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jiao wenxue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北传佛教之一。约于2世纪开始从中国传入。
初传时期 据越南《禅苑集英》记载，195年，东汉苍梧（今广本梧州）学者牟子奉母流寓交趾（指今越南北部）。他“锐志于佛道”，著有《牟子理惑论》。这是佛教传入越南北部的开始。约在255～256年间，月氏僧侣支疆梁接（畺良娄至）到达交州。3世纪末，印度僧人摩罗耆域经扶南至交州，同时到达的不有僧人丘陀罗；在交州北宁建有法云、法雨、法雷、法电四所寺宇。
2～3世纪，佛教已经多种途径传入越南。首先，由于中国中原战乱，大批士民流寓交州，将佛教带入；其次，南亚、西亚的移民及僧侣人海路进入交州；第三，也可能经由缅甸、云南进入红河谷地。史载三国东吴所属交州太守士燮，“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喜欢吹，车骑满道，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些夹毂梦香的胡人即来自南亚、西亚或西域的僧人。
发展过程 6世纪后，越南僧团逐渐形成。574年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到达长安，7～9世纪，越南佛教传播更广，寺庙遍及各地。9世纪初，无言通在交州，创立新的禅派，对越南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代中国僧人到达交州弘传佛教，或与越南僧人同往印度或南海求法取经者的人数颇多。义净记述了运期、解脱天、窥冲、慧琰、智行、大乘灯六位越南僧侣求支取经的事迹。
10～14世纪越南佛教兴盛。佛教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重要精神支柱。从939年吴权称王，经过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封建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僧侣和武将手中。国王重用僧人，赋予特权；僧人参与朝政，制定律令文书。前黎末年，国王黎龙铤在位，因僧侣权柄过重，试图压抑。以僧统万行和尚为首的僧侣集团便支持殿前指挥李公蕴，乘国王去世之机，篡夺了政权。李公蕴为万行之侄，建立李朝（1010～1224）后，尊万行为国师，以佛教为国教。李朝各代国王大力推崇佛教，传播禅宗佛学，各地广造寺宇，度民为僧，出现了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的局面。陈朝（1225～1399）建立后，继续推崇佛教，弘扬禅宗。
李朝和陈朝前后400年间，有8位国王出家为僧。尤其是陈朝前期陈太示、陈仁宗先后禅位出家，创立竹林禅派，并派遣使臣到中国求大藏经，在国内印刷佛教经典和佛像。这一时期寺院形成一股社会势力，拥有寺田、食邑和田奴；僧侣享有多除赋税、徭役的特权，高级僧人出入宫廷、官府，位比王侯卿相。僧团制度正式形成，组织严密。上有国师、僧统和僧录，各府有教门公事。寺院林立，建筑富丽堂皇。
创立宗派 越南佛教深受中国南宗禅学的影响，属于大乘佛教。先后创立了下述几派：
①灭喜禅派。毗尼多流支（又译“灭喜”）所创。又称“南方派”。毗尼多流支，南天竺人，574年至长安，后随中国禅宗三祖僧璨，承袭中国禅宗衣钵。580年到达交州，住法云寺，传授禅学。他所创立的“灭喜禅宗派”传播三祖僧璨的“心印”思想。在圆寂前将法统传弟子法贤。这一派系存在于580～1216年，共传十九代。各代名僧如法顺、万行、惠生、庆喜和圆通等均受到当朝国王的重视，封为法师、国师，被任命为僧统。
②无言通禅派。唐代僧人无言通所创。又称观壁派。无言通从学百丈怀海禅师，820年至交州北宁建初寺，传授禅学，创立该派，实行面壁禅观。他承受中国南宗禅学惠能、怀让、道一和怀海的法统，宣传佛性无所不在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等观点。这一派历经十五代，活动于820～1221年间。其中第四代祖吴真流为丁朝、前黎朝僧统，封为“匡越大师”。第七代的圆照禅师曾访问中国，被称为“高座法师”。无言通派是越南佛教的主要宗派，越南陈朝兴起的竹林禅派直接承袭其法统。
③草堂禅派。北宋云门宗僧人草堂所创。亦称雪窦明觉派。草堂为雪窦重显的弟子，曾至占婆弘传佛教，后到达越南北方，受李圣宗重视，封为国师，赐居首都昇龙（今河内）开国寺。草堂创立该派，主要传“雪窦百则”，提倡禅净一致，即实行禅宗的修禅与净土宗的念佛相结合。该派活动于1009～1205年间，传五代。其中有三个国王、两名太傅。
④竹林禅派。相传为陈仁宗所创。实际始于陈朝开国皇帝陈太宗。陈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国赴越的天封禅师，又从宋朝禅师德诚参学。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则认为这一派是由禅月禅师传给陈太宗，后经定香长老、圆照大师，至道惠禅师（皆无言通禅宗派名僧）时分类一个支系，其中主要的一支出逍遥禅师传给慧忠上士，再传给调御觉皇，即陈仁宗。陈太宗所著《课虚录》提出“四山”之说，认为生、老、病、死，乃四座大山，人能求佛学禅，勤行修忏，便可“超若海，渡迷津”，越过四山，解脱轮回。该书为竹林禅派的基本著作。慧忠将禅宗要旨传给陈仁宗。竹林禅派以陈仁宗为初祖，他笃志禅学，即位后日理朝政，夜至宫内资福寺研习禅学。后禅位出家，在海阳东潮县安子山花烟寺出家修行，讲授禅法，正式创立竹林禅派，迹称竹林安子禅派。自号香云大头陀，竹林上士，人称调御觉皇。著作甚多。该派承袭无言通禅派法统，以唐代禅宗五家之一临济宗为主，认为佛法亦即老子的“道”与孔子的“中庸”。宣扬佛法不离世间法。主张坐禅和采用临济宗的“四宾主”师徒问答方式传道。认为心即是佛，佛在众人心中。陈仁宗之后，有二祖法螺，三祖玄光，合称“竹林三祖”。法螺创立琼林院，编撰佛经，著有《参禅旨要》等。玄光，状元出身，后出家从学法螺，1317年继承竹林派衣钵，著有《玉鞭集》等。该派因得皇室大力扶持，成为陈朝时期越南佛教的主要派别，对越南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佛教禅宗不讲究烦琐的礼仪，不重戒律，主张坐禅修行，甚至可居家修禅，著书立说，其教理把中国和印度的佛学与儒学思想结合起来，适应越南封建阶级的需要，对于知识阶层也具有吸引力，因而在越南中古时期各王朝获得广泛发展，并对越南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佛儒消长 14世纪以后，由于儒学的发展，儒士阶层势力上升，僧侣集团开始推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陈朝末年，朝廷多次沙汰僧徒，并限制寺院僧侣势力的发展。后黎朝（1428～1526）建立后，独尊儒学，执行抑佛重儒政策，道教日益兴起，佛教由此日趋衰落。朝廷禁止新建寺宇，将寺田、寺庙领地收归国有，勒令不知诵经不持戒律的僧尼还俗，并以改革民俗之名，在民众中宣传佛教为迷信异端。至15世纪后半叶，僧侣人数大减，通达佛教教义者寥寥无几。从1500年起，黎氏朝廷下令只许庶民信奉佛教。从此，越南佛教便由皇室庇护的贵族化宗教转化为以平民信仰为主的民间宗教。
16～17世纪，天主教开始传入越南。越南佛教虽不似以前兴盛，但仍绵延不绝。当时，封建中央政权衰落，形成南北朝分裂割据局面，佛教有所振兴。北方郑氏王府和南方阮氏王府都曾延请中国高僧讲解佛经，修建寺院。1665年，郑王选拔国内有名佛师，为御用寺宇塑造几百尊佛像，禅宗再度复兴。隐居安子山的竹林禅派名僧白梅麟角将竹林三祖的教义和净土宗融合为一体，在河内的婆 寺开创新教派——莲宗。主张禅教双运，以教为眼，禅是佛心，以阿弥陀佛为禅的公案，但实修上专念弥陀名号，由此而得悟平生。此外，在越南北方有中力尚拙公创立的拙公派，这一派以临济宗为主，并受净土宗影响，亦称竹林新派。同时，还有曹洞宗的水月派。南方阮王府于1604年在顺化修建了大乘佛教的寺院——天姥寺。中国僧人道明、原绍等在越南传授禅宗佛学。原绍创建临济正宗的原绍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宣扬禅净并修的教义。迄今，莲宗在越南北方仍有一定影响，而临济正宗教派在南方势力则较大。
19世纪初，阮朝建立。阮朝初年执行保护临济正宗、歧视莲宗的政策。僧纲的职位皆授给临济正宗派僧侣，对莲宗僧侣限制颇多。但莲宗派仍在北方民间活动。
1858年后，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越南佛教徒参加了爱国抗法运动。进入近代时期，越南兴起佛道儒三教合一运动。19世纪末，随着天主教之传播，又出现“四教一源说”。这一时期建立的高台教则是把佛、道、儒和天主教及民间信仰糅合起来的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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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另式扩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
南传上座部佛教之一。相传公元前3世纪，为印度阿育王之子摩哂陀等所传入。由于其经典都用巴语传承，故近代又常称其为巴利语系佛教。
历史及教派演化 为迎请摩哂陀到斯里兰卡传教，国王提婆南毗耶·商沙曾在首都阿努拉达普拉兴建“大寺”。当时，这是上座部佛教的唯一中心。摩哂陀在此创建了大寺派。公元前28年，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再度嗣位，为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他流亡期间给予的帮助，特在无畏山新建一认寺庙，作为摩诃帝沙的传教据点，摩诃帝沙遂与印度僧人法喜同建无畏山寺派（又名法喜派）。4世纪时，萨伽利长老又于祗多林寺创建祗多林寺派，亦称南寺派。约在5世纪前期，上述三派并行。6世纪末阿合唱团普提王统治时期，由于王室对大寺派的扶植，使一度濒于衰亡的大寺派的势力理度复兴，蓁两派均隶属于大寺派。
7世纪初，达多优婆帝沙一世及其继承者伽叶二世统治时期，适值玄奘游学印度。玄奘根据在南印度的听闻，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当时斯里兰卡国王不信佛法，破坏佛像、寺塔，有300多名高僧逃往印度等情事。根据中国史籍记载，8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曾一度崇奉大乘，密教尤盛。当时赴华的印度密教高僧金刚智曾在斯里兰卡弘传密法；其弟子不空也在斯里兰卡从他和普贤阿阇梨等学习密法。密教不但受到王室的支持，在民间也普遍流行。10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已奄奄一息，连举行正式佛事仪式所需的额定比丘数也难以凑足。
11世纪下半叶，维阇耶巴忽王即位，遣使去缅甸，迎请精通三藏的持戒高僧来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佛教。此后，其他派别才销声匿迹。但由于内忧外患频仍，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中，斯里兰卡王位时为外族占据，首都被毁，佛教也连同受到破坏。直到1395年维阇罗巴忽二世时，僧王达摩揭谛二世主持召开佛教教团会议，上座部佛教才再次出现新局面。但是，1506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他们在推行基督教的同时，打击佛教，很多寺庙被毁，僧徒被迫改宗。1592年即位的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不得不先后两次迎请缅甸佛教长老来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嗣后继位的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又人缅甸的北古、阿拉干和暹罗（今泰国）的阿尤恰迎请佛法。暹罗送来了斯里兰卡所没有的佛典、佛像，派遣了很多长老前来授戒，使上座部佛教逐渐得到复兴。
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借缅甸和暹罗之力得以复兴后，分为三派：①罗曼那派，即11世纪从缅甸迎请的佛教长老所建的系统。②暹罗派，也称优婆哩派，为18世纪从暹罗迎请的系统。③阿摩罗普罗派，为一部分斯里兰卡在家佛教徒因社会地位较低，本国僧人不愿给予授戒而于1802年去缅甸的罗摩罗睺罗从当地长老受戒后返回的系统。三派在教理上无甚相违，但戒律稍有不同，因此和睦相处，直至今日。
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复兴运动。1880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拉瓦斯基夫人首先在科伦坡建立了神智学会，推动佛教的复兴。达磨波罗继又在印度创立摩诃菩提会，发掘的保护佛教遗迹，编纂佛典，出版刊物，在国内外宣传佛教，建立分支，使摩诃菩提会的活动成为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1945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把复兴佛教看作恢复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了具有世俗性质的各种佛教社团，创办佛教大学，编辑出版《佛教百科全书》。斯里兰卡人口中约有74%是僧伽罗人，而僧伽罗人中佛教徒约占94%；全国有寺庙5600余所，僧侣约2万人。
典籍 上座部佛典原不成文。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200年后，才开始将口诵相传的佛典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存的斯里兰卡上座部典籍由律、经、论三藏及三藏注疏和藏外典籍组成。5世纪上半叶，印度比丘觉音到斯里兰卡，将上座部佛教三藏的僧伽罗文注释改写成巴利文并详加疏解，又写了《清净道论》，论述大寺派所传上座部教义的纲要。
中斯佛教交流 开始于4世纪。据《梁书》记载，当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悉东晋孝武帝崇奉佛教，特派遣沙门昙摩渡海送来玉佛，于义熙二年（406）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义熙六年，中国法显从印度去斯里兰卡，参拜了无畏山寺、大寺和佛牙寺等，在斯里兰卡住了两年，带回很多佛经。当时，斯里兰卡也有一些僧人到中国弘法和参加译经事业。南朝宋元嘉六年（429），舶主竺难提从师子国带比丘尼8人到宋都，住影福寺，元嘉十年有铁萨罗等11人到中国传比丘尼戒，当时僧众特为之建铁萨罗寺。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双方交往不绝。7世纪中叶，中国往师子国瞻礼佛牙，佛迹的人逐渐增多，其中知名的有义朗、明远、窥冲、智行、慧琰、智弘、无行、僧哲等等，玄游还在师子国出家。
8世纪初，金刚智赴华时曾在师子国滞留，师子国人不空拜他为师，并随侍入唐弘法。以后不空又率弟子含光、慧 等去师子国学习密法。在不空返华时，国王曾赠送佛教法器和药物等。含光返国后译出仪轨两部，并在五台山金阁寺创建密教灌顶道场。至宋代，师子国僧众到中国的仍然不少。
16世纪以后，斯里兰卡先后沦为葡、荷、英的殖民地，中国和斯里兰卡佛教交往几乎中断，直到斯里兰卡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佛教徒的传统友谊又重新得到发展。（王作九）
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当时为中国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贵霜王朝的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的，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全国造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其中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但今所保存，为世界之冠。
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的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迦腻色迦王远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发展。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来。而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无论造像绘画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佛画 早在梁代，张僧繇即以善画佛像名世。他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纪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可见声望之隆。他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严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开创者和推动者。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因来自中亚的曹国，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后与吴道子结合中国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隋唐时期，佛画已经中国化。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们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随着佛教的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绘画理论也同时传入。南齐谢赫曾经总结绘画的艺术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两者解释都不很明确，不能肯定说“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雕塑 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了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在新疆，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肃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 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藏传佛教美术 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在五屯，有制作佛画的传统技法，至今仍在发展。
影响 在唐代，中国佛教美术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朝鲜南部庆州石窟庵释迦如来坐像，妙相庄严；一一面观音像、四菩萨像，姿态端庄，与中国盛唐时期佛教美术极为相似。日本奈良中宫寺的菩萨像、木造彩画，支颐微笑；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菩萨像，铜造镀金，修短合度；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萨像，塑敷彩；东大寺释迦如来像，铜造线刻镀金；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像，干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壁画，瑰丽庄严，也与中国敦煌壁画，千古同辉。
综观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常任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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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声乐和器乐等多种。声乐主要有：1、独唱，由维那担任；2、领唱和齐唱结合，即由维那唱上句，僧众唱下句：3、齐唱；4、轮唱。
声乐曲调的格式主要有四种，即赞、偈、咒、白。赞，用于颂佛之功德，如三宝赞、得赞等，其词多为长短句式的诗。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如净三业偈、沐浴偈等，其词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咒，是密语或真言，如洒净真言等，其词的格式变化甚多，曲调比较活泼。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乐订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尽相同，如江苏地区用十番鼓，山西五台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乐等。
佛教常见的主要仪式有朝课、晚课、佛诞祝仪、忏仪、放焰口及水陆法会（水陆道场）、戒坛仪式等等。其中禅门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课，音乐并不复杂，而且各地较为一致。放焰口和水陆法会规模较大，费时较长，有的还有情节内容，其音乐和舞蹈、诵白的结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乐旋律有的庄重，有的活泼，有的凄厉，有的热情，随仪式发展而变化。如放焰口，据传有九板十三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几十种，因此，放焰口的音乐结构实际上相当于一出音乐清唱剧。水陆法会的规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带和台湾等地。
演奏使用的乐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课诵、祝圣等宗教仪式中，著名寺院都较统一，即只用经书中称之为法器的打击乐器，如磬、引磬、木鱼、铛、铪、钟、鼓等。在其他佛事仪式中，特别是民间应赴的佛事仪式，各地应用乐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击乐器之外，吹管乐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丝弦乐器的。
源流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义争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初出家者……即须先教颂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罗什作十首偈颂，赠沙门法和。《隋书·音乐志》载：吕光等灭龟兹，因得龟兹乐“于阗佛曲”。赞宁《高僧传·读诵篇》云：“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鸠摩罗什“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把竺法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奉为梵呗传入中国的鼻祖。
发展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等几十首。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在历经了600余年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佛教音乐又经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博物院。为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于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1436~1449）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宝歌》等。
史料 中国佛教音乐的史料不多，流传的谱集更为少见。现藏法国伯希和编号为P3539，即写在“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的背面的残谱两行和编号为P3808，即写于后唐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台山鼓乐老谱等唐代字谱，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乐的珍贵资料。明永乐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谱集，也是重要资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鱼山声明集》、《鱼山和钞》以及西藏扎什伦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为声曲线谱，这些重要的音乐史料，尚待破译。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谱本。（陈大灿）
以南传上座部为主的佛教。主要传播于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据有关史料记述，公历纪元前后，上座部佛教已在东南亚流行。《太平御览》引万震著《南州异物志》称：“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水经注》引竺枝著《扶南记》中也有“扶南举国事佛”的记述。扶南即柬埔寨的古称。2～6世纪，东南亚佛教已很隆盛。比佛教传入更早的婆罗门教，经与佛教并存和融和的阶段之后，虽为佛教所取代，但对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婆罗浮屠、吴哥寺、薄甘王朝的塔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庙建筑、佛像雕塑和佛事仪式，都带有一定的婆罗门教色彩。10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受到大部分国家封建领主的推崇和提倡，并加强了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联系，互派僧侣留学，根据巴利语音序创立本民族文字，用以写定音译巴利三藏典籍，确定了摩诃尼迦耶和达磨育特两派僧王制度，佛教被尊为国教，在大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18世纪到现代，泰文、缅文、高棉文、老挝文的巴利三藏音译编纂工作逐渐完备，并进一步将部分经卷译为本民族文字，使上座部佛教得以更加广泛地流传。
老挝 1世纪初期，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曾一度流行于南部地区。14世纪中叶，由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被尊为国教，并确立了达磨育特和摩诃尼迦耶两派僧王制度。16～17世纪，曾一度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修建了许多寺塔，雕塑了佛像，创立巴利语佛教学校和实行僧侣考试制度。19世纪末沦为法国殖民地后，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寺塔被毁，经像被劫，僧侣惨遭杀戮。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佛教又出现复兴的气象，成立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机构，整理出现了寮文巴利三藏典籍，并恢复以寺院为主的巴利语教学的教育中心制度。
柬埔寨 早期的宗教信仰，除了原始的拜物教和精灵崇拜外，在公历纪元前后，即深受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影响。5～6世纪时，大小乘佛教开始传入。由于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往来频繁，大乘佛教得到较大的发展。其间高僧迭出。硕学沙门到中国传教、译经者不乏其人，如6世纪上半叶，即有僧伽婆罗和曼陀罗仙等人。9世纪后，已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但印度教也并得不衰，9世纪末创建、12世纪完成的吴哥城以及以后建立的吴哥窟大伽蓝，即为两教混合在寺庙建筑上的反映。此后，由于受到外族的影响，大乘佛教和印度教趋于衰微。14世纪中叶之后，泰国的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逐渐推行两派僧王制度，并定为国教。国王为佛教的当然护持。20世纪初叶，柬埔寨人民在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虽然许多佛寺受到破坏，但佛教仍有一定的发展。很多僧侣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创办了巴利语学校、西哈努克大学和佛教研究所，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语三藏典籍和高棉文译文的部分上座部经论。
泰国 古称暹罗。从那坤巴通发掘出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遗址判断，早在公元前，已有小乘佛教的传入。以后，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才由印度传入南暹罗及其沿海邻国。11世纪，缅甸的阿努罗陀王朝崛起，其势力扩展到暹罗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地区，阿努罗陀王笃信小乘佛教，并大力支持其发展传播。因此，小乘佛教又一度在暹罗，特别是北部地区流行。13世纪中叶，泰族在速可台建立了独立的部族国家，势力逐步向南扩张，将南暹罗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并接受流行于这个地区的大乘佛教。同时，带有婆罗门教色彩的大乘佛教宗教仪式，也逐步为泰国小乘佛教信徒所接受。此前，锡兰曾于12世纪时举行佛教第七次结集，整顿僧团组织，严肃戒律，使上座部佛教在锡兰臻于隆盛。当时北暹罗地区的一些部族国家，都派遣比丘前往学习，并传入具足戒仪式。速可台王朝建国初期，锡兰教派势力，已扩展到南暹罗地区，并在那坤室利塔玛罗陀建立锡兰派传教中心。速可台王朝第三代君主拉马康亨，曾迎奉锡兰僧团到都城弘扬教义，使锡兰教派得以流行，而大乘佛教却退居次要地位。此后，佛教在封建君主的护持下，逐渐形成僧王制度，佛教几成全民信仰，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之中。速可台王朝第四位君主黎汰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一度出家为僧，开创了泰国国王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出家为僧的先例。他于1361年迎请锡兰高僧，用上座部佛教统一了本国的宗教。
1767年，大城王朝的阿瑜陀耶为缅甸攻陷时，王宫和各寺院所藏典籍及经像文物，均毁于兵火。吞武里王朝建立后，国王郑昭下令收集佛教文献，汇集整理保存，但不久郑昭被弑身死，此项工作遂告停顿。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继承郑昭未竟的事业，于1788年召集230名硕学比丘和30名皇家学者，对已收集的三藏典籍进行整理编定，此即泰国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结集，编写的三藏名为“结集版三藏”或“皇家版三藏”，共计288箧。在拉玛四世统治时（1851～1868），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在上座部内出现了一个要求严格遵守戒律的派别，称为“正法派”，而把传统的佛教称为“大众派”，这两派在教理上没有重大差别，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所宽严。现泰国佛教主要是这两派。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王在位时（1868～1910），提出将全部三藏付印的计划。付印前，不仅对泰文本作了详尽的校订，还和高棉文、僧伽罗文及孟加拉文进行了比勘，于1893年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这次编印的泰文藏经，尚遗小部经8种未曾编入。1925年拉玛七世继位时，遵照其兄拉玛六世遗嘱，重编泰文三藏，收录所缺的小部各经，编为45卷，于1928年全部出版。现泰国有90%都是上座部佛教徒。
缅甸 佛教传入较早。根据《岛史》记载，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曾派须那与忧多罗两位长老到金地传教，有人认为金地即今之下缅甸塔通地区，但此说不能认为确凿的史实。公历纪元前后，从东南印度到缅甸有航路可通，锡兰与缅甸的交通通过东南印度为中心而发展起来，因此锡兰的上座部佛教大概是通过海道传入的。据骠族（缅甸族一支）古都卑谬发现的碑文记载，5世纪时，锡兰已流行上座部佛教。6世纪后期，佛教密宗的阿阇利耶教，又传入缅甸的蒲甘地区。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阿努陀罗王统一缅甸全境，他排斥了阿阇利耶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尊阿罗汉长老为国师；1058年始创缅文字母，音译了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奠定缅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础。此后缅甸王朝虽几经变迁，但一直信奉佛教。13世纪末，蒲甘王朝崩溃，缅甸出现了南北朝分立，但南北朝都信奉佛教，北方在阿瓦大造寺庙佛塔，南方也修建大金塔。此后历代国王都将大金塔增高，并敷金箔，增设回廊，形成现代所见的形态。18世纪中叶，缅甸南北朝为雍籍牙王朝所统一，佛教十分繁荣。这个王朝的孟云王在明恒费时11年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砖塔和一口大钟。12～19世纪末，僧伽罗僧伽派和末罗姆摩僧伽派逐渐分裂，形成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1871年，明顿王曾召集各派长老2400人于曼德里举行第五次结集，重编缅文巴利三藏，后将全部经典刻在729块大理石碑上，以垂永久。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缅甸僧侣建立了佛教组织，参与反英殖民主义的斗争。缅甸独立后，曾于1956年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时，邀请各国佛教界代表，举行了有2500人参加的第六次结集，校勘上座部缅文巴利三藏，印行结集版藏经51卷本。1961年，宣布佛教为国教，继又取消国教的地位，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目前缅甸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80%以上。
印度尼西亚 在公历纪元前后，印度尼西亚是海上交通的要冲，居民都为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罗门教。5世纪初，法显去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及爪哇）时，据他著的《佛国记》所载，当地盛行婆罗门教，但亦有少量的佛教。稍后，印僧求那跋摩赴华，路经阇婆时，已见佛教甚为流行。据中国史籍《宋书》、《南史》和《梁书》的记载，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广信佛法，崇仰三宝。7世纪末，在苏门答腊地区建立了室利佛逝王国。中国高僧义净往返印度时都在此落脚，据其所述该地大小乘并举；但从出土的文物看，密教系的观世音菩萨和多罗菩萨信仰也很普遍。8世纪初，到中国的印度高僧金刚智，曾在室利佛逝滞留，不空即在阇婆拜金刚智为师。可见8世纪前后大乘佛教特别是密教一系在室利佛逝十分流行。8世纪以后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马来半岛发展，当地王室都信奉密教，在马来半岛建立了大批密教寺院，民间亦多信奉者。
5世纪以后佛教在爪哇广为流传。8～9世纪，在中爪哇建立的夏莲特拉王朝诸王，都信奉大乘佛教与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建立了很多寺院，如世界驰名的婆罗浮屠大寺，高达十层，代表十法界，石砌回廊都刻有精美的浮雕，庄严雄传，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观。（参见彩图插页第14页）
10世纪初，室利佛逝的高僧编集了著名的佛教教义书《圣大乘论》。13世纪庚·安禄在东爪哇创建的新诃沙里王朝和14世纪韦阇耶建立的满者百夷王朝都信奉佛教。爪哇佛教是大乘密教和印度教湿婆派的混合物。他们把佛陀和湿婆看作一本，在崇拜的对象中杂有印度教的很多神祗。15世纪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后，佛教和湿婆派的信仰逐渐衰落，以致绝迹。
越南 盛传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仅流行于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信徒仅及大乘佛教的10%（见越南佛教）。
佛教流传于欧美，至今约有150年。但欧洲人最初对佛教的了解，则可上溯到公元前329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侵入鳊河流域时期。公元前259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团去希腊属地传教。在中世纪，佛陀的本生故事通过中亚穆斯林学者的介绍传入欧洲，在西欧和东欧很多地区广泛流行。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余人，北美约近19万人，南美有50万余人，其中极大部分是亚洲移民的后裔或侨民，分属于南传上座部和北传大乘佛教的许多派别。佛教传入欧美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在戒律和仪式方面有很多变化。
在欧美，佛学的研究，早于佛教的传播。17～18世纪欧洲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都已谈到了佛教。特别是18世纪末，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后，他们为了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使其成为基督教徒，开始对东方宗教，特别是对有影响的佛教进行研究。
英国 佛学研究 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后，殖民当局鼓励对印度巴利语和梵语的研究。英国传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发表的《巴利语语法和语言》为其滥觞。随着法国东方学家鲍诺夫与拉森发表了《巴利语论集》（1826），英国传教士斯宾塞发表了《东方僧门》（1850）和从僧伽罗文译出《现代佛教手册》（1853），这些著作引起了西方学者最初对佛教的兴趣。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了大量梵文贝叶经文献，分赠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鲍诺夫根据霍格森提供的资料整理出版了《鳊佛教史导论》（1845），在鲍诺夫门下的马克斯·缪勒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编译出版了《东方圣书》49册，其中包括不少佛教大、小乘的经典。英国佛学家李斯·戴维斯夫妇，在1881年建立了巴利圣典协会，马浩瀚的巴利语三藏和注疏用罗马字刊出，并把其中一部分译成英语，这为欧洲的佛学研究打开了大门。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3次到中国新疆和中亚“考察”，掠夺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这些文献在西谝有出后，震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举。由于对佛教文学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宣伟。亚诺尔特所写的《亚洲之光》（1879）和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1897），用优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诗歌描绘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众的欢迎。
佛教传播 20世纪初，英国始有佛教徒，第一个比丘是贝纳特（法名阿难陀弥勒）。他于1898年去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研究佛法，在缅成立了国际佛教会；1908年率布道团去英国传教，但遭到了失败。1906年杰克逊、埃仑等人在伦敦首先组织了英国佛教协会，公推李斯·戴维斯为会长。两年后，改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佛教会，并在利物浦、伯明罕、曼彻斯特、牛津、剑桥和布莱登等地建立分会，出版《佛教评论》。参加这个会的主要是一些对佛学有举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白人信徒。这个会由于创建人相继逝世，不久即衰落。1924年法官洪飞斯在英国灵智学会中建立佛教中心，出版《英国佛教》；1926年又从灵智学会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伦敦佛教会，并在丹佛、爱丁堡等地建立分支，把《英国佛教》改名为《中道》。这个会提倡大、小乘并行，参加的人数较多，迄今还有重要的影响。1926年锡兰的达摩波罗去伦敦传播佛法，创立了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这个组织主要宣传南传上座部的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佛教一度衰落，战后即又复苏，除原有的大小乘佛教继续发展外，还引入了藏传佛教的很多派别。如空仁波且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曼殊室利研究所等。
近年来，英国佛教徒人数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联合王国有佛教徒约3万人，1975年骤增至8万多人，1980年又增至12万人以上。1970～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其中藏传佛教信徒约占50%，上座位中佛教徒约占25%，大乘禅宗佛教徒约占25%。出现了12个要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德国 佛学研究 最早的倡导人是马克斯·缪勒。最初弘扬佛法的是奥登堡。他著有《佛陀生涯·教义·教团》一书，曾被翻译为14种文字。与奥登堡同时代的有威柏、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他们有的研究巴利语经典，有的研究梵语经典，其中有些人还兼通汉语和藏语等。在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下，把巴利语阿含经典全部译成了德语。继起者有安吞苏特（法名三界智）、格林和达尔克等人。三界智把巴利语经典《清净道论》和《弥兰陀王问经》译成德语。达尔克在欧洲最初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阐述佛陀的教义，著有《佛教》、《佛教的世界意识》等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研究佛教贡献较多的鲁本在《印度哲学史》（1954）中对佛教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并且编集、翻译出版了《印度佛教资料选辑》。早期德国的佛学研究着重翻译、校勘巴利语佛典，阐述小乘佛教的教义，但后来也扩及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翻译和出版了不少著作。1956年霍夫曼发表的《西藏宗教》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好评。
佛教传播 1913年，塞登斯杜车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国佛教传道会，陆续出版了《佛教徒》、《佛教新报》、《佛陀世界镜报》等。1921年格林和塞登斯村车在慕尼黑附近的乌亭建立了佛教联合会，出版了《乘》杂志，参加这个组织的有500人。1925年瓦勒泽尔在慕尼黑创立了佛教协会，主要宣传佛教的哲学思想，普及佛教的知识。1932年达尔克在柏林北郊的福禄那乌建立了有名的佛教精舍，内设佛殿、禅堂和图书馆等，是欧洲佛教运动的中心道场之一。1951年柏林佛教徒建立了柏林佛教会，1954年建立了汉保佛教会，1955年联合成立了德国佛教会。1960年改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设总部于汉堡，这是联帮德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同年，藏传佛教信徒在柏林建立了圣弥勒寺，又称圣弥勒教会，主要宣传和实践密宗的教义。根据《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刊》的报告，联帮德国约有佛教徒7万人（另说少于5万人）。佛教徒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如汉堡、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和下莱茵等地。
法国 佛学研究 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首辟蹊径的是鲍诺夫，他在巴黎倡立了法亚协会，把梵语《妙法莲华经》等译成法语。继起者有列维、福切尔和波尔兹洛斯基等。列维长期研究汉藏和梵文佛典，校勘《中边论颂》法译《大简编城严经论》，另外和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等编纂了佛教词书《法宝义林》，现已出版6卷。列维的弟子普桑，用法语校订、注释龙树的《中论颂》及释月称的藏译《明句论》，另外，把玄奘所编译的《成唯识论》和世亲的《俱舍论》译成法语。列维等人的活动为欧洲现代佛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巴黎法兰西学院的协诺、戴密微和费洛赛特对梵汉佛教研究也作出贡献。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全部巴利语大藏经。在藏传佛教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有大卫·尼尔和拉露。拉露著有《西藏的宗教》（1957）和《敦粕所藏十万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文写本》（1939）等。
佛教传播 最早的佛教组织——佛教友谊会是在中国太虚法师的推动下，1929年由龙伯尔建立的。以后改名为巴黎佛教会，自1939年起出版《佛教思想》月刊，定期举行佛事，展览佛教艺术，是目前法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和活动中心。1945年后，大批越南佛教徒定居法国，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徒联盟。近年来，藏传佛教各派在法国也很活跃。宁玛派在卡斯特朗市仿照西藏寺院的形式建立了乌金滚桑却林寺，该寺占地面积120公顷，规模宏大，每年有大批法国和欧洲的藏传佛教信徒去学习密法。据《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1980年法国有佛教徒近3万人，其中约有半数是亚洲裔佛教徒，蓁为法国佛教徒。主要集中在巴黎、格里茨、班尼斯堡、莫金等城市。
美国 佛学研究 是在西欧的影响下出现的，但有后来居上之势。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后，美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对佛教的研究。哈佛大学首先发起了《东方从书》的编译工作。华仑翻译了几部佛经，巴庇特译注了《法句经》，卡洛斯写作了《佛陀的教说》，华特发表了《禅道》，特别是日本铃木大拙有关禅宗一系列的传译、讲演和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佛学研究一度消深。但战后随着佛教的急遽发展，佛学研究也进入了高潮。在50～60年代，禅宗的研究风靡一时，渗透到了哲学、文艺、音乐、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领域。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亚米斯《禅与美国思想》（1962），杜姆林的《现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禅门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和《爱的艺术》，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1963）等。美国的禅宗披上了新大陆的形式，有所谓稳如泰山废禅、杂烩禅、方禅和禅外禅等种种禅门。此外，在这个时期，正值亚洲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佛学研究为了配合政治，大力开展了对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佛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南亚、东南亚诸国政治与宗教关系的丛书。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威尔奇发表了3部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国佛教的实践》（1967）、《中国佛教的复兴》（1968）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佛教》（1972）。70年代西藏的密教或金刚乘在美国兴起以后，涌现了大批研究和宣传西藏禅法的著作。如韦曼的《佛教的创始与怛多罗的传统》（1962），埃克沃尔的《西藏的宗教习俗》（1964）等。目前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都开设佛学课程，设有博士学位，出版定期的刊物，其中重要的有《世界佛教研究协会会刊》、《东西方哲学》、《金莲》等。
佛教传播 美国是一个盛行基督教的国家，原没有佛教。19世纪末期，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开始向夏威夷群岛移民。日本佛教也随之展开活动。日本佛教徒首先在夏威夷等地建立了净土宗别院（分寺）。日本西本愿寺也派人去火奴鲁鲁（檀香山）等地传教，建立了寺院。夏威夷并入美国后，佛教活动尤为活跃。随着日本移民涌入美国本土，西本愿寺和其他教派（日莲宗、真言宗、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等）派出大批传教人员并建立众多的寺院。1899年西本愿寺 田宗惠开始夏日金山活动，逐步建立了今天最有势力的佛教团体——美国佛教会。接着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佛寺，发展教徒。1900年只有佛教徒几千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到18000人。佛教由美国北向加拿大，南向巴西、阿根廷等地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美处于战争状态，日本的传教活动被勒令停止，一度受到挫折，但在战后即恢复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50～60年代，美国佛教信仰的主流是大乘禅宗和日莲正宗。千崎如纪最先在纽约建立了第一禅院，佐佐木周承在纽约又建立了临济宗禅堂。创价学会是附属于日莲正宗的在家居士社团，由于它的教义具有现代化的内容，仪式简单，组织比较严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崛起后，声速成为美国佛教中最大的教派。70年代以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主要教派都在美国传教、建寺，吸引了大批群众参加。南传佛教的上座部也在华盛顿、洛杉矶等地建寺，开展活动。中国的大乘佛教在上世纪末就由华侨传入夏威夷，以后又传入美国本土，在夏威夷设有中华华侨佛教总会，修建富丽堂皇的檀华寺和启华学校在纽约、旧金山都设有佛教会和寺院，参加中国佛教会活动的极大部分是华裔和侨民。
目前美国佛教徒约有20～30万人（不包括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有40个较大的佛教团体、教派组织。其中重要的有美国佛教会（西本愿寺）、北美日莲佛教会（创价学会）、美国佛教联合会（白人组织）、泰西佛教团、美国第一禅堂、东渐禅窟、华盛顿上座部佛教中心、普世佛教徒联谊会、夏威夷华侨佛教总会、旧金山纽约华侨佛教会、曹洞宗北美教友会、高野山美国别院、净土宗美国别院、罗彻斯特禅宗中心、藏传佛教宁玛派禅定中心、噶举派禅定中心、萨迦派研究中心、中美佛教总会等。佛教徒分布在美国十几个州，藏传佛教徒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科蜀拉多州、佛蒙特州；大乘佛教徒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和纽约三地；南传上座部佛教徒集中在华盛顿、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凯米尔。佛教为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已有了很多的变化。宗派、寺院常被称为教会，教徒称为会员。有些教派还仿效基督教划分教区，附设青年会、妇女会、童子军等。宗教生活一般这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寺中举行，在钢琴伴奏下，读诵英译的佛经，代替了东方的晨钟暮鼓，顶礼焚香。在军队中还配有随军僧侣。
其他各地 近来年，意大利、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对佛教的研究也很活跃，建立了不少佛教研究所和佛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佛教研究菱和葫早。例如意大利的中东远东研究所，在村齐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著名的《罗马与东方丛书》，其中包括很多佛教著作。但在这些国家中，佛教信徒屈指可数。（黄心川）
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1953年成立于北京。该会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耋全国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职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该会章程规定其任务为：①团结和倡导广大佛教徒参加各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庄严国土、利乐有情”；②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维护教徒信仰自由的权利，推动教徒学习宗教政策和其他有关政策法令，爱国守法；支持教徒管好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③积极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出版佛教书刊，协助政府保护佛教文物古迹；④发展与各国佛教信徒的友好联系，增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根据上述任务，近年来全国各地修缮了大批寺院，其中有北京的雍和宫、法源寺；上海的玉佛寺、龙华寺；江苏苏州灵岩寺、南京栖霞寺；浙江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广东南华寺；福建的鼓山涌泉寺等以及西藏的许多寺院，并先后陆续开放供广大佛教徒进行宗教活动。在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并开办灵岩山分院和栖霞山分院；上海、福建、四川、甘肃、西藏等地也各自创办了佛学院。恢复金陵刻经处，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发掘、拓印、整理、研究和印行房山石经。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先后多次参加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佛教徒的友好往来频繁，1980年与1984年在西安与日本佛教界共同举行了善导大师圆寂1300周年纪念法会和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典礼法会。
该会现任名誉会长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会长赵朴初。出版会刊《法音》，向国内外发行。（王新）
国际佛教学术研究组织，简称IABS。1976年成立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主要任务是在国际范围内促进和加强佛教各个领域的研究；组织国际佛教学者的协作和交流；出版学习和研究佛教的工具书；鼓励和支持刊布、翻译佛教的原始文献；定期出版《国际佛教研究协会期刊》；举行定期的国际佛教研究会议和地区性的会议。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各国从事哲学、宗教、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自1976年成立后已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印度那烂陀巴利语佛教学院，加拿大曼尼士巴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召开了5次大会。中国曾派学者出席在印度、加拿大等国召开的大会。该会现设有欧洲、美洲和亚洲三个地区中心。常设的权力机构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各个地区中心的秘书和若干著名佛学家组成。会址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南亚学系。（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