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差别多少有点类似文物保护修复领域里的“整旧如新”和“整旧如旧”之异。从后者的角度来说，由石头宗系达至曹洞宗，其长于形而上思考这一思想家特质渐臻成熟完善，这是就内在之质而言，从外在形式看——当其开宗立派、丞需建构自己独特哲学体系时，困难便发生了：建筑这一新型大厦的砖瓦材料严重不足，只能从别处借取现成的名相范畴为我所用，曹洞借用“君臣”之说，即是最主要一例。后世论者往往指出其与世俗政治之关系(如中唐以后重振君权思潮之影响)，并无不妥。但言谨及此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世纪的禅思想家们，在努力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越来越面临着缺乏新的哲学语汇的严重困难，因此，这种努力就时常处在内在的思想张力与外在的语汇的贫乏矛盾之间，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反复借喻，来回比说，本欲申明宗旨，反使宗旨本义为文辞所掩盖，变得迷离含混。例如在阐述“君臣五位”时，往往配以《周易》的一些卦象：将“正中来”配以“大过”；“偏中至”配以“中孚”；“正中偏”配以“巽卦”；“偏中正”配以“兑卦”；而“兼中到”(兼带)，则相当“重离”。对此，后世学人当然只能取得鱼忘筌之法，来辨明领会其精神要旨了。至于对本宗如何朝新的方向发展，创新的突破口何在，则鲜见指导性意见，特别是有关本宗区别于其它宗派的特色，在重视知解、善于融会、坐禅看经，更未及作任何自觉系统的反思。如此，曹洞立宗之初，即埋伏下宗门内在的深刻危机。曹洞宗后世发展中，在大阳警玄和天童如净两度毅然自断法统，与此大有因缘，良足深悲！
在修行实践上，曹洞宗立足于理事回互的基本理念，多方施设，接引学人。良价立“三种渗透漏”、“三路”、本寂立“三种堕”，均是。所谓“渗漏”，指错误见解，包括见渗漏、情渗漏、语渗漏、即指从见解、情志、语言文字等三个方面，背理执事，坠入世俗错误知见。作为对治“渗漏”之方，良价指出三种手段即“三路”，鸟道、玄路和展手。鸟道者无踪迹可行，示参学者需直下体悟；玄路者如“夜半正明，天晓不露”，说明明暗“回互”，学人要蹈此路。而展手者，示学人事理变明，体用无滞，尽展两手，直入般若门。
曹洞宗门既立，继良价之后住持洞山的有道全、师虔、道延等(生卒年不详)，曹山本寂门下参学的知外弟子亦有道延、从志、处真、慧霞、光慧、弘通、行传等。以上诸禅师亦多留传有机锋问答，但是法脉都传之不远。真正将曹洞法脉保存下来的是云居道膺一系。
云居道膺(８４８－９０２)也是洞山良价的法嗣。俗姓王，玉田(在今河北)人。少年在范畴阳(治今河北涿县)延寿寺出家，初修小乘戒律，后往终南山之翠微寺参无学禅师(丹霞弟子)，继往筠州(在今江西高安)，参洞山良价，终于契悟，今会得洞山的宗旨。良价印可道：“此子以后千人万人把不住”许为门下弟子中的领袖。后至洪州(冶在今东西南昌)云居山创真如寺，讲法三十余年，大振曹洞宗风，风被海内外，徒众多至一千五百人。其海外传人中，著名的有新罗利严(８７０－９３６)、高丽庆甫(８６９－９４８)等，利严得法归国之后，创面弥山派，为海东禅门九山之殿。
道丕(？－９０５)，亦作僧丕，长安人，在家时以孝亲著名，亲殁出家，是云居道膺的法嗣。居洪州凤栖山同安院，学者云集，世称同安祖。其同门为道膺法嗣者，知名的还有怀晖、怀岳(？－９４５)、本空、道简(生卒年均不详)等人。
僧志(生卒年不详)，又作观志。嗣同安道丕，继其丈席，后世称为凤栖祖。
缘观(生卒年不详)，嗣同安僧志法席。住鼎州(今湖南常德)梁山，后世称梁山缘观。
综观曹洞宗在唐五代的整体状况，可以分为三个截然有别的时期，即前曹洞宗时期，成立时期和第一个低潮时期。
所谓前曹洞宗时期，即以石头希迁、药山惟俨和云岩昙晟为标志的酝酿准备年代，时间在７００－８４１年之间(以石头生年和昙晟卒年为始终)。这一长达百余年的准备年代，为曹洞宗的成立提供了充足的、直接的思想来源，就思想的成熟度来说，这种培元固本的工作使得曹洞一宗先天地具有了某种突出的早熟性。以至于当曹洞宗在九世纪(８０７－９１０，以良价生平和本寂卒年计)正式成立的年代，其创立了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将现成的思想资料(“偏正回互”)予以整理，使之向高度成熟和缜密的方向上进一步拓展(配以君臣五位乃至《周易》和道家思想资料)，同时在接引学人的实践之中，将其尽可能地操作化(良价所谓鸟道、玄路和展手)。这样一来，一种看似矛盾的奇特现象就出现了：曹洞宗成立之时，其思想义理之基业已筑就，创立者们(洞、曹二师)努力建构适应成立需要的宗门哲学大厦，却发现缺乏足够的新鲜资料可以运用，于是大量的原非佛教的无关资料被借用进来，例如君臣、功勋、易卦等等名相被吸收进来作为主要的范畴，用以建构这座大厦。这与一般禅师随机应化、随缘施设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后者只是随手利用外缘开示学人而已，曹洞宗却不得不搬运外缘来作为基本材料，建构和发展自己的核心体系。这种思想的早熟性，使得曹洞宗具有某种悲剧意味，刚刚开始就告停滞，新的理论生长点无从寻觅。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论及曹洞宗第二代创立人本寂时，不无沉痛地说过：“使洞山宗旨明于世者本寂也，使洞山宗旨坠于死型者，亦本寂也。”这是迄今为止，就曹洞宗成立之悲喜剧所仅见的一则全面评价之语。明乎上述因缘，则知“坠于死型”，责任不在本寂，在乎时节因缘耳。当然，这也说明，所谓宗派成立年代，亦有人为划分之弊，“曹洞”因为约定俗成之一名相，宜明其亲密关系，但当初径直呼之“曹溪洞山”、或“石头曹山”以明乎其宗派的真正思想源流，亦未尝不可。
历经八世纪准备，九世纪成立的曹洞宗，甫一成立，即进入相对沉寂低落的年代，终唐末五代之世，乃至于人宋之后，虽然在本寂特别是道膺下勉为传承，数代之间有迹可寻，但无复乃师乃祖光耀千古之旧观。这一局面横贯十至十一两个世纪，此中当然不是以名僧论世，最为致命的问题在于：新的义理的突破口，生长点未曾找到，故无新的气象可言。
《第十一章 曹洞法系(上)——唐宋时期 二、曹洞开宗》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