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傳佛教中心。東漢明帝永平年間（58～75），印度佛教東傳我國，惟流行不廣，傳化事迹闇昧難詳。梵僧東來弘化之有顯著事迹者，始于桓帝初年之安世高，遊化江淮，譯經叁十余部，另有支婁迦谶于靈帝時譯道行般若、般舟叁昧等大乘佛典。即東漢桓、靈、獻叁帝七十年，佛教之譯弘可分安世高之小乘禅定及毗昙學與支婁迦谶之大乘方等般若等兩大系。叁國時，昙柯迦羅、昙無谛傳戒律，康僧铠譯無量壽經，輸入新規製、新信仰，佛學較盛者爲東吳，支謙譯孛經抄等叁十余部，弘闡方等般若，康僧會注釋安世高所譯之安般守意經。至此，佛教漸與我國傳統之倫理思想與宗教觀念消融，發展爲我國獨特之宗教。
兩晉一百五十余年之佛教，上承草創期大小兼弘之學，下啓空有真妄之分。竺法護譯經百余部，多爲我國初期佛教要典，如漸備一切智德經爲華嚴十地品初譯，光贊般若經爲大品初譯，概皆初期性空大乘之經。東晉時，注解經文以道安（314～385）用力最勤，往複辯論有于法開、支道林論即色義，慧遠、道恒爭心無義，郗超、法汰辨本無義，研習既盛，義解或異，遂有本無（二宗）、即色、識含、幻化、心無、緣會等六家七宗之分。迨鸠摩羅什入關（401），大事譯弘，性空般若之學始文備義明。什公斥以中國思想解佛教格義之非，並正六家之偏，宗龍樹提婆論以闡性空中道，大乘真義至此始聞于我國，不複爲老莊玄學所蒙混。東晉百年法運，佛法隨中原士族南遷而行于江南，北方則有佛圖澄（232～348）以智術幹政，弟子以道安爲首。安公定僧尼軌範，創編經錄，弟子慧遠（334～416）更于廬山創蓮社，推展佛教實踐運動，我國佛教德學並重、解行相資之特質，于玆大體形成。
承道安、慧遠之學而奠定南朝佛教之正統者爲慧觀，以華嚴爲頓教，以阿含、般若、方等、法華、涅槃爲漸教。複有道生（355～434）倡頓悟成佛。大抵，晉宋之間，涅槃繼般若而興，齊梁時，成實論合涅槃盛行，陳代叁論特盛，陳隋之際，天臺之學成爲南朝佛教之主流。尤須注意者，南朝末年佛教學者對經典之精究已開隋唐宗派林立之先河。北朝佛教異于南朝，北人質樸而重實行，特色有四，即：(一)昙靖之“提謂教”，闡明五戒十善、人天因果。(二)昙鸾之淨土，主張凡愚專持名號即得帶業往生。 (叁)信行之普法，效法華經常不輕菩薩之行。(四)達磨之禅，兼具“真常”、“唯心”二義。北朝各代雖曾發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滅佛之舉，但總括而言，在資助譯經、修建寺院、開鑿石窟等方面，仍極爲突出。綜觀南北朝佛教之特質，在從空入中（妙有）。南方承性空之緒，以真常爲歸；北方多弘真常而說唯心。
隋唐叁百余年爲佛教史上之黃金時代，彼時佛學已非中國文化之附庸。譯經方面有玄奘、義淨、實叉難陀、菩提流志、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叁藏、般若叁藏等傳譯家。其中，玄奘多譯法相宗根本所依之經論，如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等，其門下以窺基最著，作唯識述記六十卷，弘闡唯識之學，又有普光作俱舍論記叁十卷；義淨譯經論六十一卷，傳有部律；菩提流志以大寶積經一二○卷爲钜構；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則純爲傳譯密教經典，創立密宗。計流行于隋唐時代者有法相、華嚴、律、念佛、禅、密等諸宗派：(一)法相宗，玄奘以世親之唯識論爲主體而立，經窺基而極盛。(二)華嚴宗，賢首（643～712）集大成，以佛陀跋陀羅（359～429）之六十華嚴經爲本，傳者有慧觀、法安、求那跋陀羅、劉虬亂等。初祖爲杜順（557～640），二祖智俨（602～668），賢首爲叁祖。(叁)律宗，以四分律爲本，有法砺（569～635）之相部宗、懷素（609～682）之東塔宗與道宣（596～667）之南山宗。其中，道宣並學唯識、華嚴、天臺，貫徹大小律學精義，實爲中國律學統一運動者。(四)念佛宗，隋代道綽（562～645）仰昙鸾高風，專修念佛淨業；善導（613～681）著觀無量壽經疏，專明念佛真義；慧日（680～748）著往生淨土集，主張禅淨合一。唐以後，念佛不複爲一宗獨有，即律、禅等亦兼念佛。(五)禅宗，至六祖慧能（638～713）始有宗風可言，其前有菩提達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五人。六祖慧能開頓悟南宗，其下有懷讓、行思、神會；神秀另創漸悟北宗，唐中宗後漸衰。唐中葉以後，諸宗衰微，獨禅宗得勢，派別有五：臨濟、曹洞、沩仰、雲門、法眼。(六)密教，傳入我國最晚。正統傳承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叁人。不空門下受密法灌頂者甚多，影響後世最钜者爲青龍寺惠果，日本空海即嗣其法。(七)天臺宗，禅宗盛時受其影響，至荊溪湛然（711～782）出，方斥禅宗，抗唯識、華嚴，慨然發揮天臺一念叁千圓融之玄理，著有法華玄義釋簽、法華文句記、止觀輔行傳弘決等。唐代之佛教，除盛行于本土外，並弘傳至日、韓等國，先後有道照、智通、玄昉、空海、最澄等入唐求法，返國開創法相、律、密、天臺各宗。晚唐衰亂，複以武宗毀佛（845），佛教連遭困厄，已非中唐之比，逮宋代承五代後周之禅風，佛教始又複興。
宋初至元末之四百余年間，佛教由繁入簡，從紛歧趨向融會，從純佛教轉爲融攝儒道。仁宗時代盛行梵語研究，來華梵僧八十余人，梵本經數一四二八卷，譯出五六四卷。諸宗以天臺最盛，淨土、華嚴、律宗等亦相繼興起，各宗高僧輩出，而以禅宗人材最多。天臺宗分山家山外二派，四明（960～1028）宣揚天臺正統教義，是爲山家派；孤山智圓（976～1022）以華嚴思想成就天臺學，是爲山外派。淨土宗以永明延壽（904～975）爲主，作宗鏡錄百卷，提倡廬山念佛、禅淨兼修。華嚴宗自唐武宗毀佛後殆已不傳，宋末雖有希迪、道亭等人弘傳，然均限于教義章。律宗以元照（1048～1116）爲中興人物，著有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戒疏行宗記。禅宗以雲門、臨濟二派特盛，前有雪窦重顯（980～1052）、佛日契嵩（1011～1076），後有黃龍惠南（1002～1069）、楊岐方會（996～1049）。宋代知識分子援佛入儒，使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懸隔愈大，且有利地向世俗推進，然佛教雖深入社會，同時教團內部之腐化亦招致北宋末年之毀佛崇道（1116～1119）。綜觀兩宋佛教，禅宗冠蓋諸宗。逮蒙古入主，佛教更受尊護，然已漸趨衰微，特以西藏佛教（喇嘛教）被奉爲國教後，王室佛事之赀占政費泰半，雖有發思巴作蒙古新字以譯大藏經，而佛教已無原始面貌。
明清兩代更是佛教式微時期，然法運雖衰，名僧不缺，如蓮池（1532～1612）、真可（1544～1604）、蕅益（1593～1649）、憨山（1546～1623）等，更有隱元（1592～1654）東渡日本開創黃檗宗。大抵明代乃儒佛同維余緒而不墜，明末王學盛時，與其相近之禅宗亦興。清初則以諸帝弘護，故佛教亦有起色，可稱述者有道霈（1615～1684），著心經請益錄，融禅教于一爐。惟清代二百多年，以清室崇信喇嘛教，乾隆廢度牒，出家容易，參學方便，致僧伽日墮，佛教益頹。
民國締造，佛教再遭繼叁武一宗之禍以後之法難，幸有楊仁山（1836～1911）挺身護法，月霞創我國第一所佛教大學（上海華嚴大學），太虛大師（1890～1947）倡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爲新佛教運動開其先導。叁十年代我國佛教之現象，禅宗日漸衰頹，淨土一枝獨秀，密宗方興未艾，唯識學派專門研究，如南京支那內學院、北平叁時學會、武昌佛學院等均采科學方法，將唯識應用于現代思潮上，複將現代思潮攝歸佛法。此外，佛教刊物亦不勝枚舉，如內學、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刊、佛學半月刊等數十種。自北宋開始，曆代均刻印官版或私版大藏經，除多種漢文版外，尚有藏、蒙、滿等文版本。宋藏于民國二十五年（1936）完成影印，清藏亦于同年刊行。中國佛教之傳統，于民國叁十八年爲共産政權摧毀，順此系統而生者即臺灣佛教。
總結言之，佛教傳來之初，系將佛陀與黃帝、老子並祀，視佛教之咒術與神仙道之神秘力量同。自四世紀左右，始有欲理解佛教之格義佛教産生，即以中國思想表現佛教，以老莊之“無”解釋“空”。其時，佛教猶被視爲異邦思想，同時就固有之倫理道德而言，曾對于佛教之舍棄家庭、否定現世等出世思想，給予種種批判，遂産生提倡孝道之佛教經典。直至十世紀左右爲止，皆呈現活躍氣象。
又佛教傳來之時，在帝王庇護之下而日漸普及，曆代皆任有教界統製官之僧，並逐次增建官寺，佛教遂與國家結合而日漸強大，甚至僧侶于國家權力之外，尚可拒絕否定王權；然以叁武一宗爲代表之法難，卻出于皇帝之手。如此，佛教和傳統思想、曆史社會不斷地對立、抗爭、調和、融合之後，漸有佛教與中國思想兩者調和之說産生，即儒道佛叁教合一說。大致說來，宋代以後，佛教已與中國社會融爲中國思想之核心部分。
又就中國佛教自身內部之發展而言，西元四百年，爲佛教經典翻譯，與以中國思想理解佛教之時代劃分之年。鸠摩羅什之譯經時期，爲研究本來佛教之時期，同時，亦爲學派發生之時代。從佛教的曆史發展上觀之，印度佛典系無系統、間歇的傳來，故有整理佛典體系之教判時期産生，此爲隋唐佛教之准備期。此期所成立之學派至隋代，多趨于折衷。一般而言，此期對佛教理解與實踐，皆欲實現佛教之本來性，可視爲中國佛教之形成時代，亦即佛教之叁論、天臺、華嚴、法相、真言、律、禅、淨土等宗派或法系之確立時期。
自唐末至今則爲祖述與持續佛教之時代。佛教已融入中國思想中，而在學問上頗能深入，亦浸入民衆生活中。此時爲大藏經之開板印刷等佛教文化盛行之時。其後，形成教、禅二大主流，且有教禅一致之說。此外，較無派系分別之意識，不類日本佛教之別宗分派。［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6)(7)(13)(14)(15)(31)(39)］（參閱“臺灣佛教”5902）
(二)刊物名。創刊于民國四十五年（1956），發行人白聖法師，采月刊形態，內容著重于佛教經論之疏證與宗教活動之報導。民國六十七年四月發行革新一號（二十二卷七期），除佛教、佛學外並刊載有關文學、哲學、藝術等方面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