨车毗王朝盎输伐摩王的支持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兴建的一些巨大的佛教建筑，当时出使尼泊尔的中国使节王玄策曾备加赞赏。盎输伐摩王把他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赴藏时携携牟尼八岁等身像和其他佛教文物，从此沟通了从印度经加德满都、拉萨到长安的通道。从这个时候起，藏地开始了翻译梵文佛经的工作，参与翻译的有尼泊尔的尸罗曼殊、香达等。唐贞观七年（633），中国高僧玄奘瞻拜了迦毗罗卫和腊伐尼林。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写道：“劫比罗伐窣堵国，周四千余里，空城十数，荒芜已甚……伽蓝天祠，接堵边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攻综习”。新罗僧人慧超距玄奘访尼90年后也到过迦毗罗卫。据同时代的湿婆提婆二世在725和749年所立的碑铭中记载，湿婆提婆曾兴建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佛寺——湿婆提婆寺，并在寺中创立了雅利安比丘僧伽。碑铭中还提到当时的其他著名寺院如曼纳提婆寺、伽罗屈哩伽寺、阎摩寺等。这些寺院是尼泊尔佛教活动的吣并与中国藏地和其他北传佛教国家有着宗教上的联系。在这个时期，中国僧人玄照、道希、道方、道生、末底僧诃、弱会、悟空，新罗僧人玄太、玄恪等在往返印印度时都路经尼泊尔；道生、末底僧诃和玄会死于尼泊尔。在梨车毗几个后王统治时期，佛教与印度教和睦共处，并行不悖。
佛教与印度教混同时期 8世纪末9世纪初，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经过商羯罗的改革后，出现了复兴运动，这也推动了尼泊尔印度教的发展。据尼泊尔史料记载，商羯罗在晚年曾访问过尼泊尔，他用压迫佛教的手段大力推行印度教。佛教虽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在尼泊尔谷地和东北山区仍在流传。嗣后几个世纪，由于佛教和印度教的融合，出现了混合的密教或“新佛教”。印度密教中的主要派别——真言乘、金刚乘、易行乘和时轮乘几乎在尼泊尔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尼泊尔是印度易行乘悉地师（成就师）崇拜流行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个派别宣传即身成佛的大乘思想，赞颂《多诃俱舍》在尼泊尔佛教徒中成为日常的行事之一。印度教和佛教密宗的思想和实践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它们的界线很难划清；在鳊教的神殿中常常可以见到佛教的菩萨、佛像，在佛教的寺高中也可见到印度教的神祗。两种宗教徒常常崇拜共同的对象，举行共同的祭祀仪式，并有共同的节日。这种混同的形式自中世纪直至现代一直颇为流行。同时，在佛教中也出现了象印度教一样的种姓制度。在佛教的僧伽中分为朱古巴（僧侣）、班达耶（佛教僧侣的后裔）、瓦吉拉恰利耶（高级僧侣、密教师）和乌陀莎（商人、金银匠、画匠等出身的僧侣）。在一般佛教徒中也分成若干种姓和亚种姓，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
印度和西藏的影响 尼泊尔佛教密宗的广泛传播和印度，西藏僧侣的定居、访问有着密切的关系。藏传佛教的形成和传播，反过来又推动了尼泊尔佛教的发展。743年印计划处在续中观派的一些著名理论家应赤松德赞之请，赴藏传播佛法。寂护去藏前曾在尼泊尔停留6年，他在尼泊尔传播唯识论，并为斯瓦扬布寺（自体放光寺）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在入藏前也在尼泊尔逗留过四年。他向尼泊尔、藏传佛教僧侣学习了密法，并在坎提普尔（今加德满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宣传密法的佛陀纳特寺。寂护的弟子莲花戒在762年路经尼泊尔时，曾受到斯瓦扬布寺和佛陀纳特寺僧众的欢迎。阿底峡在1041年访问尼泊尔时曾在加德满都谷地和尼西波尔帕平原弘传时轮教，并在坎提普尔建立了上初寺。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理论奠基人玛尔巴和弟子米拉日巴、噶当派的著名译师俄·罗丹喜饶都曾在尼泊尔学习和弘传佛教。密教大师达摩·尸伐密还在尼泊尔住了9年。11～13世纪穆斯林侵入孟加拉和比哈尔，印度著名的超戒佛教大学等遭到破坏后，大批佛教徒携带经卷和文物到尼泊尔和西藏避难，因此，佛教的大批典籍和手稿得以保存。由于大批印度佛教徒的涌入，促进了尼泊尔佛教的繁荣。11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藏传佛教的很多宗派形成后，如萨迦派、宁玛派和噶举派中的噶玛派等也先后相继传入尼泊尔，有的至今仍有影响。
佛学理论的建树 11世纪后，尼泊尔在佛学理论方面有新的建树，逐渐形成了四个哲学派别及其分支：①斯伐跋维迦（自性派）。强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其自性，这种自性有时表现为展开的，有时表现为非展开或潜在的；②阿尸伐哩迦（自天派）。信仰没有他力的、无限而至善的神；③伽尔弥迦（业因派）。主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由于无明所作的努力；④耶多哩伽（修行派）。相信人们智慧的力量和自由意志。这些哲学思潮明显地是在印度教和佛教影响下，继承了西藏和印度的佛学思想而创立的。
现状 目前印度教虽然是尼泊尔的国教，但政府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近几十年来，除传统的佛教得以继续发展外，又引入了南传佛教。1944年尼泊尔僧人达摩逻迦、甘露喜和释迦以陀在印度鹿野苑和加德满都的舍利伽寺创建了佛教复兴会，专门从事南方上座部的宣传工作，在尼泊尔新建南传形式的楞伽寺，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巴利语佛经和研究菱。1954年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参加了在缅甸召开的第六次佛教结集。最近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从事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的修复工作。
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尼泊尔有佛教徒867000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1%，大都集中于尼泊尔的东北部和中部，东北山区的佛教徒大部分信奉藏传佛教。由于和中国西藏的宗教联系十分密切，1956年中尼两国政府曾签订协定，为两佛教徒往来和朝圣提供方便。（黄心川）
原始佛教 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继传承时期的佛教。约为公元前6~前5世纪。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了便于记忆，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在经藏中近代学者认为真正属于佛陀的教说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其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法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的学说。后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恝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佛陀在世时反对婆罗门教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因此，在他所创立的僧团中允许各个种性和贱民参加。另外，还容许教团中包括过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或在家二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