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朝鲜半岛，据三国史记卷十八等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　　372），中国前秦苻坚遣使者及僧顺道赍来佛像、经论；又二年，秦僧阿道来朝。翌年，敕为二僧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是为韩国有佛寺之始。又十年（384），印度沙门摩罗难陀至百济宣教，新罗则迟至五二八年始见佛教兴隆。

　　佛教初传朝鲜半岛时，与当时半岛上原有之　　习俗相融合，目的仅在祈福，此为初传时之相容时期。至六世纪初，名师辈出，如百济僧谦益求法印度，携回梵本阿毗昙藏及五部律，译出律部七十二卷，是为百济律宗之祖；时昙旭、惠仁等并着律疏三十六卷，皆奉藏于台耀殿。高句丽僧惠慈于推古天皇三年（595）至日本，后与百济僧惠聪同至飞鸟法兴寺，并同为圣德太子之师；惠聪后被推许为佛教栋梁。

　　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三国之中，以新罗佛教最盛，入中、印求法者最多，高僧亦辈出如云，其中，圆光于南朝陈时来中国游学，精通涅槃、成实、摄论等学。元晓来唐未果，曾注释佛经八十一部，阐扬一乘圆教。义湘亦来唐参谒中国华严宗二祖智俨，返国后大力弘传华严宗。又慈藏曾与弟子僧实等十余人来唐，归国后，携回大藏经一部及诸幡幢、花盖等，王曾命于芬皇寺讲大乘论，其思想以律学及华严为主，曾建通度寺戒坛及大和寺塔。圆测于十五岁来唐，曾参学各处高僧讲筵，专学唯识学，曾蒙唐太宗颁赐度牒。惠通弘传密法，为真言宗祖师。至新罗统一时期（668～935），佛教已渐脱离中国，树立朝鲜佛教独特之教学。

　　诸宗之中，以禅宗传入较晚，却后来居上。最早将禅宗传入韩国者为法朗及其门人信行（704～779，一名神行），信行所传者为中国北宗神秀之法脉。信行之后，有道义者，曾来唐参谒智藏，并嗣其法，归国（821）后，欲兴南宗禅法而不果，遂于雪岳山隐居，后由再传弟子普照大兴其宗风。道义之同门洪陟，于智异山创建实相寺，大兴禅法，是为朝鲜佛教“禅门九山”之滥觞。

　　禅门九山无不源于中国曹溪六祖慧能，然与中国禅宗五派（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并无关连。九山者，实相山派、迦智山派、阇崛山派、桐里山派、圣住山派、师子山派、曦阳山派、凤林山派、须弥山派。此外，净土信仰亦颇盛行。西元九三五年，新罗为高丽所败，佛教亦出现另一崭新之面貌。

　　于高丽时代（935～1392），教宗与禅宗盛行，尤以禅宗，继新罗末期之教势而盛于高丽时代全期；华严宗与法相宗亦各形成其宗派，而持续教脉。自大觉国师义天以后，成立天台宗，给予教禅两宗影响甚钜。高丽时代之佛教，正值外敌侵入与国家混乱之难局，欲以佛德或神力克服此一情势，而有诸种法会、法席、道场、设斋等佛事之设置，此乃“祈福禳灾，镇护邦国”之国家思想的形成。据东国通鉴等载，太祖即位（918）时，即设八关会、燃灯会；翌年将都城迁往开城，于建宫殿之同时，于京内创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等十寺。光宗（950～976　　在位）于城南建大报恩寺为太祖追福。并设僧阶，定国师、王师之制；时毗卢遮那忏悔法、无遮水陆会、斋僧等佛事频繁。显宗（1010～1031　　在位）时，为攘斥契丹之兵，而发愿雕刻大藏经，此即高丽藏之初雕版。于高宗（1214～1259　　在位）时，因蒙古兵入侵，藏于符仁寺之初雕版全毁于战火。至西元一二五一年，经过多年之努力，再雕版大藏经始告完成，总计六五二九卷八一二五八版，收藏于江华城西门外大藏经板堂，后移至海印寺收藏迄今。

　　高丽时代之高僧辈出，如早期之道诜、广学、大缘、法印、利严、庆甫、利让、璨幽、允多等，其中，利严为太祖之师，璨幽曾来唐，依投子山大同修学，并得其心印，归国后，曾受太祖、惠宗、定宗、光宗等四代帝王皈依，光宗特赐“证真大师”之号，并封为国师。此外，如智宗、道峰等，均曾来宋参学，受永明延寿之心印，归国后，活跃一时。举扬华严学之均如，颇受光宗崇信，尝致力于南岳智异山、北岳浮石寺等二派华严学之融合会通。

　　开立天台宗之大觉义天，为文宗之第四王子，十一岁出家，于灵通寺烂圆处得度，并修学华严教观。于宣宗二年（1085）来宋，归国时携回章疏等三千余卷，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三卷，并著有“新集圆宗文类”等十余部三百余卷。

　　高丽时代之佛教，自天台宗立宗后，原来兴盛之禅宗（曹溪宗）逐渐衰颓，虽有坦然等高僧极力挽回禅宗之颓势，却一蹶不振，直至普照知讷时，始中兴禅宗，形成一新局面。

　　高丽时代之佛教，于王室及为政者之保护下得以成长兴盛，至西元一三九二年高丽灭亡，佛教亦随之呈现衰势。李朝建国后，强烈的兴儒排佛思潮，令佛教趋于抑压受难之时代。睿宗（1469　　在位）曾订定度牒之制，员额为禅宗、教宗各三十名；此外又禁止寺刹之创建。其后之成宗（1470～1494　　在位）、燕山君（1495～1505　　在位）、中宗（1506～1544　　在位）等诸帝皆采排佛政策。至明宗（1546～1567　　在位）之初年，太后摄政，欲复兴佛教，故佛教一度显现再兴之机，然其后因明宗亲政，恢复兴儒排佛政策，佛教遂再陷颓败之势。惟此时期仍见高僧大德，如无准己和（1376～1433）撰“显正论”以驳斥排佛论；西山休静（1520～1604）大振禅风，今韩国僧徒多属此法系。与休静法系抗礼者，有浮休善修（1543～1649）与碧岩觉性（1575～1660）之法系。另有晦庵定慧（1685～1741）著「华严经疏隐科”、“禅源集都序着柄”，与镜严应允（1703～1804）二人并称教禅两宗之大宗师。李朝末期，因诸师之努力，终于一八九五年解除僧侣不得入京之禁令，四年后，于京师创建元兴寺，并设置“朝鲜佛教总宗务所”，朝鲜佛教乃得复苏。

　　一九一○年，日本并吞朝鲜，翌年发布“朝鲜总督府寺刹令”及“寺刹令施行规则”，而将教团分为三十本山（一九二四年加华严寺成为三十一本山），形成三十个教区。一九一二年将朝鲜佛教称“禅教两宗”，并以觉皇寺为中央教堂，而设置三十本山会议所。三十本山则各制定寺法，后因反对教团被总督府监督，乃于一九二一年召开全国僧侣大会，决议于觉皇寺设置“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总务院”，以统辖全国寺刹；翌年反对派亦于觉皇寺设置“朝鲜佛教禅教两宗中央教务院”。一九二五年两院达成协议，合并组织“财团法人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以为中央统一之宗务机构，统辖全国三十一本山。其后将宗名改为“曹溪宗”，并建立太古寺作为其总本山。

　　此外，圆佛教为新兴于本世纪初之佛教宗派，创教者少太山（1891～1943）以修行门（真空妙有）与信仰门（因果报应）为基本教义，立精神修养、事理研究、作业取舍等三学，以教化信徒，并创立圆光大学培育人才，教势颇盛。

　　于佛教教育方面，一九○六年于元兴寺创建“明进学校”以为僧侣之教育机构，该校后来改组为“佛教师范学校”。一九一六年中央总务院于汉城设立“佛教中央学林”，为培养教界人才之学林，以修身、宗乘、余乘、宗教学、布教法，及哲学、理、数、史、地等一般学科教育青年僧侣。同时在地方亦以寺院为中心而成立地方学林。然因中央学林曾为韩国独立运动之根据地，故于一九二二年遭废止。其后屡经变迁，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东国大学。

　　佛教之教育机构除上述之外，尚有中央僧伽大学，及附设于寺院之讲院等。其中，东国大学及圆光大学成为韩国佛教研究之二大中心，并产生诸多杰出学者。佛教期刊、学报方面，自一九一○年发行佛教杂志“圆宗”后，陆续有朝鲜佛教月报、海东佛报、佛教振兴会月报、朝鲜佛教界、佛教、佛教学报、韩国佛教学、韩国宗教、圆佛教思想等刊行。

　　现代韩国佛教分为十八宗派，其中，以曹溪宗与太古宗为二大主流，兹据韩国寺刹资料丛书４（1983）所载，将主要宗派之僧侣数（总数二○七五五）及信徒数（总数一一一三○○○○）列表如下。



　　韩国之宗教，尚有基督教、天主教、儒教、天道教等宗教。天主教约于二百年前传入韩国，战后基督教甚盛，其教势几有凌驾佛教之势，至一九八三年，教徒人数已逾九十四万。［日韩佛教研究（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2)）、朝鲜佛教通史（李能和）、韩国佛教史（爱宕显昌）、韩国佛教史（金煐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