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唯识学的南下

  唐以后唯识学的南下

  严耀中

  学术乃至思想意识之兴衰,必有因果可寻。这里所谓因果,不仅是说促成其兴衰的条件环境,也指它的前源后流。从后者言,如其所谓衰,则并非是亡,即并非泥牛人海无消息,在社会意识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仅是不再成为众所瞩目的热点而已。其说或守成,或寄寓,或支离,似无气象,实则有踪,一旦时移境迁,条件成熟,还能老枝新芽,梅开二度。中国佛教中之唯识学可作一例,具说如下。

  阐扬唯识学的主体是所谓的唯识宗。唯识宗是在唐初由玄奘大师及其弟子窥基等创立的,它的宗义简单地讲就是论述“一切有为无为,若实若假,皆不离识”,并阐释一切诸法是如何依“识”而起,缘“识”而变,以及“识”的种种含义和怎样转“识”成智,以达无漏涅檠。这种关于本体及现象缘起的哲学非常精致和复杂。其创立的机遇是玄奘到印度的取经,习得无着、世亲一系的大乘瑜伽学说,归来后在长安大慈恩寺翻译并传授唯识学经论,其弟子窥基据此编译成集该宗要义的《成唯识论》,并藉以授徒传学,故此宗亦称慈恩宗。 、

  该宗在中国的建立既有必然也有偶然。说必然,是因为那时佛教的经院哲学在印度已经十分成熟,而中国佛教经过六七百年的流传,尤其是东晋以后义理佛学的发展,也对提高佛学理论层次有着强烈的需求,这表现在持续不断的佛经翻译和一波又一波的西行求法。在丝绸之路畅通的情况下,印度的各种佛教学说都迟早会流人中土。事实上,唯识思想在南北朝期间已断断续续地介绍到中国来了,经过交融发展,时至隋唐,似乎也有着汇流成学的一种趋势。

  然而道亦依人而兴,人就成了道之兴衰的偶然因素。可以说没有玄奘大师的艰苦西行寻求真理,没有他的博学才智,没有他在当时佛教界的崇高威望和唐朝皇室所给于的礼遇,唯识思想则难以在中国形成宗门。因此在玄奘、窥基师徒圆寂后没多久,人去茶凉,作为唯识“宗”的重要特征的传授系统消失了,且一时无新说后续,不得不从统治意识的主流中黯然退出,于是就有唯识学昙花一现,从此消亡之说。

  一种学说之流传,主要是靠着两个载体:一是书籍经典,二是修习之人。有前者而无后者,可说是已成绝学;有后者而无前者,其说难以昌盛,但不能说它已经消亡;如二者俱在,所谓此种学说之衰,那仅仅只是比不上流行之新说,从原来显学的位置上退下来,默默传习而已。其实唐以后的唯识学就处于这种情况。

  玄奘师徒之大作,一直好好地保存在各本《大藏经》里,并间或有单本传存于各寺院中,自不待言。而研习这些经典甚至就此讲学者,不仅代有其人,随处可见,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区域特色。唯识学在唐会昌之后并未灭绝,也已有证明,如吕激先生曾说慈恩宗在北宋时“继承五代的风气讲《唯识》、《百法》、《因明》各论的相继不绝,”并列举了一些北宋时活动在北方的几位慈恩学者的姓名,其中“宣和初(1119年)真定龙兴寺僧守千(1064~1143年)为一大家”。70年代在巩县石窟寺发现了一批北宋慈恩宗的经卷和文稿,证实了吕先生的说法。其经卷内容是属于该宗的““不相应行法”的第24法”,文稿则是“龙兴寺和尚文广在当时东西两京及河阳(孟县)等寺脘内听经和讲经的心得体会,记录而成的提纲和论文”。这说明慈恩宗在当时仍是一门显学。此后,唯识学乃在北方延续着,如金“大定三年(1163年)父母舍送到元氏县开化院唯识院出家,礼净和尚为师。……后听习经教并《唯识论》。至明昌二年(1191年)建寿堂并普同经幢一座”。另有一位言禅师“初讲唯识、因明论,·又取《上生经》,交相发明,兼传大乘戒,凡十有二年。”这些证明金代北方不仅有着唯识学的传受乃至专门场所,对唯识学本身也颇有发展推进。

  不过吕先生和其他学者都没有特别提及慈恩宗在江南的情况。实际上,江南是唐以后唯识学发展的重心所在,研习者可谓代有其人。首先是在五代二宋,如《宋高僧传》卷7《后唐杭州龙兴寺可周传》云其“穷《法华》、慈恩、《大疏》,日就月将,斡运深趣。昭宗初,自江西回台越之间,命其启发。梁乾化二年(912年),受杭州龙兴寺召开演,黑白众恒有半千”。又如北宋末南宋初的宝觉大师曾“宗《唯识》、《百法》二论”,后来南下,被南宋高宗“诏加圆通法济大师”。再如后唐的明悟大师在泉州时“阅因明论,宛如夙习。自尔博访讲席,遍礼道场,不五、六稔,大有领悟”,这至少表明在福建那般当时较边缘的地域仍有慈恩宗的学者,还如后来亦南游的无演曾“受唯识、百法论于延庆”,延庆也是位“声名藉藉”的唯识学僧。

  元代虽大祟藏密,但也带动了佛教其它诸宗的发展,因为事相发达的密宗,也刺激了的教义事理的探讨,故修研唯识之高僧迭出。如元代镇江普照寺的释普喜“精究慈恩相宗,研习唯识、师地、因明等论”,他还“素与云南端无念相善。端为唯识之巨魁,天下无出其右。每与师论辩理趣,或有少失,师以正义救之。端亦为诚服而称之”,当元朝皇帝在江淮建立“御讲之所,普照居其一”,而“镇江之民多有(普喜)图像,随处祠之,称为吉祥佛”,可见其在当时唯识学中地位之高。另一位也在江淮御讲所据一席之地的释志德亦被誉为“大宏慈恩宗旨”。

  从隋唐起,中国的僧侣大多是“一专多能”,因此可周在精通慈恩学的同时习《法华》、《大疏》等经论也可说是玄奘大师的遗风,普喜也“日诵华严大经,以10卷为常课”。情况相同的还有虚受,“法华》、《百法》、《唯识》,各有别行《义章》”。又如从义“论贤首,妄判华严;议慈恩,专用唯识”。这种情况,到了明清二代尤其突出。如明代的广承在通“贤首教”的同时也“精相宗”。再如“二十入云栖受具戒”的僧大真“着唯识合响,兼授金刚宝戒,建大悲坛,兼修事理二忏”。无际则被袁宏道赞为“法中之虎,竟一心之差别,洞八相之微芒”。而明代的四大高僧中真可着有《八识规矩》、《唯识略解》、《阿赖耶识四分略解》、《前五识略解》等唯识学着作,德清和智旭也都极力主张“万物唯识”。智旭还着有《唯识心要》10卷,《新续高僧传》卷九《清青阳九华山华严庵释智旭传》云其:

  “明天启二年(1622年)也,寻往云栖,听古德法师讲《唯识论》,疑与首楞严宗旨不合,问,古德云:“性相二宗,不许和会。”心窃怪之,佛法岂有二耶?遂人径山坐禅。明年精进,益深觉身心世界忽然消殒,从此性相二宗一时透彻。”

  那位古德法师也是唯识学的专家。虽然这些出生和较长生活在江南的高僧在唯识学理解深度上逊色于玄奘、窥基等大师,但他们致力于唯识学的更加中国化,并在明代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唯识热。

  唯识学作为佛教之学,是附带着宗教特征的。也就是说,其学之兴衰转移亦必伴带着宗教现象。对唯识学南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以“慈恩”为名的寺院也在江南先后出现。如乌程县慈恩教寺“钱氏建,号兴国。元至正间改今额”。这“教寺”的身份,表明该寺确以传学慈恩宗学为其特色的。又如山阴县慈恩院“后唐长兴二年(931年)谢君彦舍地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七月改赐今额”。至明代宣德年间,任“左觉义”僧职的庐陵僧祖洲“念禅、讲、教三宗名不可不正,奏以大功德、大慈恩、大隆善三寺为之,繇是三宗弟子各有依归,传道授业,而纲绪始无紊乱矣”。此举在江南各地当然也有所反映,如在尤溪县即见有慈恩寺;泰和县慈恩寺的田产还颇大,“弘治间灾,知县杨南金奏请割慈恩寺之半”等等。更有象征意义的是唯识宗创始人玄奘大师的头盖骨也到了江南。《景定建康志》卷46《天禧寺》条云:

  “白塔在寺东,即葬唐三藏大遍觉玄奘大法师顶骨之所

  在。金陵曾可政瑞拱元年(988年)得于长安终南山紫阁寺。俗呼为白塔,事具塔记”。

  玄奘大师的头盖骨在南京一直保留到本世纪,代表着唯识学的光芒在此地辉照着千余年。

  唯识学在江南虽没有像禅宗、净土宗那样人多势众,但与别它诸宗相比并没有逊色多少,始终是像模像样的存在着。究其原因,有下列几点。

  第一,唐宋之间,经济重心自关中洛阳一带移至江南,江南成了全国最富饶的地区。尤其是在唐末五代,中原战乱不断,而江南则相对稳定。宗教作为一种消费性的事业,是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和相对安定的环境,才能繁荣起来。江南的富饶,能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使寺庙林立,也能供养一些高僧深究佛理,因此唯识之学,即使比较深奥,也还会不断有人钻研的。

  第二,前面提到,慈恩宗北宋时在开封一带非常兴盛,这对唯识学在江南的流播也深有影响。后汉、后周及北宋相继建都于开封,实际上是经济重心由关洛向江南转移过程中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同样根据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依存关系,包括慈恩宗在内的各种文化在汴京的繁荣,也是一种中继性的表现。换言之,唯识学的精华必然会由此就近流入江南,并在那里带动发展。

  第三,唐宋以后,江南的人文愈加发达,更是提供了对佛学深究的有利的氛围。唯识学的精深,会使醉心于义理佛学的人所津津乐道。尽管人数很少,也总使江南时有一、二唯识学者闻名于史。至于有所涉及之就更多了,如明代的袁宗道在江南时试图用因明的概念来阐述孟子的四端义时说:“乍见孺子人井,而恻隐可见矣。谓之曰乍见,随感辄应,那有毫发许别意搀入,正所谓第一念也。盖此个离元明本体不远,不曾转入第二念。如第二月非是月影,禅家谓之现量,转入第二念便是比量,非量矣”。此不仅表明了儒佛合流的一种倾向,而以因明概念为禅家说,也说明唯识学至时仍对佛教诸宗,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能起有益的补充作用。故文化愈是发达,对此种需求会更加强烈,唯识学也就水涨船高了。

  第四,唯识宗自身也有一些利于在江南传播的因子。创立该宗的玄奘大师贯通大、小乘及大乘空、有二宗。梁启超说:“会通般若、瑜伽,实奘师毕生大愿,观其归后所译经论,知其尽力于般若,不在罗什下也。”玄奘及其学生的努力也体现在唯识学里。《成唯识论》卷八的颂云:“圆成实于彼,常远离前性,故此与依他,非异非不异,如无常等性,非不见此彼”,就是般若中道观的反映。般若学自东晋六家七宗起,在江南有着长远的影响。唯识学既和其有着足够的共同点,当也有利于其在江南被接受。另一方面,正象镰田茂雄先生所说:“(华严宗)受初唐玄奘所传的唯识佛教的刺激而形成的。它和华严思想也非常密切。唯识学在唐以后和华严宗一起南下,亦非偶然。也就是说唯识宗空、有相贯,能与佛教其他诸宗诸说交流,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圆融性,这不但符合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潮流,而且使其能始终成为佛教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能设想,如果唐以后唯识学没有在以江南为中心的存在,真的成了绝学,以后还能梅开二度,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放出奇葩来。因此,唯识学在江南的流传不息,意义不小。它为江南佛学继续保持理义见长的特色,也出了一份力。更为其自身在晚清时以金陵刻经处为中心的重新弘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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