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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教初興，佛教東來，初期頗有互相利用之處，因兩者所標義旨，間有相同。佛教傳入之初，譯天竺文爲漢字，嘗襲用道家字義，後道家亦有襲用佛教教義者。惟道家對于佛教之輸入中土，因信奉者日多，遂與之發生沖突，曆漢、魏、晉、南北朝迄于隋唐而未衰。
佛教傳入中土，傳統文化之衛道者一則以佛教來自印度，乃夷狄之教，以爲夷狄文化低落，不及華夏，故不當信從。二則以華夷地域不同，益證老子序中以東爲木，屬陽，爲道之所出；西爲金，屬陰，爲佛之所生。陽尊陰卑，故道教優于佛教。叁則以華夷之間，種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華人不當信。四則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國家之衰亂，故不應信。
佛道之爭，雖屬宗教沖突，然二者之興替，皆不離帝王之愛惡親仇，結果有力者較易獲勝，失敗者，每遭毀滅之厄運。佛道之爭最早見于東漢，迦攝摩騰與諸道士論難；叁國時代，曹植作“辯道論”批難神仙說之詐妄；西晉時，帛遠與道士王浮間亦有佛道之爭，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經”，爲後世論爭重要材料；然爭論之白熱化則在南北朝以後，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開創新天師道，並使之國教化，確立道教之宗教教團；南朝宋之陸修靜、梁之陶弘景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系化，對社會之影響亦相對增加，而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其論爭焦點系以“夷夏論”爲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叁年（467），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辟之，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道佛一致，而以道教爲本，佛教爲迹，提倡本迹說，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優位。
于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宮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論爭，即清道觀之道士姜斌與融覺寺之沙門昙無最，以老子與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後爲對論主題，論爭結果，姜斌被論破，流放至馬邑。其前，甄鸾之“笑道論”與道安之“二教論”二書爲當時有關佛道優劣論爭之重要論著，此二書皆以強烈之論點大力論難道教之低劣。然于北朝，佛道之抗爭不僅爲雙方之論爭而已，更加上當權者之政策壓迫，此即曆史上著名的“叁武滅佛”中，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之摧殘佛教。
叁武滅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謙之清靜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慫恿，乃下诏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聽信道士張賓與元嵩之言，決心滅佛。(叁)唐武宗寵信道士趙歸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收充兩稅戶。爲曆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隋代統一南北，唐祚代興，以老子與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禮遇，太宗更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後之席次，成爲唐朝一貫方針，道教乃得蓬勃發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條，濟法寺法琳撰“破邪論”論道教之虛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批論佛教，激烈爭論佛道席次之先後問題。八年，定道、儒、佛之順位。高宗顯慶叁年（658）叁次召集僧道于內殿論議；五年，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又就老子化胡經引發論爭；至龍朔二、叁年（662～663），論爭猶未止。此等佛道論爭之結果，道教方面攝取佛教經典之教理，製作種種經典以對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躍，王重陽創全真教；元時，其第五代教主邱處機之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壞佛像，並將“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及“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僞妄，憲宗五年（1255）令二人對論，志常敗論，帝遂勒令燒毀道德經以外老子化胡經、老子八十一化圖等一切僞經；以後二教明爭暗鬥相續不絕；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下诏彈壓全真教，魏晉以來之佛道之爭遂平息。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與信衆，對立結果往往意氣用事，各成派系，排斥異己，或互相诋毀，如佛徒著笑道論，道流亦作笑佛論以敵之，各揭彼短，以揚己善，極盡對罵之能事。然佛道二教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數代之發展而更深入民間，牢不可拔，影響後世學術思想甚巨。如新字體、詞彙之廣及學術領域，儒、釋、道叁教融合而産生宋代理學等，可謂思想文藝上之重大刺激。
有關收錄佛道論爭之文獻不少，較重要者有弘明集、廣弘明集、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論衡、法琳之破邪論、神清之北山錄、智升之續集古今佛道論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