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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护生传统
论「护生」的崇高理想，佛教可说是首屈一指了。当许多宗教还要讨论人在动物中的特殊份量时，佛教却清楚告诉我们「众生平等」；换句话说：命命等值。没有那个卑微的生命必须成全那个尊贵的生命；这种生命尊卑的阶级意识提不出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而只能解释生态环境中弱肉强食的现象。易言之，它不是应然命题，而只是实然状况。由於护生美德居诸德行之首，所以「不杀生」亦居诸戒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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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佛陀不会无睹於生态界的实然，而只顾架起空中楼阁大谈应然命题，所以他制订戒律时，依然会衡量现实环境中的可行性。比如：他对比丘虽要求「不杀生」，却因应托钵制度而未曾禁绝由杀生取得的肉食。这种出发於缘起根本义的护生理念，以及在应然与实然间求取平衡点的佛法智慧， 笔者在拙著《佛教伦理学》 ( 注 4) 中有详尽的分析，兹不赘述。
在中国佛教史上，以护生理想而形成公共政策者，有梁武帝与武则天，前者对僧尼戒绝肉食，後者规定择时禁屠，这两种善良风俗，沿袭至今。
职是之故，在台湾，信仰人口数目居首的佛教徒，在个人对动物不加侵犯的态度上是相当积极的：由於华人佛教不兴托钵，寺院炊事的僧众没有理由再进肉食，所以早在梁武帝时代，业已禁绝肉食；连为数众多的在家信众，基於慈悯众生的胸怀，也纷纷素食，以期减少动物的苦难与杀戮。由於佛教在台湾益见兴盛，於是，各种鼓励素食、谴责杀孽的书刊，时有所见；近年更是素食风气大兴，无形中带动了蓬勃的素食餐饮业。
此外，放生也是古来华人佛教徒难能可贵的美德之一，只可惜如今行来业已变质：消灾祈福的庸俗心态替代了慈悯众生的纯净心情；原应是随缘见机解救痛苦的方式，却替代以大批预订的商业行为，使原本在大自然中的鱼鸟，为了成就人们的「放生功德」，而惨遭系捕折腾，甚至夭折笼中；放生地点不适当，亦造成放生动物的大量死亡，甚或破坏当地的物种平衡与生态环境。如今，放生已由「美德」一变而成为社会普遍诟病的「愚行」！
有一点值得探讨的是：有如此崇高「护生」理念的佛教行於中国，千百年来，除了前述梁武帝与武则天将其落实成公共政策的少数特例外，一般还都止於个人德行。个人实践或推广素食放生的懿行不遗余力，却鲜少影响到整个社会而形成公共领域的共同规范，这是什麽缘故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以基督宗教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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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诸国护生善士，又是如何把这念悯恤众生苦难的善心扩充而为共同规范的。
欧美保护动物人士基於不忍动物受难的良知，除了努力宣导素食之外，并结合成压力团体，强力谴责并制止任何国内的虐待动物事件，而且透过社会教育、造成舆论、游行示威与游说国会议员等等方式，形成不容小觑的社会力量，从而促成各种与保护动物相关的法案。如此一来，虽仍不可能全面禁杀动物，但各类动物的生育、饲养、运送、利用、宰杀等等过程，无不被严格规范而力求人道。至於应然与实然间的平衡，自会在保护动物的社团、利用动物的业者、官僚与学者相互角力的民主运作过程中产生。
有监於此，我们一群关怀动物福祉的佛教同道，遂结合社会各界有心人士，共同於民国八十二年元月成立「关怀生命协会」。我们希望能透过社团而凝聚教内教外的民意，一方面推展社教，以培养国人尊重生命、爱护动物的意识(如：制作「生命的呐喊」及其他纪录动物受难的录影带，发行《台湾动物之声》季刊、各种护生文宣与小手册，商洽各机关学校与冬夏营队，请其拨时间让义工老师推广护生理念，举办社教讲座，在报章上长期推出专栏或不定期推出某一有关动物主题的专辑，为教育儿童与青少年而编写爱护动物教材等等)，另一方面全力敦促政府部门改善动物处境(如：建请改善流浪犬的捕捉方式，改善收容所的设备与饲养方式)，并要求立法委员制订出对动物处境较为有力的相关法案(不但做法案的研究与催生工作，而且在立法後还持续关心其执法情形)。此外，遇有虐待动物的个案，协会也可出面要求改进，若案主无诚意改善现状，则或公诸舆论，或诉诸法律(故须有法律以为後盾)，八十二年初反对台南文化季「抓春鸡」活动即为一例。
野生动物保育法
在法案的推动方面，可举八十三年十月间通过的「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案为例。这是协会结合其它环保及生态保育社团共同制订的版本。这个民间版法案竟然取代官方版而在立法院获得通过，这是台湾社运史上罕见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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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套法案是有违业者利益的。当时政府部门所推出的草案，主张开放人工饲养野生动物，而与业者利益相符，而且又有许多长期接受政府扶植或接受业者游说的学者，为这套不利动物处境与社会环境的法案背书。应付政府、业者、学者的共同抵制，已然吃力不堪，有些媒体记者，或无动物福利观念，或受政府与业者的人情包抄，或被学者的专业身份所蒙蔽，竟然也帮腔赞同人工养殖，间而影响社会大众的正确认知。尤其棘手的是：立法委员也大有代表业者利益发言并影响党内立委意向者。好在外有培利修正案与华盛顿公约组织在贸易制裁方面的压力，内部则因协会在全国发起「拒吃拒买拒养──拯救保育类野生动物」的签署活动，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生态保育团体与有良知的学者、兽医，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听会中，证实人工饲养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与动物福利的侵害与潜在危机。於是就在这诸多势力拉锯的复杂生态中，协会串连诸社运团体奋斗了一年多，才争取到民间版法案的通过。
这个法案，被立委视做上一任期(八十一年─八十四年)内所通过的法案中之最重要成就；协会秘书长悟泓法师於去(八十四)年十月赴日参加华盛顿公约组织亚洲区域会议时，与会的各国生态保育或动物保护团体，一致认为台湾的野生动物保育法，具有前瞻性，其中对人工饲养的限制，更获得了各国代表的肯定，因为他们发现：各国人工饲养野生动物的问题，都益趋严重，所以他们甚至建请其他国家政府，不妨参考台湾版野生动物保育法以立法。
动物保护法
想想看： 在野生动物保育事项上一向遭到世界各民间团体(如EIA )谴责的台湾，竟也有受到同样这些团体赞叹的时候，这难道不是以佛教徒为主的台湾良心人士共同缔建的护生里程碑吗？然则如果有为数更多的佛教徒组织声援动物立法，那麽动物的共业，岂不是会因吾人共同的善愿招感而有更大的改善呢？
前述种种动物处境，并非完全无法改善的，改善之道，不能只倚仗道德性劝告，必须辅以完善之法律以为後盾。以流浪狗问题为例：善意收容与残忍扑杀，都远远赶不上弃养与繁殖的速度，所以必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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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范饲主义务、实施狗口登记注记、鼓励饲主为犬只做绝育手续、禁止凶猛犬只进口买卖，俾杜绝问题於机先；至於现有流浪犬只，也可实施奖励认养及绝育制度。
流浪狗的捕捉者也应正名。目前由清洁队员用粗暴手法捕捉，增加犬只的极大恐惧与痛苦；清洁队员在名称的心里暗示上，容易把狗当作妨碍市容观瞻的「垃圾」。反观英国，即由训练有素，穿戴整洁，有职业荣誉感，有对动物的充分爱心之「动物保护员」从事捕捉安置的工作，而且捕捉设备也力求人道。像这样，动物保护员的培训雇用，在在须要立法，然後编列预算。
这还是指同伴动物而言。在实验动物方面，可以立法禁绝过分残忍或非属必要的动物实验，可以立法废除高中以下的动物实验课程。在经济动物方面，可以立法加以规范，务必使动物饲养与运送的方式及环境，力求合乎动物天性，杜绝药物之滥用、禁止施以不经麻醉之切割手术以及改变动物天性的基因工程，禁止非人道的宰杀、烹调及食用方式。
一旦立法以後，凡有残虐动物的行为，立刻可以透过民众检举或动物保护员稽查而勒令停止，并对违法者施以处罚，这才能给予动物有效的保障。管领动物者也会因本法规范而不敢再丢烂摊子，制造社会成本(如任意弃犬或不加污水处理就排出禽畜排泄物)，这才能给予人类有效的保障。
政教交集的课题
由上所述，已可略知动物保护法的重要性；催生动物保护法，是护生为务的佛教徒责无旁贷的。然而佛教徒在这方面的最大心理障碍，就是「宗教不应干预政治」或「佛教徒不宜抗争」这类划地自限的紧箍咒了。
一谈到「政治」，很多人就立刻用「政教分离」做为「不参与」的盾牌；殊不知：「政教分离」只是指两种权力之不得集中於一(如宗教领袖兼而为政治领袖)，宗教诫命不可当做世俗法律而强制全民接受。除此之外，古今中外，宗教与政治之间盘根错结的关系证明：在「缘起」的世间，因缘的网络非常复杂，两者是不可能毫无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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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教教团中人，长期忽视政教交集的事实，而以不闻不问政治当做「中立超然」；另一方面，又无法阻绝政治势力伸向宗教的摆布与支配，这才在台湾政治人口中，形成「多数的弱势」，甚或沦为政治附庸。
许多人误以为笔者对政治很有兴趣，其实笔者只对「实践佛法」有兴趣。基於护法或护生的理由，而不得不过问与「护法」或「护生」相关的政治课题；其他纯属权力分配或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笔者是不感兴趣的。所以笔者的所谓政治参与，既不加入任何政党，也不争取任何政治席位，以保持宗教师的纯粹性；至於攸关宗教尊严或苍生祸福的政治议题，基於宗教良知的反省，自觉得不容缄默。这种「佛教主体性」的政治意识，与自居「方外」或被动向某某政党交心不同──前者被指为消极遁世，後者被责为攀附权贵，没人相信这叫做「中立超然」，因为这…
《「护生」精神的实践举隅(释昭慧)》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