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认知、直观事物的实相，不仅不依恋而且要力图避开外部物质世界的刺激，无视、拒绝外在的影响，以求心灵的寂静、明净，从而为成就正果进入彼岸佛国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不同，它遵循《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说，心有体(真如心)有(生灭心)两个方面，真如心不离生灭心，又要超越生灭心。也就是说，绝对本体就在主体自身中存在，不在彼岸存在，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超越，不是外在的超越。或者说，佛，佛土，佛的境界就在众生的心中，不是在众生心之外，不是在彼岸世界。这样，最根本的修持就是净化自己的心，就是要追本溯源，返本归真。这种还原式的内心修持，又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是不离开外在影响的，是依靠众生智慧而求得的自悟。
余论二 心性论：儒、道、佛三教哲学的主要契合点
佛教哲学思想主要是倡导内在超越的一种宗教文化，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宗教哲学。它与同样重视内在超越和主体思维的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在文化旨趣上有着共同之处。内在超越和主体思维离不开心性修养，佛教与儒、道两家都具有鲜明的心性旨趣，因而心性论逐渐成了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哲学的主要契合点。这种契合对佛教及其哲学在中国的命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契合具有深厚的文化根据。
中国儒、道哲学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是教人如何做人。儒家历来津津乐道如何成为君子、贤人、圣人，道家热衷于追求成为神人至人、真人。儒家强调成就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的境界，道家则注重内心宁静和平与超越自我的境界，两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具有内容虽有不同，但都是为了获得人和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要在宇宙中求得「安身立命之地」。可以说，儒、道两家都主张人的本真生命的存在不应受外界的牵引、控制，都追求一种自觉地突破世俗利益的束缚而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去正视人生、社会和宇宙的超越精神。那么，世俗性的人生世界与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之间的鸿沟如何逾越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的固有哲学思维强调在现实生命中去实现人生理想，追求人生归宿，认为人生的「安身立命之地」既不在死后，也不在彼岸，就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如此，心性修养就至关重要，成为了人能否达到理想境界的起点和关键，理想人格的成就是人性即人的存在本质的完美显现与提升，也就是认知的飞跃，情感的升华，意志的实现，道德的完善。
佛教教义的中心关切和根本宗旨是教人成佛，所谓佛就是觉悟者。觉悟就是对人生和宇宙有了深切的觉醒、体悟。而获得这种觉悟的根本途径不是以外界的客观事物为对象进行考察、分析，从而求得对外界事物的具体看法，成就理想人格。即使分析、认识外界事物，也是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来赋予世界以某种价值意义(如「空」)。随着印度佛教的发展，虽然也出现了阿弥陀佛信仰，在中国也形成了以信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特征的净土宗，宣扬人可以在死后到彼岸世界求得永恒与幸福。但是印度早期佛教并不提倡彼岸超越的观念，中国的几个富有理论色彩的民族化大宗派——天台、华严和诸禅宗也都是侧重于心性修养，讲求内在超越的。而且与中国固有思想和旨趣相协调，晚唐以来中国佛教的主流派禅宗尤为重视内在越超。从思想文化的旨趣来看，可以说，儒、道、佛三教的学说都是生命哲学，都是强调人要在生命中进行向内磨砺、完善心性修养的学问。这便是佛教与儒、道能够共存、契合的前提和基础。
关于佛教与儒、道思想在文化旨归上的共似性，中国古代有些学者尤其是佛教学者早已发现了，而且后来在思想的沟通上也越来越深入。在佛教传入初期，佛教著作《理惑论》就从追求理想人格的角度，强调佛与儒、道的一致，后来东晋时的慧远等人则从佛教与儒家的伦理纲常和社会作用着眼，肯定两者的共同之处。宋代以来的佛教学者更直接从理想人格和伦理道德的理论基础即心性论入手，鼓吹三教同心说。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引用的明代佛教学者真可的话，就极为明显地点明了「心」即思想意识是三教成就理想人格的共同根据，认为三教都以「不昧本心」为共同宗旨，都以「直指本心」为心性修养的共同途径。
儒家学者多数持反对佛教的立场，但也有少数人主张儒、佛是可以会通的。如史载：「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注释：何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弘明集》卷11，四部丛刊影印本。〕认为佛教的心性论超过了儒家经典的论述。又如柳宗元、刘禹锡也认为佛教的内美胜过外形，其心性修养学说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儒家反佛名流韩愈和李翱，他们一面强烈地排斥佛教，一面又羞羞答答转弯抹角地承认甚至吸取佛教的心性学说。韩愈在高扬儒家道统的宣言书《原道》中，就十分明确地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是修、齐、治、平的起点和基础，而批评「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即指责佛、老「外天下国家」，批评他们超俗避世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佛、老的「治心」则持肯定态度，这是从儒家的立场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心性论为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基本契合点。李翱也说过，时人对于佛教「排之者不知其心」〔注释：《去佛斋》，《李文公集》卷4。〕，他又鉴于当时儒者「不足以穷性命之道」〔注释：《复性书上》，《李公合集》卷2。〕，而在批判佛教的同时，吸取佛教的心性思想，以建立「复性」说。直至现代，如本书「绪论」所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还说：「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注释：转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0页。〕佛教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与中国固有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互补作用，实与中国儒、道在人生、心性等方面理论结构的缺陷、局限相关。
如上所述，道家《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的「见素抱朴」思想，认为人性是自然的、纯真的、朴实的，情欲不是性，主张性不为外物所动，「任其性命之情」，保全本性。崇奉《老子》、《庄子》的道教讲究养生成仙，但在南宋以后，道教的新起派别则力图革新教义，主张道、儒、佛三教结合，并以道德性命之学为立教之本。如新起的最大道派「全真道」就是如此，史载：
金大定初，重阳祖师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真，洗百家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注释：李鼎：《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18，《正统道藏》第32册，26029页下。〕
王重阳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不信羽化登仙之说，而力主道德性命之学，表明道教学者把教义宗旨定位于内在超越上面，以进一步取得与儒、佛文化指归的一致。以上情况表明，心性论实是佛教与儒、道两家共同关注的文化课题，也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相契合的思想要点。
佛教心性论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也是历史的必然。这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我们从主导思想儒家学说的演变来看。古代中国是盛行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人们提倡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等级的协调。因此强调的不是如何征服自然、改造社会，而是主体内心的修养。强调克服主体自身局限的儒学说，成为了社会正宗思想。如孟子讲「尽心知性」，《周易大传》强调「穷理尽性」，《大学》和《中庸》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提倡「慎独」，主张诚心恪守道德规范等，成为了人们生活、行为的准则。但自汉代以后，儒风发生了变化，偏离了心性之学。儒家名教又受到魏晋玄学的批判，其正宗主导的地位更加削弱了。正如韩愈所说：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注释：《原道》，《韩愈全集校注》第5册，2662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这是对秦至隋间思想史的总结，表明了儒家仁义道德学说的失落，心性旨趣的缺失。西晋玄学家郭象就曾综合儒、道两家思想，强调游外(逍遥)与弘内(从事世俗事物)、内圣(到达内心最高精神境界的圣人)与外王(从事外部事务的帝王)的统一，以纠正儒家的偏颇。韩愈、李翱则站在儒家本位立场，高举仁义道德的大旗，重兴心性之学。迄至宋代，二程还说：
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象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注释：《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程集》第1册，23页。〕
二程敏锐地意识到佛教「言性命道德」夺取了儒家的地盘，对儒家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宋儒都自觉地以重建心性之学为己任，并建立了理学体系。这从一个历史侧面表明，佛教心性学说大行中土是合乎中国固有文化旨趣的，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其次，从中国哲学主题思想的变化来看，先秦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各种哲学问题，如本体论、宇宙论、人生理想论和心性论都有了发轫和展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鼎盛局面。到了汉代，宇宙论成为热点，一些热心于探讨宇宙万物的生成、结构和变化等问题。魏晋时，玄学盛行，其重心是本体论，着重从宏观方面深究宇宙万物的有无、本末、体用关系。在魏晋玄学思潮的推动和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哲学的兴奋点从宇宙(天)转到人，着重透过人的生理、心理现象进而深入探究人的本质、本性，从而由宇宙本体论转入心性论，即人本体论。而着其先鞭，首先完成这一转变的便是佛教学者。南北朝时佛教的佛性论思潮，就是心性论成为了时代哲学主题的标志。后来，在佛教心性论的刺激下，儒家也更为系统地阐发了奠基在道德本体上的心性论，把社会伦理本体化、超越化，强调心的本性既是人的形上本体，又是宇宙的形上本体，从而又与佛教心性本体论相沟通。
再次，从中国佛教哲学发展逻辑来看，最早引起中国佛教学者兴趣的和注意的是般若空论和因果报应论。早期，般若空论在教外知识界中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响，因果报应论还遭到了儒家学者的激烈反对，并由教内外的因果报应之辩发展为神灭神不灭之争。这种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争论最终以双方坚持各自立场而告终。但经过这场争论后，正如前面第五章所指出的，中国佛教学者把理论建设的重点从形神关系转为身心关系的内核心性问题，从论证灵魂不灭转向成佛主体性的开发，着重于对佛性、真心的阐扬，此后中国佛教哲学也就转到心性论轨道上来，并且由于与重视心性修养的中国固有文化旨趣相吻合而日益发展，以至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形成了众多派别的丰富多彩的心性论体系。
佛教和儒、道的内在超越的共同文化旨归，佛教和儒、道在心性论哲学上互相契合，是佛教得以在中国流行的根本原因，也是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相融合进而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内容一部分的重要原因。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第二十二章 道、佛心性思想的互动 余论》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