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导源于印度工巧明业。自原始佛教至部派佛教时期，由于戒律中（沙弥十戒）有“远离观听歌舞”之明文规定，故未能建立艺术发展之基础，而仅限于佛足、金刚座、菩提树等之雕画，以为佛陀之象征。约至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之时，雕刻、建筑、绘画、工艺等艺术活动始随印度都市工商业与部分进步派僧侣之革新精神而兴起，打破以往小乘时代不敢模拟佛像之观念，而普遍塑造佛像供养礼拜，佛教艺术乃藉造像而大兴。

　　印度佛教艺术可大别为兼具希腊、印度、大夏、安息等艺术素质之犍驮罗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至笈多王朝（302），以摩揭陀为中心，统一印度，印度本身之艺术乃与犍驮罗艺术先后依附于佛教而东传我国。至隋唐之世，无论佛教义理或艺术均已与我国人性情精神相结合，并融入我国特有之情操与气度，使佛教艺术衍为纯中国之型态。

　　就佛教艺术发展之广大范围与源流而言，可略分为三大系统：(一)小乘佛教艺术，其艺术主体系以根据初期佛教遗物崇拜为基础之佛塔建筑，另于绘画雕刻方面则多以本生谭、譬喻故事为主题，直至后来佛像制作普及后仍持续此一倾向。此系统包括锡兰与东南亚等南传佛教诸国。(二)以尊像之制作与崇拜为中心之大乘佛教艺术，源于印度，经中亚而开展至中国、日本。然于中亚与我国之初期，小乘佛教艺术之色彩甚浓。　　(三)密教艺术，约始于七八世纪之印度，其中一流系经中国而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平安、镰仓时代之艺术主流；另一流系经尼泊尔传入西藏而展开喇嘛教特有之艺术风格，其后亦扩及蒙吉、东北等地。



　　若纯粹就大小乘佛教艺术之特性而言，则小乘佛教艺术多指印度之初期艺术与锡兰等南传佛教诸国之艺术。如前所言，其艺术主体多以佛塔为中心，其时亦有部分佛像之制作，然佛像所呈现之风貌样态乃历史性之佛陀形像；与之相对者，为呈现多样化风貌之大乘佛教艺术，其佛像制作则以呈现理想化之佛菩萨诸尊等尊像崇拜之雕像、画像为主。又随大乘佛教各宗派思想之发展，而有净土宗艺术、法华经艺术、禅宗艺术、密教艺术等各具特色之宗派艺术产生。以密教艺术而言，最大特点在于其宗教仪礼与艺术密不可分之性质，如密教修法中之本尊像、诸尊图像等，实乃密教艺术最重要之主题。此类尊像多为印度教之诸神转变而来，入于密教后，复扩增其尊像种类，并变化其形像（如多面、多臂之异型尊像，与怒发忿颜、手持武器之忿怒像）。上记之外，密教随修法所需之曼荼罗而依准经典、仪轨之记载，描绘出各种曼荼罗图像，如两界曼荼罗、尊胜曼荼罗、北斗曼荼罗等，此类曼荼罗图像普遍流行于西藏、中国、日本。又各类密教修法之法器，如金刚杵、铃、幢、铎、铙钹、炉、宝珠、花鬘、真言符印、摩尼轮等，亦为密教艺术不可少之一环。要言之，密教艺术各种复杂变

化之特色，使之于整体佛教艺术中占有重要之角色。

　　若就一般艺术之分类而言，约可将佛教艺术分别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等数种，兹分述如次：

　　(一)建筑：据传世尊在世时已有具备本殿、寮舍、仓库、客室、火屋（厨房）、经行堂、温室（浴室）、前堂、莲池、病室等设施之祇园精舍，惟事实不详。当时遗留下来之建筑主要有塔（梵stu^pa　　）、塔院（梵caitya　　-gr!ha　　，制多堂）、僧院（梵viha^ra　　）、尖塔（梵s/ikhara　　）等，通常组合三、四种即可构成一个伽蓝，主要建材为砖、石材。

　　就建筑型态而别，大抵佛教建筑有塔、石窟、僧院、玉垣、门、石柱、幢、曼荼罗等类型：(1)塔，意译坟、庙、高显处，营建源于对佛陀舍利之崇奉，故具有佛教崇拜之独特风格，为佛教特有之建筑，通常皆为佛教建筑群（伽蓝、寺院）之中心。样式有自然之圆形，半球形覆钵式（始于阿育王时）、方形等。材料则印度古塔多内部积累土石，外部蔽以板石或泥灰。半球形覆钵式即印度之古塔，最重要之遗构可见于山琦遗迹，塔之最中心处埋藏舍利容器，四周围以栏楯，塔门敞开。通常古塔平面之直径比

塔之高度大，此系其最大特色，其后始逐渐增高。如犍驮罗式建筑于数重基坛上之覆钵式塔，其圆筒高度已显见增高，且基坛呈方形，凡此皆由纯粹古塔形制变化而来。此一形制传入我国后，可见于砖造或石造之雁塔、喇嘛塔等。另如我国、日本所遗存之木造塔婆（通常有三重塔、五重塔）亦为此一塔制之变化型态。此外，密教、日本之木造多宝塔、石造五轮塔、宝箧印塔等则为塔制之新形式。(2)石窟，于小乘石窟中，以跋阇（Bhaja）、康打哩（Komdane）为最古；我国则以大同云冈石窟最奇伟，系北魏、隋朝之遗迹，此外尚有河南洛阳龙门、巩县、南京栖霞山、山西太原天龙山等处。石窟内部，遗存有丰富的尊像雕刻、装饰、壁画等，充分显现出佛教艺术之综合风貌。(3)僧院，梵语viha^ra，又称僧坊。有单独僧房、单

层僧院、平地僧院、重层僧院等四型。岩窟中亦有遗存之遗例，较常见者有三面围成之正方形，中央为空间广阔之中庭，与我国、日本三面僧坊之形制极为接近。另有由四面配置整然、围绕中庭之四面僧坊，此一形制系由犍驮罗逐渐普及于中印度。印度之僧院初时为木造，后渐采用石造，我国与日本则一般为木造。于僧院中，另有祠堂、讲堂等大众生活所必需之建筑，通常由此等堂塔组为一伽蓝而形成一寺院。然在我国，多以七组堂塔为一单位，乃所谓七堂伽蓝之制，其后亦传入日本。一般而言，七堂之种类与配置并无定规，常依宗派之别而累增，或改变用途、名称、型态式样等。(4)玉垣，又作周垣，凡伽蓝、塔、僧房等建筑物周围均有石质玉垣围绕，通常由石格、贯及地覆构成，上施以极细微之浮雕，构图多取狮、象、牛、马等动物及法轮、菩提树、本生谭等。(5)　　石柱，阿育王曾刻诏书、法敕立于国境。柱端钟形，上载象、狮、轮宝等。(6)幢，梵语dhvaja，意译旗、标志。于印度，幢之样式类别有三种：1.形状如旗，2.塔盖左右各树一斜竿，3.塔前左右各树一石（如我国长方形碑）。(7)曼荼罗，形像曼荼罗有以金、银建造者，形制则有圆坛、方坛、莲华坛、三角坛等。

　　各国之佛教建筑常因各地人文及地理因素而各显特色。锡兰之遗存建筑与印度大多相同，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则杂有木造建筑，爪哇之婆罗浮图（Boro-Budurl　　）为一表现密教九层曼荼罗之大规模石造建筑。西藏之大寺院，多建于山麓斜坡上，配置有多种建筑，连接在一起，呈现一种欧洲风格之市街景观，特色为塔身下部尚有一细小之喇嘛塔。我国之佛教建筑多仿皇宫式之建筑，其典型设计多以主要建筑物整齐、对称地配列左右两方，山门与天王殿、大雄殿、法堂、方丈等呈一直线并列，其左右分别设置钟楼与鼓楼、伽蓝殿与祖师殿、客室与云水堂等。塔为多层，建于伽蓝外。材料以木、砖为主，屋瓦大多加上彩色涂绘。我国著名的佛教建筑中，如建于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之永宁寺，被誉为“此寺精丽，阎浮所无”。又我国之佛教建筑，可谓为中国佛教艺术之大观，盖因印度亦无如此诸堂整齐、蔚然壮观之佛教建筑。其他诸国，如韩国、越南之佛教建筑，可说系承袭我国之样式；满蒙则杂有西藏与中国之风格。日本之佛教建筑亦模仿我国之样式，且多采用木造，初期建筑呈现左右整齐对称之配列，塔多半配置于伽蓝内。平安朝以后，除禅宗寺院外，伽蓝之配置则多倾向自由化。至于细部之式样，平安朝以前为和式，镰仓时代以后则有唐式、和式、天竺式三种，后来为和式与唐式混合之普通样式。昭和以后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

　　(二)雕刻：于世尊涅槃后，佛徒多以金刚座、菩提叶、法轮、佛足、伞盖等为膜拜对象，直至西元一世纪中叶，始渐流行佛像之塑造。迨四、五世纪阿摩罗婆提（梵Amaravati　　）之大塔，其栏楯有佛形像全具之佛传图。于印度，雕刻艺术之遗品最著名者为旁遮普之阿旃多石窟（梵Ajanta^　　）之雕像，阿旃多素有“东方艺术之宫”的美称，石窟内部多壁画，外部则多雕刻，其人物表情均极庄严生动，富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又印度以北之佛教造像则具犍驮罗艺术风格。此外，阿富汗喀什米尔之巴米羊（　　Bamian）遗迹，保存世界著名之崖壁大佛像，高达五十二公尺余。其他如柬埔寨之安哥窟、爪哇之婆罗浮图等，皆有雕造精湛之石雕艺术。于我国，历朝所凿造之石窟，内中多含大量造像。而我国石窟之造像艺术，初时甚受犍驮罗与印度之影响，至唐宋即完全表现中国风格之特色。此外，东晋戴逵父子，由泥塑而发明夹纻；北朝李雅、张岫先后塑造嵩山少林寺佛像与安阳万佛沟石窟造像；唐时杨惠之的塑像传神，凡此皆为后世塑佛树立良好规范。



　　(三)绘画：印度自古即有以画为业者。如阿旃多石窟之初期作品，即为佛教壁画之最早制作。例如第十窟之六牙白象本生图，可追溯为纪元前之作品。此外，残留于阿旃多第二期（五、六世纪间）、第三期（七世纪）等诸窟之绘画极多，其特色系由明暗之对比产生立体效果。另于锡兰悉耆利耶石窟（巴Si^giriya　　）之供养天人图，可推定为五世纪所传留下来之壁画，其手法系属于阿旃多石窟绘画之技巧，此一风格系经由西北印度输入之希腊文化，与佛教文化相混合而产生之特殊艺术型态，故阿旃多石窟不仅成为印度艺术之宝库，亦成为远及中亚、中国、日本的佛教艺术之源流。如阿旃多石窟中之龙女传说图、飞天图等，甚至远如日本亦受其风格影响，如法隆寺之壁画、日野法界寺阿弥陀

堂之飞天图等。

　　关于佛画方面，最初约有本生谭、佛传图、帧像、壁画等四类。帧像之画法，系先于中央画好佛像，次于像下书写三归依之文，再次书写五学处、十二因缘，最后于像上书写二颂。通常佛画有三种用途：庄严、供作本尊、法具。大抵而言，一切佛像从其形体容貌之相好而言，均是相同，故区别各各不同之佛，主要由“手印”分辨。除相好与手印外，尚须注意度量，如全身长一二○分，肉髻高四分，面长十二分，颈长四分等。

　　我国历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画，尤于唐代，当时画家若被任命绘制寺院壁画，必引为一生中之殊遇。著名之画家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袁子昂、吴道子、李公麟等。惜以佛寺多为砖木所造，每易毁于兵燹水火，独西陲之敦煌、吐鲁番等地之石窟壁画得以幸免灾厄，灿然存在。西域出身之尉迟乙僧被誉为初唐第一位佛画家，常以独特之“远近法”绘制西域风之变相图。此外，我国禅僧之水墨画至今仍被画界所重，此类仅藉着上墨色来表现宇宙风貌精神之画风，可视为禅宗特有之风格，亦为中国艺术之奇葩。自宋以后，大型壁画之独特画风逐渐衰微，代之以禅宗祖师像、罗汉像，又在禅僧指导下，墨绘与书法因而发达，著名之禅画代表者有牧溪、梁楷、石涛、八大山人、渐江、玉涧等，彼等绘画技巧之特出、气慨之壮大，予画界极大之影响。其中尤以石涛最具代表性，其“一笔画”之绝创，为我国禅画最佳之写照。日本十五世纪室町时代即集我国宋代墨绘之大成，中心人物有如拙、周文、雪舟等。

　　(四)工艺：佛教历史中最古之工艺品为舍利容器，材料有金属（金、银、铜）、玉、石、木等，通常埋于佛塔之中；于印度，最早之遗品约为西元前四世纪之作品。我国与日本之塔婆，中间多埋有舍利容器。一般佛教所用之器具类，统称为佛具或道具，其种类样式繁多，以下略分七类统括之：(1)尊像之庄严具，如天盖、幡、花鬘、缨络等。(2)供养具，如香炉、烛台、花瓶、花笼、盘等。(3)乐器类，梵钟、金鼓、磬、铜锣、铃、木鱼等。(4)容器，如经箱、袈裟箱等。(5)僧侣之法服及所持物，如袈裟、锡杖、念珠、如意等。(6)密教之修法具，如金刚杵、金刚铃、羯磨杵、礼盘等。(7)与雕刻、建筑有关之作品，如橱子、佛龛、佛坛、灯笼等。

　　我国唐代前后，佛教与民间生活相结合，工艺方面固然大量制作法器与供具，一般生活器具亦皆渗入佛教艺术之成份。宋代因之，直至目前，即或略有变易，而佛教影响之因素仍不难判知。［佛教艺术论集（现代佛教学术丛刊(20)）、中国佛教艺术（国立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