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经常总结：“古今言教，机缘公案，问答作用，并全明此”，“古人举一机一境，皆明此事”。这里的“此”，也就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碧岩集》第1则《圣谛第一义》，《大正藏》卷四八，140a。】的禅宗宗旨。这正是克勤诠释所有公案和颂文的基本原则。其二，克勤把公案、颂文和经教三者结合起来，通过细密的考证和详细的讲解，用大立文字的方法支持“不立文字”的宗旨，结果将人引进了繁琐的考证，把用文字说禅的思潮推到顶峰。北宋末到南宋初的一段时间，《碧岩集》被禅僧们视为最主要的经典，人手一册，朝诵暮习。
三、文字禅的理论依据
禅宗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贬抑传统经典，轻蔑文字语言，摒弃知性思维，强调直观体验。如果说菩提达摩的“藉教悟宗”【《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大正藏》卷五十，551c。】把文字经典作为证悟的手段，那么，慧能的“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敦煌本《坛经》第28节。】，就有着改变菩提达摩初衷的倾向，确定了禅宗对待文字语言态度的基调。根据《祖堂集》记载，怀让(677～744)去见慧能，慧能劈头就问：“什么物与摩来？”怀让回答：“说似一物即不中”【《祖堂集》卷三。】。此句答语很有影响，说明禅僧普遍认可了语言对于描述禅境体验的局限性。但是，这种语言的局限性在唐末五代曾一度被绝对化，出现了呵佛骂祖、非经毁教的极端言行。很显然，文字禅的发展绝对不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在宋代禅宗史上，从不同角度论证文字禅合理性的人很多，包括为推动文字禅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善昭、重显和克勤，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善昭和慧洪。
按照善昭的说法，古代禅师的言行是“随机利物”，学者因之而“各人解悟”。所以，禅师以文字语言示禅，学徒通过文字语言解悟，文字语言成了禅可“示”可“悟”的中介。参究古人语录公案，等于悟解禅的真谛，故亦名“参玄”。这种从古人语录上把握禅理的主张，同沙门义学从三藏经论中把握佛理的作法，没有什么原则区别，都是把言教看成是第一位的。然而，善昭特别把禅学与义学进行了区别：
夫参玄大士，与义学不同，顿开一性之门，直出万机之路；心明则言垂展示，智达则语必投机；了万法于一言，截众流于四海【《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下，《大正藏》卷四七，619b。】。
禅之所以优于义学，仅在于“顿开”、“直出”，而不是拖泥带水；在于“一言”而“了万法”，没有那么多的繁琐注疏。至于语言，仍然是垂示、了法和参玄投机的钥匙。
善昭的这些主张，代表了中国禅宗演变的一个方向，从“说似一物即不中”，经过五代十国对语录公案的自发讨论，转成了“了万法于一言”的理论自觉。有了这样的认识转变，参禅就可以变成名副其实的“参玄”，追求对禅境的直观体验，就可以变成追求含“玄”的语录公案。
禅宗史上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从北宋末直到明清的一些反对以文字为禅的僧人，往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倡代别创颂古的善昭，指向把颂古之风推向高潮的重显，指向开评唱之作先河的克勤，对于慧洪与文字禅的关系，则很少有人提及。实际上，继善昭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为文字禅合理性寻找根据的禅师，应该首推慧洪，这是一般人所没有意识到的。
慧洪(1071～1128)字觉范，号寂音，江西筠州(高安)人。作为北宋时期一位最具眼光的禅史学家之一，他的《禅林僧宝传》、《林间录》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史学评论，在当时和后代都具权威性；作为一名临济宗禅师，他先后住持过临川北禅寺、金陵清凉寺等多处寺院，精通禅学，与当时有影响的著名禅师关系密切，享誉于江南丛林；作为一名饱学僧侣，他博闻强记，精通佛典，才华出众并有政治头脑，知名于京城及江南士大夫阶层；作为一名文字禅的倡导者，他把辑录自己诗、偈、书、序等的书定名为《石门文字禅》，并在许多著作中论述文字禅的历史及其合理性。慧洪个性突出，任性不羁，屡触当道，因此一生坎坷，三度入狱。这些性格特点反映在学术上，表现为其著作驰骋纵横有余，严谨周密不足，某些偏激的观点或失实的记述，常为史学家所讥。
慧洪反对把禅与语言文字割裂开来，他指出：“禅宗学者，自元丰(1078～1085)以来，师法大坏，诸方以拨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石门文字禅》卷二六。】对此他很不以为然。他特别推崇汾阳善昭，认为“淳化(990～994)以后宗师，无出汾阳禅师之右者”。因为善昭重视临济义玄提出的“三玄三要”，并通过对它的新解释，追求玄言，提高文字语言在明心见性过程中的功能。慧洪就是联系讲解善昭关于三玄三要的颂文，实现以文解禅的。他说：“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见，此第一句也，古(指荐福承古禅师)谓之句中玄。”【[宋] 慧洪 ：《临济宗旨》。】以“言”来沟通“大道”，成为慧洪所倡文字禅的基本特色，并且在许多著作中有反复论证。
慧洪指出：“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侯。”【《石门文字禅》卷二五。】这里的“心”就是“大道”。心的神妙不可用语言传递，即语言不可能完全代替以心传心的修证，但是心又可以用语言表现。心表现为语言，语言就成了大道的外在标帜；标帜明悉了，心即契会了。所以，“得道”与否，就可以从其所使用的语言上来衡量。据此，禅宗的修持自然也要归结到运用语言的技巧上来。
慧洪很注意禅师在应机接物过程中的语言运用，他曾借曹洞宗僧人之口，批评某些公案记录的语言，谓：“古人纯素任真，有所问诘，木头、碌砖，随意答之，实无巧妙。”所谓“实无巧妙”，本质上是指那种不事雕琢、缺乏文采的断流语。他认为：“借言以显无言，然言中无言之趣，妙至幽玄。”【《石门文字禅》卷二五。】用语必须蕴涵“无言之趣”，使人能体会到“幽玄”之旨，那才是值得肯定的。显然，要使用这样的巧妙语言，参禅者必须具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北宋以文字为禅的禅师，大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文字禅特别能为士大夫所接受，苏东坡是其中的突出一位。慧洪评论说：“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象。”【《石门文字禅》卷十九。】肯定、运用文字禅的禅师和士大夫，既使文学走进佛事达到了自觉，也使文学步入禅境达到了自觉。北宋文字禅的兴盛，把有文化的禅师与士大夫联系得更紧密了，也把禅与文学联系得更紧密了。
四、重解悟与重证悟
克勤之后，禅宗界兴起两个表面看来与文字禅势同水火，实际上又相互联系的禅法，即宏智正觉的“默照禅”和大慧宗杲的“看话禅”。简略分析这两种禅法，以及他们对文字禅的态度，有助于深入认识文字禅。
正觉(1091～1157)是曹洞宗僧人，他在禅宗史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倡导和完善了默照禅，为注重坐禅提供了可资依据的理论。默照禅的主要特点，是把静坐守寂作为证悟的唯一方式。通过静坐默究，既要达到休歇向外攀缘之思的目的，也要达到不为外在因缘流转的目的，这就是“净治揩磨”的功夫。默照禅既有别于动静语默皆是禅的南宗潮流，也不同于向北宗坐禅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庄子》入禅的结果。正觉所说明的默照禅的特性，集中表现在“静应诸缘”和“默容万象”上，所谓“形仪淡如，胸腹空虚。懒不学佛，钝不知书。静应诸缘而无外，默容万象而有余。齐物而梦蝶，乐性而观鱼，渠正是我兮我不是渠”【《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九，《大正藏》卷四八，105a。】。不论世界天翻地覆，不管时事是非曲直，我皆以“静”应，以“默”容，令渠我相忘于静默中，感受到梦幻般的逍遥和解脱。
大慧宗杲在激烈批判默照禅的基础上，倡导和完善了“看话禅”。这种禅法与公案既有联系，又不同于对公案的解释。所谓“看话”，指的是参究“话头”；而“话头”，指的是公案中的答语，并非公案全部。他对如何看话头有一个总纲性的说明：“但于话头上看，看来看去，觉得没巴鼻，没滋味，心头闷时，正好着力。切忌随他去。只这闷处，便是成佛作祖、坐断天下人舌头处也。”【《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八，《大正藏》卷四七，934b。】看话禅反对理解和解释公案，也反对思考所参话头的意义，而是要人们经过长期的参究实践，达到一种特殊的心理感受，从这种感受中获得证悟体验。而所谓“悟”，是在不受主观意志支配情况下瞬间出现的。宗杲对证悟之后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我即尔，尔即我，天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搅成一味，瓶盘钗钏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这个田地，由我指挥，所谓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挂碍？”【《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八，《大正藏》卷四七，932b。】通过参究话头的长久训练，促成认识上的突变，确立一种视天地、彼我为一的思维模式，才能获得自我，达到自主，在现实生活中任性逍遥。这是看话禅全面追求的终极目标。
然而，无论是正觉还是宗杲，都不反对作为文字禅主要内容之一的颂古。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正觉在倡导静坐守寂的默照禅的同时，不仅不排斥颂古，相反还积极参与和支持。他本人的颂古之作就十分著名，被视为继善昭之后的北宋四位颂古名家之一。
至于宗杲，其事例就更为特殊了。宗杲曾火烧其师克勤的《碧岩集》，禁止该书流行。实际上，他这样做是为了纠正禅僧以记忆《碧岩集》中的语句作为悟道的弊病，而不是从整体上反对文字禅。宗杲对颂古非常推崇，认为颂文与传统佛教的经典可以相提并论。他在写给一位士大夫的信中说：既然你喜读《圆觉经》，不妨把我的一首颂文拿来，“但将此颂放在上面，却将经文移来下面，颂却是经，经却是颂。试如此做工夫看”【《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九，《大正藏》卷四七，936b。】。根据《大慧普觉禅师年谱》记载，绍兴三年(1133)，宗杲与东林圭禅师选取公案一百一十则，“各为之颂，更互酬酢，发明蕴奥。斟酌古人(指公案中记录的前代禅师)之深浅，讥诃近世之谬妄”。显然，宗杲要通过创作颂古，发掘公案蕴藏的奥义，并且纠正当时的禅学流弊。这与他倡导看话禅的目的并不冲突。宗杲禁止《碧岩集》的流行，也是旨在纠正文字禅之弊，而不是要完全剿灭文字禅。这一点从他的实践中明确反映出来。
毫无疑问，默照禅与看话禅在修行方法、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别，但是它们在强调修禅的心理体验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它们要求体验的具体禅境有不同。与文字禅相比较，这两种禅法注重直观体验的“证悟”，即注重宗教的心理体验；文字禅则注重知性思维的“解悟”，即注重通过学习经典而达到的认识转变。实际上，作为整体的禅学，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的，抛弃任何一个方面，或者用一方取代另一方，都失之偏颇，既不利于禅僧的个人修行，也有碍于佛教的健康发展。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禅师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力倡默照禅和看话禅的正觉与宗杲也不例外。
［魏道儒，1955年生，河北景县人。199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发表有《中国禅宗通史》(合著)、《中国佛教史》(合著)、《中国华严宗通史》、《宋代禅宗文化》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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