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传佛教中心。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印度佛教东传我国，惟流行不广，传化事迹闇昧难详。梵僧东来弘化之有显著事迹者，始于桓帝初年之安世高，游化江淮，译经三十余部，另有支娄迦谶于灵帝时译道行般若、般舟三昧等大乘佛典。即东汉桓、灵、献三帝七十年，佛教之译弘可分安世高之小乘禅定及毗昙学与支娄迦谶之大乘方等般若等两大系。三国时，昙柯迦罗、昙无谛传戒律，康僧铠译无量寿经，输入新规制、新信仰，佛学较盛者为东吴，支谦译孛经抄等三十余部，弘阐方等般若，康僧会注释安世高所译之安般守意经。至此，佛教渐与我国传统之伦理思想与宗教观念消融，发展为我国独特之宗教。
两晋一百五十余年之佛教，上承草创期大小兼弘之学，下启空有真妄之分。竺法护译经百余部，多为我国初期佛教要典，如渐备一切智德经为华严十地品初译，光赞般若经为大品初译，概皆初期性空大乘之经。东晋时，注解经文以道安（314～385）用力最勤，往复辩论有于法开、支道林论即色义，慧远、道恒争心无义，郗超、法汰辨本无义，研习既盛，义解或异，遂有本无（二宗）、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等六家七宗之分。迨鸠摩罗什入关（401），大事译弘，性空般若之学始文备义明。什公斥以中国思想解佛教格义之非，并正六家之偏，宗龙树提婆论以阐性空中道，大乘真义至此始闻于我国，不复为老庄玄学所蒙混。东晋百年法运，佛法随中原士族南迁而行于江南，北方则有佛图澄（232～348）以智术干政，弟子以道安为首。安公定僧尼轨范，创编经录，弟子慧远（334～416）更于庐山创莲社，推展佛教实践运动，我国佛教德学并重、解行相资之特质，于玆大体形成。
承道安、慧远之学而奠定南朝佛教之正统者为慧观，以华严为顿教，以阿含、般若、方等、法华、涅槃为渐教。复有道生（355～434）倡顿悟成佛。大抵，晋宋之间，涅槃继般若而兴，齐梁时，成实论合涅槃盛行，陈代三论特盛，陈隋之际，天台之学成为南朝佛教之主流。尤须注意者，南朝末年佛教学者对经典之精究已开隋唐宗派林立之先河。北朝佛教异于南朝，北人质朴而重实行，特色有四，即：(一)昙靖之“提谓教”，阐明五戒十善、人天因果。(二)昙鸾之净土，主张凡愚专持名号即得带业往生。 (三)信行之普法，效法华经常不轻菩萨之行。(四)达磨之禅，兼具“真常”、“唯心”二义。北朝各代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之举，但总括而言，在资助译经、修建寺院、开凿石窟等方面，仍极为突出。综观南北朝佛教之特质，在从空入中（妙有）。南方承性空之绪，以真常为归；北方多弘真常而说唯心。
隋唐三百余年为佛教史上之黄金时代，彼时佛学已非中国文化之附庸。译经方面有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般若三藏等传译家。其中，玄奘多译法相宗根本所依之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其门下以窥基最着，作唯识述记六十卷，弘阐唯识之学，又有普光作俱舍论记三十卷；义净译经论六十一卷，传有部律；菩提流志以大宝积经一二○卷为钜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则纯为传译密教经典，创立密宗。计流行于隋唐时代者有法相、华严、律、念佛、禅、密等诸宗派：(一)法相宗，玄奘以世亲之唯识论为主体而立，经窥基而极盛。(二)华严宗，贤首（643～712）集大成，以佛陀跋陀罗（359～429）之六十华严经为本，传者有慧观、法安、求那跋陀罗、刘虬乱等。初祖为杜顺（557～640），二祖智俨（602～668），贤首为三祖。(三)律宗，以四分律为本，有法砺（569～635）之相部宗、怀素（609～682）之东塔宗与道宣（596～667）之南山宗。其中，道宣并学唯识、华严、天台，贯彻大小律学精义，实为中国律学统一运动者。(四)念佛宗，隋代道绰（562～645）仰昙鸾高风，专修念佛净业；善导（613～681）着观无量寿经疏，专明念佛真义；慧日（680～748）着往生净土集，主张禅净合一。唐以后，念佛不复为一宗独有，即律、禅等亦兼念佛。(五)禅宗，至六祖慧能（638～713）始有宗风可言，其前有菩提达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五人。六祖慧能开顿悟南宗，其下有怀让、行思、神会；神秀另创渐悟北宗，唐中宗后渐衰。唐中叶以后，诸宗衰微，独禅宗得势，派别有五：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六)密教，传入我国最晚。正统传承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不空门下受密法灌顶者甚多，影响后世最钜者为青龙寺惠果，日本空海即嗣其法。(七)天台宗，禅宗盛时受其影响，至荆溪湛然（711～782）出，方斥禅宗，抗唯识、华严，慨然发挥天台一念三千圆融之玄理，著有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止观辅行传弘决等。唐代之佛教，除盛行于本土外，并弘传至日、韩等国，先后有道照、智通、玄昉、空海、最澄等入唐求法，返国开创法相、律、密、天台各宗。晚唐衰乱，复以武宗毁佛（845），佛教连遭困厄，已非中唐之比，逮宋代承五代后周之禅风，佛教始又复兴。
宋初至元末之四百余年间，佛教由繁入简，从纷歧趋向融会，从纯佛教转为融摄儒道。仁宗时代盛行梵语研究，来华梵僧八十余人，梵本经数一四二八卷，译出五六四卷。诸宗以天台最盛，净土、华严、律宗等亦相继兴起，各宗高僧辈出，而以禅宗人材最多。天台宗分山家山外二派，四明（960～1028）宣扬天台正统教义，是为山家派；孤山智圆（976～1022）以华严思想成就天台学，是为山外派。净土宗以永明延寿（904～975）为主，作宗镜录百卷，提倡庐山念佛、禅净兼修。华严宗自唐武宗毁佛后殆已不传，宋末虽有希迪、道亭等人弘传，然均限于教义章。律宗以元照（1048～1116）为中兴人物，著有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戒疏行宗记。禅宗以云门、临济二派特盛，前有雪窦重显（980～1052）、佛日契嵩（1011～1076），后有黄龙惠南（1002～1069）、杨岐方会（996～1049）。宋代知识分子援佛入儒，使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悬隔愈大，且有利地向世俗推进，然佛教虽深入社会，同时教团内部之腐化亦招致北宋末年之毁佛崇道（1116～1119）。综观两宋佛教，禅宗冠盖诸宗。逮蒙古入主，佛教更受尊护，然已渐趋衰微，特以西藏佛教（喇嘛教）被奉为国教后，王室佛事之赀占政费泰半，虽有发思巴作蒙古新字以译大藏经，而佛教已无原始面貌。
明清两代更是佛教式微时期，然法运虽衰，名僧不缺，如莲池（1532～1612）、真可（1544～1604）、蕅益（1593～1649）、憨山（1546～1623）等，更有隐元（1592～1654）东渡日本开创黄檗宗。大抵明代乃儒佛同维余绪而不坠，明末王学盛时，与其相近之禅宗亦兴。清初则以诸帝弘护，故佛教亦有起色，可称述者有道霈（1615～1684），着心经请益录，融禅教于一炉。惟清代二百多年，以清室崇信喇嘛教，乾隆废度牒，出家容易，参学方便，致僧伽日堕，佛教益颓。
民国缔造，佛教再遭继三武一宗之祸以后之法难，幸有杨仁山（1836～1911）挺身护法，月霞创我国第一所佛教大学（上海华严大学），太虚大师（1890～1947）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为新佛教运动开其先导。三十年代我国佛教之现象，禅宗日渐衰颓，净土一枝独秀，密宗方兴未艾，唯识学派专门研究，如南京支那内学院、北平三时学会、武昌佛学院等均采科学方法，将唯识应用于现代思潮上，复将现代思潮摄归佛法。此外，佛教刊物亦不胜枚举，如内学、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刊、佛学半月刊等数十种。自北宋开始，历代均刻印官版或私版大藏经，除多种汉文版外，尚有藏、蒙、满等文版本。宋藏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完成影印，清藏亦于同年刊行。中国佛教之传统，于民国三十八年为共产政权摧毁，顺此系统而生者即台湾佛教。
总结言之，佛教传来之初，系将佛陀与黄帝、老子并祀，视佛教之咒术与神仙道之神秘力量同。自四世纪左右，始有欲理解佛教之格义佛教产生，即以中国思想表现佛教，以老庄之“无”解释“空”。其时，佛教犹被视为异邦思想，同时就固有之伦理道德而言，曾对于佛教之舍弃家庭、否定现世等出世思想，给予种种批判，遂产生提倡孝道之佛教经典。直至十世纪左右为止，皆呈现活跃气象。
又佛教传来之时，在帝王庇护之下而日渐普及，历代皆任有教界统制官之僧，并逐次增建官寺，佛教遂与国家结合而日渐强大，甚至僧侣于国家权力之外，尚可拒绝否定王权；然以三武一宗为代表之法难，却出于皇帝之手。如此，佛教和传统思想、历史社会不断地对立、抗争、调和、融合之后，渐有佛教与中国思想两者调和之说产生，即儒道佛三教合一说。大致说来，宋代以后，佛教已与中国社会融为中国思想之核心部分。
又就中国佛教自身内部之发展而言，西元四百年，为佛教经典翻译，与以中国思想理解佛教之时代划分之年。鸠摩罗什之译经时期，为研究本来佛教之时期，同时，亦为学派发生之时代。从佛教的历史发展上观之，印度佛典系无系统、间歇的传来，故有整理佛典体系之教判时期产生，此为隋唐佛教之准备期。此期所成立之学派至隋代，多趋于折衷。一般而言，此期对佛教理解与实践，皆欲实现佛教之本来性，可视为中国佛教之形成时代，亦即佛教之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真言、律、禅、净土等宗派或法系之确立时期。
自唐末至今则为祖述与持续佛教之时代。佛教已融入中国思想中，而在学问上颇能深入，亦浸入民众生活中。此时为大藏经之开板印刷等佛教文化盛行之时。其后，形成教、禅二大主流，且有教禅一致之说。此外，较无派系分别之意识，不类日本佛教之别宗分派。［现代佛教学术丛刊(5)(6)(7)(13)(14)(15)(31)(39)］（参阅“台湾佛教”5902）
(二)刊物名。创刊于民国四十五年（1956），发行人白圣法师，采月刊形态，内容着重于佛教经论之疏证与宗教活动之报导。民国六十七年四月发行革新一号（二十二卷七期），除佛教、佛学外并刊载有关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