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然有规矩可依。

　　中国佛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再次面临生存之考验。“文革”之后，百废待兴，随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渐落实，恢复中的道场丛林亟需因应自身因缘的规范树立，由此，《云居仪规》的产生就有其特定的因由。

　　云居山真如寺乃海内外着名古刹，自开山以来，历代祖师辈出，高僧济济；寺周峰峦叠翠，中央平坦，有诗誉之为“莲城冠顶绕佛都”，居云之上，乃龙腾凤翥之地，弘觉演法道场。

　　《云居仪规·序》中一诚长老详细阐明其创立之初衷：

　　自唐宪宗元和初年道容祖师开山，至僖宗中和三年道膺禅师入山演法，大阐宗风，住众达千余人，规模恢宏。道容及道膺祖师后，道简、舜老夫、佛印、圆悟、妙喜、高庵、清凉、洪断、晦山、燕雷诸师，皆以旷世龙象驻锡此山。至明朝以祖师禅载《传灯录》者四十八人，而赵州禅师八十岁行脚参膺祖，尤为此山佳话。斯山鼎盛时，炽然建立海印森罗，庵院有百余所，然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全寺为日寇炮火夷烧，仅存铜铸千佛宝座、卢舍那佛和监斋菩萨各一尊。僧众只了尘、堆云、妙界及性福四僧在原址搭一茅屋居住，维持香火。一九五三年七月虚云老和尚自匡庐登山瞻礼祖庭，目睹大好云居废坠至此，遂发愿与复，重建梵刹，备历艰辛，建禅堂，树百丈旧规，由是禅风再振，衲子云臻，住众千余指，中外信徒仰慕来山者络绎不绝。

　　“文化大革命”浩劫，真如禅寺再遭厄难，佛像经典毁坏殆尽，住僧遣散下山插队农村，仅留四僧再山为工作之便，寺宇改住俗人。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被遣僧众逐渐归寺，重过宗教生活。在政府拨款与海内外法师、信徒鼎力相助下，经历数年艰辛，寺宇再现新姿，规模倍甚于前。

　　斯山原系禅宗曹洞宗道场，一切规矩法则与金山、高旻大致相同，“文革”劫难后，原先之禅门整套仪规逐渐衰落遗忘，使好心来此参学者无从依止，海内外仰慕钦风辈有失雅望。

　　予自一九五六年来山，一住四十余载，“文革”恢复后，众举继主法席以来，于先辈旧规留心搜集，然苦于无完整蓝本，无从考研，因虑法门秋晚，惟恐后之来哲行止无依，特用金山、高旻规约为蓝本，结合本寺原行仪规加以汇集，其中或取或舍，均因时因地制宜，使后学有章可循，调治三业有以俾益云耳！[[16]]

　　我们从现有的《云居仪规》中确实看到古意幽然，仪规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规约”，共有禅堂规约、共住规约、客堂规约、云水堂规约、衣钵寮规约、库房规约、大寮规约、浴室规约、关房规约、山寮塔院规约、教习学生规约、真如禅寺万年簿记、戒堂规约、爱道堂共住规约、藏经楼与阅览室规约。与古代规约相比，云居规约有其继承性，也有其创新性，这主要体现于时代性，如阅览室的规约就是其典型。

　　下卷则是“仪规”，内容较为庞杂，有“班首日行仪规”等38项，事无巨细，多有规范，如“禅堂用小扇子仪规”，让我们感受到丛林中在在处处皆是规范所在。此外还有四季佛事仪规，真正是“四季分明”，规约时时不同。另外还有其他规约，比如“封龛仪规”、“起龛仪规”、“荼毗仪规”、“入塔仪规”、“估唱仪规”、“放生仪规”、“迎宾仪规”以及开光、奠基等仪规。

　　以云居山“禅堂规约”为例来体会规约之细密：

　　每年七月期头，大进堂人数稍多，要齐集韦驮殿学习进堂，演练规矩。如和尚教规矩，即云：“今天演习禅定日行规矩，此一堂佛事大非等闲，何以开万圣之圆乘，阐佛祖之慧命，弘宗门之大范，选学者之佛因。然老参师父或诸方住过丛林之大众，虽大同小异。初发心之人，要加倍留心，眼晴要看好，耳朵要听好。老住的人可在位上坐，新进堂的人，一齐站在佛前来。”和尚言毕，即教规矩。

　　所教如下：

　　第一散香演习，请交、敲、卓散香之规矩；

　　第二散香演习，散杯、倒茶、收杯。

　　第三散香演习，吃包子。

　　第四加香后散香事。

　　第五巡香演习，请香板、下香板、巡香大小规矩、散杯子数、倒茶、收杯子、卓香板、交香板。

　　第六吃茶事。

　　第七加香后同巡香装香事，又巡香四种香板：冲盹打呼、前冲后仰、东歪西斜、靠壁扒位。

　　第八铺卷棕垫蒲团。

　　第九演习衣、袍、具之搭抽及使用时机。

　　第十演练盘腿方法。

　　第十一位子上下。

　　第十二广单上下。

　　第十三演习帘子之推放。

　　第十四演习架房规矩。

　　这些规矩是禅者必修的仪规。

　　禅门的规矩是为了奋迅而设，因此有“禅七”，克期取证之禅修。禅七，通常以七天为单位，可连续七个星期，长达四十九天。禅七中只能在吃饭、大小解，离开禅堂，余此都在禅堂内跑香、坐禅。打七期间不上早晚殿，早晚殿由悦众师父诵持。

　　当今中国佛教迎来了大好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自身建设的严峻挑战，中国佛教针对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各种腐朽堕落思想的泛滥，明确提出新时期佛教界要“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号召各级佛协组织、各个寺院都要大力加强佛教教制的基础建设，纯洁僧伽队伍，正本清源，研究制定相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兴利除弊，以保证佛教事业健康发展。可以说制度建设是当代中国佛教的根本命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僧制史研究”课题主持人。)

　　[1] 《景德传灯录》卷6，《百丈怀海传附禅门规式》。《大正藏》51册，页250—251。

　　[2] 《景德传灯录》卷6，《百丈怀海传附禅门规式》。《大正藏》51册，页251。

　　[3] 《宋高僧传》卷10《百丈怀海传》，《大正藏》50册，页770。

　　[4] 《宋高僧传》卷10《百丈怀海传》，《大正藏》50册，页771。

　　[5] 《宋高僧传》卷10《百丈怀海传》，《大正藏》50册，页771。

　　[6] 《碧岩文选》之《历代僧制泛论》，南洋佛学书局，1977年。

　　[7] 《续高僧传》卷20，《大正藏》50册，页596。

　　[8] 《续高僧传》卷20，《大正藏》51册，页597。

　　[9] 《释门正统》卷四。

　　[10] 《云栖法汇·竹窗三笔》。

　　[11] 《弘一大师全集》册1，福建人民出版社，252页。

　　[12] 《律学大纲导言》，收入《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8册，241页。

　　[13] 《律制生活》，102页，东初出版社，1995年。

　　[14] 《太虚集》，414页，黄夏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15]圣严《戒律与人间净土的建立》，收入《人间净土与现代社会》，43页。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8年12月。

　　[16] 一诚《云居仪规·序》。

《从百丈清规到云居仪规——佛教本土化的另一路径(温金玉)》全文阅读结束。