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修”，应该更多的是说的修持，即狭义的“修”，一些佛学院将此解释为“行住坐卧，循规蹈矩，如法如律，学佛行仪。”或曰“必须坚持宗教生活，上殿过堂，不仅要求从参加，而且还要提高质量，具足威仪，用心唱诵，表现僧人的高尚形象。”“学”指的是学习，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对知识性的吸收和教义理论的学习，其中包括了世俗的学问和佛教的专业知识的两个方面。
在我国的佛学院，学修一体化是很多佛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佛学院的课程设置里无疑都包含了学与修这两方面的内容。如中国佛学院灵岩山佛学分院提出了“教遵天台，行归净土”，天台是“教”，即教义思想，净土是“行”，即修持踐行，办学的目标非常明确。福建佛学院(女众部)强调“解行并进”，“解” 是理解，是学，“行”是行持，是修，学修一体就是理论与实践的总和。“学”是现在通常说的理论，“修”是现在通常说的实践，学修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佛教是一个强调智慧的宗教，其最终目的是予人以精神解脱，宗教的特点是有信仰，“学”是要人怎样去从理论上了解人生的真谛，怎样掌握人生和社会的知识，这些知识既包括一般世间的常识性知识，也包括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教义理论学说，说到底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做一个什么样人的问题，以此｀培养教徒的宗教理性信仰，建立正信。佛教也是一个重视修持的宗教，最终要给教徒提供一个身心俱安的人生解脱体会或境界，“修”就是要人去亲自实践解脱的方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即做人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它可以起到培养教徒的宗教感情，亲近佛教，加强教徒的宗教感情信仰，不走邪路。
学与修的关系是一个不二法门。对教徒而言，有学无修的人，既使通经数部，法相挂齿，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修持一窍不通，没有一点宗教实践体会，此乃还是迷。学习书本，最终还是将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到人生的实践生活中去，解决在人生里和社会上碰到的各种问题，这就是悟。所以能不能将书本的知识结合到具体的实践中去，关系到能不能获提真正解脱，能不能悟到生死大事？有学无修的人，往往发生在一些学习书本者身上，特别是在一些缺少生活阅历的年轻人身上较为明显。同样，有修无学的人也不行，仅有宗教修持，成天打坐行禅，诵咒结轨，上殿过堂，但不知教义要旨，缺少理论的指导，如同盲人摸象，不知何物；黑夜行船，找不到方向。心无明灯，永远不能获得轻安解脱。有修无学的情况也较为普遍，文化程度高的人身上有之，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身上也有之。我的一位朋友，大学毕业，信仰虔诚，初一、十五必烧香拜佛，但对义理一点不懂，基本常识也不具备，全凭真诚的宗教感情诚心向佛，然而一但做起事情来，佛的教说对他的影响一点也看不到，有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回答是为了来世，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恐怕不在少数。有修无学的另一个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有可能走上瞎修盲炼的歧路，毁坏正果，解脱无期，造成更大的迷。许多人炼功炼成*轮功，走上邪教徒的道路，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怎样处理好学与修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此两者之间是始终处在一个运态的过程，处在一个相互转化的过程，因此要正确地把握两者的关系，需要有很多因素的综合，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度”的把握，即怎样去掌握两者间的尺度与分寸。
首先，学与修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和相辅相成，它们呈现出一体化的态势。“学”是知识和理论，要靠“修”来验证和检验，因此学离不开修。“修”是实践与行动，要靠“学”来作指导，因此修离不开学。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学就没有修，没有修也没有学，有学必有修，有修必有学，学里包含了修，修里包含了学，两者不能任意地人为割裂开来。而是一个统一不可分的整体。但是任何理论和思想都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学”的目的最终也是要受到“修”的验证，最后的结果将体现在“修”的当中，所以就此意义上言，“修”是目的与结果，“学”是方法和手段，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完全吻和的。所以有人强调，佛学院的教育要“学修并进，以修为主”。
其次，学与修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学”是为了更好地“修”，
“修”是为了更高地“学”，理论上去了，实践的能力也增加了，因为理论指导实践，掌握了更好的思想利器，才能更好地修行。同样，实践能力增强了，对“学”的理解自然会又上一个层次，因为理论来自于实践，修行者的认识水平势必也提高了。佛陀经常教育人们要懂得迷与悟只在刹那之间，这就是说。人的知识始终在不断地扩展、充实，认识的理论水平也在不断地总结和提高，实践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学和修始终是随着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而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并不是停留在某一个水平或层次上的“修”验证了“学”的知识，反过来“学”提高了“修”的能力，两者之间应该呈现出正比的关系，是良性地互动，所以，“修”的越好，“学”的也越高，换句话说，“学”的越好，“修”的也越强，综观历史上的佛门大德、善知识和当今的佛门高僧，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很高的众望，就是因为他们既有很高的修行，又有精深的学问。
再次，学与修之间有一个“度”的把握。所谓的“度”是说的适度，即在学与修两者的关系中，把握适度的关系才是最合理的。由于学与修是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里，因此不好被人们印证，也不好把握。有学元无修和有修无学都是属于“度”的失衡的具体表现。掌握“度”的原则，应该是取佛教的“中道”认识，既不能偏于修的一极，也不能过于执着学的一端。而且正确地把握两者的适度发展，这是保证学修关系一体化的根本，具体地说，有学元无修的人，要加强修的训练，有修无学的人，要加强学的的学习，双方互补，共同提高。
最后，学与修的关系要根据不同的条件，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对社会上的人来讲，学与修关涉到每一个人的自身，但人与人之间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怎样来判定，将取决于学习者自身的综合因素。一般说来，文化程度较高，知识结构较为合理的人，对理论的接受与领悟自然就会快一些，掌握的知识也会更加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看问题的角度，也会更加自如和更开阔一些，这些对他们在学和修的方面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文化与知识是修的自然基础。但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也不一定没有学与修，因为佛教讲根机，讲开悟，根机深和悟性好的人也会有很好的学和修，能成正果。例如六祖夏能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的悟性好，悟出了佛法的真谛，于是受到弟子和后人的膜拜。总之，对学与修的关系与评判，不能套用一种模式和一个标准，关键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体会，犹如饮水，冷暖自知，切忌千人一面。但就佛学院的教育而言，学与修应该，而且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依笔者看，在佛学院里，判别“学”，可以有一个座标系与公共标准，因为知识的高低有差距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但对修而言，重要别是否做到发心和如法如律的生活，做到了，就有修，否则就无修。
三、学者的学与修
近年来，关于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是否有修的问题，也是一直受到某些人议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人认为，佛教本来是关于人生的学说，教人怎样做人，得到解脱，因此它是一种关于“心性”的学说，需要修习者去认真的体悟，在实践中将境界提升。但是自从佛教被西方学者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后，成为了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变得与物理学、文学一样，成为一种专门供人研究的学问。学者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看资料上，和做人已经没有关系了，佛学研究注重只在“理”字上。佛教的学术化使佛教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于是“当今不少学者在研究佛法时确有不能解行相应之通病”，学术研究人员轻视信仰，“把佛教当成纯哲学、纯知识来研究，强调所谓研究的客观公正性，没有处理好学佛与佛学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人进一步指出，“(此〕问题关键主要看初发心，这是教界与学界佛学研究的分水岭。学术界偏重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佛教名相、历史、考据等方面，把佛学研究本身看成是终极目标。这种研究佛法的目的与古德有本质的区别。古德从未把佛学研究作为终极目标，而是看作一种方便与手段，使之为修证实践服务。换言之，古德们不仅从理论上研究佛法，而且更强调从实践上体证佛法。正因为如此，很多学界的学者研究佛学的通病是能说不能行，对宗教经验更是无能为力。”对这种说法，学界一直没有出来加以说明或澄清，但是由于这种说法关系到学界的研究成果的评判问题，我自己认为，还是有必要加以讨论的。
众所周知，20世纪以后，在中国形成了政、教、学三部分力量，特别是到50年代以后，此三种力量一直成为中国宗教中的一个特有的存在模式，“政”是政府，负责对宗教进行管理与服务的部门，“教”是宗教界，“学”是学术界。这三部分又是同时并行，互不隶属的，他们之间只是一种平等交往和学问上的交叉关系。如果按照宗教界所说的学与修的关系来讲，那么只要是从事与宗教有关的人，都应该有学与修这两种情况，因为宗教需要体验，管理宗教与服务宗教的部门同样也要了解宗教才行，所以不管是研究宗教还是管理宗教与服务宗教的人，除了要学习宗教以外，还必须要有宗教体验。否则就无法体会的宗教界的宗教感情。
宗教作为一种学问，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的学术界开始独立于宗教界之外，则是始于20世纪上半叶，但是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这时从事佛学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学者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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