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末葉，佛法衰微， 不絕如縷，幾瀕于滅亡。同治年間，洪楊之亂以後，江南文物蕩然無存，欲求一冊佛經而不可得。安徽池州楊仁山居士，聯絡同志，創設金陵刻經處，刻印佛經，數十年間刻印佛經兩千余卷，流通佛經百余萬冊。並自日本搜購得我國散佚經書叁百余種，其中包括唯識宗注疏在內，爲之刻意提倡。他門下弟子中，精于唯識的若歐陽漸、梅光羲、章太炎、孫少侯、李證剛、蒯若木等，爲數至多，由于以上諸賢的提倡，唯識之學漸趨複興，入民國後，研究唯識者日多，蔚爲風氣。尤其民國十余年後，在“南歐北韓”的提倡下，更爲蓬勃發展。特別是在民國二十年代之前，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的武昌佛學院，與歐陽竟無居士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兩佛學中心間時有法義之诤，尤以關于唯識一宗爲然，在這段時間內，學界人士研究唯識，蔚爲一種風氣，唯識學蓬勃發展，至抗戰爆發而複趨于沈寂。民國叁十四年抗戰勝利，臺灣光複。臺灣在日人統治期間，佛教唯禅宗的臨濟、曹洞二宗，及日本的淨土真宗爲盛，無人複知唯識之名。叁十八年後，大陸佛教缁素大德避亂來臺，慈航法師倡之于先，默如法師繼之于後，居士中如方倫、張少齊、楊白衣等，均有著作出版。此後數十年間，僧侶教育發達，唯識學爲必授的課程，唯識學于焉複興。但複興的是“唯識學”，大乘八宗之一的“唯識宗”，則已失去其傳承了。 - 于淩波居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