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人的角色。17世纪，厄鲁特与内外蒙古长期斗争，“最后经喇嘛们，特别是蒙古呼图克图的调解，蒙古王公与卫拉特王公之间才达成协议，并结成联盟。后来该协议被奉为法典。”[3]即著名的《卫拉特法典》。此外，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的一支，明末之际远徙伏尔加河流域，尊奉藏传佛教，其虽远离国土，却常与清廷有往来，并派使团至拉萨朝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即派吹札布等为使返清，“请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清予以极大关注。[3]而此时俄力图以东正教强制改变其信仰，并以多重政治、经济压迫，该部不堪忍受，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在其首领渥巴锡率领下历经千辛万苦，举部返回祖国，为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添上了光辉的一页。

　　 蒙藏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游牧民族，以前两个民族都信仰原始宗教即萨满教和苯教，在教义上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处，祭祀山神和祖先以及神灵，随着蒙藏关系的建立，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如今蒙古地区流传的英雄史诗、文学艺术、建筑、医学等都打下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烙印，如现代蒙古医药学是在古代蒙古医学和藏族医学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蒙古族人民和藏族人民世世代代文化交流的产物，它在其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大量吸收了藏民族的医学文化。[4]所以说，藏传佛教文化显示出两个民族之间交流之广、之深，促进了蒙藏文化日趋统一，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不断地趋同性和稳固性，形成了藏传佛教文化圈。由此可见，一旦宗教和民族联系时，宗教便成为民族之间联系的纽带，它在维护祖国统一，调解民族关系，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佛教文化是属于精神文化，注重来世与灵魂不灭论的消极作用外，在伦理道德和公众利益上起着积极的作用，佛教伦理道德的宗旨正如佛陀亲口说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调服己心，此乃佛教。”[5]佛教道德总的来说只有戒恶行善和加强自我修养，提高道德素质，同时要求热爱一切众生，保护一切众生的利益，而且还要求人们，保护众生的生存环境。如在《佛律》中规定，不准佛门弟子随便割青草，砍活树，不准在草坪和河水中大小便，以免污染草地河水。因此说，藏传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蒙藏两个民族不仅在文化和伦理道德上共同建设，更重要的是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过去蒙藏地区的民间诸神灵，使之成为佛教中的诸神。而佛教又以佛的名义将蒙藏地区许多地域涂上了佛神的色彩，从而成为吉祥之地。如寺院周边地形都如“天似八辐轮，地似八瑞莲。”许多山水以佛教八大吉祥物命名，于是蒙藏地区都呈神圣吉祥之地。对广大民众来说，高原自然环境成为他们崇敬的神圣之地了，因而也是珍爱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当今的旅游圣地。所以古代藏族和蒙古族群众每行一事都要祈诸各方神灵，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例，霍尔王行军前夕，要以供品上供各路各方神灵：“供上天神，龙神和地神，供霍尔的磨鬼神，特别供上草原神，还要供上妃子珠牡的格卓宁保神。”[6]

　　 蒙藏民族从诸神信仰到佛教的信仰、都有着循序渐近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对天人合一的朴素世界观发展到相对理性的主观能动性，是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它反映了蒙藏两个民族对保护自然环境和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为宗旨，驱使两个民族在文化层面上走到了一起，这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更主要的是在保护环境和民族团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 结语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发展，具有它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原因：其一，因为藏传佛教善于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总是宣扬统治者今生今世享有极高的权威和荣誉，是他们前世修身积德，乐善好施的结果，他们命中注定有君临天下，统治人民的权力。因此封建统治者极力支持藏传佛教，如元朝封八思巴为国师，明朝封顺义王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于1578年赠予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刺喇嘛”的尊号。这些不同的尊号，充分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对藏传佛教的崇尚和青睐。其二，封建统治者维护和确保对整个中国的统治，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及采取的各种措施，在明代中央王朝曾给活佛以优厚的尚赐，又派西藏活佛去蒙古给封建主“讲说劝化”。[1]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把政治和宗教结合起来，以修建寺院和实行财政补助的方法来支持藏传佛教，对发展和信奉藏传佛教创造了客观条件。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蒙藏民族原有生计方式相同的基础上，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整合，最终形成了一体化，从而蒙藏民族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待人接物、伦理道德等各方面都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以佛教教义为标准，尽量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不断地向善发展。对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蒙藏两个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游牧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单一，生产技术落后。自从元朝统一以后，西藏纳入祖国的版图，蒙藏两个民族相互全方位的不同层次的建立关系，文化交流，形成了文化上的一体化，这不仅是蒙藏两个民族在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还对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文化的繁荣，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光国，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萨满教的衰落[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5)．

　　 [2]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3]黄维忠，从藏传佛教的社会影响及功能看宗教与民族的关系[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1)．

　　 [4]嘎尔迪，蒙古早期的医药与蒙藏医药学交流浅述[J]．西北民族研究，1995，(1)．

　　 [5]傅千吉，藏族文化的三元一体论[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5)．

　　 [6]南文渊，高原藏族生态文化[J]．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4)I

《论藏传佛教对蒙藏文化关系的影响(傅千吉)》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