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製一詞含義極廣，廣義言之，舉凡有關教團組織、教團行事、團體法規、經濟製度、道德准則、戒條儀式等事宜均屬之；狹義而言，則指僧團製度與教條儀製中之有成規者，此亦爲一般所習稱之教製。　　

　　佛教教團製度之建立，其原意乃是要建設理想之模範社會，以期將人類自生存之欲望與絕望中解脫出來。而此理想社會之實現，即爲佛陀獻身傳道，組織教團，製戒設律，由此具有組織之修道僧團，來推動完成解脫生活之理想。其製戒設律之根本精神，從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摩诃僧只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五大部律之卷一，均載有設立教製之十義（稱爲十句義）。如四分律卷一所載：(一)攝取于僧，使僧團成爲傳布佛教、吸收出家成員之單位。(二)令僧歡喜，每吸收一新成員，于其個人爲生命新生之慶喜，于僧團則爲增加團體力量之慶喜。(叁)令僧安樂，僧團之和合互助可令大衆安住身心。(四)未信者信，俾使缺乏信心及未信者起信。(五)已信增長，使已信者增長其信心、信仰。(六)難調者調，此因所吸收成員之品類、習性各異，故須有適當之准則，以處置違犯僧團生活者。(七)慚愧者安，使自知慚愧、覺悟者之修習不受幹擾，得以安住潛修。(八)斷現有漏，爲證得寂滅涅槃，故須精進修道以斷除現行煩惱。(九)斷當來有漏，爲證得無余涅槃，故須永斷煩惱，不再受生死輪回之苦。(十)令正法久住，爲使佛陀之教法長住世間。

　　由上可知，十句義之用意，系基于僧團成員之信心鞏固、安住身心辦道，以及令正法久住而建立之僧團之組織製度。蓋佛陀所製定之戒律，皆著重于個人生活上之自我約束，屬個人淨化身心所應嚴守之法則，若從整體之教團教製而言，根本佛教之教團組織與統製，則具有幾項基本特征：

　　(一)反對階級，提倡人我平等製度：印度傳統之婆羅門教向來重視階級劃分，將人類分爲貴、賤、優、劣之別，即所謂之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等四階級。而在佛陀所設立之教團中，乃反對社會階級之劃分，完全以人格之尊重而組成，故凡進入僧團之每一成員皆須舍棄過去之階級、財富、名譽、地位，僅有內修果證的階段境界之差別，而無外在身分階級之劃分，以長幼有序、互敬互愛爲僧團秩序之基礎。

　　(二)中心領導分層教育製度：佛陀住世時，以佛陀所製定之戒律及所說之教法爲領導中心，次由有德比丘負起教授比丘、比丘尼之責任，並于每一僧伽藍推選出長老教授師，負責照顧住處僧伽，且隨時呈報佛陀有關住處僧侶們所發生之情事。

　　(叁)托缽行乞、和合共住製度：佛陀初成道度化五比丘時，即訂下四依住，即：(1)依乞食，(2)依糞掃衣，(3)依樹下住，(4)依陳棄藥等四項理想生活之基本原則，並別立八不淨物，誡告比丘不得持受田宅園林、種植、儲積谷物、蓄養奴仆、蓄養禽獸、蓄錢寶貴物、蓄毯褥釜镬、蓄象金飾床等八種障道之不淨物。其後，由于僧團之不斷擴展、雨季之困擾，及慈悲垂顧信衆之故，時或受衣、受請，或進而受施田園、房舍等，遂使僧團生活形式有所改變。由是，無論雨季之結夏安居，或平時之和合共處，皆形成生活上之共住製度。在共住規製上，僧侶除個人使用之衣缽等物外，其他物品、用具、床具，乃至房舍、園林等，均屬僧團共有，不得占爲私有。對僧團器物之維護，則有工作上之分配；于每一住處僧團中，推選一位有德之長老，領導僧侶之生活作息，及擔任平時之教誡，並轉達佛陀僧事之發生。然此等生活型態之演變，對整體僧團而言，仍維系于托缽製度之原則。

　　(四)集合布薩說戒製度：此爲佛陀采行印度當時之外道沙門或婆羅門于每月八日、十四（十五）日共集一處和合布薩說戒之製度，期使散布于各處之僧侶能定期集會，以達互磋互勉之修道生活。此種定于新月、滿月之和合布薩，源于印度傳統之家庭祭禮“新滿月祭”，原系藉祭禮與天神溝通，以祈求家內繁榮之定期祭典。而一般修道沙門即藉此普遍于一般家庭之重要時日，定爲僧團和合集會之日。

　　(五)僧伽羯磨會議製度：羯磨製度乃僧侶“僧事共決”之最高行政中心，主要目的系增進僧伽之和合。于每月十五日定期開會行羯磨，凡有平日違犯戒律者，即于此時針對其所犯之情事加以審議、判決、處置。依羯磨之類別，可分兩種：(1)诤事羯磨，(2)　　非诤事羯磨。诤事，系指僧侶間發生诤論之事，及發生破壞僧伽和合之情事。凡此，皆屬是非問題之裁判案件。非诤事，系關于僧侶之日常生活，及一般行事是否合法之處理指導，或新僧侶加入團體之裁決許可等種種生活上之議決案件。依羯磨之性質，亦可分爲兩種：(1)治罪羯磨，(2)成善羯磨。治罪羯磨有苦切羯磨、依止羯磨、驅出羯磨、下意羯磨、擯羯磨等苦惱羯磨。成善羯磨有受戒羯磨、布薩羯磨、自恣羯磨、出罪羯磨、布草羯磨等成善法之羯磨。僧團之羯磨法可促進僧團社會組織之嚴密化，並能統攝僧侶彼此之和合互益，而令僧團成爲共同遵守規律、推動愛語、利行、布施、同事之理想道德社會。

　　(六)僧伽與信衆不共住製度：教團之成員分爲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等出家五衆，和優婆塞、優婆夷等在家二衆。在家信衆完全立于護持僧團、供養僧侶各種生活資具之立場，僧侶對信衆則負有開示佛法之責任。信衆不住于僧伽藍內，亦不必遵守僧侶之生活規製，若信衆有對僧侶辱冒不敬之行爲，僧侶一律采取寬容原諒態度，不得與信衆有诤。

　　迨至佛教傳至中國，“叁衣一缽，遊行乞食，樹下一宿”之教製，于我國國情、民俗均未能相應。中國人重視農耕，無法容許乞化生活之存在，而嚴寒之氣候更不適于四處遊化、路邊一宿之生活，故佛教在中國逐漸形成定居式之僧團製，並爲使佛教能適存于我國，遂有叢林製與僧官製之産生。

　　從佛教傳入中國至東晉初，當時之出家人僅依循經西域傳譯來之部分經律，過著離開家庭、完全禁欲之出家人生活，並無一套完整之製度可循，而我國最早製定僧團生活規範者，首推東晉之道安。據梁高僧傳卷五道安傳所載，在道安領導下之僧團，製定之僧尼軌範大概可分作叁項：(一)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食法。(叁)布薩、差使、悔過去。然此一軌範，僅屬我國僧製之雛型，仍不足顯現出中國佛教叢林製度之特色。直至唐代馬祖道一確立叢林製度，及其弟子百丈懷海製訂清規後，中國之叢林寺院製度才逐漸形成具體完備之規製。

　　懷海受馬祖道一印可後，于江西百丈山大智壽聖禅寺舉揚禅風，又糅合大小乘律，製定禅門儀規，後世稱爲“百丈古清規”，可謂懷海禅師對中國佛教最大之貢獻。然百丈古清規之原本于唐宋之間即散佚不存，雖有元代之東陽德輝奉敕重編“敕修百丈清規”，惟規約內容已不複原本之面貌。後世欲窺知古清規之體製大要者，則必賴于宋代官吏楊億之“古清規序”及宋代僧宗赜所編“禅苑清規”之記載。自古清規序中，可了解古清規之創立旨意、古清規中作爲僧團管理基礎之長老製度觀念與組織、注重勞動生産之農禅生活，乃至僧侶服製自印度式改爲中國化之唐朝衣冠等。

　　禅苑清規爲繼百丈之古清規後，最能明顯看出百丈清規組織發展之著作，亦爲我國現存各類清規著作中最古者，該書又稱“崇甯清規”，于書中之卷八，在人事製度上，對叢林執事之名稱已有明顯稱呼。清規文雲（卍續一一一·四五九下）：“叢林之設，要之本爲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爲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爲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爲衆僧主典翰墨，故有書狀；爲衆僧守護聖教，故有藏主；爲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爲衆僧召請，故有侍者；爲衆僧看守衣缽，故有寮主；爲衆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爲衆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爲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爲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

　　又中國叢林之製度，代代相承，大抵皆以百丈清規爲張本，而在後世寺院之發展上，除以人事執位之安排爲寺院之基本組織外，又有傳法上之別異叢林製。如叢林分有“子孫叢林”和“十方叢林”兩種，十方叢林又依住持繼承製度之不同，而有“選賢叢林製”和“傳法叢林製”之別。

　　故若就僧團生活在中國之型態而言，可謂寺院不僅成爲僧團之固定生活住所，另一方面寺院在住持之領導下，全寺采取分工合作之方式，人人各司其職，彼此照顧，在兩序之人事組織下，執務有文有武，有內務有外務，有執綱紀有執衆勞，有任教育有任幕僚，領執者完全立于爲衆僧服務之立場，來共同維護僧團之和合共住。

　　關于僧官製度，于印度僧團中原有執掌敲鳴犍稚，監督進食等事之上座，稱爲“維那”，此外別無職官之稱。至佛法東傳後，佛教既受當權者之保護，然亦被置于曆代執政者之管製下。姚秦弘始年間，姚興以僧■爲“僧正”，同時代之北魏亦以法果爲“沙門統”，太和十七年（493）更製定四十七條僧製，此即僧官製度之濫觞。其後曆代所設僧官之職雖各有增減異同，然大抵以沙汰僧衆、試經得度、禁止私設寺院、編製僧籍等政策，爲匡正僧衆紀律或壓抑僧團勢力之措施。

　　上記叢林製與僧官製，爲我國佛教之兩大教製，一爲一寺一院各自之組織，一爲全國性之佛教組織。然此全國性之佛教組織系于執政者之管製下所組成，而非由僧侶自行組織統製。自清末民國以來，僧團在臺灣之發展，除承襲中國內陸之叢林清規製外，在僧團之統製上漸形成二個層面：一爲統攝全臺僧團之中心行政機構“中國佛教會”，二爲各自獨立發展之寺庵僧團。在僧團之活動型態上，亦分爲二種：一爲側重靜修之保守派，二爲側重社會弘法之革新派。尤以革新派在僧團製度之運作上更具突破性，其製度之革新與佛教理想之落實，更爲複興佛教之帶動者，而爲現今臺灣各地之僧團所效仿。

　　以臺灣佛教之發展而言，大致可分爲叁時期：(一)爲佛教傳入之初期，此階段屬保守期，參雜民間信仰與儒家思想。(二)爲日據時期，爲臺灣佛教全盤日化之時期。(叁)光複以後，爲臺灣佛教之複興期，此階段之一大特色爲：內陸高僧大德來臺弘法、傳入叢林製度，並對佛教進行改革。

　　明清時代臺灣佛教之信仰，大多由閩籍地方信士播遷來臺，在實踐上較注重個人之修持，罕見其他僧團之活動。至馬關條約之後，日人據臺，臺灣佛教受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之影響，于民國十年（1921），由負責調查臺灣宗教信仰之丸井圭次郎，集合基隆月眉山靈泉禅寺善慧、臺北觀音山淩雲禅寺本圓等人，討論全臺佛教教友之團結事宜，于民國十一年四月四日，正式成立名爲“南瀛佛教會”之全臺性組織。在皇民化運動及南瀛佛教會之管製下，使臺灣佛教寺院之設備、僧侶服飾，及一切儀式、法式等，均呈現日本化。

　　迨至民國叁十四年臺灣光複後，佛教始漸革除其日本色彩，民國叁十六年南瀛佛教會亦更名爲“臺灣省佛教分會”，納入中國佛教會之下，並于當年訂立傳戒規則、僧尼剃度規則、寺庵住持規則等有關僧伽之製度，以作爲對臺灣僧團之整頓規範。未久由于大陸淪陷，內陸僧侶相繼來臺，並將內陸之佛教戒律生活傳播至臺灣，使本省各地寺院均受其影響。民國四十一年中國佛教總會改選，正式成立全省十九縣市支會，重建中國佛教僧侶製度與戒法。是年，即由白聖法師于臺南縣白河鎮關仔嶺大仙寺傳授第一次傳戒大會，當時接受出家戒法之弟子即有五百人以上，此一以戒法重建僧侶製度之措施，可謂系當代臺灣佛教正式重建之一大關鍵。

　　曆來中國寺院製度，皆以百丈清規作爲僧團共住共修之規範；而今日佛教之發展，若欲因應時代性之需要、積極之社會弘化理想，則勢必亟將佛教教製與僧團之領導更進一步加以組織化、生活化、實用化與大衆化，而以實踐理想之人間社會爲建設目標。（參閱“禅林職位”6466、“叢林”6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