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市延龄巷，乃以刻印流通佛典为目的之佛教文化机构。创始者杨文会有感于清末兵乱，经典多轶失，遂与同志十余人四处劝募，着手佛典之开版流通。同志中江都郑学川（其后出家，法号妙空）首于扬州东乡之砖桥鸡园创设江北刻经处；文会则于南京从事刻经。另于同治十二年（1873），刊行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十一面大悲观音像等。后于南京北极阁建屋，收藏数年来所刻之经版。光绪八年（1882），于元墓山香云海觅求藏版之地，然因经费不足而告中止。光绪十二年，文会渡海至英国，三年后返国，得日本缩刻大藏经，因是闭户诵读。十六年，至北京搜寻藏外古德逸书，并通过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由日本寻回我国失轶之隋唐佛教著述，如中论疏、百论疏、成唯识论述记等，刻印流通。廿三年，于南京城北延龄巷开设藏版及流通处，即金陵刻经处之创始。三十三年，于刻经处开办佛学学堂，称祇园精舍，养成振兴佛教之士。未满两年，因经费不足而中止。乃闭读大日本续藏经，然认为其混杂，遂详订书目，汇编大藏辑要。宣统三年（1911），文会罹疾，临终委托陈樨庵、陈宣甫、欧阳渐等三人开版大藏辑要所揭典籍，又召集佛学研究会同仁，共商金陵刻经处之维持。文会殁后，陈樨庵等人继续经营，从事刻经。国民革命军至南京后，刻经事业一度终止。中日事变后，难民居于刻经处，若干经版散轶。民国四十一年文会之孙杨立生、杨雨生与徐平轩、赵朴初等人获得南京、上海佛教界之护持，成立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其中，徐平轩主其事，吕澄任辅佐。另有中国佛教协会之经济援助，故计划扩充业务，加以周叔迦等人之外护，遂扩大刻经处所，整修破损屋宇及所藏经版，版架几达九百个，又整顿文会藏书一六○○种。民国四十三年以后，由于中国佛教协会之助，更进一步收集散于全国各地之经版，计有江北刻经处二二九○○个，重庆罗汉寺一四三九○个，苏州玛瑙经房三八○○个，北平、天津两刻经处二二六○○个，所收经版共达十二万版以上，又置刻工二十人，补刻散轶经版，与玄奘着译书之新刻。应刻经之需要，养成经典的新折、刻工，致力搜集散轶经版类，并置英文世界佛教大百科事典之中国编纂所支部。［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杨仁山居士事略（徐文霨）、中国佛教史卷四（蒋维乔）］

　　中国近现代编校、刻印、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机构。清同治五年（1866），佛教学者杨文会创办于南京。杨文会认为弘扬佛法，必须流通经典。于是通过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中国自唐末五代以来久已散佚的各宗重要典籍300余种，如《中论疏》、《百论疏》、《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等，均经刻印流通。失传已久的北魏昙鸾著《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也从南条文雄处取得，改名《往生论注》加以刻印，后收入《汇刻古逸净土十书》中。杨文会认为日本出版的《卐续藏经》,以博采为旨,忽视甄别工作,乃立志组织编刻《大藏辑要》，选佛典460部，3300余卷，进行严格的校订。同时编定经目，将藏经内容分为华严、方等、净土、法相、般若、法华、涅槃以及传记、纂集、弘护、旁通、导俗等21部，各部列举代表著作数部。1911年杨文会逝世前，嘱咐刻经处事业由其弟子欧阳竟无、陈樨庵、陈宜甫3人分别负责编校、流通、交际等工作。1914年，欧阳竟无在刻经处成立研究部，聚众讲习，兼事刻经。从学者有姚柏年、吕澂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佛教界人士圆瑛、应慈、赵朴初、方子藩等25人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逐步恢复了刻经流通业务。此后，又陆续将原江北刻经处、支那内学院、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三时学会等单位的经版共5万余片，全部汇集到金陵刻经处。1957年起，金陵刻经处确定隶属于中国佛教协会，业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收藏的经版最多时达15万余片，并继续刻印佛教典籍，发行国内外。

　　在金陵刻经处创立以前，先有江苏江都郑学川在扬州创办江北刻经处（后改名法藏寺），专事劝募刻经。金陵刻经处创立后，两处分工合作，曾商定筹刻全藏佛典。此后，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宁波、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类似刻经机构。（木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