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jiao　　wenxue

　　文學　　數千卷印度佛典，如《維摩經》、《妙法蓮華經》、《楞嚴經》等，本身就是瑰麗的文學作品，向爲文人所喜愛。《百喻經》已被譯爲多種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認爲是世界文學中的珍品。敘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經》（《本生譚》）是著名的傳記文學。馬鳴的《佛所行贊》是印度著名的長篇敘事詩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頌、贊、散文、故事、俗講、變文、語錄、傳記、遊記、文集等，均爲優美的佛教文學作品。中國、日本、斯裏蘭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學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響下，汲取本國傳統文學的藝術形式，逐漸形成的一種獨具風格的文學作品。它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和新的命意遣詞方法。《維摩經》、《百喻經》等，鼓舞了中國晉、唐小說的創作；俗講、變文對後來的平話、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形成，有一定的淵源關系；禅宗語錄不僅爲宋明理學家所仿效，也影響到後來的民間文學作品。

　　北傳佛教之一。約于2世紀開始從中國傳入。

　　初傳時期　　據越南《禅苑集英》記載，195年，東漢蒼梧（今廣本梧州）學者牟子奉母流寓交趾（指今越南北部）。他“銳志于佛道”，著有《牟子理惑論》。這是佛教傳入越南北部的開始。約在255～256年間，月氏僧侶支疆梁接（畺良婁至）到達交州。3世紀末，印度僧人摩羅耆域經扶南至交州，同時到達的不有僧人丘陀羅；在交州北甯建有法雲、法雨、法雷、法電四所寺宇。

　　2～3世紀，佛教已經多種途徑傳入越南。首先，由于中國中原戰亂，大批士民流寓交州，將佛教帶入；其次，南亞、西亞的移民及僧侶人海路進入交州；第叁，也可能經由緬甸、雲南進入紅河谷地。史載叁國東吳所屬交州太守士燮，“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箫喜歡吹，車騎滿道，人夾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這些夾毂夢香的胡人即來自南亞、西亞或西域的僧人。

　　發展過程　　6世紀後，越南僧團逐漸形成。574年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到達長安，7～9世紀，越南佛教傳播更廣，寺廟遍及各地。9世紀初，無言通在交州，創立新的禅派，對越南佛教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據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唐代中國僧人到達交州弘傳佛教，或與越南僧人同往印度或南海求法取經者的人數頗多。義淨記述了運期、解脫天、窺沖、慧琰、智行、大乘燈六位越南僧侶求支取經的事迹。

　　10～14世紀越南佛教興盛。佛教成爲維護封建製度的重要精神支柱。從939年吳權稱王，經過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封建國家政權主要掌握在僧侶和武將手中。國王重用僧人，賦予特權；僧人參與朝政，製定律令文書。前黎末年，國王黎龍铤在位，因僧侶權柄過重，試圖壓抑。以僧統萬行和尚爲首的僧侶集團便支持殿前指揮李公蘊，乘國王去世之機，篡奪了政權。李公蘊爲萬行之侄，建立李朝（1010～1224）後，尊萬行爲國師，以佛教爲國教。李朝各代國王大力推崇佛教，傳播禅宗佛學，各地廣造寺宇，度民爲僧，出現了百姓大半爲僧，國內到處皆寺的局面。陳朝（1225～1399）建立後，繼續推崇佛教，弘揚禅宗。

　　李朝和陳朝前後400年間，有8位國王出家爲僧。尤其是陳朝前期陳太示、陳仁宗先後禅位出家，創立竹林禅派，並派遣使臣到中國求大藏經，在國內印刷佛教經典和佛像。這一時期寺院形成一股社會勢力，擁有寺田、食邑和田奴；僧侶享有多除賦稅、徭役的特權，高級僧人出入宮廷、官府，位比王侯卿相。僧團製度正式形成，組織嚴密。上有國師、僧統和僧錄，各府有教門公事。寺院林立，建築富麗堂皇。

　　創立宗派　　越南佛教深受中國南宗禅學的影響，屬于大乘佛教。先後創立了下述幾派：

　　①滅喜禅派。毗尼多流支（又譯“滅喜”）所創。又稱“南方派”。毗尼多流支，南天竺人，574年至長安，後隨中國禅宗叁祖僧璨，承襲中國禅宗衣缽。580年到達交州，住法雲寺，傳授禅學。他所創立的“滅喜禅宗派”傳播叁祖僧璨的“心印”思想。在圓寂前將法統傳弟子法賢。這一派系存在于580～1216年，共傳十九代。各代名僧如法順、萬行、惠生、慶喜和圓通等均受到當朝國王的重視，封爲法師、國師，被任命爲僧統。

　　②無言通禅派。唐代僧人無言通所創。又稱觀壁派。無言通從學百丈懷海禅師，820年至交州北甯建初寺，傳授禅學，創立該派，實行面壁禅觀。他承受中國南宗禅學惠能、懷讓、道一和懷海的法統，宣傳佛性無所不在和心、佛、衆生叁無差別等觀點。這一派曆經十五代，活動于820～1221年間。其中第四代祖吳真流爲丁朝、前黎朝僧統，封爲“匡越大師”。第七代的圓照禅師曾訪問中國，被稱爲“高座法師”。無言通派是越南佛教的主要宗派，越南陳朝興起的竹林禅派直接承襲其法統。

　　③草堂禅派。北宋雲門宗僧人草堂所創。亦稱雪窦明覺派。草堂爲雪窦重顯的弟子，曾至占婆弘傳佛教，後到達越南北方，受李聖宗重視，封爲國師，賜居首都昇龍（今河內）開國寺。草堂創立該派，主要傳“雪窦百則”，提倡禅淨一致，即實行禅宗的修禅與淨土宗的念佛相結合。該派活動于1009～1205年間，傳五代。其中有叁個國王、兩名太傅。

　　④竹林禅派。相傳爲陳仁宗所創。實際始于陳朝開國皇帝陳太宗。陳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國赴越的天封禅師，又從宋朝禅師德誠參學。越南史學家陶維英則認爲這一派是由禅月禅師傳給陳太宗，後經定香長老、圓照大師，至道惠禅師（皆無言通禅宗派名僧）時分類一個支系，其中主要的一支出逍遙禅師傳給慧忠上士，再傳給調禦覺皇，即陳仁宗。陳太宗所著《課虛錄》提出“四山”之說，認爲生、老、病、死，乃四座大山，人能求佛學禅，勤行修忏，便可“超若海，渡迷津”，越過四山，解脫輪回。該書爲竹林禅派的基本著作。慧忠將禅宗要旨傳給陳仁宗。竹林禅派以陳仁宗爲初祖，他笃志禅學，即位後日理朝政，夜至宮內資福寺研習禅學。後禅位出家，在海陽東潮縣安子山花煙寺出家修行，講授禅法，正式創立竹林禅派，迹稱竹林安子禅派。自號香雲大頭陀，竹林上士，人稱調禦覺皇。著作甚多。該派承襲無言通禅派法統，以唐代禅宗五家之一臨濟宗爲主，認爲佛法亦即老子的“道”與孔子的“中庸”。宣揚佛法不離世間法。主張坐禅和采用臨濟宗的“四賓主”師徒問答方式傳道。認爲心即是佛，佛在衆人心中。陳仁宗之後，有二祖法螺，叁祖玄光，合稱“竹林叁祖”。法螺創立瓊林院，編撰佛經，著有《參禅旨要》等。玄光，狀元出身，後出家從學法螺，1317年繼承竹林派衣缽，著有《玉鞭集》等。該派因得皇室大力扶持，成爲陳朝時期越南佛教的主要派別，對越南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

　　佛教禅宗不講究煩瑣的禮儀，不重戒律，主張坐禅修行，甚至可居家修禅，著書立說，其教理把中國和印度的佛學與儒學思想結合起來，適應越南封建階級的需要，對于知識階層也具有吸引力，因而在越南中古時期各王朝獲得廣泛發展，並對越南的哲學、文學藝術、建築、音樂等等産生深刻的影響。

　　佛儒消長　　14世紀以後，由于儒學的發展，儒士階層勢力上升，僧侶集團開始推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陳朝末年，朝廷多次沙汰僧徒，並限製寺院僧侶勢力的發展。後黎朝（1428～1526）建立後，獨尊儒學，執行抑佛重儒政策，道教日益興起，佛教由此日趨衰落。朝廷禁止新建寺宇，將寺田、寺廟領地收歸國有，勒令不知誦經不持戒律的僧尼還俗，並以改革民俗之名，在民衆中宣傳佛教爲迷信異端。至15世紀後半葉，僧侶人數大減，通達佛教教義者寥寥無幾。從1500年起，黎氏朝廷下令只許庶民信奉佛教。從此，越南佛教便由皇室庇護的貴族化宗教轉化爲以平民信仰爲主的民間宗教。

　　16～17世紀，天主教開始傳入越南。越南佛教雖不似以前興盛，但仍綿延不絕。當時，封建中央政權衰落，形成南北朝分裂割據局面，佛教有所振興。北方鄭氏王府和南方阮氏王府都曾延請中國高僧講解佛經，修建寺院。1665年，鄭王選拔國內有名佛師，爲禦用寺宇塑造幾百尊佛像，禅宗再度複興。隱居安子山的竹林禅派名僧白梅麟角將竹林叁祖的教義和淨土宗融合爲一體，在河內的婆　　寺開創新教派——蓮宗。主張禅教雙運，以教爲眼，禅是佛心，以阿彌陀佛爲禅的公案，但實修上專念彌陀名號，由此而得悟平生。此外，在越南北方有中力尚拙公創立的拙公派，這一派以臨濟宗爲主，並受淨土宗影響，亦稱竹林新派。同時，還有曹洞宗的水月派。南方阮王府于1604年在順化修建了大乘佛教的寺院——天姥寺。中國僧人道明、原紹等在越南傳授禅宗佛學。原紹創建臨濟正宗的原紹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宣揚禅淨並修的教義。迄今，蓮宗在越南北方仍有一定影響，而臨濟正宗教派在南方勢力則較大。

　　19世紀初，阮朝建立。阮朝初年執行保護臨濟正宗、歧視蓮宗的政策。僧綱的職位皆授給臨濟正宗派僧侶，對蓮宗僧侶限製頗多。但蓮宗派仍在北方民間活動。

　　1858年後，法國殖民者入侵越南，越南佛教徒參加了愛國抗法運動。進入近代時期，越南興起佛道儒叁教合一運動。19世紀末，隨著天主教之傳播，又出現“四教一源說”。這一時期建立的高臺教則是把佛、道、儒和天主教及民間信仰糅合起來的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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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　　主要爲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爛陀遺址，規模極爲宏大。東南亞諸國均有同類建築。柬埔寨的吳哥寺窟，緬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揚崖壁大佛像，都是聞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築。中國佛教建築是隨著佛教傳入而發展起來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築爲石窟寺，系根據古印度佛教造型藝術，結合中國傳統的形式建築的。中國的佛教石窟爲數甚多，其中敦煌、雲岡、龍門尤爲著名。中國佛塔的建築，起源甚早，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相傳都是叁國時代創建而經後人重修的。原來印度的佛塔是覆缽狀的圓墳形，上飾竿和傘，後發展成相輪（在塔頂豎一根金屬刹，用七重或九重鐵環套在刹身）。傳入中國後，結合中國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憑眺的樓閣式建築。現存的塔可分二類，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帶有中國特色；二是另式擴要采取中國原有樓閣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爲七至九層。結構有木塔、磚塔、磚木塔、石塔、銅塔、鐵塔和琉璃磚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築，與漢族地區略有不同。一般都有龐大的建築群所有建築體現了藏族古建築藝術的鮮明特色和漢藏文化融合的風格。北京的雍和宮，拉薩的布達拉宮，承德的外八廟等是這種建築的典型。日本的東本願寺，朝鮮的佛國寺都采用木結構的殿堂形式，雄偉壯麗，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趙樸初）

　　南傳上座部佛教之一。相傳公元前3世紀，爲印度阿育王之子摩哂陀等所傳入。由于其經典都用巴語傳承，故近代又常稱其爲巴利語系佛教。

　　曆史及教派演化　　爲迎請摩哂陀到斯裏蘭卡傳教，國王提婆南毗耶·商沙曾在首都阿努拉達普拉興建“大寺”。當時，這是上座部佛教的唯一中心。摩哂陀在此創建了大寺派。公元前28年，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再度嗣位，爲報答摩诃帝沙長老在他流亡期間給予的幫助，特在無畏山新建一認寺廟，作爲摩诃帝沙的傳教據點，摩诃帝沙遂與印度僧人法喜同建無畏山寺派（又名法喜派）。4世紀時，薩伽利長老又于祗多林寺創建祗多林寺派，亦稱南寺派。約在5世紀前期，上述叁派並行。6世紀末阿合唱團普提王統治時期，由于王室對大寺派的扶植，使一度瀕于衰亡的大寺派的勢力理度複興，蓁兩派均隸屬于大寺派。

　　7世紀初，達多優婆帝沙一世及其繼承者伽葉二世統治時期，適值玄奘遊學印度。玄奘根據在南印度的聽聞，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述了當時斯裏蘭卡國王不信佛法，破壞佛像、寺塔，有300多名高僧逃往印度等情事。根據中國史籍記載，8世紀上半葉，斯裏蘭卡曾一度崇奉大乘，密教尤盛。當時赴華的印度密教高僧金剛智曾在斯裏蘭卡弘傳密法；其弟子不空也在斯裏蘭卡從他和普賢阿阇梨等學習密法。密教不但受到王室的支持，在民間也普遍流行。10世紀以後，上座部佛教在斯裏蘭卡已奄奄一息，連舉行正式佛事儀式所需的額定比丘數也難以湊足。

　　11世紀下半葉，維阇耶巴忽王即位，遣使去緬甸，迎請精通叁藏的持戒高僧來斯裏蘭卡重建上座部佛教。此後，其他派別才銷聲匿迹。但由于內憂外患頻仍，從12世紀末到13世紀中，斯裏蘭卡王位時爲外族占據，首都被毀，佛教也連同受到破壞。直到1395年維阇羅巴忽二世時，僧王達摩揭谛二世主持召開佛教教團會議，上座部佛教才再次出現新局面。但是，1506年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入侵，他們在推行基督教的同時，打擊佛教，很多寺廟被毀，僧徒被迫改宗。1592年即位的維摩羅達磨蘇裏耶王不得不先後兩次迎請緬甸佛教長老來斯裏蘭卡複興上座部佛教。嗣後繼位的室利維阇耶羅阇辛哈王又人緬甸的北古、阿拉幹和暹羅（今泰國）的阿尤恰迎請佛法。暹羅送來了斯裏蘭卡所沒有的佛典、佛像，派遣了很多長老前來授戒，使上座部佛教逐漸得到複興。

　　斯裏蘭卡上座部佛教借緬甸和暹羅之力得以複興後，分爲叁派：①羅曼那派，即11世紀從緬甸迎請的佛教長老所建的系統。②暹羅派，也稱優婆哩派，爲18世紀從暹羅迎請的系統。③阿摩羅普羅派，爲一部分斯裏蘭卡在家佛教徒因社會地位較低，本國僧人不願給予授戒而于1802年去緬甸的羅摩羅睺羅從當地長老受戒後返回的系統。叁派在教理上無甚相違，但戒律稍有不同，因此和睦相處，直至今日。

　　19世紀末，斯裏蘭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複興運動。1880年，美國的奧爾考特少校和俄國的勃拉瓦斯基夫人首先在科倫坡建立了神智學會，推動佛教的複興。達磨波羅繼又在印度創立摩诃菩提會，發掘的保護佛教遺迹，編纂佛典，出版刊物，在國內外宣傳佛教，建立分支，使摩诃菩提會的活動成爲一個廣泛的佛教複興運動。1945年，斯裏蘭卡獨立後，政府把複興佛教看作恢複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建立了具有世俗性質的各種佛教社團，創辦佛教大學，編輯出版《佛教百科全書》。斯裏蘭卡人口中約有74%是僧伽羅人，而僧伽羅人中佛教徒約占94%；全國有寺廟5600余所，僧侶約2萬人。

　　典籍　　上座部佛典原不成文。在佛教傳入斯裏蘭卡200年後，才開始將口誦相傳的佛典用文字記錄下來。現存的斯裏蘭卡上座部典籍由律、經、論叁藏及叁藏注疏和藏外典籍組成。5世紀上半葉，印度比丘覺音到斯裏蘭卡，將上座部佛教叁藏的僧伽羅文注釋改寫成巴利文並詳加疏解，又寫了《清淨道論》，論述大寺派所傳上座部教義的綱要。

　　中斯佛教交流　　開始于4世紀。據《梁書》記載，當時師子國（今斯裏蘭卡）得悉東晉孝武帝崇奉佛教，特派遣沙門昙摩渡海送來玉佛，于義熙二年（406）到達建康（今江蘇南京）。義熙六年，中國法顯從印度去斯裏蘭卡，參拜了無畏山寺、大寺和佛牙寺等，在斯裏蘭卡住了兩年，帶回很多佛經。當時，斯裏蘭卡也有一些僧人到中國弘法和參加譯經事業。南朝宋元嘉六年（429），舶主竺難提從師子國帶比丘尼8人到宋都，住影福寺，元嘉十年有鐵薩羅等11人到中國傳比丘尼戒，當時僧衆特爲之建鐵薩羅寺。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時期，雙方交往不絕。7世紀中葉，中國往師子國瞻禮佛牙，佛迹的人逐漸增多，其中知名的有義朗、明遠、窺沖、智行、慧琰、智弘、無行、僧哲等等，玄遊還在師子國出家。

　　8世紀初，金剛智赴華時曾在師子國滯留，師子國人不空拜他爲師，並隨侍入唐弘法。以後不空又率弟子含光、慧　　等去師子國學習密法。在不空返華時，國王曾贈送佛教法器和藥物等。含光返國後譯出儀軌兩部，並在五臺山金閣寺創建密教灌頂道場。至宋代，師子國僧衆到中國的仍然不少。

　　16世紀以後，斯裏蘭卡先後淪爲葡、荷、英的殖民地，中國和斯裏蘭卡佛教交往幾乎中斷，直到斯裏蘭卡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兩國佛教徒的傳統友誼又重新得到發展。（王作九）

　　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國發揚光大的佛教繪畫、雕塑等的總稱。最初隨佛教從印度傳入，後來逐漸發展而具有中國民族風格和特色。晉袁宏《後漢紀》稱：“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問其道術，遂于中國而圖其形像焉。“《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與此略同。《佛祖統紀》等也記其事。傳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說永平九年），偕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時以白馬馱經及白氈裹釋迦立像，因在洛陽城西雍關外，建立白馬寺並在寺中壁上作千佛萬騎叁匝繞塔圖。《釋書·釋老志》說：”自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這是中國最初自作的佛畫。

　　淵源和發展　　中國佛教造像、畫佛、造塔，最初都從印度傳來。從印度現存佛教遺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魯特、桑奇都無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叁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與佛足迹，兩者同時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羅只有佛像而無佛足迹，並刻有佛傳。犍陀羅當時爲中國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貴霜王朝的國都，取希臘所遺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術，獨具特色。傳入中土首達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縣克孜爾明屋壁畫，繪有佛傳及佛本生故事，庫車縣庫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絲綢之路，東來而至甘肅的，有敦煌鳴沙山莫高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四川廣元石窟，以及江南攝山石窟等。全國造石窟之數不可勝計，其中碑幢之類，曆世殘毀頗多，但今所保存，爲世界之冠。

　　公元1世紀時，大月氏成立貴霜王朝，繼續占領西南高附，東南罽賓，以及整個犍陀羅。地當絲綢之路的商業要沖，財力雄厚，貿易常用金幣。迦膩色迦王遠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發展。佛教經像傳于中土，即自大月氏來。而中國西部佛教美術，亦以于阗、龜茲所保存者最多。敦煌、雲岡馳名世界，其余朝鮮、日本等地，皆學于中國。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經像美術，于9世紀後爲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毀，僅佛教幾個大石窟較完整地保存至今。

　　無論造像繪畫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國土地上發育成長的，具有中國的民族風格。初期雖曾受有印度的影響，但同一題材、內容和表現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畫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現不少娛樂場面，飲酒宴談，神通遊戲，菩薩人物裝飾華豔，婉娈多姿，色彩鮮明，即使降魔變這樣的題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劇的場景一樣，使人並無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畫中，常常陰森可怖，畫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飼虎，強盜挖自等。線條與色彩，也是粗犷而強烈，看不出柔和與可親的感情。

　　佛畫　　早在梁代，張僧繇即以善畫佛像名世。他獨出心裁，創立了“張家樣”，佛像的中國化，從此有了很好的發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畫，並擅佛畫，能傳其業。善果畫悉達太子納紀圖，靈嘉寺塔樣；儒童畫釋迦會圖，寶積經變圖。在南北朝後期，張僧繇的影響很大，有不少學習他的畫派，所謂“望其塵躅，如周孔焉”，可見聲望之隆。他筆法簡練，《曆代名畫記》說他“筆才一二，而像已應嚴焉，因材取之，今古獨立，象人之妙，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國佛教繪畫的一個開創者和推動者。北齊曹仲達，佛畫頗亨盛名。因來自中亞的曹國，原來帶有西域的作風，在中原既久，畫藝漸染上中國民族風格，創立了“曹家樣”，爲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樣之一。它的樣點是衣服緊窄，大約與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樣的風格。後與吳道子結合中國傳統風格所創立的“吳家樣”並稱。所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就是對他們概括的評語。曹畫雖失傳，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釋迦立像，衣如濕沾體上，就可想見曹畫。吳畫衣帶寬博，飄飄欲仙，在敦煌壁畫中還可看到他的畫風。隋唐時期，佛畫已經中國化。

　　壁畫　　隋唐時代的壁畫，今存于麥積山石窟與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畫，尤爲富美，色彩豔麗，人物造型，往往以當時的貴官貴嫔爲範，端莊華貴，男女形貌，都甚膚麗。佛前演奏，弦管雜陳，較之阿旃陀壁畫，尤或過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畫與彩塑的洞窟，共207個，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貞觀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開元、天寶年間。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爲張議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寫于鹹通六年的《莫高窟記》等，都存有輝煌燦爛的作品，可爲唐代佛教美術的代表。這些洞窟壁畫，雖出于無名畫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風，應該說是與吳道子、閻立本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畫中的維摩诘經變，在座前的聽衆，有諸王貴官，與現存的閻立本的帝王圖相似。相此可以推知這些圖像的畫法，應有共同的淵源爲當時的規範。

　　唐代這些壁畫，表現的題材是佛經經變故事、淨土變相以及佛菩薩像等。其內容較之過去更豐富，色彩也比較絢麗，表現的境界也更擴大。當時最流行的是佛教淨土信仰，因此淨土變相在壁畫中也表現得最多，約占228壁。其他如樂師淨土變相，報恩經變相等，也往往采取淨土變相作爲主要的部分。

　　在淨土變相中，以富麗的物質現象，描繪觀想的境界。如彩緩七寶樓臺、香花伎樂、蓮池樹鳥等，將西方極樂世界裝飾得非常美麗。這與出世苦行禁欲的態度，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所繪的佛、菩薩、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這和唐代的社會生活、人民的愛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畫還點綴許多人們社會生活小景，樂觀、明朗，富有情趣。

　　隨著佛教的繪畫藝術傳入中國，印度佛教的繪畫理論也同時傳入。南齊謝赫曾經總結繪畫的藝術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兩者解釋都不很明確，不能肯定說“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間互相影響的確是存在的。

　　雕塑　　雖有外來的影響，但了有其偉大的創造和民族風格。在新疆，有古代龜茲、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肅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靈窟、天水麥積山等石窟造像；再東進有山西大同雲岡、河南洛陽龍門、山西太原天龍山、河北邯鄲響堂山、河南鞏縣石窟寺、山東雲門山、江蘇連雲港、遼甯義縣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爲盛觀。在江南的有攝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廣，數目亦多。樂山大佛，尤呈偉觀。從北魏到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雕塑美術，創造了很多偉大的工程。以上所記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與隋唐時代的最爲精美，其中雲岡與龍門的石刻，可爲代表。其他全國各寺院中的金銅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夾　　幹漆造像，更不計其數。佛教對于中國的雕刻與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績。北魏時期的石窟造像，受外來影響，但與印度犍陀羅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較，也各有不同的風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莊嚴，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氣魄與所要求的藝術標准。在甘肅的敦煌與天水麥積山，由于石質是礫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獨運，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煥發光彩。江南的楊惠之成爲泥塑名家。自宋、元以來，各寺泥塑甚多，此亦爲中國佛教美術所特有。

　　藏傳佛教美術　　既與漢族地區佛教美術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又受印度、尼泊爾佛教美術影響，在中國佛教美術中，獨具風格。北京雍和宮、西黃寺及承德須彌福壽之廟，其殿宇、佛像等，均屬藏傳佛教美術系統。拉薩的布達拉宮，藏有古代流傳下來的大量佛畫與金銅佛像，以及刺繡與木刻的板畫佛像，普遍受到信衆的供養。在青海塔爾寺，每年以酥油製作酥油花禮佛，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術，在五屯，有製作佛畫的傳統技法，至今仍在發展。

　　影響　　在唐代，中國佛教美術曾流傳到朝鮮和日本等地。朝鮮南部慶州石窟庵釋迦如來坐像，妙相莊嚴；一一面觀音像、四菩薩像，姿態端莊，與中國盛唐時期佛教美術極爲相似。日本奈良中宮寺的菩薩像、木造彩畫，支頤微笑；藥師寺東院堂聖觀音菩薩像，銅造鍍金，修短合度；法隆寺夢殿救世觀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薩像，塑敷彩；東大寺釋迦如來像，銅造線刻鍍金；唐招提寺金堂盧舍那佛像，幹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製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國唐代佛教美術風格的影響。法隆寺金堂壁畫，瑰麗莊嚴，也與中國敦煌壁畫，千古同輝。

　　綜觀中國的佛教美術雖然曾受到印度的影響，但中國的佛教美術風格也傳到印度犍陀羅等地區，對印度佛教美術的發展曾有過一定的影響。（常任俠）

　　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國佛教寺院和信衆在舉行宗教儀式時所用的音樂。佛教認爲，音樂有“供養”、“頌佛”作用。《法華經·方便品》雲：“歌呗頌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聲樂和器樂等多種。聲樂主要有：1、獨唱，由維那擔任；2、領唱和齊唱結合，即由維那唱上句，僧衆唱下句：3、齊唱；4、輪唱。

　　聲樂曲調的格式主要有四種，即贊、偈、咒、白。贊，用于頌佛之功德，如叁寶贊、得贊等，其詞多爲長短句式的詩。偈，用于頌揚佛教教義，如淨叁業偈、沐浴偈等，其詞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調上除了用上下對句外，一般常以四句爲一樂段。咒，是密語或真言，如灑淨真言等，其詞的格式變化甚多，曲調比較活潑。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書聲白、書梵白、道腔白等都帶有音樂旋律，與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樂訂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盡相同，如江蘇地區用十番鼓，山西五臺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樂等。

　　佛教常見的主要儀式有朝課、晚課、佛誕祝儀、忏儀、放焰口及水陸法會（水陸道場）、戒壇儀式等等。其中禅門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課，音樂並不複雜，而且各地較爲一致。放焰口和水陸法會規模較大，費時較長，有的還有情節內容，其音樂和舞蹈、誦白的結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樂旋律有的莊重，有的活潑，有的淒厲，有的熱情，隨儀式發展而變化。如放焰口，據傳有九板十叁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幾十種，因此，放焰口的音樂結構實際上相當于一出音樂清唱劇。水陸法會的規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帶和臺灣等地。　　

　　演奏使用的樂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課誦、祝聖等宗教儀式中，著名寺院都較統一，即只用經書中稱之爲法器的打擊樂器，如磬、引磬、木魚、铛、铪、鍾、鼓等。在其他佛事儀式中，特別是民間應赴的佛事儀式，各地應用樂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擊樂器之外，吹管樂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絲弦樂器的。

　　源流　　佛教音樂源于印度。公元前後，天竺的佛教音樂甚盛。後隨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當時稱爲梵呗。慧皎的《高僧傳》雲：“天竺方俗，凡歌詠法言，皆稱爲呗。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贊則號爲梵呗。”義爭的《南海寄歸內法傳》雲：“初出家者……即須先教頌斯二贊，無問大乘、小乘，鹹同遵此。”自佛教開始傳入至叁國時，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樂。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蘭、迦時摩騰、支婁迦谶、支謙、康僧會、帛屍梨蜜多羅、有“胡呗叁契”和“高聲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羅什作十首偈頌，贈沙門法和。《隋書·音樂志》載：呂光等滅龜茲，因得龜茲樂“于阗佛曲”。贊甯《高僧傳·讀誦篇》雲：“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慧皎《高僧傳》卷十叁雲：鸠摩羅什“傳聲則叁千有余，在契則四十有二”，把竺法蘭、康僧會、鸠摩羅什等奉爲梵呗傳入中國的鼻祖。

　　發展　　印度佛教音樂在漢地流傳中，因漢、梵語音不同，曲調難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爲了便于弘揚佛法，爲廣大信徒所接受，音樂遂“改梵爲秦”，用中國的音調來配唱漢譯經文。相傳最早改梵爲秦的是叁國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遊魚山時，聞空中梵天之響而“製轉贊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鹹憲章焉”。魏晉間的佛教出現了與印度佛教音樂相異的形式，由中國人創製的佛教音樂，可視爲中國佛教音樂的萌芽。

　　南北朝時，隨著佛教的傳播，民間吟唱贊偈甚爲流行。佛教中湧現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藝術修養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傳》和道宣的《續高僧傳》等書中，記載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許多擅長佛教音樂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稱、真觀等。據傳，他們皆“尤善唱導，出語成章”，“聲韻錘鈴”，“唱說之功，獨步當世”；其見聞者，莫不驚異。梁武帝箫衍積極倡導師佛教音樂，《隋書·音樂志》雲：帝既笃敬佛法，“製《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另外，他還開創了童聲演唱佛曲的“法樂童子伎”，讓“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舉辦“無遮大會”，爲中國佛教音樂創作、傳播，提供了有利的場所和條件。這一時期，各地佛教音樂在創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樂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風格各異。道宣在《續高僧傳·雜科聲德篇》中評論道：佛教音樂“地分鄭魏，聲亦參差”，“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吳越志揚，俗好浮绮，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爲工”，“江淮之境，偏饒此玩，雕飾文绮，糅以聲華”，“秦壤雍冀，音詞雄遠”。南北朝時代，樂僧輩出，新創作豐富多彩，信衆歡迎，加上帝王倡導，這就爲佛教音樂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唐代，西域音樂廣泛傳入中原地區，唐太宗在宮廷歡宴百僚時，經常演奏《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等十部樂。其中《天竺樂》、《西涼樂》、《龜茲樂》等西域音樂和佛教音樂均有密切的關系，也是當時中原最流行的音樂。《舊唐書·音樂志》雲：“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同時，中國佛教音樂在創作和演唱、演奏上均達到很高水平，進入了鼎盛時期。廟會在唐代已成爲藝術表演場所，寺院成爲保存和傳習佛教音樂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師輩出。如《宋高僧傳》稱少康唱偈贊，“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其藝術魅力如“善醫以饧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入口耳”；唐《樂府雜錄》和《因話錄》說文淑“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裏人”，“聽者填咽寺舍”。《太平廣記》稱唐文宗曾采其講聲成爲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貞元年間與有“長安第一手”之稱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侖比藝，其高超的演奏技術使聽衆傾倒，康昆侖驚服，後拜其爲師。唐代佛教的“俗講”吸引廣大百姓，韓愈詩雲：“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鍾吹螺鬧宮廷”；姚合也有“仍聞開講日，湖上少魚船”和“酒坊魚市盡無人”之句。《續高僧傳》記載寶巖和尚登座俗講時，“案幾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有的高僧“隨物贊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據近人任二北對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進行考證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羅門》、《悉昙頌》、《佛說楞伽經禅門悉昙章》、《好住娘》、《散花樂》、《歸去來》、《太子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等281首。在陳旸的《樂書》中，還載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如來藏佛曲》等幾十首。此外，在《羯鼓錄》、《食曲》、《唐會要》等書中。也有佛曲名的記載。唐代佛教音樂還吸收和融合了民間音樂和古樂，如佛曲《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好住娘》等。在曆經了600余年發展、變化，經過漢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創造，中國佛教音樂在唐代進入了輝煌燦爛時期。　　

　　宋元明清諸代，佛教音樂又經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樂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來通行南北的佛教音樂曲調400余首，編成《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行世。這本曲集不但影響全國，還流傳越南、緬甸一帶。

　　近代佛教音樂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傳統。音樂活動較著名的，有常州天甯寺、甯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揚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臺山諸博物院。爲發掘、整理中國古老的佛教音樂，1986年3月，北京于廣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樂團，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統（1436~1449）年間流傳下來的京音樂。

　　佛教音樂對于中國民間說唱音樂、音韻學以及樂律、音階和字譜學的發展，均有重要影響。另外，崇奉佛教的音樂家和民間音樂藝人，還創作過不少宣傳佛家思想的非宗教儀式所用的聲樂作品和器樂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說唱音樂“宣卷”、“寶卷”的早期作品和現代名僧弘一所作的《叁寶歌》等。

　　史料　　中國佛教音樂的史料不多，流傳的譜集更爲少見。現藏法國伯希和編號爲P3539，即寫在“叁藏法師阇那崛多譯”的背面的殘譜兩行和編號爲P3808，即寫于後唐長興四年（933）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臺山鼓樂老譜等唐代字譜，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樂的珍貴資料。明永樂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叁十叁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譜集，也是重要資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魚山聲明集》、《魚山和鈔》以及西藏紮什倫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爲聲曲線譜，這些重要的音樂史料，尚待破譯。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譜本。（陳大燦）

　　以南傳上座部爲主的佛教。主要傳播于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以及越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區。據有關史料記述，公曆紀元前後，上座部佛教已在東南亞流行。《太平禦覽》引萬震著《南州異物志》稱：“林陽在扶南西七千余裏，地皆平博。民十余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水經注》引竺枝著《扶南記》中也有“扶南舉國事佛”的記述。扶南即柬埔寨的古稱。2～6世紀，東南亞佛教已很隆盛。比佛教傳入更早的婆羅門教，經與佛教並存和融和的階段之後，雖爲佛教所取代，但對佛教的影響仍然存在。婆羅浮屠、吳哥寺、薄甘王朝的塔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廟建築、佛像雕塑和佛事儀式，都帶有一定的婆羅門教色彩。10世紀以後，上座部佛教受到大部分國家封建領主的推崇和提倡，並加強了同錫蘭（今斯裏蘭卡）的聯系，互派僧侶留學，根據巴利語音序創立本民族文字，用以寫定音譯巴利叁藏典籍，確定了摩诃尼迦耶和達磨育特兩派僧王製度，佛教被尊爲國教，在大衆中産生了深刻影響。18世紀到現代，泰文、緬文、高棉文、老撾文的巴利叁藏音譯編纂工作逐漸完備，並進一步將部分經卷譯爲本民族文字，使上座部佛教得以更加廣泛地流傳。

　　老撾　　1世紀初期，大乘佛教和婆羅門教曾一度流行于南部地區。14世紀中葉，由柬埔寨傳入上座部佛教，被尊爲國教，並確立了達磨育特和摩诃尼迦耶兩派僧王製度。16～17世紀，曾一度成爲東南亞的佛教中心，修建了許多寺塔，雕塑了佛像，創立巴利語佛教學校和實行僧侶考試製度。19世紀末淪爲法國殖民地後，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寺塔被毀，經像被劫，僧侶慘遭殺戮。隨著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佛教又出現複興的氣象，成立全國統一的佛教組織機構，整理出現了寮文巴利叁藏典籍，並恢複以寺院爲主的巴利語教學的教育中心製度。

　　柬埔寨　　早期的宗教信仰，除了原始的拜物教和精靈崇拜外，在公曆紀元前後，即深受婆羅門教和佛教的影響。5～6世紀時，大小乘佛教開始傳入。由于同中國和印度的貿易往來頻繁，大乘佛教得到較大的發展。其間高僧疊出。碩學沙門到中國傳教、譯經者不乏其人，如6世紀上半葉，即有僧伽婆羅和曼陀羅仙等人。9世紀後，已成爲東南亞的佛教中心，但印度教也並得不衰，9世紀末創建、12世紀完成的吳哥城以及以後建立的吳哥窟大伽藍，即爲兩教混合在寺廟建築上的反映。此後，由于受到外族的影響，大乘佛教和印度教趨于衰微。14世紀中葉之後，泰國的上座部佛教傳入柬埔寨，逐漸推行兩派僧王製度，並定爲國教。國王爲佛教的當然護持。20世紀初葉，柬埔寨人民在反抗法國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雖然許多佛寺受到破壞，但佛教仍有一定的發展。很多僧侶參加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創辦了巴利語學校、西哈努克大學和佛教研究所，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語叁藏典籍和高棉文譯文的部分上座部經論。

　　泰國　　古稱暹羅。從那坤巴通發掘出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遺址判斷，早在公元前，已有小乘佛教的傳入。以後，婆羅門教和大乘佛教才由印度傳入南暹羅及其沿海鄰國。11世紀，緬甸的阿努羅陀王朝崛起，其勢力擴展到暹羅北部和中部的許多地區，阿努羅陀王笃信小乘佛教，並大力支持其發展傳播。因此，小乘佛教又一度在暹羅，特別是北部地區流行。13世紀中葉，泰族在速可臺建立了獨立的部族國家，勢力逐步向南擴張，將南暹羅地區納入其統治範圍，並接受流行于這個地區的大乘佛教。同時，帶有婆羅門教色彩的大乘佛教宗教儀式，也逐步爲泰國小乘佛教信徒所接受。此前，錫蘭曾于12世紀時舉行佛教第七次結集，整頓僧團組織，嚴肅戒律，使上座部佛教在錫蘭臻于隆盛。當時北暹羅地區的一些部族國家，都派遣比丘前往學習，並傳入具足戒儀式。速可臺王朝建國初期，錫蘭教派勢力，已擴展到南暹羅地區，並在那坤室利塔瑪羅陀建立錫蘭派傳教中心。速可臺王朝第叁代君主拉馬康亨，曾迎奉錫蘭僧團到都城弘揚教義，使錫蘭教派得以流行，而大乘佛教卻退居次要地位。此後，佛教在封建君主的護持下，逐漸形成僧王製度，佛教幾成全民信仰，滲透到日常生活習俗之中。速可臺王朝第四位君主黎汰王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曾一度出家爲僧，開創了泰國國王必須在一定時期內出家爲僧的先例。他于1361年迎請錫蘭高僧，用上座部佛教統一了本國的宗教。

　　1767年，大城王朝的阿瑜陀耶爲緬甸攻陷時，王宮和各寺院所藏典籍及經像文物，均毀于兵火。吞武裏王朝建立後，國王鄭昭下令收集佛教文獻，彙集整理保存，但不久鄭昭被弑身死，此項工作遂告停頓。曼谷王朝建立後，拉瑪一世繼承鄭昭未竟的事業，于1788年召集230名碩學比丘和30名皇家學者，對已收集的叁藏典籍進行整理編定，此即泰國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結集，編寫的叁藏名爲“結集版叁藏”或“皇家版叁藏”，共計288箧。在拉瑪四世統治時（1851～1868），對佛教進行了改革，在上座部內出現了一個要求嚴格遵守戒律的派別，稱爲“正法派”，而把傳統的佛教稱爲“大衆派”，這兩派在教理上沒有重大差別，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所寬嚴。現泰國佛教主要是這兩派。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王在位時（1868～1910），提出將全部叁藏付印的計劃。付印前，不僅對泰文本作了詳盡的校訂，還和高棉文、僧伽羅文及孟加拉文進行了比勘，于1893年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這次編印的泰文藏經，尚遺小部經8種未曾編入。1925年拉瑪七世繼位時，遵照其兄拉瑪六世遺囑，重編泰文叁藏，收錄所缺的小部各經，編爲45卷，于1928年全部出版。現泰國有90%都是上座部佛教徒。

　　緬甸　　佛教傳入較早。根據《島史》記載，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紀曾派須那與憂多羅兩位長老到金地傳教，有人認爲金地即今之下緬甸塔通地區，但此說不能認爲確鑿的史實。公曆紀元前後，從東南印度到緬甸有航路可通，錫蘭與緬甸的交通通過東南印度爲中心而發展起來，因此錫蘭的上座部佛教大概是通過海道傳入的。據骠族（緬甸族一支）古都卑謬發現的碑文記載，5世紀時，錫蘭已流行上座部佛教。6世紀後期，佛教密宗的阿阇利耶教，又傳入緬甸的蒲甘地區。11世紀中葉，蒲甘王朝阿努陀羅王統一緬甸全境，他排斥了阿阇利耶教，立上座部佛教爲國教，尊阿羅漢長老爲國師；1058年始創緬文字母，音譯了上座部佛教叁藏典籍，奠定緬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礎。此後緬甸王朝雖幾經變遷，但一直信奉佛教。13世紀末，蒲甘王朝崩潰，緬甸出現了南北朝分立，但南北朝都信奉佛教，北方在阿瓦大造寺廟佛塔，南方也修建大金塔。此後曆代國王都將大金塔增高，並敷金箔，增設回廊，形成現代所見的形態。18世紀中葉，緬甸南北朝爲雍籍牙王朝所統一，佛教十分繁榮。這個王朝的孟雲王在明恒費時11年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磚塔和一口大鍾。12～19世紀末，僧伽羅僧伽派和末羅姆摩僧伽派逐漸分裂，形成善法派、瑞琴派、門派等。1871年，明頓王曾召集各派長老2400人于曼德裏舉行第五次結集，重編緬文巴利叁藏，後將全部經典刻在729塊大理石碑上，以垂永久。隨著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緬甸僧侶建立了佛教組織，參與反英殖民主義的鬥爭。緬甸獨立後，曾于1956年釋迦牟尼涅槃2500年紀念時，邀請各國佛教界代表，舉行了有2500人參加的第六次結集，校勘上座部緬文巴利叁藏，印行結集版藏經51卷本。1961年，宣布佛教爲國教，繼又取消國教的地位，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目前緬甸佛教徒約占總人口的80%以上。

　　印度尼西亞　　在公曆紀元前後，印度尼西亞是海上交通的要沖，居民都爲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羅門教。5世紀初，法顯去耶婆提（今蘇門答臘及爪哇）時，據他著的《佛國記》所載，當地盛行婆羅門教，但亦有少量的佛教。稍後，印僧求那跋摩赴華，路經阇婆時，已見佛教甚爲流行。據中國史籍《宋書》、《南史》和《梁書》的記載，5世紀中葉至6世紀上半葉，蘇門答臘、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廣信佛法，崇仰叁寶。7世紀末，在蘇門答臘地區建立了室利佛逝王國。中國高僧義淨往返印度時都在此落腳，據其所述該地大小乘並舉；但從出土的文物看，密教系的觀世音菩薩和多羅菩薩信仰也很普遍。8世紀初，到中國的印度高僧金剛智，曾在室利佛逝滯留，不空即在阇婆拜金剛智爲師。可見8世紀前後大乘佛教特別是密教一系在室利佛逝十分流行。8世紀以後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馬來半島發展，當地王室都信奉密教，在馬來半島建立了大批密教寺院，民間亦多信奉者。

　　5世紀以後佛教在爪哇廣爲流傳。8～9世紀，在中爪哇建立的夏蓮特拉王朝諸王，都信奉大乘佛教與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建立了很多寺院，如世界馳名的婆羅浮屠大寺，高達十層，代表十法界，石砌回廊都刻有精美的浮雕，莊嚴雄傳，是世界美術史上的奇觀。（參見彩圖插頁第14頁）

　　10世紀初，室利佛逝的高僧編集了著名的佛教教義書《聖大乘論》。13世紀庚·安祿在東爪哇創建的新诃沙裏王朝和14世紀韋阇耶建立的滿者百夷王朝都信奉佛教。爪哇佛教是大乘密教和印度教濕婆派的混合物。他們把佛陀和濕婆看作一本，在崇拜的對象中雜有印度教的很多神祗。15世紀伊斯蘭教傳入爪哇後，佛教和濕婆派的信仰逐漸衰落，以致絕迹。

　　越南　　盛傳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僅流行于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區，信徒僅及大乘佛教的10%（見越南佛教）。

　　佛教流傳于歐美，至今約有150年。但歐洲人最初對佛教的了解，則可上溯到公元前329年希臘亞曆山大大帝侵入鳊河流域時期。公元前259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團去希臘屬地傳教。在中世紀，佛陀的本生故事通過中亞穆斯林學者的介紹傳入歐洲，在西歐和東歐很多地區廣泛流行。據《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1982年的統計，歐洲有佛教徒21萬余人，北美約近19萬人，南美有50萬余人，其中極大部分是亞洲移民的後裔或僑民，分屬于南傳上座部和北傳大乘佛教的許多派別。佛教傳入歐美後，爲了適應當地的社會生活，在戒律和儀式方面有很多變化。

　　在歐美，佛學的研究，早于佛教的傳播。17～18世紀歐洲的一些著名哲學家如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等人都已談到了佛教。特別是18世紀末，歐洲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向亞洲進行殖民擴張後，他們爲了改變當地居民的信仰，使其成爲基督教徒，開始對東方宗教，特別是對有影響的佛教進行研究。

　　英國　　佛學研究　　1788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立後，殖民當局鼓勵對印度巴利語和梵語的研究。英國傳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發表的《巴利語語法和語言》爲其濫觞。隨著法國東方學家鮑諾夫與拉森發表了《巴利語論集》（1826），英國傳教士斯賓塞發表了《東方僧門》（1850）和從僧伽羅文譯出《現代佛教手冊》（1853），這些著作引起了西方學者最初對佛教的興趣。1833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霍格森在尼泊爾收集了大量梵文貝葉經文獻，分贈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鮑諾夫根據霍格森提供的資料整理出版了《鳊佛教史導論》（1845），在鮑諾夫門下的馬克斯·缪勒受英國皇家學會的委托，編譯出版了《東方聖書》49冊，其中包括不少佛教大、小乘的經典。英國佛學家李斯·戴維斯夫婦，在1881年建立了巴利聖典協會，馬浩瀚的巴利語叁藏和注疏用羅馬字刊出，並把其中一部分譯成英語，這爲歐洲的佛學研究打開了大門。20世紀初，英國探險家斯坦因曾3次到中國新疆和中亞“考察”，掠奪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龜茲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經典，這些文獻在西谝有出後，震動了歐洲的學術界，引起了對佛教考古學、佛教語言學和文獻學的舉。由于對佛教文學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動了佛教信仰的宣偉。亞諾爾特所寫的《亞洲之光》（1879）和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1897），用優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詩歌描繪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衆的歡迎。

　　佛教傳播　　20世紀初，英國始有佛教徒，第一個比丘是貝納特（法名阿難陀彌勒）。他于1898年去錫蘭（今斯裏蘭卡）、緬甸研究佛法，在緬成立了國際佛教會；1908年率布道團去英國傳教，但遭到了失敗。1906年傑克遜、埃侖等人在倫敦首先組織了英國佛教協會，公推李斯·戴維斯爲會長。兩年後，改名爲大不列顛和愛爾蘭佛教會，並在利物浦、伯明罕、曼徹斯特、牛津、劍橋和布萊登等地建立分會，出版《佛教評論》。參加這個會的主要是一些對佛學有舉的知識分子和一部分白人信徒。這個會由于創建人相繼逝世，不久即衰落。1924年法官洪飛斯在英國靈智學會中建立佛教中心，出版《英國佛教》；1926年又從靈智學會中分離出來，單獨成立了倫敦佛教會，並在丹佛、愛丁堡等地建立分支，把《英國佛教》改名爲《中道》。這個會提倡大、小乘並行，參加的人數較多，迄今還有重要的影響。1926年錫蘭的達摩波羅去倫敦傳播佛法，創立了摩诃菩提會倫敦分會。這個組織主要宣傳南傳上座部的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佛教一度衰落，戰後即又複蘇，除原有的大小乘佛教繼續發展外，還引入了藏傳佛教的很多派別。如空仁波且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曼殊室利研究所等。

　　近年來，英國佛教徒人數有較大的增長，1970年聯合王國有佛教徒約3萬人，1975年驟增至8萬多人，1980年又增至12萬人以上。1970～1978年每年平均增長率爲11。3%，其中藏傳佛教信徒約占50%，上座位中佛教徒約占25%，大乘禅宗佛教徒約占25%。出現了12個要佛教中心和45個教團組織。

　　德國　　佛學研究　　最早的倡導人是馬克斯·缪勒。最初弘揚佛法的是奧登堡。他著有《佛陀生涯·教義·教團》一書，曾被翻譯爲14種文字。與奧登堡同時代的有威柏、紐曼、蓋格、格拉澤納普、瓦勒澤爾，他們有的研究巴利語經典，有的研究梵語經典，其中有些人還兼通漢語和藏語等。在紐曼、塞登斯杜車、奧登堡等人通力協作下，把巴利語阿含經典全部譯成了德語。繼起者有安吞蘇特（法名叁界智）、格林和達爾克等人。叁界智把巴利語經典《清淨道論》和《彌蘭陀王問經》譯成德語。達爾克在歐洲最初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闡述佛陀的教義，著有《佛教》、《佛教的世界意識》等書。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後，研究佛教貢獻較多的魯本在《印度哲學史》（1954）中對佛教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系統的闡述，並且編集、翻譯出版了《印度佛教資料選輯》。早期德國的佛學研究著重翻譯、校勘巴利語佛典，闡述小乘佛教的教義，但後來也擴及大乘佛教和藏傳佛教的研究，翻譯和出版了不少著作。1956年霍夫曼發表的《西藏宗教》一書在學術界受到好評。

　　佛教傳播　　1913年，塞登斯杜車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國佛教傳道會，陸續出版了《佛教徒》、《佛教新報》、《佛陀世界鏡報》等。1921年格林和塞登斯村車在慕尼黑附近的烏亭建立了佛教聯合會，出版了《乘》雜志，參加這個組織的有500人。1925年瓦勒澤爾在慕尼黑創立了佛教協會，主要宣傳佛教的哲學思想，普及佛教的知識。1932年達爾克在柏林北郊的福祿那烏建立了有名的佛教精舍，內設佛殿、禅堂和圖書館等，是歐洲佛教運動的中心道場之一。1951年柏林佛教徒建立了柏林佛教會，1954年建立了漢保佛教會，1955年聯合成立了德國佛教會。1960年改名爲德國佛教聯合會，設總部于漢堡，這是聯幫德國佛教徒的統一組織。同年，藏傳佛教信徒在柏林建立了聖彌勒寺，又稱聖彌勒教會，主要宣傳和實踐密宗的教義。根據《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刊》的報告，聯幫德國約有佛教徒7萬人（另說少于5萬人）。佛教徒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如漢堡、柏林、慕尼黑、斯圖加特和下萊茵等地。

　　法國　　佛學研究　　至今已有100余年曆史。首辟蹊徑的是鮑諾夫，他在巴黎倡立了法亞協會，把梵語《妙法蓮華經》等譯成法語。繼起者有列維、福切爾和波爾茲洛斯基等。列維長期研究漢藏和梵文佛典，校勘《中邊論頌》法譯《大簡編城嚴經論》，另外和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等編纂了佛教詞書《法寶義林》，現已出版6卷。列維的弟子普桑，用法語校訂、注釋龍樹的《中論頌》及釋月稱的藏譯《明句論》，另外，把玄奘所編譯的《成唯識論》和世親的《俱舍論》譯成法語。列維等人的活動爲歐洲現代佛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巴黎法蘭西學院的協諾、戴密微和費洛賽特對梵漢佛教研究也作出貢獻。佛教信仰者卡貝爾曾精心校訂了全部巴利語大藏經。在藏傳佛教研究中比較突出的有大衛·尼爾和拉露。拉露著有《西藏的宗教》（1957）和《敦粕所藏十萬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藏文寫本》（1939）等。

　　佛教傳播　　最早的佛教組織——佛教友誼會是在中國太虛法師的推動下，1929年由龍伯爾建立的。以後改名爲巴黎佛教會，自1939年起出版《佛教思想》月刊，定期舉行佛事，展覽佛教藝術，是目前法國佛教徒的統一組織和活動中心。1945年後，大批越南佛教徒定居法國，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徒聯盟。近年來，藏傳佛教各派在法國也很活躍。甯瑪派在卡斯特朗市仿照西藏寺院的形式建立了烏金滾桑卻林寺，該寺占地面積120公頃，規模宏大，每年有大批法國和歐洲的藏傳佛教信徒去學習密法。據《基督教百科全書》統計，1980年法國有佛教徒近3萬人，其中約有半數是亞洲裔佛教徒，蓁爲法國佛教徒。主要集中在巴黎、格裏茨、班尼斯堡、莫金等城市。

　　美國　　佛學研究　　是在西歐的影響下出現的，但有後來居上之勢。1893年在芝加哥舉行世界宗教會議後，美國學術界開始注意對佛教的研究。哈佛大學首先發起了《東方從書》的編譯工作。華侖翻譯了幾部佛經，巴庇特譯注了《法句經》，卡洛斯寫作了《佛陀的教說》，華特發表了《禅道》，特別是日本鈴木大拙有關禅宗一系列的傳譯、講演和著作引起了廣泛的興趣。自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止，佛學研究一度消深。但戰後隨著佛教的急遽發展，佛學研究也進入了高潮。在50～60年代，禅宗的研究風靡一時，滲透到了哲學、文藝、音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各個領域。在這方面影響較大的是亞米斯《禅與美國思想》（1962），杜姆林的《現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禅門叁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與佛教禅學》和《愛的藝術》，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1963）等。美國的禅宗披上了新大陸的形式，有所謂穩如泰山廢禅、雜燴禅、方禅和禅外禅等種種禅門。此外，在這個時期，正值亞洲民族民主革命風起雲湧，佛學研究爲了配合政治，大力開展了對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各國佛教現狀的調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頓大學組織、出版了一套專門研究南亞、東南亞諸國政治與宗教關系的叢書。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威爾奇發表了3部關于中國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國佛教的實踐》（1967）、《中國佛教的複興》（1968）和《毛澤東統治下的佛教》（1972）。70年代西藏的密教或金剛乘在美國興起以後，湧現了大批研究和宣傳西藏禅法的著作。如韋曼的《佛教的創始與怛多羅的傳統》（1962），埃克沃爾的《西藏的宗教習俗》（1964）等。目前美國很多著名大學都開設佛學課程，設有博士學位，出版定期的刊物，其中重要的有《世界佛教研究協會會刊》、《東西方哲學》、《金蓮》等。

　　佛教傳播　　美國是一個盛行基督教的國家，原沒有佛教。19世紀末期，日本向太平洋地區擴張，開始向夏威夷群島移民。日本佛教也隨之展開活動。日本佛教徒首先在夏威夷等地建立了淨土宗別院（分寺）。日本西本願寺也派人去火奴魯魯（檀香山）等地傳教，建立了寺院。夏威夷並入美國後，佛教活動尤爲活躍。隨著日本移民湧入美國本土，西本願寺和其他教派（日蓮宗、真言宗、禅宗的臨濟宗和曹洞宗等）派出大批傳教人員並建立衆多的寺院。1899年西本願寺　　田宗惠開始夏日金山活動，逐步建立了今天最有勢力的佛教團體——美國佛教會。接著在洛杉矶、芝加哥、紐約等地建立佛寺，發展教徒。1900年只有佛教徒幾千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發展到18000人。佛教由美國北向加拿大，南向巴西、阿根廷等地傳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日美處于戰爭狀態，日本的傳教活動被勒令停止，一度受到挫折，但在戰後即恢複並有較大規模的發展。50～60年代，美國佛教信仰的主流是大乘禅宗和日蓮正宗。千崎如紀最先在紐約建立了第一禅院，佐佐木周承在紐約又建立了臨濟宗禅堂。創價學會是附屬于日蓮正宗的在家居士社團，由于它的教義具有現代化的內容，儀式簡單，組織比較嚴密，適應美國的社會生活，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崛起後，聲速成爲美國佛教中最大的教派。70年代以後，藏傳佛教的甯瑪派、薩迦派、噶舉派等主要教派都在美國傳教、建寺，吸引了大批群衆參加。南傳佛教的上座部也在華盛頓、洛杉矶等地建寺，開展活動。中國的大乘佛教在上世紀末就由華僑傳入夏威夷，以後又傳入美國本土，在夏威夷設有中華華僑佛教總會，修建富麗堂皇的檀華寺和啓華學校在紐約、舊金山都設有佛教會和寺院，參加中國佛教會活動的極大部分是華裔和僑民。

　　目前美國佛教徒約有20～30萬人（不包括信仰藏傳佛教的信徒），有40個較大的佛教團體、教派組織。其中重要的有美國佛教會（西本願寺）、北美日蓮佛教會（創價學會）、美國佛教聯合會（白人組織）、泰西佛教團、美國第一禅堂、東漸禅窟、華盛頓上座部佛教中心、普世佛教徒聯誼會、夏威夷華僑佛教總會、舊金山紐約華僑佛教會、曹洞宗北美教友會、高野山美國別院、淨土宗美國別院、羅徹斯特禅宗中心、藏傳佛教甯瑪派禅定中心、噶舉派禅定中心、薩迦派研究中心、中美佛教總會等。佛教徒分布在美國十幾個州，藏傳佛教徒集中在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華盛頓州、馬薩諸塞州、科蜀拉多州、佛蒙特州；大乘佛教徒集中在夏威夷、舊金山和紐約叁地；南傳上座部佛教徒集中在華盛頓、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凱米爾。佛教爲了適應美國的社會生活，已有了很多的變化。宗派、寺院常被稱爲教會，教徒稱爲會員。有些教派還仿效基督教劃分教區，附設青年會、婦女會、童子軍等。宗教生活一般這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寺中舉行，在鋼琴伴奏下，讀誦英譯的佛經，代替了東方的晨鍾暮鼓，頂禮焚香。在軍隊中還配有隨軍僧侶。

　　其他各地　　近來年，意大利、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對佛教的研究也很活躍，建立了不少佛教研究所和佛學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佛教研究菱和葫早。例如意大利的中東遠東研究所，在村齊的主持下編輯出版了著名的《羅馬與東方叢書》，其中包括很多佛教著作。但在這些國家中，佛教信徒屈指可數。（黃心川）

　　中國各民族佛教徒的聯合組織。1953年成立于北京。該會的宗旨是：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耋全國各民族佛教徒發揚佛教優良傳統，職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促進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該會章程規定其任務爲：①團結和倡導廣大佛教徒參加各項爲人民服務的工作，“莊嚴國土、利樂有情”；②在愛國愛教的立場上，維護教徒信仰自由的權利，推動教徒學習宗教政策和其他有關政策法令，愛國守法；支持教徒管好宗教活動場所，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③積極開展佛教教育和學術研究，出版佛教書刊，協助政府保護佛教文物古迹；④發展與各國佛教信徒的友好聯系，增進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根據上述任務，近年來全國各地修繕了大批寺院，其中有北京的雍和宮、法源寺；上海的玉佛寺、龍華寺；江蘇蘇州靈岩寺、南京棲霞寺；浙江杭州靈隱寺、天臺國清寺；廣東南華寺；福建的鼓山湧泉寺等以及西藏的許多寺院，並先後陸續開放供廣大佛教徒進行宗教活動。在開展佛教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恢複了中國佛學院，並開辦靈岩山分院和棲霞山分院；上海、福建、四川、甘肅、西藏等地也各自創辦了佛學院。恢複金陵刻經處，成立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發掘、拓印、整理、研究和印行房山石經。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動日益增多，先後多次參加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和亞洲宗教和平會議；與世界各國特別是日本佛教徒的友好往來頻繁，1980年與1984年在西安與日本佛教界共同舉行了善導大師圓寂1300周年紀念法會和惠果、空海紀念堂落成典禮法會。

　　該會現任名譽會長爲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會長趙樸初。出版會刊《法音》，向國內外發行。（王新）

　　國際佛教學術研究組織，簡稱IABS。1976年成立于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主要任務是在國際範圍內促進和加強佛教各個領域的研究；組織國際佛教學者的協作和交流；出版學習和研究佛教的工具書；鼓勵和支持刊布、翻譯佛教的原始文獻；定期出版《國際佛教研究協會期刊》；舉行定期的國際佛教研究會議和地區性的會議。參加這個組織的有各國從事哲學、宗教、心理學、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藝術和考古學等方面的專家和學者。自1976年成立後已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印度那爛陀巴利語佛教學院，加拿大曼尼士巴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召開了5次大會。中國曾派學者出席在印度、加拿大等國召開的大會。該會現設有歐洲、美洲和亞洲叁個地區中心。常設的權力機構由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各個地區中心的秘書和若幹著名佛學家組成。會址設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南亞學系。（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