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这种道德观必与中国传统的孝亲观相冲突, 这就迫使佛教必须面对中国固有的儒家孝亲观, 自觉与不自觉地经常协调彼此间的关系, 并在一定范围内接受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佛教道德观竭力宣扬佛尊父母的教义与儒家的“孝”观同一, 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同一, 认为“孝”是成佛的根本, 也是基本的道德。佛、儒道德观的相互渗透, 在唐代达到极点。
佛教道德观的基本原则, 是以慈悲为怀, 即其反复宣传的慈心、慈行、悲心、悲行。而“五戒, 与“十善业”则为佛教道德的实践活动。“五戒”重于身业,“十善业”重于口业与意业, 而身语的行为受意业控制。这种道德实践, 目的是以正见转变邪见, 以智慧转变无明, 以十善业转变十恶业, 最终达到意业清净、语业清净、身业清净。这种道德说教是佛教教育的中心内容。它主要是通过教义的宣传, 并利用雕刻、壁画、说经故事、变文、传记等多种形式向受教者进行灌输。
佛教宣扬这种道德观, 无非使受教者更信服佛教。它主张怨亲平等, 无分亲疏, 这种混淆阶级差别, 不分敌我的思想是具有毒害作用的, 必须加以批判。但佛教的道德观主张利他,慈悲为本, 却有利于团结互助, 世上太平, 也有利于佛徒们修善止恶, 有助于唐代社会风气的净化, 含有一定的积极因素。
(四)传播自然科学知识
中世纪, 由于科学还不具有摧毁神学统治的力量, 宗教便控制了科学, 使之成为宗教宣传的工具。佛教也不例外地利用包含有自然科学知识在内的方术来吸引群众, 方术的掌握与传播成为传教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随着佛教的发展, 历史的前进, 唐时佛教界就涌现了一大批在医药、天文等方面做出贡献的高僧, 以鉴真与一行最为突出。
东渡日本, 首创日本律宗的高僧鉴真大师,“通医学, 精于本草, 被日本医药界遵奉为始祖。据日本史籍记载, 当时日本人对于药物有不了解的, 请鉴真加以辨正, 鉴真以鼻别之, 无一错误。这是鉴真留在日本医学上的宝贵遗产。”(《中国佛教·二·鉴真》)鉴真之所以能在医药方面做出贡献, 同他在寺院中所受佛教教育分不开的。他在长安时, 研习印度学术“五明学”：(一)声明, 即研究语音、音韵、文字之学；(二)工巧明, 即研究历算、工艺技术之学；(三)医方明, 即研究医理、方剂、药物之学；(四)因明, 即研究逻辑、思辨之学；(五)内明,即研究佛教宗旨之学。这五种学识乃是佛教教育中传习的重要内容。鉴真生长在医药业发达的扬州, 到长安后, 又正是《本草经》刚刚颁布之时, 因此促进了鉴真对医药学的研究,使之熟谙医药之学。鉴真在长安游学时, 对东西两京建筑风格迥异的名刹大寺、雕塑、绘画等曾进行过潜心研究, 使他成为学识渊博的律学大师。他还把其渊博的学识, 也包括他精湛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再传给他的弟子们。他无论在扬州传教, 还是在日本, 先后营建了不少寺院僧舍, 绘制了大量佛教壁画。日本大阪的唐招提寺的佛殿、讲堂、文殊堂、不动堂、地藏堂、影堂、开山堂、藏经楼、钟鼓楼及各堂的佛像, 都是鉴真及其弟子们亲自设计建造的, 体现了长安寺院的风格。随他到日本的弟子, 思托、如宝、法力等人都精于建筑。这是他们在长期寺院生活中, 耳濡目染地身受鉴真大师教习的结果。唐招提寺的建造成为日本佛教艺术的范例, 在建筑史上留下了佳话, 成为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唐玄宗时, 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在历算学方面的成就，也反映了佛教教育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他在20岁左右就已博览经史, 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 曾在几天之内写成《大衍图》和《义诀》各一卷。后遇普寂禅师弘扬禅要, 落发出家。“出家后, 得普寂的许可, 四出参访”,“不远数千里, 至天台山国清寺, 闻院中僧于庭布算, 稽首请法, 尽授其术。”(《大正大藏经·神僧传·卷九》)也就是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一位隐名大德学习算学, 从此声名大振。一行应唐玄宗之请在开元十五年完成了《大衍历》的制订。《大衍历》内容系统, 结构较合理, 逻辑较严密, 因此，明末前, 一直沿用此历, 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一行又在公元723年制造了黄道游仪,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天仪器。公元724年, 一行在全国24个地方用圭表测量日影于一时间在各地的投影差数, 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这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长度的最早记录。一行和尚为中国天文学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由于唐代佛教教育内容的丰富, 既具有较深的哲理, 又具有当时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 因而不仅培养了佛教徒, 广泛吸引了民众, 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促进了唐代文化、艺术和科学的繁荣。
三、对唐代政治、科学文化、世俗教育的影响
唐代佛教各宗虽在具体说经、弘法的教育活动中, 各有千秋, 但在宣扬修习可以“成佛”这一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 并都以教义宣传为主, 用传授自然知识为手段, 向受教育者灌输宗教人生观与道德观为核心内容。可以确认, 佛教教育发展至唐, 达到了顶峰,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成为唐代上层建筑的构成元素。它为获得生存、发展, 不得不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相适应, 为世俗思想所制约；同时佛教教育又以其特色影响着唐代政治的安定及科学文化和世俗教育的发展。
首先, 佛教教育具有超传统教育的广泛社会性。它通过宣教, 在精神、情感、严谨的哲理上吸引了广大民众, 信佛、拜佛之风盛行。佛教教育的教义宣传, 直接或问接地麻痹了人民的革命斗志, 使他们逃避现实, 放弃斗争, 维护了唐王朝的统治, 有利于唐代社会的安定。这是佛教教育对唐王朝政治影响的体现。也正是由于佛教教育有这种特殊功能, 所以唐代各帝王基本上都采用了唐初制订的三教兼用的政策。唐时众多的有名高僧也一反释迦佛祖提出的“不应参予世事”, 而好结权贵, 直投朝廷, 以求“ 国士” 的保护, 并且和尚兼国师, 达到了弘法利丰的目的。禅宗的出现, 更突出了佛教教育从现实出发, 为现实服务的特点。佛教教育还作为一种特殊的桥梁, 沟通了唐王朝与少数民族，以及日本、朝鲜、东南亚、西亚诸国的联系, 对维护唐王朝的政治安定, 扩大政治影响, 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
其次, 佛教教育对唐代科学、文学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佛教教育为掩盖其教义的蒙昧主义、歪曲现实的说教, 不得不在宣传手段上强迫科学、文学艺术为宗教服务。佛教教育的发展, 客观上刺激了唐王朝文学艺术的兴盛。如唐初, 佛教教育以俗讲为主, 出现典丽辉煌的经变画；中唐后, 佛教寺院中多以经变文学为主进行宣教, 从而小说、戏曲由此发展。唐王朝还曾出现了大量的以佛教为题材的建筑、雕刻、绘画等具有佛教艺术特色, 又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此外佛教教育对唐当时文风纤摩的传统和烦琐经义注疏之风, 影响也很大。佛教教育的发展, 还促进了唐朝医药学、天文学、建筑、印刷术等自然科学走向繁荣, 并促进了唐王朝同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第三, 佛教教育对唐宋世俗教育的影响莫过于对书院及理学的影响。唐末宋初, 读书人多学佛家穷居草野, 择胜地立私学。并在讲学方式及组织管理上借鉴于佛教教育。书院的建立与发展, 正是宋初儒者为抗击佛教势力的扩展, 为扩大儒学阵地而设。佛教教育经唐武宗灭佛后, 各宗皆流于禅, 入宋后, 禅宗也衰弱了。但佛教教育思想并没有消亡, 而是广渗于宋明的统治思想——理学之中, 为自己的活动开辟了更广泛的领域。因而唐宋以后的思想家不得不出入于佛老, 无论是程宋理学, 还是陆王心学, 在其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都处处可见佛教教育影响的痕迹。
《唐代佛教教育宗旨与内容初探(张捷)》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