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多以壁畫莊嚴佛堂，亦有招畫工于門側、講堂、食堂、浴室等作諸彩畫，內容多與佛教有關，如描繪神通變、五趣生死輪、本生故事、地獄變等。現從北印度古代佛教寺院殘存之雕像、建築物、遺址中，發現部分壁畫之薄彩痕迹，可依毗奈耶雜事卷一、卷十七、摩诃僧只律卷叁十叁、洛陽伽藍記卷五、大唐西域記卷一、卷二等之記載推定之。如位于孟買東方之阿旃多，當地溪谷所設之石窟寺院，其內部即有壁畫。至于較古老之壁畫，大部分于西元四至十一世紀間完成，木造寺院多于壁上塗白泥，直接彩畫；石窟之畫稍異，乃于側壁、天花板、梁柱等處薄施漆灰而描繪者，曆經千年，其色彩依然鮮麗，然剝落部分亦多。

　　我國壁畫，最早可考者爲漢代，其時佛教傳入，塑像及壁畫隨之茁壯蓬勃。大致南方以寺廟壁畫發展爲主，北方則多石窟造像。著名之佛教藝術勝地，除敦煌千佛洞因山壁無法鑿刻而爲泥塑及壁畫外，北方之雲岡、龍門、麥積山、天龍山、鞏縣石窟寺皆先後開鑿。南方佛畫之先導，如晉代戴逵、戴颙父子增損塑像，使其具有我國藝術之比例尺度，達到光顔圓滿之境界。顧恺之畫維摩诘像，光照一室，成爲千古楷模。現我國內地所存之古壁畫已不多，唯甘肅敦煌之南、鳴沙山莫高窟遺存不少六朝以後之壁畫。

　　我國人物衣紋之“骨法”，南北朝時有“張家樣”、“曹家樣”，唐代有“吳家樣”、“周家樣”之說法，說明了人物畫于佛畫表現中各種類型之演變。梁朝張僧繇筆迹周密完美，暈染成“沒骨法”，即是受佛畫影響而發展成者，初唐之閻立德、閻立本兄弟即承襲此類衣紋之染法。印度在四世紀初建立笈多王朝，雕刻人像，衣服緊貼全身而顯露曲線，北齊之曹仲達乃仿照其型式而創出新風格，後人稱爲“曹衣出水”。唐代開元年間，出現百代畫聖吳道子，由于筆法強勁，氣勢壯闊，以筆奮掃，衣裾飛舞飄動，世人美稱爲“吳帶當風”。

　　藝術之發展，以經濟爲基礎，以社會之喜憎爲對象，寺院中常舉行“俗講”、“道場”，吸引無數群衆。以佛經爲內容之經變、曼陀羅、尊像、頂相等，皆爲壁畫之題材，寺廟成爲繪畫之競技場。洛陽敬愛寺、成都大聖慈寺、鎮江甘露寺皆爲名家壁畫荟萃之所。以成都大聖寺爲例，九十六個院落，壁畫有八千五百二十四間，佛、菩薩、羅漢、天王神將等數以萬計。其中包括盧楞伽、張南本、孫知微等之作品。此已是會昌法難以後之殘況，最盛時之狀況可想而知。

　　五代十國時，寺廟壁畫未衰，從五代迄宋，壁畫受繪畫發展之影響，佛教之內容漸形衰退。如唐宋二代均奉道教，釋道之畫並行于世。而殿庭壁室花卉走獸，四時風景之普遍，多少使壁畫內容發生變動。遼、金、元寺觀壁畫尚保存者，有大同華嚴寺、稷山青龍寺、興化寺、洪趙廣勝寺、水神廟、芮城永樂寺等。明清以降，士大夫作品見于寺壁者如鳳毛麟角，匠人繪畫一則投世俗之所好，二則沿用民間傳說，除釋迦、觀音、羅漢、藥王外，另有關羽、張飛、西遊記、封神榜、施公案等小說中之故事角色之塑畫。臺灣各處廟宇大都代表此種以民俗爲主之風格，不易再看到早年整壁之經變，或整堵神佛畫像懾人心魄、氣象萬千之景象。

　　日本早于白鳳時代即有壁畫之作。其特有之“障壁畫”系于隔扇、拉窗、屏風（皆作爲隔間之用）上所描之繪畫總稱。［J.　　Burgess:　　The　　CaveTemples　　of　　India,　　1880；　　J.　　Griffiths:　　The　　Paintings　　of　　the　　Buddhist　　Cave　　Temples　　of　　Ajanta,　　2vols.,　　1896～1900；　　R.S.　　Wauchope:Buddhist　　Cave　　Temples　　of　　India;　　L.　　Warner　　:　　Buddhist　　Wall-Paintings,　　1932；　　E.　　Chavannes: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5,1909～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