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之教法，經僧衆及阿育王、迦膩色迦王等護法者之大力宣揚，漸及全印度，並擴展至其他區域；向南傳至錫蘭（今斯裏蘭卡）、緬甸、泰國等地，稱爲南傳佛教，以巴利語結集佛典，側重自我徹悟；向北經中亞諸國傳至我國、韓國、日本等地，稱爲北傳佛教，依准由梵語轉譯之漢語佛典爲主，強調自度度人。惟佛教傳入我國之確實年代，至今尚無定論。傳統上則相信系于東漢明帝永平年間（58～75　　）傳入，如牟子理惑論、四十二章經序等皆載有當時佛教入傳之事。

　　茲略舉佛教入傳之傳說如下：(一)謂海內經、山海經所載叁皇五帝時之伯益已知有佛。(二)列子卷四仲尼篇，孔子嘗言西方有聖人，此聖人即指佛陀，故謂佛教于先秦時代已傳入；更有竄改周穆王篇，而謂西周穆王時佛教已傳入。(叁)漢法本內傳、周書異記，均謂佛法于周代已傳入。(四)曆代叁寶紀卷一載，周代已于各地建立阿育王佛塔，然佛塔與經典皆爲秦始皇所毀；又謂秦始皇四年（243　　B.C.），西域沙門釋利房等十八人攜佛典入華。(五)北齊魏收所撰之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載，漢武帝元狩二年（121　　B.C.　　）霍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所祀之金人，安置于甘泉宮；或謂此金人即佛像，亦即佛教東傳之證據。然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漢書卷五十五霍去病傳等，僅言及得金人之事，並未言及佛教，此金人或爲西域之天神。(六)釋老志又載，張骞出使西域歸國後，謂大夏之鄰有身毒國，嘗聞浮屠之教；然史記卷一二叁大宛列傳、漢書卷六張骞傳等，雖言及身毒國，卻無浮屠之記載。(七)劉宋宗炳所撰之明佛論載，東方朔嘗與漢武帝論對劫燒說，此爲漢代接觸佛教之據。(八)明佛論又載，劉向所撰之列仙傳中，有七十四人爲佛經中之人物；然列仙傳之真僞已屬可疑，更遑論其內容。

　　以上諸種傳說雖難以與史實相符，然由其內容及所列之時間可推知，佛教傳入我國時，或許未及時受到重視，以致未留下詳盡之記錄。又佛教爲外來宗教，在其教團逐漸擴展之時，勢必與道教，甚至儒家學派爭衡，或爲提高佛教之權威性而逐步上溯其東傳之年代。

　　至于一般所承認之說法，則有叁種：(一)後漢書卷七十二楚王英傳、卷一一八西域傳，及後漢紀卷十等載，東漢明帝夜夢金人，太史傅毅以爲或即西方之佛，明帝遂遣使往西域求法。途中遇梵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歸至洛陽，明帝建白馬寺，梵僧即于此譯出四十二章經。是爲我國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

　　(二)楚王英傳載，楚王英崇尚黃老與浮屠。一般公認，東漢之上層階級多信奉儒家、黃老，及外來之佛教。楚王英封于彭城，可知由西域來華之外國沙門，其活動範圍自北方長安、洛陽，已延展向南方各地。其後楚王英因故左遷丹陽泾縣（位于安徽），佛教得以再向南地拓展。

　　(叁)曹魏魚豢所撰之魏略西戎傳，引叁國志魏志卷叁裴松之（372～451）注，謂西漢哀帝元壽元年（2　　B.C.），博士弟子景盧（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浮屠即佛陀之音譯。是爲佛教入傳之最早、最可靠之記載。魏書釋老志對此事件之評述則謂，我國雖已聽聞佛教之說，卻尚未信受其義。故可確知佛教在西漢末年已傳入我國，惟尚未産生有力之影響。

　　此外，東漢時代處于佛教初傳階段，信徒多以現世的、功利的道教信仰形式來接受佛教，視佛陀爲具有禳災招福、不老長壽等靈力之神祇，視大力傳道之西域沙門爲巫祝、神仙修行者等。而我國固有之儒家、道教等，難免對此一外來宗教産生極大之排斥作用。

　　東漢末年牟子作理惑論，一方面揭示佛教之真正面目，將其自方士、神仙家中析出；一方面調和儒、釋、道叁家，闡論佛教思想非但不與儒、道相互抵觸，且有相輔相成之效。其後隨著時代之變遷，排佛論與容佛論互有消長，此後此一論诤亦成爲曆來知識分子間重要論題之一；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等時，更有實際迫害佛教之舉動，至宋代理學崛起，始漸融合叁教之爭。

　　我國素有著書立說之教化傳統，故佛教信徒亦重視佛典之翻譯編纂，以爲傳教之基礎。佛典來源有二，一由外國沙門自印度、西域攜帶來華；一由我國信徒、高僧親往西域、印度求法、求經所攜回。佛典又分梵本與胡本二種，梵本成書于印度，以梵文書寫；胡本則系西域諸國譯自梵文之經典，如龜茲語、于阗語、粟特語等之經文。又外國譯經沙門中，法號之上若有“安、康、支、帛”等字者，皆爲西域人，均非以梵語爲國語者，而于翻譯佛典之工作具有極大之貢獻。

　　初時我國爲方便理解佛教，常撷取儒、道二家精義與佛學互作解訓，形成格義佛教。東晉道安（312～385）則倡言，須以佛教立場來理解佛學精義，其否定格義之論廣受矚目，更促進中國式佛教之發展；因隋朝以前之佛教飽受儒、道之影響，至唐朝始因政治安定、民生富足，培養出開闊之世界主義胸襟，能視佛教爲印度文化思想之結晶，而以求取新知之態度從事譯經工作。

　　以下即以各代西行求法及翻譯佛經之概況，略窺佛教入傳之過程：

　　東漢明帝時，四十二章經首先爲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譯出。迦葉爲中天竺人，後示寂于洛陽；法蘭亦中天竺人，精于漢語，受明帝供奉于清涼臺，後亦示寂于洛陽。迦葉、法蘭二人另譯有十地斷結、佛本生、佛本行、法海藏等經，惜皆佚失。惟四十二章經之譯者、版本等問題，至今尚有爭議。東漢末年桓、靈二帝時，西域沙門相繼來華，積極從事譯經工作。

　　安世高（安清）系安息（伊朗東南）人，質帝時（145～146）入洛陽，譯有安般守意、陰持入、大小十二門、修行道地、人本欲生、阿毗昙王法、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緣、五陰喻、轉法輪、九十八結等經。支婁迦谶（支谶）系月氏人，精勤法戒，靈帝時至洛陽，受支亮之襄助，譯有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叁昧經，及兜沙、阿■佛國、寶積經等大乘系之般若、方廣、華嚴等諸部經，至此大乘佛教始漸受重視。竺佛朔系天竺人，亦協助支谶譯經，譯有般舟叁昧經等。支曜，譯有成具光明定意經、小道地經等。

　　叁國時代，昙摩迦羅（法時、昙柯迦羅）系中天竺人，魏嘉平二年（250）譯出僧祇戒心，此戒本又作僧祇律，屬部派佛教大衆部系之戒本，首立羯磨法授戒，奠定我國佛教戒律基礎。昙谛（帝）系安息人，譯有昙無德羯磨（又作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之戒本等。康僧铠（僧伽跋摩、僧伽婆羅）爲康居人，于白馬寺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或謂亦譯有無量壽經。康僧會祖籍系康居人，後移至交阯，譯有六度集、雜譬喻等經，並爲安般守意、法鏡等經作序、注釋。

　　支謙（恭明）系月支人，靈帝時來華，後避亂于孫吳，譯有維摩诘、大明度無極、瑞應本起、大般泥洹等經。另譯有本業、首楞嚴、大阿彌陀等經，然今已佚失。此外又撰有了本生死經注。其時，曹魏沙門朱士行因感般若道行品經文詞晦澀，難解其義，乃于魏甘露五年（260）出塞，至于阗，得大品般若經之梵本。幾經波折，至西晉太康叁年（282）始達洛陽。元康元年（291），由于阗沙門無叉羅及優婆塞竺叔蘭等人譯出，稱爲放光般若經。竺叔蘭另譯有維摩、首楞嚴等經。

　　西晉之時，以竺法護（昙摩羅刹）爲當代譯經家之代表，世稱月氏菩薩或敦煌菩薩。竺法護原系月氏人，世居敦煌，因隨竺高座出家而易姓，嘗隨師遊西域，攜回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余部經，譯出維摩诘子問、正法華、大哀、般泥洹後灌臘等經，共計一百五十余部，其所依版本中亦雜有胡本，如罽賓之修行道地經、龜茲之阿惟越致遮經、于阗之光贊般若經等。帛遠（法祖）系河內人，譯有惟逮菩薩、佛般泥洹等經。

　　帛屍梨密多羅（吉友）系西域人，于東晉都城建康譯出大灌頂神咒、大孔雀王神咒、孔雀王雜神咒等經；竺昙無蘭亦爲西域人，于揚都譯出咒齒、玄師■陀所說神咒等經，是爲密教經典東傳我國之始。僧伽跋澄（衆現）系罽賓人，苻堅建元十七年（381）入關中，與佛圖羅刹、沙門智敏等人譯出阿毗昙毗婆沙；又與昙摩難提、僧伽提婆、惠嵩等人譯出婆須蜜經。昙摩耶舍（法明）系罽賓人，東晉隆安年間（397～401　　）至廣州，譯出差摩經；又至關中，與昙摩掘多譯出舍利弗阿毗昙。

　　此時期之西行求法者以東晉法顯爲代表。法顯于東晉隆安叁年（399）由長安出發，至北天竺，求得摩诃僧祇律、薩婆多部律抄、雜阿毗昙心論、綖經、方等般泥洹、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又渡海至師子國（錫蘭），求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雜藏等。歸國後撰有佛國記一卷，記述各國風物。其他尚有：康法朗，西行過流沙，搜尋經論。慧睿，西遊諸國，遠達南天竺邊界。支法領、法淨等，至于阗，攜回華嚴梵本叁萬六千偈。智嚴、寶雲等，共遊罽賓、于阗等地，並請佛陀跋陀羅（覺賢）相偕同歸東土。

　　其後，智猛、昙纂、竺道嵩等，于後秦姚興弘始六年（404）至中天竺，攜回大泥洹、僧祇律等之梵本。法勇（昙無竭）、僧猛、昙朗等，于劉宋永初元年（420）西行，至中天竺、南天竺等地，法勇經罽賓時得觀世音受記經之梵本。

　　法獻于劉宋元徽叁年（475），經巴蜀、涼州至于阗，得烏纏國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及觀世音滅罪咒經；至高昌，則得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等。北魏之道榮，越過蔥嶺至西域。北魏神龜元年（518），胡太後遣惠生往西域取經，宋雲同行，經于阗入天竺，求得大乘經典一七○部。北齊之寶暹、道邃往西域取經，獲得梵本二六○部。

　　龜茲僧鸠摩羅什于弘始叁年入長安，在西明閣、逍遙園設譯場，與僧肇、道生等諸弟子共譯出坐禅叁昧、阿彌陀、大品般若、新法華、維摩诘所說、新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思益等經，及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成實論等叁十五部經論，爲我國經典舊譯家之代表人物。此外羅什又自撰實相論、維摩論、答慧遠大乘深意十八科等。

　　另如弗若多羅、昙摩流支、卑摩羅叉、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羅等人，于譯經工作中皆給予羅什極大之助益。居于河西之昙無谶系中天竺人，譯出大涅槃、大方等、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經。浮陀跋摩（覺铠）系西域人，譯出大毗婆沙，此即涼僧道泰少時西行所得者。昙無谶、浮陀跋摩所在之河西，即今河西走廊一帶，爲我國通往西域之要道，亦爲佛教東傳之門戶，魏晉南北朝時，此地陸續建有前涼、後涼、北涼、西涼等國，敦煌、涼州等皆爲弘法、譯經之重鎮，中原有戰亂之時，諸高僧大德亦常避難于此，隨機教化，如竺法護即于晉初在敦煌譯經。

　　據東晉道安之光贊放光隨略解序、漸備經序等載，光贊經等浸逸涼土；道安之綜理衆經目錄亦載有“涼土異經錄”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可見涼州譯經甚早且數量頗多。又西行求法者如法顯、智嚴、法勇等，均經涼州而至西域、天竺。

　　法顯歸國後譯出方等般泥洹、雜阿毗昙心論等，並與佛陀跋陀羅共譯出摩诃僧祇律，而觀佛叁昧經、修行方便禅經等，則由佛陀跋陀羅譯出。法勇亦譯出觀世音受記經。智嚴于劉宋元嘉四年（427）與寶雲共同譯出普曜、度博嚴淨、四天王等經。

　　求那跋摩（功德铠）系罽賓人，元嘉元年來華，譯出四分尼羯磨、優婆塞五戒相、菩薩內戒等。僧伽跋摩（衆铠）系天竺人，元嘉十一年譯出雜阿毗昙心論，次年譯出薩婆多毗尼摩得勒伽等。求那跋陀羅系中天竺人，元嘉十二年來華，譯有雜阿含、法鼓、勝鬘、楞伽、過去現在因果、無量壽、央掘魔羅、相續解脫、八吉祥等經，計百余卷。

　　錫蘭、緬甸、南洋群島一帶之南傳僧衆，常由南方廣州登岸，而傳入巴利文經典，如南齊時僧伽跋陀羅（衆賢）系西域人，輾轉到達廣州，譯出巴利律藏之注疏本善見律毗婆沙；僧伽婆羅系扶南人（今高棉），于楊都譯出解脫道論、阿育王經等，解脫道論爲錫蘭佛音論師所著清淨道論之異本；據梁高僧傳卷一載，竺法度倡言專學小乘，其父即爲南洋商賈。梁武帝亦嘗遣昙寶（或謂昙雲），隨扶南使節返其國迎奉佛發。

　　武帝太清二年（548），西天竺之真谛叁藏由廣州進至建康谒見武帝，後雖于侯景之亂、陳霸先滅梁建陳等戰亂中，流徙于南方各省，仍勉力譯出十七地論、決定藏論、大乘起信論、金光明經、彌勒下生經、九識義記等，至陳武帝立國後，又陸續譯出中邊分別論、攝大乘論、俱舍論偈、俱舍釋論等，並撰有攝大乘論疏、俱舍論疏等。　　

　　至隋代，文帝虔信佛教，重視譯經，北天竺僧阇那堀多爲代表，譯有佛本行集、大法炬陀羅尼、起世等經，與天竺僧達磨笈多（法密）合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其于北周時已譯有十一面觀世音神咒、金仙問等經。達磨笈多另譯有大集念佛叁昧經、藥師如來本願經、攝大乘論釋等。北天竺僧那連提耶舍譯有大方等日藏、大莊嚴法門、蓮華面、大集月藏等經，其于北齊時已譯有月燈叁昧經。而月藏經內之末法思想，對佛教界之影響極大。

　　至唐代，玄奘大師西行求法，攜回六五七部梵文經典，譯出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攝大乘論釋、唯識二十頌、唯識叁十頌、大毗婆沙論、大般若經等，其所傳入之瑜伽佛教，與集叁論教學大成之吉藏所弘揚之中觀思想並稱當時兩大佛教思潮，而于有關經典傳譯過程中，此二大思潮與我國固有之思想、風俗、信仰等産生對立之形勢，從而激起佛教界之反省與再融合。

　　玄奘設置完備之譯場、羅致精通語言之學者，配合其豐富的學養及實地參學之經驗等優越條件，以忠實原著之態度新譯或重譯梵文佛典，故史稱玄奘爲新譯時代之始，此之前則爲舊譯時代。

　　則天武後欲補益晉代所譯之華嚴經，乃遣使至于阗，于阗王遣實叉難陀來洛陽，譯有八十華嚴、大乘入楞伽、文殊授記等經。另有華嚴宗叁祖法藏，其先祖系康居人，補譯舊華嚴經之阙文，另譯有密嚴、金光明、最勝王、顯實等經論。般若系北天竺人，譯有大乘本生心地觀、守護國界主陀羅尼、般若心、四十華嚴等經。

　　菩提流志系南天竺人，譯有廣大寶樓閣、不空罥索神變真言、一字佛頂輪王等經，並繼玄奘完成大寶積經之翻譯。義淨于鹹亨二年（671）由南海至天竺，武後證聖元年（695）歸國。初與實叉難陀共譯八十華嚴，其後譯有孔雀王、勝光天子、藥師七佛、浴像功德、稱贊如來功德神咒等經，于律部之譯作尤其重要，有部毗奈耶諸律皆出于其手。

　　七世紀頃，印度密教思想已發展成完整之體系，適逢我國盛唐時代，故密教隨著頻繁的文化、交通、經濟等交流，迅速傳入當時之國際都市長安；其構圖繁富之曼荼羅繪畫、諸尊之造像、嚴肅之儀式，及儀式中所用莊嚴之法具、佛器等，皆與奢華之貴族文化相配合，而密教所行之禳災、招福、修法、祈願等作法，與唐室所重視之道教作法有類似之處，故廣受歡迎，玄宗即皈依密教，故密教之傳揚在盛唐時達于頂峰。　　

　　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叁人于開元四年至八年（716～720）相繼來華，稱爲開元叁大士。善無畏系東天竺人，譯出大日經七卷，前六卷爲客死那爛陀寺之沙門無行，遣人送回之梵本，第七卷則爲善無畏所攜來者，協助譯經者爲沙門一行，編有大日經疏，爲我國與日本之密教發展奠定良好基礎。金剛智系中天竺人，由海道至廣州（廣東番禺），再至長安，譯出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並在許多寺院設立灌頂道場。

　　不空與般若共譯出金剛頂經叁卷（至宋代施護始全譯完成），本經與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同屬金剛界系，而大日經則屬胎藏界系，此後即形成密教兩部之形態。不空大力弘揚密教，範圍南至廣州，北至太原、五臺山，更在長安、洛陽等地掀起密教風潮。又爲密教經典而西行求法，由海路至錫蘭，攜回梵本一千二百卷，與鸠摩羅什、真谛、玄奘同爲四大譯經家。

　　唐末、五代近二百年間，戰亂連年，佛教勢力大受影響，經典翻譯亦告停歇。至宋代，太祖、太宗一方面行重文輕武政策，一方面效法唐代欲宣揚國威于西陲，因而鼓勵西行求法、重振譯經事業。如沙門道圓遊曆五天竺費時十八年，于乾德叁年（965）偕同于阗使者歸國，求得佛舍利與貝葉梵經。建盛、繼全等，于開寶四年（971）由西天竺歸國，攜回梵經、佛舍利、菩提樹葉等。乾德二年，沙門繼業等叁百人同入天竺，開寶九年進呈貝葉梵經；同行之永光，攜回西天竺王子“沒徒曩”之上表文。　　

　　然此時印度因先後受阿富汗、伊朗等回教國家入侵，佛教遭受極大之打擊，勢漸衰微，來到西域、中國的僧侶多屬末流之徒，除初期之法天、天息災（法賢）、施護、日稱之外，別無特殊傳譯人才。又當時西行僧侶多抱持朝禮聖地之心態，歸國後竟無一人參與譯經工作，故鹹平六年（1003）頃，開封知事陳恕上表建議，西行者須先予以考核、試經。

　　太平興國七年（982），太宗敕令內侍鄭守均于太平興國寺設立國立譯經院，稱爲傳法院，由天息災、法天等主持。據佛祖統紀卷四十叁載，院內置九種譯經職位：(一)　　譯主，宣讀梵文。(二)證義，評量譯主所宣讀之梵文。(叁)證文，查驗譯主之朗誦有無錯誤。(四)書字梵學僧，聽受梵語，寫出同音之華語。(五)筆受，將梵音改譯爲華語。(六)綴文，將梵語連綴爲通順之華語。(七)參譯，考慮梵華文句之異同，避免産生矛盾。(八)刊定，校訂經文。(九)潤文官，潤飾經文，由善于文詞之官吏任之。所譯之經典，或受西域、天竺之影響，半數以上屬于大乘密教系統。

　　法天系中天竺人，開寶六年攜梵本至汴京，譯有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最勝佛頂陀羅尼、大方廣總持寶光明、七佛、金剛手菩薩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等經。天息災系迦濕彌羅國人，太平興國五年至汴京，譯有聖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大乘莊嚴寶王、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王等經。

　　施護與天息災相偕至汴京，譯有廣釋菩提心論、大乘二十頌論，及守護大千國土、遍照般若波羅蜜等經，又其所譯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叁昧大教王經叁十卷，即系唐代不空所譯叁卷金剛頂經之補譯本。日稱系天竺人，仁宗慶曆六年（1046）至汴京，譯有大乘集菩薩學論，及十不善業道、諸法集要、尼幹子問無我義等經。

　　傳法院于神宗元豐五年（1082）廢止，計譯出佛典七二七卷。其後佛教界多致力于刻印藏經，翻譯之梵典數量極微，僅系零星、個別之譯述，與隋唐興盛時代之佛教勢力相較，宋代之佛教僅止于守成而已。（參閱“取經”3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