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学院发表《精刻大藏经缘起》，太虚要印顺评论，他写了《评精刻大藏经缘起》，对欧阳竞无居士精刻大藏“龙树无著，两圣一宗”，“台贤藏密，绝口不谈”的选取标准，删削后“存目但评判”的做法，以及部别编排的方式，都表达了不以为然的看法。[15]如果说这些回应性的评论文章，印顺还不免笼罩在太虚思想观点的热力影响之下，那么1940年后，他的《唯识学探源》(1941年)、《印度之佛教》(1943年)等长篇著作，以及倡扬人间佛教的系列文章和著述，如《佛在人间》、《法海探珍》和《佛教是无神论之宗教》(1941年)等等，已经标明他思想的原创性，开始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风格。尤其《印度之佛教》一书(他出版的第一部书)，引起太虚之议论而发表不同意见，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印顺富于个性思想的形成。
印顺对佛法作深沉的思考，自然是出于他对佛教的满腔热忱和对人间的热切关怀。而他的问题意识与太虚无有二异，都是针对传统佛教的弊端而来。他的独立思想的形成也与太虚的教导和启迪分不开。比如，释昭慧著印顺法师传记――《人间佛教的播种者》一书中提到，“二十九年(1940年)，他读到太虚大师所讲的《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教》、《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每一篇都引起他深深的思维。对于秘密乘的定位——“天乘行果”，以及中国佛教的言行矛盾——“说大乘教，行小乘行”，他得到一些启发，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16]从这则资料里，我们可以捕捉住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出发点。印顺此后探索印度佛教史，发现印度佛教之灭亡正起因于密教的定位“天乘行果”，“天佛一如”；而中国佛教的衰微也由于没有发扬真正的大乘精神，如弥勒的“不修(深)禅定，不断(尽)烦恼”，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佛的法门，相反，大大传扬的都是那些急于修证，急求成就之类法门。印顺一再质问自己：“(太虚)大师说：中国佛教“说大乘教，修小乘行”，思想与实行，真是这样的不相关吗？不是的，中国佛教自以为最上乘，他修的也正是最上乘行呢！迟一些的“秘密大乘法”，老实的以菩萨行为迂缓，而开展即身成佛的“易行乘”，可说是这一思想倾向的最后一着。我从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发见这一大乘思想的逆流——佛德本具(本来是佛等)论，所以断然的赞同“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17] 印顺的这种洞见和抉择，使他最终与太虚的思想发生歧异，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不满，导致他几乎一生因得不到别人理解而感到思想上的孤寂，而自嘲为“冰雪大地撒种的痴汉”[18]。但可以说，印顺这一生以超常心力写出的差不多所有的著作，都建基于这种对佛教衰亡的反省和沉思。正是从这种对佛法兴亡的沉思里，我们才深深体会到他对现实的佛教界无法纾解“国难教难”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才能了解到他对国家、对佛教的一片赤诚和对人间的无限关怀。
印顺在思想上勇猛无畏的探索，终使他在思想领域的探险比太虚走得更远，对佛教的病根子也似乎挖得更深。他不仅看到中国佛教末流的重死与鬼的偏向，而且洞察佛教在本土的消亡是由于迎合了印度教的天化神化而“天佛一如”所致。而这种天化神化也侵蚀到中国佛教，“情势异常严重”。印顺怎么会有这种洞见的呢？这是因为他在接受太虚思想之前已经有了独自摸索修学佛法的经验，他看到了佛教界的现状与他从藏经圣典所理解的佛法的巨大差距，他的内心已经蕴藏了他深切关怀的问题。他后来在《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一文中谈到他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时说得明白：“经历四、五年的阅读思维，多少有一点了解。……理解到的佛法(那时是三论与唯识)，与现实佛教界差距太大，这是我学佛以来，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佛法与现实佛教界有距离，是一向存在内心的问题。出家来八年的修学，知道(佛法)为中国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渐失本真，在印度由来已久，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所以不能不将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19]
从这几段自述中，我们了解到印顺学佛后的思想历程。他把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自不同于一般学者的“为研究而研究”。而他最终发现人间佛教的理念，确定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场与目标，是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他感受到的时代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同文中说，“我在佛法的探求中，直觉得佛法常说的大悲济世，六度的首重布施，物质的、精神的利济精神，与中国佛教界是不相吻合的。在国难教难严重时刻，读到了《增一阿含经》所说，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回想到普陀阅藏时，读到《阿含经》与各部广《律》，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而不是部分大乘经那样，表现于信仰与理想之中，而深信佛法是“佛在人间”、“以人类为本”的佛法”。[20] 印顺由此确定了他探求印度佛法的立场与目标，如他的《印度之佛教·自序》所说：“深信佛教于长期之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练之，愿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来，动机之所出，于身心国家实益之所在，不为华饰之辩论所蒙(蔽)，愿本此意治印度之佛教”。[21]
综上所述，我们看出几点：第一，印顺倡扬人间佛教，是由于现实佛教界缺乏大乘菩萨大悲济世的利他精神。他在国难当头，佛教危机的严重时刻，深深感到人间佛教的亲切与真实；第二，他从治印度之佛教开始，目的在于发现佛教的根源与流变失真，而要抉择洗练出一种契理契机的纯正的佛法；第三，他要透过佛教思想史上的滔滔雄辩，而洞察出佛教思想的目的与动机，是为了对人的身心和社会国家有实益。
印顺一再标明自己“我是为佛法而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的。1976年，他在《谈入世与佛学》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入世与出世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修学佛法与佛学研究的问题。他说“真正的佛学研究者，要有深彻的反省的勇气，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以适应，使佛法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怙。”[22]那年冬天，他又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里谈到他对佛法的根本信念和看法，其中有两项涉及他对佛法的理论与修证的看法，和治佛教史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他说：“佛法不只是理论，不只是修证就好了。理论与修证，都应以表现于实际事行(对人对事)来衡量。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索隐行怪：正表示了理论与修证上的偏差。”“治佛教史，应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记取过去的兴衰教训。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因素、惩前毖后吗？焉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参考呢！”[23]
2．佛是怎样从人间被升到天上的
从上可知，印顺不同于一般学者为了知识而研究佛法，而是为了佛法的真理、佛法的兴衰和存亡绝续而研究佛法。那么，印顺凭什么理据判定印度佛教的衰亡是由于天化神化呢？这种天化神化又怎么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里去的呢？首先，印顺尊重历史发展的事实，他从印度佛教兴灭的过程中明显见到：佛教兴起于中印度的东部，渐从中印度而扩展到南印与北印(及东西印度)，更发展到印度以外，而有南传与北传佛教的传播。但西元四世纪以后，北印与南印的佛教日渐衰落，萎缩到中东印度，最后因印度教与回教的入侵而灭亡。由此可见，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消亡与印度教、回教(伊斯兰教)的入侵有关，但他认为，“衰灭，固然有外来的因素，但发展与衰落，应有佛教自身内在的主因，正如老人的终于死亡，主因是身心的日渐老化一样”。[24] 印顺于是从佛教内在的思想演变中，推导出印度佛教发展的五期“教判”说，揭示了印度佛教如何一步步从人间而天化的，如何一步步失去童真，走向少壮，变为成熟而接近衰亡的。在《印度之佛教》中，他把千七百年的印度佛教分为五个时期：一、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二、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三、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四、如来为本之菩萨分流；五、如来为本之佛梵一如。这里，第五期的“佛梵一如”即“天佛一如”。后来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中，他又以“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这三期来统摄五期说。这里的“佛法”就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原始佛教或部派佛教，含摄了五期说中的初期与二期；“大乘佛法”含摄第三、四期，通常称为初期大乘、后期大乘。从义理上说，初期大乘宣扬“一切皆空”的思想，后期大乘则主“万法唯心”。所谓秘密大乘佛法，即我们常说的密教，这里印顺把它单列，是因为“天化”现象相当严重，思想自成特色。而对于大乘佛法，印顺认为，又可分为三系，依思想逻辑排序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真常唯心系融摄了虚妄唯识系而大成于中(南)印度，发展到后来，就是“佛德本有论”，这正是秘密乘的理论基础：众生本有如来功德，才有成立即身成佛——“易行乘”的可能。而真常唯心即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佛性，是一切众生本有的思想，又正是中国台、贤等宗立说“生佛不二”的圆教的依据。印顺于是指出，圆满的佛果观在“大乘佛法”中表显于《法华》及《华严》中；圆满的佛德的信仰与理想与秘密大乘佛法——如来为本之天佛一如，有一致的理趣。由此，他对中国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很不以为然，认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埋藏了灭亡的种子。
印顺在此用了两个较为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佛教是如何从兴盛到衰亡的，也反映出他为何反对印度晚期的秘密乘和中国的末流佛教：一个比喻是人生五阶段喻佛教五期说，“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落，正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壮而衰老。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赞的，但童真而进入壮年，不是更有意…
《人间佛教的内在精神和发展趋向(张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