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市延齡巷，乃以刻印流通佛典爲目的之佛教文化機構。創始者楊文會有感于清末兵亂，經典多轶失，遂與同志十余人四處勸募，著手佛典之開版流通。同志中江都鄭學川（其後出家，法號妙空）首于揚州東鄉之磚橋雞園創設江北刻經處；文會則于南京從事刻經。另于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十一面大悲觀音像等。後于南京北極閣建屋，收藏數年來所刻之經版。光緒八年（1882），于元墓山香雲海覓求藏版之地，然因經費不足而告中止。光緒十二年，文會渡海至英國，叁年後返國，得日本縮刻大藏經，因是閉戶誦讀。十六年，至北京搜尋藏外古德逸書，並通過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由日本尋回我國失轶之隋唐佛教著述，如中論疏、百論疏、成唯識論述記等，刻印流通。廿叁年，于南京城北延齡巷開設藏版及流通處，即金陵刻經處之創始。叁十叁年，于刻經處開辦佛學學堂，稱祇園精舍，養成振興佛教之士。未滿兩年，因經費不足而中止。乃閉讀大日本續藏經，然認爲其混雜，遂詳訂書目，彙編大藏輯要。宣統叁年（1911），文會罹疾，臨終委托陳樨庵、陳宣甫、歐陽漸等叁人開版大藏輯要所揭典籍，又召集佛學研究會同仁，共商金陵刻經處之維持。文會殁後，陳樨庵等人繼續經營，從事刻經。國民革命軍至南京後，刻經事業一度終止。中日事變後，難民居于刻經處，若幹經版散轶。民國四十一年文會之孫楊立生、楊雨生與徐平軒、趙樸初等人獲得南京、上海佛教界之護持，成立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其中，徐平軒主其事，呂澄任輔佐。另有中國佛教協會之經濟援助，故計劃擴充業務，加以周叔迦等人之外護，遂擴大刻經處所，整修破損屋宇及所藏經版，版架幾達九百個，又整頓文會藏書一六○○種。民國四十叁年以後，由于中國佛教協會之助，更進一步收集散于全國各地之經版，計有江北刻經處二二九○○個，重慶羅漢寺一四叁九○個，蘇州瑪瑙經房叁八○○個，北平、天津兩刻經處二二六○○個，所收經版共達十二萬版以上，又置刻工二十人，補刻散轶經版，與玄奘著譯書之新刻。應刻經之需要，養成經典的新折、刻工，致力搜集散轶經版類，並置英文世界佛教大百科事典之中國編纂所支部。［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一冊、楊仁山居士事略（徐文霨）、中國佛教史卷四（蔣維喬）］

　　中國近現代編校、刻印、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機構。清同治五年（1866），佛教學者楊文會創辦于南京。楊文會認爲弘揚佛法，必須流通經典。于是通過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從日本尋回中國自唐末五代以來久已散佚的各宗重要典籍300余種，如《中論疏》、《百論疏》、《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疏》等，均經刻印流通。失傳已久的北魏昙鸾著《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注》，也從南條文雄處取得，改名《往生論注》加以刻印，後收入《彙刻古逸淨土十書》中。楊文會認爲日本出版的《卐續藏經》,以博采爲旨,忽視甄別工作,乃立志組織編刻《大藏輯要》，選佛典460部，3300余卷，進行嚴格的校訂。同時編定經目，將藏經內容分爲華嚴、方等、淨土、法相、般若、法華、涅槃以及傳記、纂集、弘護、旁通、導俗等21部，各部列舉代表著作數部。1911年楊文會逝世前，囑咐刻經處事業由其弟子歐陽竟無、陳樨庵、陳宜甫3人分別負責編校、流通、交際等工作。1914年，歐陽竟無在刻經處成立研究部，聚衆講習，兼事刻經。從學者有姚柏年、呂澂等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上海佛教界人士圓瑛、應慈、趙樸初、方子藩等25人組成“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逐步恢複了刻經流通業務。此後，又陸續將原江北刻經處、支那內學院、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叁時學會等單位的經版共5萬余片，全部彙集到金陵刻經處。1957年起，金陵刻經處確定隸屬于中國佛教協會，業務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收藏的經版最多時達15萬余片，並繼續刻印佛教典籍，發行國內外。

　　在金陵刻經處創立以前，先有江蘇江都鄭學川在揚州創辦江北刻經處（後改名法藏寺），專事勸募刻經。金陵刻經處創立後，兩處分工合作，曾商定籌刻全藏佛典。此後，北京、天津、重慶、常州、蘇州、甯波、廣州等地，也先後成立類似刻經機構。（木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