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行之道
既然没有人能救我们,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奇迹似的令我们开悟,我们现在所谈之道乃名“难行之道”。此道不合乎我们的期望;我们所期望的是:涉入佛教是一段温和、愉快、充满慈悲的过程。其实,此道难行,是硬碰硬的心对心:你若敞开自心,愿意相晤,则上师也会敞开其心。这里面没有奇迹可言,敞开是双方共同创造的情况。
通常,一谈解脱或悟道,我们就以为这些成就无需自己动手,会有别人帮忙。“你没问题,不用愁,不要哭,你将安然无事,我会照顾你。”我们总以为自己所须做的,只是宣誓入会、缴入会费、签名登记、遵命行事而已。“我深信你的组织是有效的,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你怎么给我安排都可以;如果你想要让我吃苦受罪,请便。我什么都听你的。”这种除了遵命别无他事的心态,令人觉得安适。什么都交给别人去办,让别人教导你和改正你的缺点。但我们却大吃一惊的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用做的想法,完全是打如意算盘。
通过修道的种种困难,而正确的深入人生实况,需要极大的努力。因此,难行之道的重点似乎是修学者个人必须勉为其难,承认自己的真面目,摘下自己的假面具。你必须肯自立自强,难就难在这儿。
这并非说,难行之道是要我们非做英雄不可。英雄的气概是建立在假定上;假定我们不好、不净、没有价值、没有悟道的本钱,以致我们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例如,我们若是中等阶级的美国人,那就必须放下工作、退学、搬出郊区的家、留长头发,或许还吸食毒品;我们若是嬉皮,那就必须放弃吸毒,剪短头发,丢掉破烂的牛仔裤。我们以为自己能不受诱惑就是与众不同,就是英雄作风。我们成了素食者,成了这个那个。我们想成为的,太多了。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修道,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与过去完全不同,但这全然是冒牌英雄的行径,而此冒牌英雄,非“我”莫属。
我们可以把这种虚妄的英雄行为发挥至极,而去修那极端的苦行。即使我们所信之教要我们每天倒立二十四小时,我们也会照办。我们净化自己、修行苦行,自觉已是毫无污点,改过自新,很有道德。或许当时看来这没什么不对。
我们可能试图模仿某些修行之道,如美国印地安人的宗教之道、印度教之道或日本佛教的禅道。我们会从头到脚换装,学他们的打扮。或许我们的决定是去印度北部跟西藏人打成一片。我们可能穿上西藏的服饰,遵守西藏的习俗。这看来会像是“难行之道”,因为在此道上老是有障碍和诱惑来分我们的心,让我们难以达到目的。
我们坐在印度教的静修之所,有六、七个月没吃巧克力了,所以我们心里想着巧克力或其它我们爱吃的东西。我们也许怀念以前过耶诞节或新年时的情景,但是我们仍旧认为自己已找到修行之道。我们已奋力通过此一道上的种种困难,如今已能胜任愉快,成了某种修行的大师了。我们期望修行所产生的神奇力量和智慧能令我们进入正确的心境。有时我们认为自己已达成目标,我们也许一连六、七个月都是“飘飘欲仙”或如痴如呆;后来,我们这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又不见了。它就是这样忽来忽去,时有时无。对这种情形,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飘飘欲仙”或充满喜悦,但最后还是要降下来恢复常态。
我不是说外国传统或持戒传统不适用于修道,而是说我们误信其中有能令我们获得正确心态的妙方。这似乎是把问题本末倒置了;我们希望能从操纵物质或自然界当中获得智慧和解悟,我们甚至期望科学大师们替我们做。他们可以把我们送进医院,用适当的药剂把我们的意识提升到崇高的境界。但我认为这是无法如愿的事,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真面目,它永远跟着我们走。
我们回过头来要说的是,我们若想完全敞开自己,那就须有某种真正的布施或奉献。这种布施不拘形式,但若要使我们的布施真有意义,我们就必须不望回报。我们具有多少头衔、穿破多少外国服装、懂得多少哲理、发过多少誓愿、参加过多少神圣仪式,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们必须布施而不望回报。这是真正的难行之道。
我们也许畅游日本。我们也许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日本的庄严禅寺和华丽艺术品。这些经验不仅让我们觉得美妙,同时也传给我们一些讯息。日本的文化是出于日本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日本的生活方式又与西方的生活方式迥异,因此日本文化对我们有话可说。但文化的精致和形象的优美究竟能对我们起多大的震撼,与我们有多大的关联?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想回味美丽的记忆。我们不想对自己的经验过于深究。那是敏感地带。
或许某位上师在一个非常动人、极有意味的仪式上为我们灌了顶。那项仪式真实、直接、庄严,但我们对此经验肯提出多少疑问?那是私事,太敏感而不能问。我们宁愿把那次美妙的经验贮存起来,以便在日后境遇不顺、心情沮丧时,拿来回忆一下,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我们真的作过有价值之事,真得入道了。这一点也不像是难行之道。
相反的,我们像是一直在收集,而不是在施舍。我们若仔细回想自己的求道过程,我们能记起自己曾经做过那些完全而又适当的布施,曾经敞开过自己而施舍一切吗?我们是否摘下过假面具,脱掉过甲胄,剥去过皮、肉、血管,直到内心?我们真的有过剥去、敞开、布施的经验吗?这是根本问题。我们必须真正放下、有所施舍,即使非常痛苦,也要勉为其难。我们必须动手拆除我们一手造成之“我”的基本结构。拆除、脱掉、敞开、放下的过程,是真正的学习过程。这种指甲长入肉内的情况,我们已决定放弃多少?很可能我们根本没想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一直收集、建造,一层一层往上盖。因此,展望难行之道,很能令人怕怕。
问题在于我们想找一个轻松无苦的答案。但这种解答不适用于修道,而修道一途是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根本不该走上去的。一旦上去了,就会很痛苦,而且下不来。我们自愿受暴露自己之苦,受脱掉衣服之苦,受剥去皮肤、神经、心、脑之苦,直到我们完全暴露在宇宙之前什么都不剩。这会很可怕、很痛苦,但修道就是这样。
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发现身旁有位陌生的医师,他要给我们开刀,但不给我们麻醉,因为他真想跟我们的疾病沟通。他不准我们摆出修道的门面、玩弄心理的诡辩、伪装心理上有病,或戴着其他假面具;我们但愿从未遇到这位医师,我们但愿能自行麻醉。可是,我们已被套牢,跑不掉了。这不是因为他的力量大,我们本可跟他说声再见就走;然而,我们已经向这位医师暴露了那么多,如果换个医师从头再来,那将非常痛苦,我们不愿多受一次罪,所以只好硬撑到底。
跟这位医师在一起,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们老是想要骗他,尽管我们知道他能看穿我们的把戏。不施麻醉的手术是他跟我们沟通的唯一之道,所以我们非接受不可;我们必须对难行之道或这种手术敞开自己。我们越问“你要对我怎样”这类的问题,我们就越局促不安,因为我们晓得自己是怎么回事而明知故问。难行之道是一条极其狭窄而又无法脱离的苦路,我们必须完全放下自己去与这位医师沟通。此外,我们还须放下对上师的奢望,不再眼巴巴地盼望上师表现奇迹,以某种非凡无苦的方式给我们灌顶。我们必须不再寻求不痛的手术,不再希望他用麻醉剂或镇定剂让我们醒过来时只见一切完美。我们必须愿意以完全敞开、直接、没有任何死角的方式,与我们的道友及我们的生活沟通;难行之道就是这么艰苦。
问:暴露自己是自然发生,还是有什么方法使其发生或令自己敞开?
答:我想,你若已经投入暴露自己之道,那么你越无为,敞开之道就越明显。我认为敞开是自动的,并不要你非做什么不可。在开始谈放下时我说过,一旦你已向道友完全暴露自己,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这是只管如实接受现状,而现状则是我们反正都要接受的。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赤身裸体而希望有衣遮丑的情况,这种窘境是我们在生活中总会有的遭遇。
问:我们是必须先有个道友,然后才能暴露自己,还是只对生活情况暴露自己就行?
答:我想,你需要一位看看你做的人,因为那样你会觉得更为真实。在没人的房间脱衣服容易,在人多的房间就难为情了。
问:这么说来,我们其实是把自己暴露给自己?
答:对,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有观众在旁,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太重了。
问:我看不出苦行或持戒为何不是“真正的”难行之道。
答:你能欺骗自己,自以为是在修难行之道,其实不是。这就像是在一出英雄剧里,英雄事迹含有很多“温柔之道”,而难行之道则多属于个人。做过英雄之后,你还有难行之道要走,这是很能令人震惊的发现。
问:是否必须先走英雄路,不屈不挠地走下去,然后才能走上真正的难行之道?
答:我不认为如此。这正是我要指出的。如果你走上英雄之路,你的个性便会加上层层的皮,因为你有成就感。后来你却吃惊地发现,你所需要的是别的,于是你又得把加上的皮层层剥掉。
问:您说有受难忍之苦的必要。理解摘下假面具的过程就能无须受苦了吗?
答:这是个微妙的问题。理解不是真做,只是懂了。你能理解受苦刑的人生理起何变化、心理感受如何,但实际的体验完全是另一回事。光是理解痛苦不够,你必须实际体验。唯有亲身体验,才能接触问题核心,但你不必制造苦境。有了手持利刃的医师道友在旁协助,苦境自会出现。
问:如果你正在放下的过程当中,此时你的道友似乎要对你开刀而又解除你的麻醉,那可是极为恐怖的情景;你的道友好像很生气、很厌烦,让你想逃。您能否把这种情形说明一下?
答:重点就在这儿。难行之道是不施麻醉的手术,你必须愿意接受才行。你要是跑了,那就像盲肠需要开刀而跑出手术室的病人;他的盲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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