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修持戒行，谦卑忍辱。住空闲处，修习禅观。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得初禅；除觉观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禅；舍喜心，得正念，具乐根，得第三禅；除苦乐，得净念，入舍根，得第四禅。获无想报。”
别有一师，说如此处，名为解脱：“从定觉已，然后方知非解脱处。离色想，入空处；灭有对想，入识处；灭无量识想，唯观一识，入无所有处；离於种种想，入非想非非想处。斯处名为究竟解脱，是诸学者之彼岸也。””[⑧]
如果把上述引文与佛教的世界模式相对照，则可以发现，佛教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四定，已经全部包括在其中了。我们现在无法肯定到底是释迦牟尼向这些先行的瑜伽师们学习了四禅、四定的学说，然后把它们组织为自己的佛教理论体系与世界模式；还是后代的佛教徒根据佛教的四禅、四定理论与世界模式，编造出上述释迦牟尼的求师传说。但是我们可以断定，禅观与佛教的理论体系乃至世界模式的构筑，的确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释迦牟尼时代，瑜伽修持的实践与理论正在形成之中，各种各样的方案想必层出不穷。瑜伽体验特有的主观性，使得这种局面更加复杂化。释迦牟尼接触与学习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方法，把它们融贯在一起，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佛教禅观。
佛经说，释迦牟尼学习了外道的这些禅观理论，并很快达到外道宣扬的最高的禅观境界。但是仍不满足，以为凭籍这些修持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於是来到苦修林，修持苦行。而修持苦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代都被视作瑜伽修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方广大庄严经》卷七这样描写释迦牟尼本人当时在苦修林的修持情况：
“便於是处结跏趺坐，身口意业，静然不动。初摄心时，专精一境。制出入息，热气遍体。腋下流汗，额上津出。譬如雨滴。……
制出入息，於两耳中，发大音声，譬如引风，吹鼓革囊。……
耳鼻口中，断出入息，内风冲顶，发大音声。譬如壮士，挥彼利刃，上破脑骨。……
诸出入息，一切皆止。内风强盛於两肋间，旋回婉转，发大声响。譬如屠人，以刀解牛。……
尔时内风动故，遍身热恼。譬如有人力弱受制，於大火聚，举身被炙。
受斯苦极，更增勇猛精进之心。作是念言：“我今住彼不动三昧，身口意业皆得正受。”
入第四禅，远离喜乐，遣於分别。无有飘动，犹如虚空。遍於一切，无能变异。此定名为阿娑婆那。”[⑨]
应该说，上述禅观中的幻视幻听幻觉，只有真正经历过禅观的人才能够写出来。该经接着又这样描写释迦牟尼修持“唯食一麦”苦行的结果：
“比丘当知，我昔唯食一麦之时，身体羸瘦，如阿斯树。肉尽肋现，如坏屋椽。脊骨连露，如筇竹节。眼目欠陷，如井底星。头顶销枯，如暴干瓠。所坐之地，如马蹄迹。皮肤皴皱，如割句形。举手拂尘，身毛焦落。以手摩腹，乃触脊梁。又食一米，乃至一麻，身体羸瘦，过前十倍。色若聚墨，又若死灰。”[⑩]
后人根据这段描写，塑造了苦行释迦牟尼像，该像真正是名副其实的“皮包骨头”。可是，释迦牟尼虽然厉行如此严酷的苦行，却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於是他放弃苦行，到附近的尼连禅河沐浴后，接受了村女的乳糜供养，恢复了体力，然后在一棵毕波罗树下结跏趺坐，沉思禅观，他下定决心，如不能成道，不起此座。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到底想了些什么？《方广大庄严经》卷九这样叙述：
“尔时菩萨住於正定，其心清白，光明无染，离随烦恼，柔软调和，无有动摇。至初夜分，得智得明，摄持一心，获天眼通。菩萨即以天眼观察一切众生，死此生彼，好色恶色，胜劣贵贱，随业而往，皆悉了知。……於中夜分，摄持一心，证得忆念过去宿命智。通观过去自、他所受生事，皆悉了知。……菩萨作是念言：“一切众生住於生、老、病、死险恶趣中，不能觉悟，云何令彼了知生老病死苦蕴边际？”作是思惟：“此老病死，从何而有？””[11]
经文下面接着叙述释迦牟尼由此觉悟十二因缘，总结出苦集灭道四谛：
“尔时菩萨既知无明因行，行因识，识因名色，名色因六处，六处因触，触因受，受因爱，爱因取，取因有，有因生，生因老死。忧悲苦恼，相因而生。……如是应知，此是苦，此是集，此是苦集灭，此时苦集灭道。”[12]
并称释迦牟尼终於在后半夜明星升起的时候，觉悟成佛。“觉悟”，梵语作“菩提”，从此毕波罗树就被称为“菩提树”。
上述释迦牟尼的成道故事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与象征意义。它说明：
(一)、当时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瑜伽派别，各种各样的瑜伽修持法。佛教只是其中的一种。佛教在广泛学习与吸取了各派瑜伽修持的特点之后，创立了自己独特的修持理论。
(二)、佛教修持最大的特点，就在於鄙弃极端的苦行，重视理论的构建。这可以说是佛教区别於当时正统派、非正统派许多宗教哲学派别的主要特征之一。
(三)、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修持禅观，但他所觉悟的，不是端坐的姿势，调息的方法，控制心理活动的手段或创造出什么新的观想方案；他也没有追求移山倒海、呼风唤雨的神通。他觉悟的是十二因缘、四谛八正道。也就是说，释迦牟尼所注重的是人生的终极，是解脱生死的道理。这说明从佛教创立开始，释迦牟尼就自觉地把瑜伽禅观当作为建立佛教理论、佛教世界观服务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释迦牟尼的这种态度与当时有些修持者极力通过瑜伽追求神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佛教的瑜伽禅观既然只是一种手段，则得鱼忘筌自然成为它逻辑的结论。因此，中国的慧能完全有理由抛弃禅观，干干脆脆、直截了当地在建立佛教世界观上下工夫。
《长阿含》中有一部《种德经》，讲述释迦牟尼在瞻婆城与种德说法，主张只有坚守戒律，人才能增长智慧；同时，正因为具备了智慧，人才能坚守戒律。戒能净慧；慧能净戒。就好比人的左右两手，互相搓洗，才能搓洗干净。所以比丘必须具备戒、慧这两条。
我们知道。小乘佛教主张依靠戒律、禅观、智慧三种方法来得到解脱。但上述《种德经》却只强调戒律、智慧两者的重要性。在当时普遍重视禅观的背景下，释迦牟尼在与种德的讨论中却偏偏不提禅观。这固然与对机说法有关，但也完全可以说明在释迦牟尼看来，禅观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四)、释迦牟尼通过禅观得到神通，所谓天眼通、宿命通。但他没有用这个神通来为自己办什么事，而是用它思考、建立了佛教的基本理论──十二因缘与四谛。释迦牟尼对待神通的这种态度在佛教中也具有典型意义。
三、
就瑜伽禅观而言，初期佛教的僧人完全遵循了释迦牟尼的传统。
初期佛教僧人的生活比较简单。他们不畜私财，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游化度日，专心於自己的修持与解脱。早期除了定期的布萨、安居需要集体进行外，平时一般个人独处，精勤苦修。早期佛教经典《经集》这样描写当时的僧人：“坚持隐居与修禅，坚持遵行正法，洞察生存的危险，让他象犀牛角一样独自游荡。”[13]“他从内心深处驱散和根除一切思虑，这样的比丘抛弃此岸和彼岸，犹如蛇蜕去衰老的皮。”[14]他们修持禅观的目的，主要是体察佛教的基本理论与坚定对涅槃的信念。早期佛教经典《长老尼偈》这样叙述：
“吾以四正勤， 日夜勤修行。”[15]
“且能知苦谛， 集谛和灭谛。
灭苦八正道， 四谛皆知悉。”[16]
“参禅不放逸， 诸漏皆已断。
已经得三明， 佛教已履行。”[17]
这里以四念处为例，说明禅观的目的是建立佛教世界观。
初期佛教主张三界是苦，涅槃是乐，要求人们应该抛弃三界，追求涅槃。为了说明这一点，佛教提出人生有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忧悲恼等八苦，但八苦毕竟是一种现象的描述，并非理论的论证。於是佛教一方面把八苦归结为“五阴盛”，即人身是五蕴和合，没有常一自在的主体，由于五蕴活动炽盛，引起生死轮回；一方面又提出一切事物都因缘而成，缘熟则成，缘尽则散，都不能永久存在。由此用无我、无常的观点对世界是苦从理论上进行证明。理论、观点都属於“慧学”，属于知识论范畴，并且属于宗教的知识论范畴。宗教的知识论是需要用宗教的体验来认证的。故佛教又进一步要求僧人通过修定来自身亲证与体验慧学提出的上述理论，从而坚定人们对这些理论的信念。这就是四念处所要达到的目的。四念处要修行者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目的是要纠正佛教认为人们一般最容易犯的四种错误认识：净、乐、常、我。南传佛教的《大念处经》说：“惟有一途可净化众生，脱难忧愁哀伤，消除苦楚悲痛，获得正法，体证涅槃，此途名四念处。”[18]
所以，初期佛教的禅观，就方法而言主要是观想。亦即结跏趺坐，摄心定神，然后将意念集中在某一种景象上，通过对这种景象的长期地、不断地、集中地、深入地观想，诱导自己的思想的发展趋向，使自己建立起对某种观念或理论的信念。据说释迦牟尼时期，不少僧人修习了不净观之后，都感到自己的这个肉体实在可厌，於是纷纷自杀。自杀当然违反了佛教的目的，因为佛教让人们明了现实世界的痛苦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踏上解脱之道。正如《经集》所说的：
“那些人不知道痛苦，不知道痛苦的产生，不知道怎么完全彻底寂灭痛苦，也不知道平息痛苦的道路。
他们没有达到思想的解脱和智慧的解脱，不可能达到终极，只能陷身在生和老之中。
那些人知道痛苦，知道痛苦的产生，知道怎么完全彻底寂灭痛苦，也知道平息痛苦的道路。
他们达到思想的解脱和智慧的解脱，有可能达到终极，不再陷身在生和老之中。”[19]
这才是佛教设计这些不净观等禅观观想的真正目的。佛经记载，经过释迦牟尼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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