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自己或己群的权益受到干犯，于是自己单独一人，或结合其他受害人，做些示威、游行、静坐等等抗议的动作。诸如：拒绝把垃圾场或焚化炉建在社区之中，抗议某一工厂排放污水、排放毒气，抗议公司对员工不合理的待遇与资遣……等种种抗争活动，皆属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在行动的手段上(正当示威)，乃至目标的诉求上(如环保、劳运)，也可能与社会运动雷同，但动机却迥异。因为它的原动力不是来自公理正义或人道精神，而是来自维护自己或己群之权益的需要，于是，尽管表面上可以雷同，但社会正义面是不够的。
慈善救济也不等于社会运动。许多偷懒的政府，极乐意培植慈善机构，好在征税之外，以另类方法吸取民间资金，可是却吝于把预算多分配一点到社会福利的支出上。佛教从事慈善救济的贡献，不容抹煞，然而在台湾，佛教的慈善救济倘若没有社会运动为辅，很可能会产生“延缓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副作用。企业界也乐意把他应付的税金透过各种方式节省下来，转赠到慈善团体之中，因为当他们这么做时，无形之中已打了企业形象的广告。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于政权的收编与财团的牵制，慈善团体在普世都有一种性格：再也没有勇气去质疑政权的不当政策，与财团的不当牟利——即使那些正是“违反慈善而导至生民受害”的罪魁祸首。所以慈善救济虽有客观的存在价值，却没办法取代社会运动。
七、社会运动与民主政治
佛教社会运动的从事者不必然要从政，甚至最好是放弃从政，因为一旦从政，就很难不“顺应民情”以获取政治的利基，而社运工作者却必须维持“不被当前民意所左右”而“甘为少数”的心态，这与政治人物的心态，何啻天壤之别！
然而社运与政治之二者，也绝对不是两条永无交集的“平行线”，因为社会运动正足以补民主政治之不足，而成为金权政治的监督、批判与遏止者。民主政治由于在操作上必须采用“间接民主”，有心从政的人想要推销自己给选民，容易使用大量金钱来包装自己的形象，并予炒作、行销，推广自己的知名度，争取群众的认同感。这种操作过程，经常无可避免地要面对金权政治恶化的难题。为了不让利益团体和政权结合得太紧密，社会运动团体可以(也有这个能力)运用其专业知识的敏锐度，盯紧政权与民代，检视法律与政策，看他们是否只顾财团业者的利益，而不惜伤害人民、伤害弱者、伤害动物，甚至伤害到整个生态环境。倘若有之，他们会持续给政府施压，透过群众运动，透过公听会、座谈会或记者会，总之，要让政府不得不注意到这股力量与这些声音，而必须在政策或法案上，作若干的调整，这就是社会运动在民主机制中的贡献。
一九九三年，关怀生命协会成立，作为创会的社会运动者，笔者坚持绝不从政。在不瓜分权力大饼的前提下，笔者可以与民代不形成竞争关系，而站在超然位置，为单一法案而游说三党(与无党籍)立委。
举例而言，政府推出“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将野生动物开放给业者饲养、繁殖与买卖，这在以各种野生动物拿来“食补、药补”的社会，当然符合业者的巨大利益。当时协会就结合其他保育、环保团体，推出民间版的“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并请现已过世的民进党立委卢修一先生提案。民间版与官方版的最大不同就是：不主张开放野生动物的饲养、繁殖与买卖。
我们善巧运用媒体，以形成舆论的力量，结合清流学者、民间团体以及清流立委召开一次又一次的公听会，并结合国外的动物保护与生态保育团体，共同向政府施压，于是蔚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那时候，正好美国运用“培利修正案”，要制裁台湾的野生动物产制品进口，华盛顿公约组织也盯紧了台湾。在内外交相施压的情况下，政府不敢完全照顾业者的利益；协会甚至逐一探访立委或立委助理，使其明白官方版与民间版的差异，从而支持民间版。
最后，整个法案是以“民间版”为主轴(由于诸股力量制衡，所以法案内容当然还是稍有妥协)而获得通过的。这通过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除了更嘉惠野生动物之外，我们将可以看到它对台湾未来十数年、二十年乃至上百年生态环境的影响。
三年前，口蹄疫发生的时候，全国病猪共计约扑杀四百万头，这是政策错误的例子。真正的病猪并没有那么多，但是为什么它们死得那么惨？原来，当口蹄疫发生以后，全台湾的猪肉滞销，肉价下跌，外销的肉品又运到台湾。农委员面对猪农的压力，只好用纳税人的钱来收购口蹄疫病猪。有些养猪场恨不得他家的猪都得到口蹄疫，好领取农委会的补助金。整个舆论的导向，都是“只看得到肉价，却看不到猪的痛苦”；猪只惨死的新闻画面之后，紧接着就是政府官员在大啖猪肉，强调“吃猪肉，爱台湾”。
这种行为背后，隐含着「财产权大过生命权”的价值观，以及“凡是碰到障碍物，就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态。这种观念与心态倘或不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因为我们都可能成为别人获得财产、名利、权力的障碍物。
当时中研院社科所的钱永祥先生与本人，都分别在中国时报的意见广场发表文章，以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在主流舆论之外，提供另类观点，以刺激社会的思考。协会并立即向农委会施压，佛教弘誓学院师生也在台北火车站前展开联署，要求政府：最起码要“人道对待口蹄疫病猪”。这个建议终于被采纳了，电视上才不再出现猪只被集体活埋、被伏特量不足的电击棒触得痛苦哀嚎的残酷镜头。
由此亦可窥见社会运动的价值。它不断地盯紧并质疑恶劣的法律与政策，也提醒社会：可怕的偏见会把社会带到怎样的一个情境！于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以“自利利他”为理想的大乘佛教，为了整个社会好，一定要支持社会运动；为了个人好，最起码也得学会自力救济——总不能任令错误的法律与政策延续下去，祸延子孙。
八、结论
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监督政府，减低政策错误的机率，甚至于要改变恶法；另一面要面对群众，帮助群众抛弃成见，更正错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如果社会运动的目标明确，手段是非暴力的，其实就是在实践以“护生”为本的佛法，以及“严净国土，成熟有情”的大乘佛法。
社会运动的议题非常多，作为一个佛教徒，时间、精神、能力都很有限，不可能加入每一个社会运动议题的行列；但是，看到前述关怀生命协会推动法案的例子，佛教徒应可受到鼓舞，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下手要怎么做呢？笔者的建议是：视整个社会的需要，衡量自己对佛法的理解程度，斟酌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投入某一种社会运动，并且死生以之。实际参与这种菩萨大行，会更亲切地以生命印证菩萨道的尊贵！
(此文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讲于“台湾人国是会议”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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