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于傳入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曆史背影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叁大系，即漢地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漢　　地　　佛　　教

　　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丁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曆史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叁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诃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迹傳世，無法證實。

　　初傳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叁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骞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鳊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系。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于東漢時期。東漢明帝于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叁月，與神爲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于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爲何經，已失傳無聞。曆來均以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爲佛法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爲曆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爲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爲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叁國時期　　承漢之後，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昙柯迦羅、昙谛、康僧铠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謙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爲博士；並爲康僧會建立寺塔。昙柯迦羅、昙谛精于律學，譯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張僧衆應遵佛製，禀受歸戒，爲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馬寺譯出《昙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于武昌，盛于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爲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科經律，共88部，1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禅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爲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築、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稱“叁寶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遼，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衆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爲紀念母後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尼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遊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隋唐　　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爲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诏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複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炀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爲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複舊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于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後，下诏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並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叁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後，代宗廢朝叁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因此爲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等文藝形式。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淨）不辭艱辛支印度遊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歪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系。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于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産，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築4萬余所，沒收寺産，並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臺宗；吉藏創立的叁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叁家；由北魏昙鸾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禅門五家”，即沩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兩宋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繼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並使中紀委從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經版。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複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祐（1034～1037）初已達80余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禅宗特別是臨濟、雲門兩派最盛，天臺、華嚴、律宗、淨土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臺、華嚴）禅一致”、“淨禅一致”，因而廣爲流行華嚴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臺宗中分爲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爲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爲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于官方限製佛教的發展，除禅、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甯以後禅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禅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經們的內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谧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叁教調和說，認爲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參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叁教本旨無違。劉谧的《叁教平心論》也發揮了同樣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製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太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甯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禅、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叁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采取限製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吳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親製《揀魔辨異錄》、《禦選語錄》，提供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譬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爲佛教義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爲、譚嗣同、章太炎、梁啓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閑、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産生了新的氣象。

　　經典傳譯與編纂　　隨著佛教的傳入，來華西域僧人和佛教學者日益增多，譯經事業也隨之發展。自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余年中，共有譯師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華僧人計71人。譯出經、律、論5700余卷（現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漢地著述，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爲13520卷。

　　大乘經典的傳譯　　佛經的大量翻譯，始于東漢醒帝時（146～167）到中國的安世高和靈帝時的支婁迦谶。安世高雖以傳譯《安般守意經》等小乘經典爲主，但其譯籍中已有大乘經典。東漢光和二年（179），支婁迦谶譯出《道行般若經》；西晉永平、無康之際，無羅叉、竺叔蘭譯出《放光般若經》；這些大乘經典開始流行，即與漢文化相結合。當時學者常以佛經與中國道家思想相比附，認爲經中有關“空”的思想和老莊“無”的思想一脈相通。這對魏晉玄學的發展頗有影響。如王弼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學命題和般若理論有密切的聯系。

　　叁國吳支謙于黃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間譯出《大阿彌陀經》、《維摩經》、《大般泥洹經》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譯出《無量壽經》；晉竺法護于太康七年（286）譯出《正法華經》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華、淨土等大乘經典。後秦弘始叁年（401），鸠摩羅什至長安，以後十余年間，廣譯般若系經典及龍樹、提婆的論典共74部384卷。昙無谶于北涼玄始十年（421）也譯出《大般涅槃經》40卷；佛陀跋陀羅于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譯出《華嚴經》60卷；求那跋陀羅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譯出《楞伽經》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譯出《十地經論》12卷；真谛于南朝陳天嘉四年（563）譯出《攝大乘論》3卷及《攝大乘論釋》12卷；唐顯慶五年（660）玄奘譯出《大般若經》600卷，般若系經典的傳譯工作基本完成。其後，不空與善無畏又分別譯出《金剛頂經》、《大日經》等。這些大乘主要經論的傳譯、僧人、學者競相研習，形成大乘佛教思想發展的主流。

　　大藏經的編纂　　佛教及其經典傳入中國前，印度已有四次叁藏（經、律、論）的結集，內容全屬小乘。小乘叁藏漢譯多屬北傳之本。但自漢末迄宋，譯出經籍6000余卷，則我屬大乘，《開元釋教錄》著錄1076部，5048卷，皆爲寫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經，以隋代開始所刻房山石經最爲完整。木版刻經，始自唐代，至宋開寶年間始刻全藏，曆元、明、清、民國至今共編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經22種。宋《開寶藏》初刻時共5048卷；金《直城藏》共6900余卷；元《普甯藏》共6004卷；明《萬曆藏》共5997卷；清《龍藏》7168卷；民國《頻伽藏》8416卷。近年，中國正在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擬收23000余卷，集漢漢及漢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油共，除巴利語大藏經尚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傳，幸賴漢譯得窺其內容，因而對佛學研究貢獻甚大。

　　僧伽製度　　出家僧衆遵行的戒律，漢地相傳有五部。自唐代律宗興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傳統，但但有自己的特點：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後一律以“釋”爲姓；②僧徒必須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養；後來禅宗提倡農、禅兼修、僧人可務農自養；④僧人受菩薩戒，唐代已有燒身供養以示願行堅固，以後逐漸變爲燃頂（燒香疤）。1983年12月，中國佛教協會在《關于漢族佛教寺廟剃度傳戒的決議》中，認爲這種習慣“並非佛教原有的儀製，因有損身體健良，今後一律廢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監院、維那、知客等僧職。唐末禅宗盛行後，逐漸在全國寺院推行改訂的《百丈清規》，對僧徒誦經的儀式和參禅、變更請等活動，作了具體的規定。

　　佛事活動與節日　　主要有忏法、盂蘭盆會等。忏法原爲佛教忏悔罪愆的儀則的儀則和作法，起于晉代道安和慧遠，曆代相沿。盂半盆會盛行于唐代，爲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舉行供佛及僧超度先靈的法會。宋以後又有水陸法會和瑜伽焰口，用以爲衆積聚“功德”超度先靈。半月布薩之製，在漢地早已形成習慣，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禮佛、供養、誦經。

　　佛陀誕辰（農曆四月初八）、成道日（農曆臘月初八）、涅槃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皆爲佛教重要節日，其中以佛陀誕日最爲重要。此外，觀音和地藏菩薩在漢地民間信仰頗盛，每逢傳說中兩菩薩的誕辰等節日，亦多舉行佛事活動。

　　文化　　佛教自傳入漢地以來，即與中土傳統文化相結合，並逐漸發展成爲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及至隋唐時期，達到了高峰。其中，在繪畫方面，曆代著名畫家大都精于佛畫。如叁國時吳曹不興、晉顧恺之和衛協並稱爲漢地最初叁大佛畫家。梁張僧繇于天監中爲武帝所建寺院作畫極多，北齊曹仲達與唐吳道子的畫後世稱爲“曹衣出水”與“吳帶當風”。特別是甘肅敦煌石窟壁畫，集中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藝術才華，爲世界上現存最大的藝術寶庫。唐代盛代變文，用以講述佛經故事，講時多配合圖畫（變相），對後世鼓詞、彈詞等說唱文學影響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東漢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種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澆鑄等造像藝術，形式多樣，氣魄宏偉，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風格，如敦煌、雲岡、龍門石窟，均爲世界文化之瑰寶。在建築方面，曆代佛教寺院不僅依照宮殿形式，而且多有發展，美輪美奂，爲中國建築藝術的精華。在音樂方面，相傳陳思王曹植曾製山梵呗，以後龜茲等地舞樂傳入內地，逐漸形成了漢地特有的佛教音樂傳統。此外，佛經的翻譯和佛教的發展，對中國音韻學、翻譯理論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自鸠摩羅什譯《大品般若》以後，譯場組織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譯經院之設，以宰輔爲潤文使，成爲國家正式機構。此外，伴隨佛教傳入的醫藥、曆算等知識也對中國這些學科的發展起過一些促進作用。

　　藏　　傳　　佛　　教

　　藏傳佛教，或稱藏藏語系佛教（俗稱喇嘛教）。10世紀後半期形成。13世紀中開始流傳于蒙古地區，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傳佛教。

　　曆史　　佛教在西藏的發展分“前弘期”和“後弘期”。前者自7世紀至838年朗達瑪禁佛約200余年。後者開始之年頗多異說，依仲敦巴之說，當始于978年，至今已達千年。

　　前弘期　　開始時，吐蕃贊普松贊幹布迎娶尼泊爾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並爲她們帶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傳說當時曾請印度人俱薩羅、尼泊爾人向達爾及漢人大天壽和尚譯出少量經典，但未建立僧伽。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其時唐僧往還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還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禮遇。至赤德祖贊時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廟，漢地佛教隨之傳入。同時，因西域動亂及大食東侵，于阗及中亞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贊都予以收容。他還曾派人至岡底斯山迎請印度密教學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辭謝未來。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漢地取回大量經典並帶回漢僧一人。赤德祖贊死後，崇奉本教的貴族大臣掌權，發動第一次禁佛運動，驅逐漢、尼泊爾等地僧徒，拆毀寺廟。至贊普赤松德贊年長親政，才又興複佛教。赤松德贊時從印度請來寂護和蓮花生，營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製度，迎請譯師翻譯經典。還曾召集佛教徒與本教徒乾地辯論以滅本興佛；又舉行漢僧與印僧的辯論以統一信仰。赤松德贊後又曆牟尼贊普、賽那累赤德松贊兩代，至熱巴巾赤祖德贊在位時，請印、藏高僧審定譯名，編輯梵藏辭彙，校訂已譯經典，編定叁大譯經目錄。據迦登目錄所載，在此以前譯出的小乘、大乘、顯、密的經、律、論、注共有700多種。他又規定“七戶養僧”，任命僧人缽闡布爲大相，委以軍政大權。最後，反佛大臣謀殺了赤祖德贊，擁立其兄朗達瑪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內流傳。經過此次禁佛運動，至100多年（838～978）後，佛教才從多康地區重新傳入西藏，開始了後弘期。

　　後弘期　　藏傳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詞，藏語意爲“上師”。密教中尊師如佛，以上師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別于前期佛教之“叁皈依”。這一時期中藏傳佛教的特點，一爲大量傳譯印度波羅王朝時期盛行起來的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典和法門，一爲以密教傳承爲主形成各種教派。傳譯工作至13世紀初基本結束。200多年中，不僅印度許多顯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傳法譯經，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爾學法，以後成爲著名的譯師。雙方有名可考的譯師達300余人。這些譯籍以後都收入甘珠爾和丹珠爾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爾有1055部，丹珠爾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爾有1114部，丹珠爾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爲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經》收入甘珠爾1055部，丹珠爾4907部，共5962部。漢藏兩種文字的大藏經相較互有短長。漢文大藏經中經藏有四“阿含”、《大涅槃經》、《大集經》等，律藏有《十誦律》、《四分律》、《彌沙塞律》等，論藏有《大智度論》、《大毗婆沙論》、《成實論》、《順正理論》等重要典籍爲藏譯所無。而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中，譯有大量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論、疏釋以及中觀、因明、聲明、醫藥、曆算、工巧等論著爲漢譯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數量也很龐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經的蒙古文譯本，始于元成宗時（1295～1307），至明神宗時（1573～1619）完成甘珠爾的翻譯，至清初章嘉呼圖克圖又完成了丹珠爾的翻譯。藏文大藏經的滿文譯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傳佛教的各派，是在後弘期中逐漸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爭，佛教內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後弘期中因傳承的不同産生若幹教派，較大的有甯瑪派、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較小的有希解、覺宇、覺囊、郭紮、夏魯等派。本教雖爲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後弘期中漸與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爲佛教的一個派別。

　　僧伽製度　　藏傳佛教奉行說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對大乘菩薩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遵行。但在後弘期中如噶舉及薩迦兩大派創宗傳法者大多有妻室，甯瑪派因經曆禁佛而在家庭中世傳。嚴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製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魯派。但其他各派也非全無具戒比丘。寺院組織因派別及寺院大小各不相同。格魯派後來曾形成政教合一製度，以教統政，大寺院中的僧職亦可起官職作用。西藏振奮寺遠望與漢地大寺相似，其實內部如一小型城鎮，除異常、僧舍、靈塔、經幢外，尚有私人住宅及街巷等，形成一自給自足這社會。以格魯派拉薩叁大寺爲例。寺中僧衆集體構成劄倉（經學院）。有一住持稱“堪布”，實即漢譯之“和尚”。堪布總理寺務，能代表寺院出度地方政府重要會議。堪布以下設有喇讓強佐一人，爲堪布的總管；格貴一人，俗稱鐵棒喇嘛，維持紀委秩序，查處犯戒及各種糾紛；翁則一人領衆誦經；雄來巴一人管理僧衆學經、辯率及考試格西學位事務。以上職務由堪布自行任免。劄倉下另設“康村”一層組織，按地區劃分僧衆。此一級組織在各寺中多少不一。如哲蚌寺的羅色林劄倉即有23個康村。每一康村另設管理事務職事若幹人。在大寺中常有數個劄倉又合設一是高管理機構名喇吉，采取委員製各劄倉的堪布爲當然委員，從中選出年資最高者爲赤巴堪布，俗稱法臺。喇吉下另設葉索二至四人爲全寺大總管；磋欽協敖兩人爲全寺鐵棒喇嘛，俗稱大鐵棒喇嘛；磋欽翁則一人領全寺僧衆誦經。另各派皆有活佛轉世製度。活佛藏語稱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這分，選定條件各不相同。在格魯派中，班禅爲無量光佛化身，達賴爲觀音化身，爲最大活佛。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欽朱古爲全寺活佛，劄倉朱古爲重新憶倉內活佛。磋欽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區別，最高爲甲波朱古，有在新達賴未親政前擔任攝政的資格。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讓（館舍）和執事人員。西藏僧人的學製和學位在格魯派中有嚴格規定。有資格的學僧稱貝恰哇即讀書者，一般從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學位需20～25年。如能出錢免服寺中勞役，稱爲群則（法行者），學程可以縮短一半以上。在顯宗劄倉學習的內容以五部大論爲主，學習完畢即可申請參加辯論考取學位。學位總稱是格西，即善知識或善友。在叁大寺系統中格西又分四級，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賽和朵然巴（或稱日然巴）。已得格西學俠的僧人如再進密宗學院學習時則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爲格郭、喇嘛翁則、堪布、堪蘇、夏孜卻傑及绛孜卻傑，後二者七年一屆輪流升住甘丹墀巴，爲格魯派教主，享有與達賴、班禅、薩迦法王同等尊榮，任滿後得榮舉稱號赤蘇，死後有作爲活佛轉世的資格。

　　佛事儀式與節日　　藏傳佛教既有前弘期的傳承，又全盤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無上瑜伽部密宗，傳承千差萬別，儀軌極爲繁複，學者各尊所傳，各行其是，情況遠比漢地佛教複雜。大體上，寺僧上殿誦經，高僧講經說未能，舉辦大型法會等顯宗法事和漢地佛教基本相同。至于密宗傳法灌頂以及修法儀式則按各派各法傳承儀軌舉行，種類極多，爲漢地佛教所無。

　　西藏民間傳統節日充滿佛教內容或帶有佛教色彩，故與佛教本身節日無從嚴格區別。各地各派的節日活動也不一致。一般說來，紀念佛誕爲藏曆四月上弦七日，和漢地相近。拉薩每年正月舉行祈願法會長達一月余。六月底七月初舉行的雪頓節，系由夏安居衍變而來。七月底舉行望果節爲慶祝豐收。青海塔爾寺于每年正月十五粘節展出酥油花，正月初八至十五日舉行祈願大未能會，四月初八至十五日舉行四月法會紀念釋迦牟尼的誕生、成道與涅槃。六月初叁至初八舉行紀念釋迦牟尼叁轉法輪大法會，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舉行紀念釋迦牟尼降凡大法會。

　　文化　　佛教開始自漢地傳入西藏，以後又直接自印度傳入。在前弘期中，漢、印兩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響。漢、印兩地高度發展的工藝美術也一並傳入，故蓮花生主持興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漢、藏叁式，這種兼收並蓄，博采衆長，以精用宏的作風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隨處可見。西藏文字雖仿梵文字母製造，但書法汲取漢字的正、行、草叁體並行的方式，萬以草體迅捷酣暢，別具一格。西藏醫學以《四部續》集其大成，其中醫藥理論及醫療技術明顯地綜合會通了漢、印、藏的醫學成果，並吸收當時西域、中亞的醫術，形成獨具特色的“藏醫”；以後傳入蒙古，又發展而成“蒙醫”。後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統一大業，而西藏統一的地方政權已經解體。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羅遣使入貢，宋朝以對藩屬之禮給予厚賜。元、明、清叁代藏族與內地關系更加密切，正治、經濟日益融合爲一體。故此期藏傳佛教雖以全盤接受當時印度流行之無上瑜伽部密宗爲主，但文化上受漢文化之影響更大。寺院等建築，大多采取漢地宮殿形式而又有所發展，規模宏大，氣勢雄偉，雕梁畫棟，備極精巧。如拉薩之布達拉宮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爾寺等爲古代偉大建築中的傑作。尤其因爲密宗注重像設，因而使藏傳佛教發展了雕塑、繪畫的技巧。藏地種佛教造像，無論雕、镂、塑、鑄都能注重體型比例，栩栩如生，極爲精美。大型造像如紮什倫布寺大彌勒銅像高26米，北京雍和宮旃檀木雕大彌勒像高18米，造型生動莊嚴，工藝巧妙精湛，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西藏各種刻版佛經，雕印工藝也很精美，尤以各種禦賜及藏地金字藏經寫工之精妙，裝潢之瑰麗，爲民族文化之奇珍。至于彩繪畫像更以布局設色見長，纖細入微，形成特殊的藝術風格。另外，藏族使用的曆法，以無上瑜伽部時輪金剛經所傳曆法爲主，參用漢地傳入的曆法，從1027年（丁卯）開始，每60年爲一“饒瓊”，用幹支紀年與漢地農曆同。

　　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

　　雲南傣族等少數民族佛教，屬巴利語系，亦即南傳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傳的小乘佛教在教義、學說上都有不同的發展而各具特色。中國漢文大藏經中關于北傳小乘的經律、論叁藏都有比較完備的譯本。高僧法顯曾到師子國（今斯裏蘭卡）抄寫經律，但所攜回譯出的《雜阿含經》原本是否爲巴利語已不可考。南朝齊永明七年（489）譯出的《善見律毗婆沙》和梁天監十四年（515）譯出的《解脫道論》則出于南傳。中國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傳同一系統。律宗解釋律義即常引《善見律毗婆沙》之說。中國出家尼衆的得戒最初也由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十余人前來傳授。故漢地戒律與南傳有很深淵源。在教義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內容。在南傳叁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錄各種波羅蜜行的事亦，承認佛道不與聲聞道共，爲大乘理論之先河。尤其主張“心性本淨，爲客塵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發現，達摩的壁觀，可能與南傳定學從地遍處入手應用地色曼茶羅有關。由此可見，南傳巴利語系佛教與漢傳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錯綜的關系。

　　南傳巴利語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約在7世紀中由緬甸傳入中國雲南傣族地區。最初未立塔寺，經典亦只口耳相傳。約在11世紀前後，因戰事波及，人員逃散，佛教也隨之消失。戰事平息後，佛教由勐潤（今泰國清邊一帶）經緬甸景棟傳西雙版納，並隨之傳入泰潤文書寫的佛經。這就是現在傣族地區的潤派佛教。此外，另有緬甸擺莊派佛教傳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創製後始有刻寫貝葉經文。明隆慶叁年（1569），緬甸金蓮公主嫁與第十九代宣慰使刀應勐時，緬甸國王派僧團攜叁藏典籍及佛像隨來傳教。最初在景洪地區興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緬僧雙將佛教傳至德宏、耿馬、孟連等地，爾後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這些地區的傣族中。

　　經典內容和南傳巴利語系叁藏相同，但編次稍有差別。叁藏典籍有巴利語的傣語譯音本及注釋本和部分重要經典的傣語譯本，還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經典注釋外，還有天文、曆算、醫藥、曆史、詩歌、傳說及佛經故事等。

　　現在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稱可分爲潤、擺莊、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細分爲八個支派。傣族男童達到入學年齡必須出家爲僧，在寺院中學習文化知識，接近成年時再還俗。個別被認爲優秀的，可繼續留寺深造，並按僧階逐步升爲正式僧侶。僧階大體可分帕（沙彌）、都（比丘）、祜巴（都統長老）、沙密（沙門統長老）、僧伽羅阇（僧王、僧主長老，這一僧階長期來虛職無人）、帕召祜（闡教長老）、松迪（僧正長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長老）等八級。或在帕之前增帕諾（行童）一級，在都之後增都龍（僧都）一級則爲十級。自五級以上晉升十分嚴格，最後兩級在整個西雙版納地區只分別授與傣族和布朗族各一個，成爲地區最高宗教領袖。（趙樸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