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法的不可思议，还是要让他们感到佛法的不可理喻？当然，如果能在不改变佛法本义的情况下尽量使用现代语言，则是值得赞叹、称扬的一种智慧之举。
只要对众生有利，又不损害佛教的原则，我相信藏地也会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适应现代化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继承古代传统则是不可偏废的另一方面。我到泰国去的时候，就发现那里的僧人们至今仍是光脚行走、托钵乞食，居所中也无任何财物，基本保持了佛陀时代的清净生活。而汉藏历史上的高僧大德也为我们流传下来很多极其珍贵的传统，不仅有思想上的，也有行为上的，这些才应该是我们持守不变的传家宝。假如思想、见解、行为都已发生了变化，都已背离了佛法的原意，那么语言上再标新立异又有多大用处呢？
以上所谈绝不是针对济群法师个人而言，我本人对法师也无任何不恭敬的意思。只是在面对大量的以世俗化的理念高唱人间佛教之徒所散布的言论、观点时，才有感而发，尽吐心中所思。原本人间佛教的提倡是要把佛教从单纯的书斋式研究、日渐繁琐的学术化气息、仅限于寺庙内部的流通、神神道道的怪异景观、僧人远离社会人群只进行逃避现实的所谓个体修炼等负面现象中解脱出来，并不是无原则地要把佛教硬塞到社会中去。在与社会相融合的同时，佛法提升整个人群精神境界、素质的任务绝对不可“同流合污”一般地被世俗之海完全淹没。而且历来举扬人间佛教大旗的汉地诸大德都是这么孜孜不倦地献身于佛法的弘扬与普及，并且已为佛教的振兴打下了相当的物质及群众基础，他们将佛教从神学殿堂、纯学术殿堂、偶像崇拜殿堂拉回现实人间的努力早已是有目共睹、成绩卓著。但现阶段很多提倡人间佛教的教内、教外人士，却有些背离先行者的既定方向，他们往往从皮毛上理解“人间”二字的含义，以为人间佛教就意味着佛教的极度世俗化。在“法法皆是佛法”的幌子下，他们庸俗化地误解了“佛法不离世间觉”的本意。对普通凡夫而言，在他们简单化地高举法法皆是佛法这面旗帜的同时，不知他们是否已去除掉自身的执著与分别念？在未断除执著与分别念的前提下，法法皆是佛法的提倡，很容易就会被人们用来装饰自己世俗化的种种言行，还美其名曰“佛教现代化”。
曾有法师这样论述道：“过去传教者鼓励信徒舍弃人间，抛妻弃子，入山修道，埋没了佛教的人间性，致使佛教衰微，了无生气。”因此他认为：“在今后的工业时代里的佛教，一定要从入世重于出世做起,……把佛教的慧命，从寄生在寺院上而转移到事业上……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谓工农商贸。”(此段文字及下引文字皆出自陈兵、邓子美所著《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一书。)由此可见这位法师心目中的现代化，已远远超过了传播手段的现代化，诠释佛法之语言的现代化，而是几乎涵盖了佛教的全部领域。正如他自己所言，佛教现代化具体展开为“一佛法现代语文化；二传教现代科技化；三修行现代生活化；四寺院现代学校化”。
面对如此冠冕堂皇的议论，我们不禁要问，佛祖释迦牟尼佛因地时的种种苦行，包括抛妻弃子、入山修道等行为，尽都是在埋没佛教的人间性？历代祖师大德的六度万行都不是在行菩萨行，他们全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根本就不想净化世道人心、提升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续佛慧命之基础可以不在寺庙，不在发扬讲经说法、闻思实修之传统的寺院按严格标准培养出一批批能弘法利生的僧才？佛法如果只知入世、不知出世为何物，这样的佛教岂不是要让人永远深陷于轮回的泥淖。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学佛，因它跟一般的世间伦理、道德、哲学以及一切自然、人文学科已无有什么不同之处。
其实人间佛教倡导人之一的太虚大师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理念有可能被人庸俗化的后果，他在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就指出，他所谓的革新佛教应“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如果“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流于极端世俗化，则也就失去了佛教存在的意义。他还具体指出了人间佛教的建设纲领：个人由奉行五戒十善开始，进而四摄六度，信解行证而成佛果；同时每个人都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一方面以个人人格影响社会，一方面合力净化社会，以达成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
一个佛教徒，除非他已然是个大成就者，否则刚一开始学佛修行就在滚滚红尘中摸爬滚打，最终的结果恐怕不会是一个历经千锤百炼的修行人的脱颖而出，倒是一个与凡夫俗子无甚两样的“现代人”的长大成人。佛法如果为了吸引现代人，为了不被现代人讥笑为落后，为了暂时笼络住不愿遵守戒律、不愿苦行修道、不愿闻思深奥难懂的佛理、不愿与自我做最顽强斗争的某些现代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为了整个世界都已越来越物质化、机械化，为了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增盛、性格越来越懒散、我执越来越严重，就放弃了严格的戒律、修行者必须多年闻思修的要求以及思想与行为上必须克服种种人性弱点的修行过程，而一味投身于世间工商农贸的浊流，那么不管你给它此刻是安一个佛教现代化的名称，还是赋予它人间佛教的美名，都不能改变一个也许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暴露出的事实：在所谓的佛教团体越来越富裕的同时，在佛教僧侣们开办了越来越多的实业公司，并且也确实花费了巨额资金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同时，佛教在民间的名气确实是大了起来，影响力也大了起来，但佛法的精髓反而日渐被人们冷落。佛法存在于世的目的不是为了与别种宗教争夺信徒，也不是为了与社会福利团体划上等号。也许人们想的倒是不错，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但在佛法把自己的慧命建筑在各项世间事业上的时候，一句古话倒很可能为佛教的未来发展勾勒出一幅暗淡前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在佛法与现代生活全方位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佛法如果主动让出了自己的尊严与驾驭权，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形象佛法的大量应世，以及佛法与世间法则的同流合污。
本不想如此啰唆，但感慨万千，情不自已。再次重申一点，有感而发，是因了法师的问题中涉及到了有关佛教现代化的字眼，所以才滔滔不绝地将这个话题引申了下去。总而言之，不失佛教本义、不违教义基础且有利于众生的各种人间佛教之主张，我们完全赞同并随喜；若以“人间”二字作借口，丢弃、诽谤佛教本有的见修行果，那我们作为佛教徒理当对之进行驳斥。
问(14)：在藏地，特别重视对僧人的教育，通过格西制度，培养出很多具有高深佛学修养的大德，在教义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相比之下，民众虽然有全民信教的传统，但信徒往往只知供养礼拜，对佛教的信仰含有很多迷信的成分。我想知道的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应当解决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
答：藏地自古以来，不论是格鲁、萨迦，还是宁玛、噶举，所有八大教派的寺院都有一套完整、系统、行之有效的僧人培养制度与教育体系。相对来说，广大在家民众对佛法的闻思就不像寺院里的僧人们那样广博、全面、专业。这一点其实也属正常现象，因出家人本来就该抛下一切世间琐事，专心致志于佛法的领会与掌握，除了讲经说法、弘法利生，或者闻思修行、精进求证以外，出家人若再整天忙碌于迎来送往、生计饭碗，那他与在家人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每一个僧人存在于世的最主要之目的就是为了自他利益尽快证悟佛法精髓，他的生命原本就应该在追求佛法真谛中度过。但对在家人来说，提出这一要求恐怕就有些不大现实。无论是在释迦牟尼佛时代，还是现代，在不可能全民皆僧的情况下，在家人与出家人在对佛法的掌握、理解层次上存在差异，都应被看作一种自然而正常的现象。
特别是对藏地在家众而言，他们的生存环境要比内陆地区恶劣的多。即就是在时代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藏区的农牧业生产水平依然处在极其低下的落后状态，这些农牧民整日都要为自己的衣食奔波。他们得跟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无止无休的斗争，而交通不便的现状又使很多人基本处在半封闭、半隔绝的生活环境中。在种种不利因素的制约下，他们便不大可能天天跑到寺庙中去闻受佛法。为维持住基本生存，他们都已耗去了大半精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证手不离念珠、口不忘心咒、身不停礼拜、意不辍祈祷、行不断供养，的确堪称难能可贵。
就整体水准而言，他们在佛理上确实无法与僧人们比肩。不过若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应该承认，只要一个修行人心相续中对佛法、对佛陀、对上师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心，则他选择任何一种与己相应的法门都可最终获得成就。而在信心这一点上，藏民族绝对具有一种远远超越其他民族的不共优势。有了信心作依靠，故很多藏族人尽管大字不识一个，但他们在临死时也出现了很多往生的瑞相。更有一些虔信三宝的藏族人，最后竟是以虹身成就的方式彻底超脱了生死。对他们来说，不懂佛理、不善于辩论，并没有妨碍他们的自在往生。念咒、持名号、大礼拜、转绕、供养等一切方便法门，都在信心之水的浇灌下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一点特别类似于汉地很多持诵阿弥陀佛名号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也根本谈不上深入经藏、广闻博学，但就在一颗对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坚信不移的信心指引下，这些人同样永远超离了生死轮回。
故对要担负起弘法利生之使命的人来说，深入三藏十二部、法门无量誓愿学、系统闻思修都是他的本分与义务，但这一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修行人。佛陀的智慧和慈悲就表现在这里，所以他才为无数众生准备了万千法门。因而我个人以为，藏地很多在家居士无有日日闻思佛法的机缘，这点缺憾并不是一个天大的窟窿，他们以自己的信心之“石”应能把这块窟窿补上。况且，藏地民众普遍认为藏区乃观世音菩萨所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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