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之教法，经僧众及阿育王、迦腻色迦王等护法者之大力宣扬，渐及全印度，并扩展至其他区域；向南传至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称为南传佛教，以巴利语结集佛典，侧重自我彻悟；向北经中亚诸国传至我国、韩国、日本等地，称为北传佛教，依准由梵语转译之汉语佛典为主，强调自度度人。惟佛教传入我国之确实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传统上则相信系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　　）传入，如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皆载有当时佛教入传之事。

　　兹略举佛教入传之传说如下：(一)谓海内经、山海经所载三皇五帝时之伯益已知有佛。(二)列子卷四仲尼篇，孔子尝言西方有圣人，此圣人即指佛陀，故谓佛教于先秦时代已传入；更有窜改周穆王篇，而谓西周穆王时佛教已传入。(三)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均谓佛法于周代已传入。(四)历代三宝纪卷一载，周代已于各地建立阿育王佛塔，然佛塔与经典皆为秦始皇所毁；又谓秦始皇四年（243　　B.C.），西域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人携佛典入华。(五)北齐魏收所撰之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汉武帝元狩二年（121　　B.C.　　）霍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所祀之金人，安置于甘泉宫；或谓此金人即佛像，亦即佛教东传之证据。然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等，仅言及得金人之事，并未言及佛教，此金人或为西域之天神。(六)释老志又载，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谓大夏之邻有身毒国，尝闻浮屠之教；然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汉书卷六张骞传等，虽言及身毒国，却无浮屠之记载。(七)刘宋宗炳所撰之明佛论载，东方朔尝与汉武帝论对劫烧说，此为汉代接触佛教之据。(八)明佛论又载，刘向所撰之列仙传中，有七十四人为佛经中之人物；然列仙传之真伪已属可疑，更遑论其内容。

　　以上诸种传说虽难以与史实相符，然由其内容及所列之时间可推知，佛教传入我国时，或许未及时受到重视，以致未留下详尽之记录。又佛教为外来宗教，在其教团逐渐扩展之时，势必与道教，甚至儒家学派争衡，或为提高佛教之权威性而逐步上溯其东传之年代。

　　至于一般所承认之说法，则有三种：(一)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卷一一八西域传，及后汉纪卷十等载，东汉明帝夜梦金人，太史傅毅以为或即西方之佛，明帝遂遣使往西域求法。途中遇梵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归至洛阳，明帝建白马寺，梵僧即于此译出四十二章经。是为我国有佛僧、佛寺、佛教之始。

　　(二)楚王英传载，楚王英崇尚黄老与浮屠。一般公认，东汉之上层阶级多信奉儒家、黄老，及外来之佛教。楚王英封于彭城，可知由西域来华之外国沙门，其活动范围自北方长安、洛阳，已延展向南方各地。其后楚王英因故左迁丹阳泾县（位于安徽），佛教得以再向南地拓展。

　　(三)曹魏鱼豢所撰之魏略西戎传，引三国志魏志卷三裴松之（372～451）注，谓西汉哀帝元寿元年（2　　B.C.），博士弟子景卢（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陀之音译。是为佛教入传之最早、最可靠之记载。魏书释老志对此事件之评述则谓，我国虽已听闻佛教之说，却尚未信受其义。故可确知佛教在西汉末年已传入我国，惟尚未产生有力之影响。

　　此外，东汉时代处于佛教初传阶段，信徒多以现世的、功利的道教信仰形式来接受佛教，视佛陀为具有禳灾招福、不老长寿等灵力之神祇，视大力传道之西域沙门为巫祝、神仙修行者等。而我国固有之儒家、道教等，难免对此一外来宗教产生极大之排斥作用。

　　东汉末年牟子作理惑论，一方面揭示佛教之真正面目，将其自方士、神仙家中析出；一方面调和儒、释、道三家，阐论佛教思想非但不与儒、道相互抵触，且有相辅相成之效。其后随着时代之变迁，排佛论与容佛论互有消长，此后此一论诤亦成为历来知识分子间重要论题之一；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等时，更有实际迫害佛教之举动，至宋代理学崛起，始渐融合三教之争。

　　我国素有著书立说之教化传统，故佛教信徒亦重视佛典之翻译编纂，以为传教之基础。佛典来源有二，一由外国沙门自印度、西域携带来华；一由我国信徒、高僧亲往西域、印度求法、求经所携回。佛典又分梵本与胡本二种，梵本成书于印度，以梵文书写；胡本则系西域诸国译自梵文之经典，如龟兹语、于阗语、粟特语等之经文。又外国译经沙门中，法号之上若有“安、康、支、帛”等字者，皆为西域人，均非以梵语为国语者，而于翻译佛典之工作具有极大之贡献。

　　初时我国为方便理解佛教，常撷取儒、道二家精义与佛学互作解训，形成格义佛教。东晋道安（312～385）则倡言，须以佛教立场来理解佛学精义，其否定格义之论广受瞩目，更促进中国式佛教之发展；因隋朝以前之佛教饱受儒、道之影响，至唐朝始因政治安定、民生富足，培养出开阔之世界主义胸襟，能视佛教为印度文化思想之结晶，而以求取新知之态度从事译经工作。

　　以下即以各代西行求法及翻译佛经之概况，略窥佛教入传之过程：

　　东汉明帝时，四十二章经首先为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译出。迦叶为中天竺人，后示寂于洛阳；法兰亦中天竺人，精于汉语，受明帝供奉于清凉台，后亦示寂于洛阳。迦叶、法兰二人另译有十地断结、佛本生、佛本行、法海藏等经，惜皆佚失。惟四十二章经之译者、版本等问题，至今尚有争议。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西域沙门相继来华，积极从事译经工作。

　　安世高（安清）系安息（伊朗东南）人，质帝时（145～146）入洛阳，译有安般守意、阴持入、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人本欲生、阿毗昙王法、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阴喻、转法轮、九十八结等经。支娄迦谶（支谶）系月氏人，精勤法戒，灵帝时至洛阳，受支亮之襄助，译有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经，及兜沙、阿■佛国、宝积经等大乘系之般若、方广、华严等诸部经，至此大乘佛教始渐受重视。竺佛朔系天竺人，亦协助支谶译经，译有般舟三昧经等。支曜，译有成具光明定意经、小道地经等。

　　三国时代，昙摩迦罗（法时、昙柯迦罗）系中天竺人，魏嘉平二年（250）译出僧祇戒心，此戒本又作僧祇律，属部派佛教大众部系之戒本，首立羯磨法授戒，奠定我国佛教戒律基础。昙谛（帝）系安息人，译有昙无德羯磨（又作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之戒本等。康僧铠（僧伽跋摩、僧伽婆罗）为康居人，于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等四部经，或谓亦译有无量寿经。康僧会祖籍系康居人，后移至交阯，译有六度集、杂譬喻等经，并为安般守意、法镜等经作序、注释。

　　支谦（恭明）系月支人，灵帝时来华，后避乱于孙吴，译有维摩诘、大明度无极、瑞应本起、大般泥洹等经。另译有本业、首楞严、大阿弥陀等经，然今已佚失。此外又撰有了本生死经注。其时，曹魏沙门朱士行因感般若道行品经文词晦涩，难解其义，乃于魏甘露五年（260）出塞，至于阗，得大品般若经之梵本。几经波折，至西晋太康三年（282）始达洛阳。元康元年（291），由于阗沙门无叉罗及优婆塞竺叔兰等人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竺叔兰另译有维摩、首楞严等经。

　　西晋之时，以竺法护（昙摩罗刹）为当代译经家之代表，世称月氏菩萨或敦煌菩萨。竺法护原系月氏人，世居敦煌，因随竺高座出家而易姓，尝随师游西域，携回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余部经，译出维摩诘子问、正法华、大哀、般泥洹后灌腊等经，共计一百五十余部，其所依版本中亦杂有胡本，如罽宾之修行道地经、龟兹之阿惟越致遮经、于阗之光赞般若经等。帛远（法祖）系河内人，译有惟逮菩萨、佛般泥洹等经。

　　帛尸梨密多罗（吉友）系西域人，于东晋都城建康译出大灌顶神咒、大孔雀王神咒、孔雀王杂神咒等经；竺昙无兰亦为西域人，于扬都译出咒齿、玄师■陀所说神咒等经，是为密教经典东传我国之始。僧伽跋澄（众现）系罽宾人，苻坚建元十七年（381）入关中，与佛图罗刹、沙门智敏等人译出阿毗昙毗婆沙；又与昙摩难提、僧伽提婆、惠嵩等人译出婆须蜜经。昙摩耶舍（法明）系罽宾人，东晋隆安年间（397～401　　）至广州，译出差摩经；又至关中，与昙摩掘多译出舍利弗阿毗昙。

　　此时期之西行求法者以东晋法显为代表。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由长安出发，至北天竺，求得摩诃僧祇律、萨婆多部律抄、杂阿毗昙心论、綖经、方等般泥洹、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又渡海至师子国（锡兰），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等。归国后撰有佛国记一卷，记述各国风物。其他尚有：康法朗，西行过流沙，搜寻经论。慧睿，西游诸国，远达南天竺边界。支法领、法净等，至于阗，携回华严梵本三万六千偈。智严、宝云等，共游罽宾、于阗等地，并请佛陀跋陀罗（觉贤）相偕同归东土。

　　其后，智猛、昙纂、竺道嵩等，于后秦姚兴弘始六年（404）至中天竺，携回大泥洹、僧祇律等之梵本。法勇（昙无竭）、僧猛、昙朗等，于刘宋永初元年（420）西行，至中天竺、南天竺等地，法勇经罽宾时得观世音受记经之梵本。

　　法献于刘宋元徽三年（475），经巴蜀、凉州至于阗，得乌缠国佛牙一枚、舍利十五粒，及观世音灭罪咒经；至高昌，则得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等。北魏之道荣，越过葱岭至西域。北魏神龟元年（518），胡太后遣惠生往西域取经，宋云同行，经于阗入天竺，求得大乘经典一七○部。北齐之宝暹、道邃往西域取经，获得梵本二六○部。

　　龟兹僧鸠摩罗什于弘始三年入长安，在西明阁、逍遥园设译场，与僧肇、道生等诸弟子共译出坐禅三昧、阿弥陀、大品般若、新法华、维摩诘所说、新小品、金刚般若、十住、思益等经，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三十五部经论，为我国经典旧译家之代表人物。此外罗什又自撰实相论、维摩论、答慧远大乘深意十八科等。

　　另如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等人，于译经工作中皆给予罗什极大之助益。居于河西之昙无谶系中天竺人，译出大涅槃、大方等、大集、大云、悲华、地持、优婆塞戒、金光明、海龙王、菩萨戒本等经。浮陀跋摩（觉铠）系西域人，译出大毗婆沙，此即凉僧道泰少时西行所得者。昙无谶、浮陀跋摩所在之河西，即今河西走廊一带，为我国通往西域之要道，亦为佛教东传之门户，魏晋南北朝时，此地陆续建有前凉、后凉、北凉、西凉等国，敦煌、凉州等皆为弘法、译经之重镇，中原有战乱之时，诸高僧大德亦常避难于此，随机教化，如竺法护即于晋初在敦煌译经。

　　据东晋道安之光赞放光随略解序、渐备经序等载，光赞经等浸逸凉土；道安之综理众经目录亦载有“凉土异经录”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可见凉州译经甚早且数量颇多。又西行求法者如法显、智严、法勇等，均经凉州而至西域、天竺。

　　法显归国后译出方等般泥洹、杂阿毗昙心论等，并与佛陀跋陀罗共译出摩诃僧祇律，而观佛三昧经、修行方便禅经等，则由佛陀跋陀罗译出。法勇亦译出观世音受记经。智严于刘宋元嘉四年（427）与宝云共同译出普曜、度博严净、四天王等经。

　　求那跋摩（功德铠）系罽宾人，元嘉元年来华，译出四分尼羯磨、优婆塞五戒相、菩萨内戒等。僧伽跋摩（众铠）系天竺人，元嘉十一年译出杂阿毗昙心论，次年译出萨婆多毗尼摩得勒伽等。求那跋陀罗系中天竺人，元嘉十二年来华，译有杂阿含、法鼓、胜鬘、楞伽、过去现在因果、无量寿、央掘魔罗、相续解脱、八吉祥等经，计百余卷。

　　锡兰、缅甸、南洋群岛一带之南传僧众，常由南方广州登岸，而传入巴利文经典，如南齐时僧伽跋陀罗（众贤）系西域人，辗转到达广州，译出巴利律藏之注疏本善见律毗婆沙；僧伽婆罗系扶南人（今高棉），于杨都译出解脱道论、阿育王经等，解脱道论为锡兰佛音论师所著清净道论之异本；据梁高僧传卷一载，竺法度倡言专学小乘，其父即为南洋商贾。梁武帝亦尝遣昙宝（或谓昙云），随扶南使节返其国迎奉佛发。

　　武帝太清二年（548），西天竺之真谛三藏由广州进至建康谒见武帝，后虽于侯景之乱、陈霸先灭梁建陈等战乱中，流徙于南方各省，仍勉力译出十七地论、决定藏论、大乘起信论、金光明经、弥勒下生经、九识义记等，至陈武帝立国后，又陆续译出中边分别论、摄大乘论、俱舍论偈、俱舍释论等，并撰有摄大乘论疏、俱舍论疏等。　　

　　至隋代，文帝虔信佛教，重视译经，北天竺僧阇那堀多为代表，译有佛本行集、大法炬陀罗尼、起世等经，与天竺僧达磨笈多（法密）合译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于北周时已译有十一面观世音神咒、金仙问等经。达磨笈多另译有大集念佛三昧经、药师如来本愿经、摄大乘论释等。北天竺僧那连提耶舍译有大方等日藏、大庄严法门、莲华面、大集月藏等经，其于北齐时已译有月灯三昧经。而月藏经内之末法思想，对佛教界之影响极大。

　　至唐代，玄奘大师西行求法，携回六五七部梵文经典，译出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释、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大毗婆沙论、大般若经等，其所传入之瑜伽佛教，与集三论教学大成之吉藏所弘扬之中观思想并称当时两大佛教思潮，而于有关经典传译过程中，此二大思潮与我国固有之思想、风俗、信仰等产生对立之形势，从而激起佛教界之反省与再融合。

　　玄奘设置完备之译场、罗致精通语言之学者，配合其丰富的学养及实地参学之经验等优越条件，以忠实原著之态度新译或重译梵文佛典，故史称玄奘为新译时代之始，此之前则为旧译时代。

　　则天武后欲补益晋代所译之华严经，乃遣使至于阗，于阗王遣实叉难陀来洛阳，译有八十华严、大乘入楞伽、文殊授记等经。另有华严宗三祖法藏，其先祖系康居人，补译旧华严经之阙文，另译有密严、金光明、最胜王、显实等经论。般若系北天竺人，译有大乘本生心地观、守护国界主陀罗尼、般若心、四十华严等经。

　　菩提流志系南天竺人，译有广大宝楼阁、不空罥索神变真言、一字佛顶轮王等经，并继玄奘完成大宝积经之翻译。义净于咸亨二年（671）由南海至天竺，武后证圣元年（695）归国。初与实叉难陀共译八十华严，其后译有孔雀王、胜光天子、药师七佛、浴像功德、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于律部之译作尤其重要，有部毗奈耶诸律皆出于其手。

　　七世纪顷，印度密教思想已发展成完整之体系，适逢我国盛唐时代，故密教随着频繁的文化、交通、经济等交流，迅速传入当时之国际都市长安；其构图繁富之曼荼罗绘画、诸尊之造像、严肃之仪式，及仪式中所用庄严之法具、佛器等，皆与奢华之贵族文化相配合，而密教所行之禳灾、招福、修法、祈愿等作法，与唐室所重视之道教作法有类似之处，故广受欢迎，玄宗即皈依密教，故密教之传扬在盛唐时达于顶峰。　　

　　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于开元四年至八年（716～720）相继来华，称为开元三大士。善无畏系东天竺人，译出大日经七卷，前六卷为客死那烂陀寺之沙门无行，遣人送回之梵本，第七卷则为善无畏所携来者，协助译经者为沙门一行，编有大日经疏，为我国与日本之密教发展奠定良好基础。金刚智系中天竺人，由海道至广州（广东番禺），再至长安，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并在许多寺院设立灌顶道场。

　　不空与般若共译出金刚顶经三卷（至宋代施护始全译完成），本经与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同属金刚界系，而大日经则属胎藏界系，此后即形成密教两部之形态。不空大力弘扬密教，范围南至广州，北至太原、五台山，更在长安、洛阳等地掀起密教风潮。又为密教经典而西行求法，由海路至锡兰，携回梵本一千二百卷，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同为四大译经家。

　　唐末、五代近二百年间，战乱连年，佛教势力大受影响，经典翻译亦告停歇。至宋代，太祖、太宗一方面行重文轻武政策，一方面效法唐代欲宣扬国威于西陲，因而鼓励西行求法、重振译经事业。如沙门道圆游历五天竺费时十八年，于乾德三年（965）偕同于阗使者归国，求得佛舍利与贝叶梵经。建盛、继全等，于开宝四年（971）由西天竺归国，携回梵经、佛舍利、菩提树叶等。乾德二年，沙门继业等三百人同入天竺，开宝九年进呈贝叶梵经；同行之永光，携回西天竺王子“没徒曩”之上表文。　　

　　然此时印度因先后受阿富汗、伊朗等回教国家入侵，佛教遭受极大之打击，势渐衰微，来到西域、中国的僧侣多属末流之徒，除初期之法天、天息灾（法贤）、施护、日称之外，别无特殊传译人才。又当时西行僧侣多抱持朝礼圣地之心态，归国后竟无一人参与译经工作，故咸平六年（1003）顷，开封知事陈恕上表建议，西行者须先予以考核、试经。

　　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敕令内侍郑守均于太平兴国寺设立国立译经院，称为传法院，由天息灾、法天等主持。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载，院内置九种译经职位：(一)　　译主，宣读梵文。(二)证义，评量译主所宣读之梵文。(三)证文，查验译主之朗诵有无错误。(四)书字梵学僧，听受梵语，写出同音之华语。(五)笔受，将梵音改译为华语。(六)缀文，将梵语连缀为通顺之华语。(七)参译，考虑梵华文句之异同，避免产生矛盾。(八)刊定，校订经文。(九)润文官，润饰经文，由善于文词之官吏任之。所译之经典，或受西域、天竺之影响，半数以上属于大乘密教系统。

　　法天系中天竺人，开宝六年携梵本至汴京，译有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最胜佛顶陀罗尼、大方广总持宝光明、七佛、金刚手菩萨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等经。天息灾系迦湿弥罗国人，太平兴国五年至汴京，译有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大乘庄严宝王、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王等经。

　　施护与天息灾相偕至汴京，译有广释菩提心论、大乘二十颂论，及守护大千国土、遍照般若波罗蜜等经，又其所译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即系唐代不空所译三卷金刚顶经之补译本。日称系天竺人，仁宗庆历六年（1046）至汴京，译有大乘集菩萨学论，及十不善业道、诸法集要、尼干子问无我义等经。

　　传法院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废止，计译出佛典七二七卷。其后佛教界多致力于刻印藏经，翻译之梵典数量极微，仅系零星、个别之译述，与隋唐兴盛时代之佛教势力相较，宋代之佛教仅止于守成而已。（参阅“取经”3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