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早期佛塔信仰起源与流变
北京师范大学
湛如
一、 问题的提出
早期佛塔研究的资料主要有三类，第一是部派佛教的律藏的相关的论书，律藏包含了丰富的早期佛教教团史资料，对部派佛教时期的佛塔信仰也有着详细的记述，是研究早期佛塔史必不可少的资料。第二类是与佛塔相关的碑文，随着佛教考古与美术史研究的推进，一些佛塔群的碑文得到解读与诠释，一些碑文资料尽管简短，但对探究佛塔的信仰形态及信仰阶层有着重要价值。第三类是经典中的佛塔记述，以涅
系统为主的早期佛教经典及以《法化经》为核心的大经典对佛塔信仰有着肯定与批判的诸多报道，为我们探寻佛塔信仰的演进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信息。
关于印度早期佛塔问题的研究，深受印度佛教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首先从考古学的视角对佛塔的发掘调查、舍利容器、佛塔的构造、雕刻物品的内容比定及佛塔相关的碑文解读等方面均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果。早在1870年，印度考古学调查局的A.Cunningham基于对古代印度文明的热衷与赤诚，对古印度佛塔率先进行了开创性的发掘与研究，特别就是在Bharhut塔的碑文解读及雕刻内容的比定等领域获得了丰硕成果。
J.Burgess于1883年分别对西印度及南印度石窟寺院进行考古调查，并先后发表了引人瞩目的调查报告。1894年，对南印度的佛塔研究又有了进展，A. Rea的研究成果即是当时的代表作。
此后不久，一些相关的佛教考古调查报告与各种最新的年报等陆续发表了与佛教遗址关联的研究成果，分别从美术史、古建筑学、雕刻等方面对佛塔进行了讨论，使佛塔考古学研究出现了更为喜人的景象。1926年，B.M. Barua与K.G. Sinha在Bharhut碑文解读及雕刻图像学的诠释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资深碑铭学者H. Lüders则通过对Bharhut的雕刻图像内容与佛教文学的比较研究，对B.M. Barua的许多论点提出了质疑，就碑文与图象的传说做了深入的解释。此外，A.K.Comaraswamy及逸见梅荣的佛塔解说类专着也陆续出版。而高田修的《佛教传说与美术》、静谷正雄的《印度佛教碑铭目录》及上野照夫的《印度美术考论》更为古印度佛塔的考古学研究增添了许多便利。
佛塔起源与展开的研究，自四十年代以来同样有许多论着发表，而对印度佛塔进行综括性研究则始于七十年代。M.B5nisti对佛塔一词做了语意考察、佛塔信仰、佛塔九种类型的划分及与佛塔相关的学术评论，同时还就佛塔构造与教理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印度后期密教的佛塔建造也有论述。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南亚研究所于1979年7月举办了关于佛塔问题的研讨会，广泛搜集与佛塔研究相关的最新成果，收到24名学者的佛塔研究论文，由A.H.Dallapiccola主编为《佛塔——它的宗教、历史及构造的意义》一书，收入《南亚研究论丛》第55卷，于1980年正式刊行。其中G. Roth通过对根本有部律的《杂事》(Ksudrakavastu)、藏译本的《制多形状律所出经》(Caityavibhgavinayodbhvasūtra》及大众部系统的说出世部所属的梵文文献《塔相颂解》(Stūpalakasanakrikvivecana)等四本文献的对比研究，就佛塔构成要素的名称等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
1962年，Barau以律藏资料为核心对佛塔信仰进行了研究，主张部派佛教已经存在佛塔信仰，礼敬佛塔是律藏重要内容，而决非局限于大乘佛教的宗教行事。同年，S. Dutt指出民众通过对佛塔与佛像的崇拜，对大乘佛教的促生有着一定关系。1966年，H. Sarkar对佛塔关联建筑物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僧院与佛塔、大小乘建筑物的判别等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
1968年，平川彰在《初期大乘佛教研究》一书中讨论了部派佛教与佛塔的关联，通过对律藏资料的详尽考察后指出，律藏中有关佛塔的资料系后来所改编而增加的，并非部派律藏的原貌，是大乘佛教所特有的现象。同时，平川彰还进一步强调说，尽管《巴利律》对佛塔的记载不明确，但并不否认巴利上座部礼拜佛塔。根据《岛史》及《大史》的记载，锡兰对佛塔的运营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巴利律》只所以对佛塔记述不明确，主要是在《巴利律》定型之前，僧伽对佛塔的经营尚未有直接关系。
1969年，高田修的《佛像的起源》与《佛教美术史考论》两书出版，作者从佛教美术史的角度对佛塔为大乘起源说作了详尽的反驳，认为从考古学的立场，早期佛塔与大乘佛教并不存在任何关联，这一论点对西方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一般学者所接受。在此前后，日本印度佛学界对佛塔研究倾注了许多关注，并有一些成果问世，纪野一义、静谷正雄、奈良康明、眆本启祥、鶨山雄一、宫治昭、杉本卓洲及肥眆隆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佛塔信仰形成的基础及展开进行了极富见地的讨论。
1985年，A. Snodgrass的研究着作的发表，使佛塔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7年，Schopen继Bareau之后，通过对公元前一世纪Schī佛塔的资料与律藏记载的比较研究，就佛塔的人格化等关联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印顺法师则从佛教的流变角度对佛塔的产生及发展做了研究，同时认为对佛陀遗体的崇敬是大乘佛教产生的主要契机。1997年，下田正弘以《涅
经》为中心，对大乘经典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讨论。
以上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探讨部派佛教的佛塔信仰形态等关联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成为可能。
本文主要以现存的律藏文献及部分碑文资料为主，对早期佛塔信仰进行的源流做通盘性地研究。重点对佛塔信仰与支提信仰的关系，佛塔起源的诸种说法及初期佛塔的信仰的源流等问题进行研究，希望通过对早期佛塔信仰的解明，为我们进一步探索部派时期及初期大乘佛教的佛塔信仰提供背景，并就此提出若干进展性的看法。
二、 支提崇拜与佛塔信仰
(一)支提初期的诸种形态
据大众部的《摩诃僧祗律》记载，有舍利的纪念物为塔，无舍利者称支提。32涅
系的经典，将佛陀荼毗的场所称为支提(mkuwabandhana caitya)，荼毗后的舍利供养物称为stūpa。佛塔的建立，主要与释迦牟尼舍利崇拜有关。当然，佛塔信仰与佛陀以前印度的信仰风俗有关。佛塔它不仅仅体现着佛与法的庄严，还有“圣物”等含义。佛教的stūpa信仰与婆罗门系统的墓地之一1ma1 na形态是不同的。1ma1na是指担心死者的尸体污染环境，而将尸体带到村落望不见的地方，并在村落与墓地之间置一土堆。
婆罗门系统的火葬场与墓地，因被视为污染与不吉利，其相应的礼仪行为是左绕(prasavya)。而佛塔则建立在村落的周边，人们往来频繁，并在村落周边祭祀地母神与村落神。由于stūpa是吉祥与清净的象征，其相应的礼仪行为是右绕(pradksina)，《涅槃经》中有摩诃迦叶右绕火葬堆的记载。作为清净与吉祥象征的佛塔，在吸收传统的祭祀等因素外，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Caitya一词是由动词词根(ci，含有集积、重积等义派生而来，其原义具有炼石、瓦的场所，即圣火坛。圣火坛的设置与婆罗门的祭祀有着直接关系，其设置方法复杂繁琐。在家庭内设置被称为Qyatana或Sthazfila的圣火炉，或者于室外祭祀场yga1l的旁边作圣火坛，被称为Vidi，其形状为方形、圆形及鸟的形状。其中最为重要而复杂的程式是被称为Agnicayana的圣火坛的构造，这是一种与苏摩祭相结合的仪式，彻底执行这一仪式需要一年的时间。其最大的物体是一巨大翅膀的鸟，由一万八百的炼瓦所构成。
在炼瓦的下面是被射杀或雷击而死的人头及马、牡牛、羊、牡山羊等四足动物，将这些人头及动物头进行埋葬，剩余的身体投入水槽，作为炼瓦的粘土使用，其黑色的粘土与牡牛粪相混拌。这样的圣火坛被称为cityagni，象征着宇宙创造神。而整个圣火坛的筑造，代表宇宙一切的形成与所有愿望的达成，其祭祀仪式所产生的力量，象征着“大我”的形成。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哈拉巴文化遗址中已经有圣火坛的存在，目前将考古资料与文献进行对比还无法进行。至于圣火坛与佛塔的关系，或许两者建筑的初期形态均为平头的缘故。
根据研究表明，caitya一词是为了火葬而集聚的薪，由Cit派生而来。在死者的遗骨上作塚、土馒头，或在这一场所植树作为标志。梵文词典中也提到caitya与Cit的关系，并且说是遗骨上的建筑物。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提到当世尊圆寂之后，许多人与神并聚，以众香木为柴而层层积叠，这样的场所被称为质底(caitya),是积聚义。当燃烧的薪烧尽之后，只有植树标志被称为caitya的地方。
同时，印度的传说认为，树木是死者的灵魂寄居的场所，所以将墓地(smana一般建在森林的附近，墓地与树木的关系显然是很明确的。《摩奴法典》X.50中，也将支提树(caitiyadruma)、墓地(smasna)、山及森林等并列，使支提又与恐怖有关，《罗摩衍那》中就有(smasnacaityapratimabhayankara)如恐怖的墓场—支提。《摩诃婆罗多》亦有墓场的支提树(1m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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